2026年 · 第20卷第04期

有充分的研究证据表明，直接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可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然而，吸烟产生的烟雾和残留物并不会在吸烟结束后迅速消散，部分有害物质可在环境里的多种介质中长期存在，并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反复进入身体，形成持续、低强度但时间跨度较长的健康危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烟霾”这一新理念，用以概括烟草制品燃烧或使用后产生的烟雾及其残留在生活环境中的持续存在状态。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烟霾”理念提出的背景与内涵，归纳“烟霾”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将“烟霾”纳入控烟与健康维护工作的现实意义与路径。通过引入“烟霾”这一理念，有助于突破仅从个体吸烟的角度理解吸烟危害的局限性，深化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也为制定更有效的控烟策略和健康管理措施提供全新的视角。

目的 系统评估2010年1月—2025年5月我国控烟政策工具的应用特征、组合模式及存在问题，探讨全国控烟立法的优化路径。 方法 本研究属于政策文献量化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由2名研究人员按照相同关键词独立检索并筛选2010年1月至2025年5月国家层面发布的控烟相关政策文件，最终纳入48份有效文件。基于政策工具（X维度）和控烟核心领域（Y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对政策文本单元进行编码与量化分析。编码工作经Kappa一致性检验确保信度，结果显示一致性良好。 结果 共纳入政策文本单元243条。X维度分析显示，我国控烟政策以需求型工具为主（41.15%），侧重于宣传教育与社会动员；环境型工具次之（33.34%），主要体现为场所禁令；供给型工具占比最低（25.52%），主要集中于监测体系与戒烟服务。二维交叉分析显示，政策工具与应用领域存在结构性失衡；供给型工具完全集中于“医疗支持与体系建设”领域；“市场规制与生产控制”领域政策力度最弱，仅占11.93%。 结论 我国控烟政策工具结构尚待优化，存在重宣传轻法治、重末端管理轻源头控制的倾向，且供给型工具在非医疗领域覆盖面明显不足。

目的 调查高等职业医学院学生控烟知识-态度-行为（知信行）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2025年6—7月，对北京市某高等职业医学院某学系519名成年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吸烟相关行为及控烟量表三部分。控烟量表包括知信行三个维度，每道题得分标准化为0~1分，单个维度的得分由对应维度所有题目求平均值计算得出。共发放问卷519份，收回498份，其中有效问卷459份（92.17%）。以知信行三个维度得分为因变量，性别分层，吸烟状态、家庭吸烟规定等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不同维度得分的影响因素。 结果 高等职业医学院学生控烟知信行得分呈现“态度（0.668）>知识（0.567）>行为（0.346）”的失衡特征。女性知识与态度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而行为得分显著低于男性（知识0.592比0.513，态度0.695比0.609，行为0.333比0.376，均P<0.05）。男性吸烟者呈现“知信分离”：吸烟、已戒烟者知识得分高于不吸烟者（β=0.178，P<0.05），态度得分更低（β=-0.249，P<0.05）。家庭严格禁烟规定者行为得分更高（0.384比0.310，P<0.01），父母至少一方吸烟的学生行为表现优于双方不吸烟者（0.352比0.338，P<0.05）。 结论 高等职业医学院学生控烟知信行失衡严重，行为转化不足，性别、吸烟状态及家庭环境是关键影响因素，需针对性构建干预策略和措施。

目的 了解北京市3~6岁幼儿家庭烟草烟雾暴露现状，并分析其与家长报告幼儿患呼吸系统疾病之间的关联。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2023年5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北京市4个区20所幼儿园60个班级3~6岁幼儿的家长开展现场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有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吸烟情况，幼儿家庭烟草烟雾暴露现状以及幼儿过去3个月被诊断为呼吸系统疾病的情况等。收集问卷1 954份，其中有效问卷1 839份（94.11%）。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家庭烟草烟雾暴露与家长报告幼儿患呼吸系统疾病情况之间的关联。 结果 过去3个月，幼儿家庭烟草烟雾暴露率为41.16%，其中52.44%暴露于二手烟，47.56%仅暴露于三手烟。28.93%的家长报告过去3个月幼儿曾被诊断为呼吸系统疾病（除外新型冠状病毒病），郊区幼儿呼吸系统疾病自报率为31.64%，高于城区（χ 2=6.34，P=0.012）。过去3个月家庭烟草烟雾暴露组幼儿被报告诊断呼吸系统疾病的比例为32.10%，高于非暴露组的幼儿（26.71%）（χ 2=6.30，P=0.01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郊区、是独生子女的幼儿过去3个月自报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可能性更高；与家庭成员均不吸烟且无人在家吸烟的幼儿相比，过去3个月暴露于二手烟的幼儿被诊断为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是其1.32倍，家中吸烟者未当面吸烟但与其有亲密接触的幼儿被诊断为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是其1.50倍。 结论 北京市3~6岁幼儿家庭烟草烟雾暴露情况普遍存在，烟草烟雾暴露与家长自报幼儿被诊断为呼吸系统疾病的情况之间存在关联。

