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45卷第03期

外科肺活检由于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对弥漫性实质性肺疾病（DPLD）诊治具有重要价值，被多数指南推荐为确诊的主要手段。然而，随着新的无创或微创等手段在DPLD诊治中的运用，SLB在DPLD诊断中的地位和应用价值需要再评估。

30年来，我国的弥漫性间质性肺疾病（DPLD）的诊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疾病的认识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疾病结合临床、实验室检查及典型HRCT得以诊断。同时，多学科讨论诊断模式开展，提高了诊断率，外科肺活检数量呈下降趋势。一些DPLD疾病仍然需要肺活检，不同疾病要求肺活检方式不同，一些有特征性病理特点的疾病可以经小活检标本诊断，临床影像不典型及复杂疾病仍然需要外科肺活检。冷冻肺活检比传统经支气管镜肺活检有更高诊断率。我国总体DPLD肺活检偏低，非肿瘤专科呼吸病理发展相对滞后，临床仍然存在激素经验性治疗的现象，其诊断及规范治疗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努力。

美国胸科学会（ATS）和欧洲呼吸协会在2019年更新了肺量计检查标准化指南。我国目前应用的指南为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CTS）发布的肺量计检查指南，以及CTS和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联合发布的肺功能检查报告规范。本文对比并重点解读了不同版本国内外指南主要内容的异同点。国外指南新增检查适应证，禁忌证设置基于患者病理生理角度，有别于国内指南按禁忌证强度划分；肺量计仪性能测试标准在国内外指南分别采用ATS 标准和ISO 26782∶2009标准测试；国外指南增加了对3 L定标筒的质控规定，并对操作者提出了培训、达标及能力维持要求，质量等级增加了U级，还新增了质控不合格警告，患者指导和标准化操作者评论等标准，这些在国内指南的建议中有些未详细解释。国内指南强调的用力吸气相指标及小气道指标在国外指南中无明确要求。相比而言，国外较国内指南在采用指标的要求更严，原因解释更详细，优秀部分值得我国指南的更新版借鉴，但结合我国国情的肺量计指标需予保留和推广。

目的 观察经外科肺活检诊断弥漫性实质性肺疾病（DPLD）的疾病谱变迁并探讨外科肺活检在DPLD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1993年1月至2020年12月28年间连续455例接受外科肺活检的DPLD病例资料，其中男211例，女244例，接受活检时年龄（45±14）岁。按照1993—2002、2003—2012、2013—2020年分为3个时间段进行疾病谱比较。 结果 411例（411/455，90.3%）经病理形态学明确诊断，441例（441/455，96.9%）经临床-影像-病理多学科讨论后确诊。术后30 d病死率为2.4%（11/455），术后3个月病死率为3.3%（15/455）。本组患者中间质性肺炎209例（209/455，45.9%），其中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105例，寻常性间质性肺炎33例；其他类型DPLD为166例（166/455，36.5%），其中过敏性肺炎49例；肿瘤39例（39/455，8.6%）；感染性疾病27例（27/455，5.9 %）。1993—2002、2003—2012、2013—2020年外科肺活检数量分别为76例（76/455，16.7%）、297例（297/455，65.3%）和82例（82/455，18%）。在上述3个时间段内，间质性肺炎占DPLD的比例分别为68.4%、45.1%和28.0%，其他类型DPLD为22.4%、39.4%和39.0%，肿瘤为2.6%、7.4%和18.3%，感染为5.3%、5.1%和9.8%。 结论 DPLD外科肺活检疾病谱随时间的变化反映了临床医生对DPLD和间质性肺炎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以及诊治策略的变化。对于某些疑难的、诊断困难、治疗方向不明的DPLD，外科肺活检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 探索多学科会诊（MDT）综合管理模式在早期肺癌诊疗中的应用，分析其临床价值以及推广的可行性和意义。 方法 回顾性纳入西京医院2018年1月8日至2019年12月31日经MDT后进行手术的470例患者，其中男172例，女298例，年龄23~79（54.46±11.08）岁。分析基本诊疗信息以及术后病理，其中MDT建议手术441例，主观要求手术29例。比较患者一般情况、术前诊断以及病理结果，总结MDT综合管理模式的具体内容及相关技术运用。同时结合当下国内肺癌发病现状探究MDT综合管理模式在早期肺癌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470例手术患者中，男性以实性结节居多（69/172，40.1%），女性以磨玻璃结节居多（135/298，45.3%），结节分布总体呈现上叶（277/470）多于下叶（161/470）、右肺（276/470）多于左肺（194/470）的趋势。MDT推荐手术的441例患者中98.11%的男性（156/159）和97.87%的女性（276/282）术后病理提示恶性，腺癌为主要病理类型（男146/156例，93.59%；女269/276例，97.46%）。恶性病理结果中以原位癌（男66/156例，42.31%；女130/276例，47.10%）及Ⅰ期肺癌（男79/156例，50.64%；女131/276例，47.46%）居多。推荐手术的患者中1.89%的男性（3/159）和2.13%的女性（6/282）术后病理提示良性，其中以肺结核和真菌感染为主（各性别均为66.67%，男2/3例；女4/6例）。主观手术的29患者术后病理也以结核与真菌感染为主要类型（男9/13例，69.23%；女11/16例，68.75%）。MDT综合管理模式中充分联合运用多种辅助诊断技术，同时结合多学科参与的经验优势，弥补了单科诊断的局限性，总体诊断符合率可达98.09%，一致性强（Kappa>0.81），其阳性预测值（PPV）为97.96%，阴性预测值（NPV）为100%，患者诊疗周期均值为24.28~26.51 d。 结论 MDT综合管理模式符合共识要求，其在诊断效能和诊疗周期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对于早期肺癌的诊治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但在早期肺癌的诊疗中应将结核与真菌的感染应作为重要鉴别诊断项目。

