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58卷第01期

脑小血管病以损伤脑深部灰质、白质结构为特点，与卒中、认知能力下降、神经行为症状或功能障碍密切相关，并且起病隐匿，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容易被忽视。对脑小血管病的评价主要依赖MRI影像特征。随着MRI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高场强MRI技术的加持下，更多与脑小血管损伤相关的脑组织细微异常改变得以显示，结合近年广泛运用的人工智能，可以更全面地捕捉脑小血管病对大脑的影响。同时，脑小血管病影像学评估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快速、准确地利用影像学技术有效识别脑小血管病患者及其患病程度，在临床中发挥其相应作用，也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髋关节MRI在临床诊疗中应用广泛，能够评估髋关节骨质、关节软骨及周围软组织解剖细节，但当前髋关节MRI的适应证、技术流程及影像评价缺乏规范标准，制约了髋关节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为推动髋关节MRI在我国的规范化应用，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骨关节学组组织专家参阅文献并结合临床实践，经过反复讨论和修订达成髋关节MRI检查及诊断共识。

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是冠状动脉疾病诊断的首选影像检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CCTA数据进行图像重组、斑块评估和血管分析，是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临床机构提供了全新的影像后处理和诊断方式。影像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研发、验证确认、临床质控等活动均需要依托图像数据的高质量标注结果。为了规范CCTA的数据标注，本共识对CCTA的标注提出统一的共识和指导意见，从数据集适用范围和定义、数据要求、标注流程及标注规则等各个方面阐述专家组就该问题达成的共识，旨在帮助业内形成统一认知，提高CCTA数据的标注质量，推动相关数据集的建设，促进CCTA相关的人工智能研究规范化发展，提升冠状动脉疾病的诊疗水平。

脑小血管病（CSVD）是严重危害健康的常见疾病，临床表现具有非特异性和主观性，诊断高度依赖于神经影像学特征。目前关于CSVD的MRI诊断标准及报告规范亟待统一，为临床诊断治疗及疾病监测提供有价值的影像资料。为此，《脑小血管病MRI规范化应用专家共识》本着“统一标准、规范认识、指导实践”的目的，将基础知识、影像诊断、临床科研成果相结合，着重阐述CSVD的MRI扫描与报告规范化应用，以期指导临床实践，全面提升我国CSVD诊治同质化水平。

目的 探讨脑小血管病（CSVD）总负荷及影像标志物与单侧大脑中动脉（MCA）狭窄程度的关系。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15年10月至2019年1月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并接受多模态MRI检查的慢性单侧MCA狭窄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共纳入261例患者，男187例、女74例。根据MCA狭窄程度将患者分为重度狭窄-闭塞组（狭窄程度≥70%）102例和轻中度狭窄组（狭窄程度<70%）159例。根据脑小血管病国际影像标准1评估2组患者CSVD影像标志物评分（包括脑白质高信号、血管周围间隙、脑微出血、血管源性腔隙），并计算CSVD总负荷评分。2组间各指标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然后在调整血管危险因素（年龄、性别、饮酒、吸烟、高血压、高脂血症、房颤和冠心病）后，最终将CSVD总负荷评分及影像标志物评分纳入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评估CSVD影像标志物与MCA重度狭窄-闭塞的关系。 结果 轻中度狭窄组和重度狭窄-闭塞组患者CSVD总负荷评分、半卵圆中心血管周围间隙评分、血管源性腔隙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其余影像标志物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SVD总负荷评分（OR=1.300，95%CI 1.047~1.613，P=0.017）、半卵圆中心血管周围间隙评分（OR=2.099，95%CI 1.540~2.860，P<0.001）和血管源性腔隙（OR=2.609，95%CI 1.294~5.261，P=0.007）与MCA重度狭窄-闭塞独立相关。 结论 CSVD总负荷评分、半卵圆中心血管周围间隙评分和血管源性腔隙评分高与MCA患者重度狭窄-闭塞有关。