目的 探讨吸烟对老年男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骨矿密度的影响。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纳入2020年1月至2025年9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初诊NSCLC老年男性患者70例，按吸烟指数分为非吸烟组（23例）、低吸烟组（23例）、高吸烟组（24例）。通过胸部CT测量T4、T7、T10和T12椎体中部轴向亨氏单位（HU）值评估骨矿密度。采用秩和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差异，并对47例吸烟患者的胸椎HU值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非吸烟组、低吸烟组和高吸烟组T7 HU值分别为（236.58±49.30）、（234.24±54.02）和（200.32±55.29），总平均HU值分别为（220.32±33.18）、（225.86±51.35）和（196.54±34.83），高吸烟组T7 HU值和总平均HU值均显著低于非吸烟组和低吸烟组（均P<0.05）；三组T4 HU值、T10 HU值和T12 HU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对47例吸烟患者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指数是T7 HU值的影响因素（F=8.009，P=0.001），吸烟指数、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总平均HU值的影响因素（F=8.439，P=0.001）。 结论 高吸烟量与老年男性NSCLC患者胸椎HU值降低显著相关，提示吸烟可能对此类人群的骨密度有负面影响。

目的 评估2015年《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10年的综合经济效应。 方法 本研究为面板数据研究。基于2010、2012、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覆盖805个城市，56 015个观测值的面板数据，运用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条例》实施对居民吸烟率及吸烟人群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健康增强型宏观经济模型，对《条例》在2015—2025年的经济效应进行测算。 结果 《条例》在2015—2025年累计降低了北京市3.3%的吸烟率，产生约1 179.18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益，约占同期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0.22%。其中，吸烟率下降所产生的经济收益约为863.1亿元人民币；吸烟人群由于吸烟量减少所节省的医疗保健支出约为316.08亿元人民币。 结论 《条例》的实施通过降低吸烟率和节省吸烟人群医疗保健支出，在2015—2025年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应。

目的 对浙江省2024年254家戒烟门诊的服务能力现状进行评价和分析。 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于2025年1月对浙江省2024年以前设立且2024年全年正常接诊的全部254家戒烟门诊（其中一、二、三级医院分别有21、114、119家）进行问卷调查。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编制的戒烟门诊评估问卷，评估内容包括机构、环境、过程、结果4个方面的基础指标（满分70分）和发展指标（满分30分）。计算各项评估指标得分均值占该项满分的百分比（得分率）和总体达标率（基础指标得分>50分，且总分>60分为达标）。 结果 254家戒烟门诊总体平均得分为（61.76±15.09）分，得分率为61.76%；基础指标平均得分为（51.14±10.89）分，得分率为73.06%；发展指标平均得分为（10.61±5.14）分，得分率为35.37%；共计达标163家（64.17%）。其中，一二三级医院戒烟门诊平均得分分别为（59.10±14.26）、（59.51±15.78）、（64.38±14.22）分，得分率分别为59.10%、59.51%、64.38%，达标率分别为66.66%、61.40%、66.39%。基础指标中，浙江省医院戒烟门诊制订戒烟门诊年度预算为68.11%，配备一氧化碳检测设备的比例为42.91%，提供戒烟药物的比例为53.94%，其中三级医院提供药物比例（63.87%）高于一级（33.33%）和二级医院（47.37%）（P<0.001）。40.94%的戒烟门诊每周开诊≥2次，其中三级医院比例最低（36.97%），32.28%的戒烟门诊每年就诊50~70例，36.61%的戒烟门诊每年转诊<5例。26.77%的戒烟门诊随访1个月戒烟者戒烟率≥20%，三级医院（32.77%）高于二级（21.93%）和一级医院（19.05%）（P=0.007）。发展指标中，37.01%的戒烟门诊随访6个月吸烟者戒烟率为“未开展或0~4%”，医院戒烟门诊开展戒烟科研项目和发表控烟论文的比例分别为8.27%和5.51%，三级医院科研项目及科研论文的比例（12.61%、10.92%）高于二级（4.39%、0.88%）和一级医院（4.76%、0）（P=0.013、P<0.001）。 结论 浙江省戒烟门诊服务能力整体处于中等水平，目前存在制度保障不足、硬件配备和药物可及性偏低、服务利用不足、科研能力薄弱和宣传效果不佳等问题。