目的 提高对原发性肺动脉肉瘤的CT影像特征的认识及其与慢性肺动脉血栓栓塞的鉴别能力。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09年8月至2019年7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经手术后病理确诊的原发性肺动脉肉瘤（PAS组）和累及中央肺动脉的慢性肺动脉血栓栓塞（CPTE组）的患者资料。PAS组13例，其中男10例，女3例，年龄（45.4±15.5）岁；CPTE组19例，男14例，女5例，年龄（38.6±14.1）岁，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和CT肺动脉造影结果，总结二者的鉴别诊断要点。 结果 两组间性别和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PTE组下肢深静脉血栓（7/19）明显多于PAS组（0/13，P=0.025），且该组N-末端利钠肽前体水平［674.50（261.70~1 977.70）］高于PAS组［66.00（28.10~505.50），P=0.001］。CT肺动脉造影中，PAS组多累及主肺动脉（11/13），病变近端与肺动脉管壁多呈锐角（11/13）；高于CPTE组（5/13，P=0.003；2/13，P<0.001）。PAS组主肺动脉及左右肺动脉干的膨胀指数为1.19±0.17，叶段肺动脉膨胀改变（10例）明显高于CPTE组（0.99±0.19，P=0.006；2例，P<0.001），右心室横径/左心室横径（RVd/LVd）、肺动脉直径/主动脉直径比值（PAd/AOd）明显低于CPTE组（0.97±0.19 和1.23±0.35，P=0.020；0.98±0.25 和1.15±0.20，P=0.039）。 结论 CT肺动脉造影中，肺动脉腔内充盈缺损累及主肺动脉且呈膨胀性生长，高度提示肺动脉肉瘤；下肢深静脉血栓病史对慢性肺栓塞的诊断有提示作用。

目的 提高对支气管扩张症（简称支扩）合并诺卡菌感染的认识。 方法 收集2016年3月至2020年3月国内9家三级综合医院支扩合并肺诺卡菌病患者的临床、影像和病原学等资料，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文献复习。 结果 共收集支扩合并肺诺卡菌病患者资料17例，其中女性12例，男性5例，患者年龄45~79岁，平均（63±9）岁。不吸烟者15例，吸烟者2例。所有患者均为慢性病程，临床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咯血、发热、呼吸困难等症状，影像表现为双肺支气管扩张，以左下肺、左舌叶和右中叶最常累及。痰培养阳性10例，BALF培养阳性6例，宏基因组二代基因测序（mNGS）阳性4例，其中盖尔森基兴诺卡菌2例、脓肿诺卡菌2例、星形诺卡菌2例、墨西哥诺卡菌1例、豚鼠耳炎诺卡菌1例、未确定类型诺卡菌属9例。合并肺炎克雷伯菌3例，铜绿假单胞菌2例，曲霉2例，非结核分枝杆菌1例，流感嗜血杆菌1例。所有患者经抗诺卡菌等治疗后症状好转，影像学改善。 结论 支扩合并肺诺卡菌病多见于不吸烟的中老年女性，临床常表现为慢性病程，支扩常累及左肺下叶、右肺中叶及左肺舌叶等肺叶。诺卡菌感染可能是支扩发生和发展的病因之一。