目的 探讨脑小血管病（CSVD）负荷预测大血管闭塞（LVO）急性缺血性卒中（AIS）血管内治疗（EVT）预后的价值。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2年9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并接受EVT的前循环LVO AIS患者242例的临床和影像资料。对EVT后1周内的患者随访MRI并评估CSVD征象［脑白质高信号（WMH）、血管源性腔隙、血管周围间隙、脑微出血和脑萎缩］及负荷总评分（总分0~5分），并随访EVT后90天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根据CSVD负荷评分将患者分为轻度负荷组（0~1分）和中-重度负荷组（2~5分）；根据EVT后90天mRS评分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0~2分）和预后不好组（3~6分）。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比较2组的临床及影像指标，对单因素分析中P<0.1的变量被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242例患者中预后良好组169例、预后不好组73例。与预后良好组比较，预后不好组患者的年龄、高血脂发生率、基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出血转化发生率、CSVD负荷总评分、脑室旁WMH评分3分和（或）深部WMH评分≥2分发生率、中-重度脑萎缩发生率更高，血管再通良好率更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高血脂史（OR=8.438，95%CI 1.691~42.119，P=0.009）、基线NIHSS评分（OR=1.103，95%CI 1.047~1.162，P<0.001）、EVT后血管再通良好（OR=0.131，95%CI 0.038~0.454，P=0.001）及EVT后出血转化（OR=1.952，95%CI 1.031~3.697，P=0.040）是LVO AIS患者EVT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轻度负荷组157例、中-重度负荷组85例。与轻度负荷组相比，中-重度负荷组的90天mRS评分更高（Z=-2.24，P=0.025）。 结论 基于CSVD负荷预测前循环LVO AIS患者EVT预后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采用半自动定量磁敏感图（QSM）探讨终末期肾病脑微出血（CMB）的总铁负荷、总体积与数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认知损害的关系。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18年11月至2022年8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就诊的具有≥1个CMB的46例终末期肾病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男26例、女20例，年龄42~75岁。所有患者均接受磁敏感加权成像，并通过后处理获得QSM。采用半自动的动态规划算法通过勾画CMB边界获得体积与平均磁敏感值，并计算CMB总铁负荷及总体积。采用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探索CMB数量、总体积与总铁负荷的影响因素。采用偏相关分析探索CMB与认知损害的关系，并以其他脑小血管病为协变量除外其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结果 终末肾病患者CMB位于额叶19例、顶叶9例、颞叶19例、枕叶14例、基底节27例、背侧丘脑15例、半卵圆中心14例、小脑14例、脑干13例。C反应蛋白水平（95%CI 101.81~157.85，r=0.96，P=0.001）、肌酐水平（95%CI 5.32~29.61，r=0.71，P=0.010）是CMB总铁负荷的影响因素；C反应蛋白水平（95%CI 0.72~1.15，r=0.99，P=0.001）、肌酐水平（95%CI 0.03~0.22，r=0.89，P=0.014）是CMB总体积的影响因素；C反应蛋白水平（95%CI 0.10~0.12，r=0.96，P=0.001）、碱性磷酸酶水平（95%CI 0.16~0.38，rS=0.59，P=0.001）是CMB数量的影响因素。除外其他脑小血管病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后，额叶CMB的总体积（r=-0.61，P=0.009）、总铁负荷（r=-0.71，P=0.002）与认知功能呈明显负相关。而额叶CMB的总数量与认知功能有负相关趋势，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r=-0.53，P=0.063）。 结论 C反应蛋白水平、肌酐水平是CMB总体积、总铁负荷的影响因素；C反应蛋白水平、碱性磷酸酶水平是CMB数量的影响因素。额叶CMB总铁负荷与总体积可能为患者认知损害的生物学标记物。