目的 构建体检人群体质健康质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方法 横断面研究，连续选取2006—2020年北京市体检中心128 633例次≥60岁老年人的体检数据，包括体格检查、生化指标、影像检查。基于科学性、可获得性、可比性原则及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体检人群体质健康质量指数，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指标维度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并基于该指数体系对北京市老年体检人群体质健康质量各维度进行初步评价，通过计算5个维度的得分并合成总指数得分，反映北京地区老年体检人群的体质健康水平。 结果 构建了1个基于身体形态与基本功能、日常活动适应能力、心脑血管及内分泌功能、肝肾功能、免疫状态5个维度进行测量的体检人群体质健康质量指数。灰色关联分析显示，德尔菲法筛选的各维度测度指标的关联系数均>0.3，关联性较好，可以较好地衡量北京市老年体检人群各维度的身体健康状况。纳入分析的128 633例次≥60岁体检人群中，男性73 242例次，女性55 391例次，年龄（68.05±6.74）岁。15年间，体检人群体质健康质量指数较为稳定（73~75分），各年度身体形态与机能、肝肾功能、免疫状态得分均较高，心脑血管功能及内分泌系统得分居中，生活适应能力普遍得分较低（27~37分），但呈上升趋势。各年份老年男性体质健康质量指数得分均高于老年女性，但差距在缩小。 结论 体检人群体质健康质量指数体系能从不同维度反映体检人群体质健康水平，对老年人群的体质健康状况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对明确老年健康改进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目的 探讨基于组轨迹模型（GBTM）的老年人群抑郁症状变化轨迹与心血管疾病（CVD）发病风险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队列研究，采用多阶段按比例分层抽样方法，选取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3 069例≥60岁调查对象，收集其2011年基线调查数据和2013、2015、2018年随访数据中一般资料、体格检查、抑郁症状评分和CVD事件，其中抑郁症状采用10条目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SED-10）评价。采用GBTM构建2011—2015年抑郁症状变化轨迹，并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抑郁症状轨迹组与新发CVD之间的关系。 结果 根据抑郁症状变化轨迹，将3 069例老年人群分为持续低抑郁症状组（2 024例）、抑郁症状降低组（477例）、抑郁症状升高组（390例）和持续高抑郁症状组（178例），2016—2018年随访期间新发CVD 543例（17.69%），其中心脏病和卒中分别为382例（12.45%）和205例（6.68%）。Cox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抑郁症状降低组（HR=1.35，95%CI：1.02~1.78）、抑郁症状升高组（HR=1.95，95%CI：1.48~2.57）和持续高抑郁症状组（HR=2.05，95%CI：1.39~3.01）CVD发病风险均高于持续低抑郁症状组（均P<0.05）。其中，抑郁症状降低组心脏病（HR=1.47，95%CI：1.07~2.02）发病风险高于持续低抑郁症状组（P<0.05）；抑郁症状升高组和持续高抑郁症状组心脏病（HR=1.61、2.22，95%CI：1.16~2.24、1.43~3.44）和卒中（HR=2.67、2.45，95%CI：1.82~3.92、1.42~4.20）发病风险均高于持续低抑郁症状组（均P<0.05）。 结论 老年人群抑郁症状变化轨迹与CVD事件发生密切相关，与持续低抑郁症状相比，抑郁症状降低、抑郁症状升高和持续高抑郁症状发生CVD事件的风险均较高。

目的 分析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肺功能检查服务量的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2024年9—11月，对2023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参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的819家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将人力、培训、设备等变量降维为4个公因子，再以多元线性回归量化各因子对肺功能检查服务量的独立影响。 结果 2023年，我国819家基层医疗机构中517家（63.13%）肺功能检查人次低于100人次。人力资源与核心服务体量因子（r=0.255）、常规培训与操作人力因子（r=0.174）、专业培训与资质深度（r=0.066）、肺功能仪配备数量（r=0.097）、是否开展6 min步行试验（r=0.148）均与肺功能检查服务量呈正相关（均P<0.05）。 结论 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肺功能检查服务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力资源与核心服务体量、常规培训与操作人力、专业培训与资质深度、肺功能仪配备数量及6 min步行试验开展情况。

目的 探讨脂质蓄积指数（LAP）与糖尿病患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取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体检中心的13 693例受检者纳入研究，接受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根据LAP四分位数将受检者分为Q1组（LAP≤14.43）、Q2组（LAP：14.44~29.27）、Q3组（LAP：29.28~54.55）、Q4组（LAP≥54.56）。应用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脂质蓄积指数对糖尿病患病风险的相关性。 结果 各组空腹血糖平均水平随着LAP组别的升高而增高（均P<0.001）。当控制年龄、性别、吸烟、喝酒、运动、血压、血脂等混杂因素后，Q4组男性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Q1组的4.86倍（95%CI：3.67~6.42，P<0.001）；女性Q4组糖尿病患病风险是Q1组的10.93倍（95%CI：8.77~13.63，P<0.001）。LAP预测糖尿病患病风险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65和0.78）大于体重指数（0.60和0.71）和腰围（0.63和0.74）。 结论 LAP升高与糖尿病患病风险呈正相关，在女性人群中表现尤其明显。