目的 分析儿童气管支气管结核（tracheobronchial tuberculosis，TBTB）的临床特点、支气管镜下分型及治疗效果，为儿童TBTB的早期诊断、准确分型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9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入院并进行了支气管镜检查的TBTB患儿的基本资料、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支气管镜下特点、介入治疗效果。对研究结果使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描述与分析。 结果 252例TBTB患儿的中位年龄为1.7（0.8，5.2）岁。在TBTB的分型中，淋巴结瘘型TBTB患儿占96.4%（243/252）、溃疡坏死型1.2%（3/252）、肉芽增殖型0.4%（1/252）、瘢痕狭窄型0.8%（2/252），此外，1.2%（3/252）的TBTB患儿支气管镜下表现与淋巴结瘘型相同，但影像学上无法明确管腔内干酪样物质是淋巴结破溃所致，不除外干酪性肺炎相关的肺-支气管瘘可能，故提出“支气管瘘型”。 结论 淋巴结瘘型是儿童最常见的TBTB类型，介入治疗效果显著，但此分型若要明确瘘口来自纵隔或肺门淋巴结，需要依赖影像学证据，临床中可能存在分型不明确的情况。

实体器官移植后发生淋巴瘤属于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TLD）的一种。本文报道1例双肺移植后10个月余、以间断发热为首要表现的EB病毒阴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同时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给予利妥昔单抗联合依托泊苷化疗后，实现完全缓解。

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9月在我科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的咯血量>100 ml/24 h的中、大量咯血的107例患者（排除肿瘤性咯血）。107例患者支气管动脉栓塞显效率84.1%（90/107），总有效率90.7%（97/107）。根据栓塞前完善CT血管造影（CTA）检查情况、有无气管镜检查，分为联合组68例（有气管镜及CTA）和单CTA组39例，联合组的责任血管定位率高于单CT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7.1%（66/68）比84.6%（33/39），P=0.019］。联合组的栓塞显效率高于单CT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9.7%（61/68）比74.4%（29/39），P=0.037］；总有效率高于单CTA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4.1%（64/68）比84.6%（33/39），P=0.104］。对于良性病变大咯血患者，支气管动脉栓塞术前提倡完善术前气管镜检查，可提高介入栓塞疗效，对临床有一定应用价值。

IgG4相关性疾病是一种免疫介导的慢性炎症伴纤维化疾病，多种疾病或感染可出现类似的临床表现和血清IgG4浓度升高，导致误诊或漏诊。本文报道1例以肺内病变伴胸腔积液起病，之后发现合并纹带棒状杆菌肺部感染的IgG4 相关性疾病病例。

妊娠期鹦鹉热是一种严重、罕见的疾病，延误诊断会导致严重后果。本文报道1例妊娠期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表现为发热、干咳、头痛、气促等症状，及时行剖宫产娩出一健康女婴，采用二代测序诊断为鹦鹉热衣原体肺炎，使用多西环素治疗后好转出院。

本文通过报道 1例表现为难治性胸腔积液的肺吸虫性胸膜炎病例，简述内科胸腔镜在该病的诊疗中的作用，着重展示了该病的内科胸腔镜表现，并通过回顾与分析相关文献，总结了该病的胸腔镜下特点，为该病的早期诊断提供参考。

慢性血栓性肺动脉高压（CTEPH）是一种罕见的进行性肺血管疾病肺动脉高压（PH），在目前PH分类中被归为四型。其诊断依靠右心导管检查测定的肺动脉平均压≥25 mmHg（1 mmHg=0.133 kPa），肺动脉楔压≤15 mmHg，伴有与通气显像不匹配的呈肺段分布的灌注缺损，并已经规律抗凝治疗至少 3个月。CTEPH发病率较低，为每年每百万人口4例。虽然近年对CTEPH的研究深入、临床诊断意识的加强和肺动脉内膜剥脱术，球囊肺血管成形术等治疗方法的出现，CTEPH 患者的预后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CTEPH发病机制不清楚，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方法成为限制临床诊疗水平提高的瓶颈。本文将对目前CTEPH发病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增加对CTPTH疾病的认识。

为加速全球结核病预防性治疗扩展，世界卫生组织于2021年6月发布了全球结核病防治2.0版行动计划，要求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积极行动，加大投资力度，扩大结核病筛查范围和发现力度，积极推进结核病预防性治疗，确保实现2018年联合国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承诺的目标。为此，笔者结合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需要，系统梳理了开展结核病预防性治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核病预防性治疗现状和进展，并结合全球结核病防治行动计划提出我国结核病防治的对策和建议。