目的 探讨基于胃癌原发灶及癌旁胃壁外脂肪组织的CT影像组学模型鉴别T1~2与T3~4期胃癌的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收集2011年12月到2019年12月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465例胃癌患者，根据术后病理将其分为T1~2期（150例）及T3~4期（315例）。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按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326例）和测试集（139例），训练集中T1~2期104例、T3~4期222例，测试集中T1~2期46例、T3~4期93例。选择术前1周内静脉期增强CT图像勾画胃癌原发灶及癌旁胃壁外脂肪组织为感兴趣区（ROI），采用Pyradiomics软件提取ROI的影像组学特征，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回归筛选与T分期相关的特征，建立胃癌原发灶和胃壁外脂肪组织影像组学模型。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χ2检验比较训练集中T1~2与T3~4期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建立临床模型。联合2个影像组学模型及临床模型构建临床-影像组学联合模型，并生成列线图。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各模型鉴别胃癌T1~2与T3~4期的效能，用校准曲线评价列线图预测胃癌的T分期与实际T分期的一致性，决策曲线评价采用列线图和临床模型指导治疗的临床净收益。 结果 训练集中T1~2和T3~4期患者间CT-T分期、CT-N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59、15.92，P=0.014、0.001），联合建立临床模型。经筛选和降维，胃癌原发灶ROI得到5个特征，胃壁外脂肪组织ROI得到6个特征，分别建立影像组学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原发灶影像组学模型鉴别胃癌T1~2与T3~4期的AUC为0.864（95%CI 0.820~0.908）、0.836（95%CI 0.762~0.910），癌旁胃壁外脂肪组织的影像组学模型为0.782（95%CI 0.731~0.833）、0.784（95%CI 0.702~0.866），临床模型为0.761（95%CI 0.705~0.817）、0.758（95%CI 0.671~0.845），列线图为0.876（95%CI 0.835~0.917）、0.851（95%CI 0.781~0.921）。校准曲线反映列线图在训练集中预测胃癌的T分期与实际的T分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χ2=1.70，P=0.989），决策曲线显示风险阈值在0.01~0.74时，采用列线图指导治疗可获得更高的临床净获益率。 结论 原发灶及癌旁胃壁外脂肪组织的CT影像组学模型能较好地区分T1~2与T3~4期胃癌，联合临床特征能进一步提升预测效能。