目的 分析我国高龄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取2020年公开发布的第8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8 124例高龄老年人，以自评健康报告（SRH）为健康状况测量指标，采用χ2检验分析高龄老年人在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4个维度的健康状况的分布特征，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高龄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果 我国高龄老年人健康状况良好率是46.57%（3 783/8 124），不同健康状况的高龄老年人在性别、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体重指数（BMI）、吸烟状况、饮酒状况、规律锻炼情况、社交状态、年收入10个因素分布均存在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规律锻炼（OR=1.726，95%CI：1.546~1.926）、参与社交（OR=1.299，95%CI：1.270~1.550）均是高龄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保护因素（均P<0.05）。BMI<18.5 kg/m2（OR=0.739，95%CI：0.660~0.826）、已戒烟（OR=0.738，95%CI：0.621~0.878）和从未吸烟（OR=0.849，95%CI：0.730~0.988），已戒酒（OR=0.632，95%CI：0.525~0.762）和从未饮酒（OR=0.702，95%CI：0.607~0.812）均是高龄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危险因素（均P<0.05）。 结论 我国高龄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好，年龄、婚姻状况、BMI、吸烟状况、饮酒状况、规律锻炼情况、社交状态、年收入是我国高龄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护士人群胰岛素抵抗（IR）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发病风险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双向队列研究，以2021年在武汉市同济医院完成体检的3 792例护士人群数据作为基线资料，将其中参加随访并符合纳入标准的2 689例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各IR指标［甘油三酯葡萄糖乘积指数（TyG）、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指数（TG/HDL-C）、甘油三酯葡萄糖-体重指数（TyG-BMI）、胰岛素抵抗代谢指数（METS-IR）］与NAFLD发病风险的关联。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来评估各 IR指标对护士人群NAFLD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 结果 研究对象共随访7 763.74例年，随访（2.89±0.27）年，新发NAFLD病例172例，总人群发病密度为22.15/1 000例年。在调整了各混杂因素后，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显示，以TyG、TG/HDL-C、TyG-BMI、METS-IR的Q1组为参照，Q3组NAFLD发病风险均明显增加，HR值（95%CI）分别为3.02（1.97~4.63）、3.33（2.15~5.17）、22.60（9.85~51.84）、19.58（9.03~42.44），其中TyG-BMI和METS-IR的增加最为显著。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显示：TyG、TG/HDL-C、TyG-BMI、METS-IR对预测护士群体发生NAFLD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8、0.69、0.81、0.81。 结论 护士人群各IR指标与NAFLD的发病风险呈正相关。

资阳市中心医院以提高儿童健康管理水平为目标，依托三级综合医院儿童健康管理资源，借鉴临床诊疗中的多学科诊疗（MDT）模式，组建多学科儿童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团队。以医院和学校作为服务基地，全面开展儿童健康体检、健康科普以及健康追踪随访等一系列服务。项目实施期间，医院为9万余名儿童进行健康体检，干预儿童存在的龋齿、耵聍栓塞和近视等健康问题4万人次，为家庭节省体检费用约400万元。通过多元健康科普，家长和教师的健康素养能力显著提升。此外，医院儿童亚专业门诊0~18岁人员就诊量较前增长142%。资阳市中心医院充分发挥儿童健康管理专业人才集聚的优势，组建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团队，以学校和医院为基地开展主动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这一实践为地市级医院开展主动健康管理服务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参考。

我国在妇幼健康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现阶段正处于人口政策调整的历史转折期，育龄女性群体备受关注，是进行健康管理先行先试的适宜人群。首先需要在观念上进行调整，同时对各阶段健康相关的关键需求和主要任务有清晰的认识。健康管理和医疗照护有很大不同，疾病管理（医疗照护）只是健康管理的小部分，健康管理不可能只局限在医院和医疗场景中，因此，需要拓展与服务人群的接触面。社区卫生保健的大力发展迫在眉睫，可带动服务场所的拓展，以场景需求为导向开拓健康管理的服务内容。近年来，医务人员在科普和健康教育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对健康管理和健康促进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整个卫生服务队伍均需学习和充实健康管理相关知识和技能。同时需要向纵深发展，以此人群的需求为导向，促进健康管理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