肺动脉高压是指由多种临床原因引起的肺动脉压力异常升高的病理生理状态，然而其发病机制还不完全清楚。肺血管结构细胞（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及成纤维细胞等）和免疫细胞（巨噬细胞等）中发生的代谢重编程被认为是肺动脉高压发病过程中的重要机制，后者介导了肺血管重塑并导致肺动脉高压。已有许多研究发现了肺动脉高压中复杂的代谢重编程现象，并基于代谢通路靶点进行药物干预。本文将对代谢重编程在肺动脉高压中的作用研究进行综述。

肺癌（LC）的发病率近些年逐渐上升，与间质性肺疾病（ILD）尤其是特发性肺纤维化（IPF）密切相关。氧化应激是肺恶性肿瘤以及肺间质病的共同病理生理因素之一，近年来，关于抗氧化剂应用于LC-ILD患者的疗效一直倍受学界关注，本文对氧化应激在肺癌和肺间质病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汇总，探讨抗氧化剂应用于LC-ILD治疗的潜在价值及可能的矛盾性，以期探索该类患者的治疗方案，并为后续研究方向提供部分理论依据。

近年来随着氧化应激机制研究的进展，氧化应激促进肺癌和肺间质病发生发展的机制被部分阐明，抗氧化剂已成为肺癌的临床常用药物。但对于合并存在间质性肺疾病的患者，抗氧化剂的使用也保护了一些与肺癌扩散和间质性肺疾病加重有关的基因和蛋白，对于这样一组特殊的且已存在明显氧化应激的患者，如何权衡抗氧化剂使用的利弊，是临床面临的挑战。

肾细胞癌支气管内转移临床上相对少见，我科确诊肾细胞癌支气管转移1例，影像学以指套征为主要表现。该患者中年男性，以咳嗽、咳痰为主要表现，胸部CT示右上肺上叶前段支气管内高密度影，呈指套征。气管镜示右肺上叶前段开口干酪样坏死物质填充，反复经局部冷冻治疗后症状好转，但持续存在右上肺指套征。后患者咳出烂肉样组织，病理提示转移性癌，来源于肾透明细胞性肾细胞癌。

急性肺栓塞（APE）发病率逐年上升，但缺乏临床特异性症状及体征。一旦确诊APE，对患者进行早期危险分层并采取对应的治疗措施，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预后。本文就目前常用的几种APE危险分层评估工具进行综述，为临床诊疗与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理论依据和思路。

我国轻度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患者众多，疾病负担重，临床上存在诊断率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差和自我管理不够等问题。过度使用短效β2受体激动剂（SABA）会增加哮喘急性发作和死亡的风险，而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联合长效β2受体激动剂（LABA）治疗方案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本文就轻度哮喘的临床诊疗现状以及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轻度哮喘的重视，积极采取规范化的诊治方案，降低疾病负担，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背景与目的 为明确COVID-19感染是否影响间质性肺疾病（ILD）患者的预后，本研究比较了因COVID-19住院的患者中合并ILD和基线无ILD患者的转归（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合并症方面匹配）的差异。 方法 在欧洲多国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2020年3月1日至5月1日期间收住院的COVID-19 患者：合并ILD 的COVID-19 患者（ILD-COVID-19）来自三级ILD诊疗中心和二级医院，非ILD患者来自国际严重急性呼吸道和新兴感染联合会（ISARIC4C）。主要研究终点是生存与否；次要终点比较特发性肺纤维化（IPF）和非IPF-纤维化型ILD（非IPF-FILD）患者的生存差别，并进一步根据肺功能水平分层评价最影响生存的危险因素。 结果 （1）ILD-COVID-19组：共纳入临床资料完整的ILD患者349例，其中185例合并COVID-19，最后纳入有完整匹配特征的患者161 例；（2）非-ILD-COVID-19 组：ISARIC4C 数据库中COVID-19 患者47 165 例，按1∶2 纳入与ILD-COVID-19 患者匹配的患者322 例。总病死率：ILD-COVID-19 组为49%（79/161），非ILD-COVID-19组为35.4%（114/32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HR=1.6，95%CI：1.17~2.18）。影响ILD-COVID-19患者生存预后的因素：（1）FVC占预计值%<80% 的患者死亡风险高于FVC 占预计值%>80% 的患者（HR=1.72，95%CI：1.05~2.83，P=0.039）；（2）肥胖患者的死亡风险更高（HR=2.27，95%CI：1.39~3.71，P=0.001）。 结论 住院治疗的COVID-19患者中，基础合并ILD是导致死亡的危险因素，尤其是肺功能更差、肥胖的ILD患者；建议对死亡风险高的COVID-19患者加强防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