目的 探讨基于肝胆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增强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2018版（LI-RADS v2018）影像征象预测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阳性肝细胞癌（HCC）的效能，评估GPC3阳性HCC患者术后复发的相关临床影像学特征。 方法 本研究为队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行钆塞酸二钠增强MRI并接受肝肿瘤切除术的122例HCC患者，GPC3阳性患者96例，GPC3阴性患者26例。分析HCC病灶的LI-RADS v2018定义的影像学征象。对患者进行为期40个月的随访，确定无复发生存期（RFS）。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GPC3阳性的危险因素，构建影像模型，并联合患者甲胎蛋白水平，构建临床-影像模型。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模型预测GPC3阳性的效能。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用于比较GPC3阳性与阴性患者的RFS。以Cox回归评估影响GPC3阳性HCC复发的危险因素。 结果 logistic多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晕环状强化（OR=5.685，95%CI 1.229~26.287，P=0.026）、肝胆期肿瘤边缘不规则突起（OR=4.431，95%CI 1.684~11.663，P=0.003）为GPC3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影像模型预测GPC3阳性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45（95%CI 0.636~0.854），临床-影像模型的AUC为0.776（95%CI 0.677~0.876）。GPC3阳性组平均RFS为22个月，阴性组平均RFS为3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5，P=0.023）。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动脉期周边高强化（HR=5.460，95%CI 1.966~15.162，P=0.001）、微血管浸润（HR=2.402，95%CI 1.210~4.769，P=0.012）、门静脉癌栓（HR=3.226，95%CI 1.114~9.344，P=0.031）是GPC3阳性HCC肝肿瘤切除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基于肝胆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增强LI-RADS v2018影像学征象构建的模型可有效预测GPC3阳性HCC，动脉期周边高强化、微血管浸润、门静脉癌栓是GPC3阳性HCC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不同血管缝合、闭合和封堵装置在神经介入术后股动脉穿刺止血中的疗效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2年1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介入科（郑东院区）神经介入术后采用Starclose血管闭合器、Angio-Seal和Exoseal血管封堵器及Perclose ProGlide血管缝合器进行股动脉穿刺部位止血的1 12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装置止血方式不同将其分为闭合组（Starclose，n=271）、封堵组（Angio-Seal，n=327和Exoseal，n=352）和缝合组（ProGlide，n=173）。分析比较3类不同止血装置止血效果和并发症发生情况，对可能影响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3类不同血管止血装置施行后均能够迅速止血，止血成功率分别为闭合组（Starclose，92.6%）、封堵组（Angio-Seal 93.0%和Exoseal 93.8%，合计93.4%）和缝合组（ProGlide，89.6%），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026，P=0.388）。102例（9.1%）患者术后观察到单个或多个并发症发生，包括操作完成即刻局部渗血（闭合组16例、封堵组39例和缝合组13例）、术后局部血肿形成（闭合组14例、封堵组31例和缝合组11例）、假性动脉瘤形成（闭合组13例、封堵组35例和缝合组10例）和术后局部感染（闭合组2例、封堵组3例和缝合组1例），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组患者均未观察到股动脉闭塞、栓子脱落、永久性神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发生。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超重（OR=1.562，95%CI 1.023~2.385，P=0.039）、股动脉合并钙化斑块（OR=1.934，95%CI 1.172~3.189，P=0.010）、联合使用多种抗血小板药物（OR=1.769，95%CI 1.103~2.839，P=0.018）、使用8 F鞘管（OR=2.824，95%CI 1.406~5.671，P=0.004）和术者止血操作熟练度（OR=0.508，95%CI 0.328~0.788，P=0.002）是影响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因素，其中前4项是并发症发生的危险促进因素，操作者经验丰富、止血器械操作熟练度高是并发症的保护因素。 结论 3类不同止血装置在神经介入术后股动脉穿刺止血中均有较为满意的止血效果且并发症发生情况相当；患者超重、股动脉存在钙化斑块、联合使用多种抗血小板药物、使用8 F鞘管和操作者熟练度是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采用MRI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DFF）探讨限时饮食（TRF）对高脂饮食（HFD）诱导肥胖大鼠股骨近端骨髓脂肪的影响。 方法 将30只雄性Sprague-Dawley大鼠按照体重分层随机抽样分为6个亚组，每亚组5只，2个亚组合并为1组，共分为3组。对照组大鼠可24 h任意进食，饲喂正常饲料；HFD组大鼠可24 h任意进食，饲喂高脂饲料；HFD+TRF组大鼠只在9点（光照后2 h）至17点（黑暗前2 h）饲喂高脂饲料。实验第28天每组选取1个亚组的5只大鼠进行股骨MRI，第56天时对每组的另1个亚组进行扫描，基于mDixon-Quant定量序列图像，测量股骨近端骨髓脂肪的PDFF值。扫描结束后处死大鼠，采集血样，测量血清瘦素含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3组大鼠体重、PDFF和血清瘦素的差异，多重比较采用LSD-t检验。 结果 实验开始后第28天，3组大鼠间体重、PDFF和血清瘦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56天时，对照组、HFD组和HFD+TRF组大鼠股骨近端骨髓PDFF分别为（7.2±1.4）%、（9.7±2.4）%、（11.2±3.6）%，3组大鼠间体重、PDFF和血清瘦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6.95，P=0.010；F=5.98，P=0.007；F=4.54，P=0.034）。多重比较结果显示，HFD组的体重高于对照组（LSD-t=52.96，P=0.036）和HFD+TRF组（LSD-t=82.74，P=0.003）；HFD+TRF组大鼠股骨近端骨髓PDFF值高于对照组（LSD-t=4.01，P=0.012）；HFD组大鼠血清瘦素高于对照组（LSD-t=1.45，P=0.030）和HFD+TRF组（LSD-t=1.62，P=0.018）。 结论 TRF对HFD诱导肥胖大鼠减重的同时，股骨近端骨髓PDFF值增加，且可能与血清瘦素的降低有关。

回顾性分析 2014年1月至2022年11月广东省人民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4例心脏血管瘤患者的影像及病理资料。4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31、38、60、64岁。4例患者均接受常规胸部X线片、心脏CT及MR增强检查，2例行PET-CT检查，3例行DSA检查。所有病例均为单发，分别位于主肺动脉与左心耳间、房间隔下部、升主动脉根部与左心耳间、前室间沟右前部。病理诊断为海绵状血管瘤2例，毛细血管瘤2例；其中伴发心脏破裂1例。胸部X线片示心影增大4例。CT平扫示均匀密度软组织肿块3例、密度欠均匀1例，4例均未见脂肪或钙化成分，平均CT值约36 HU，增强扫描均见病灶边缘明显强化，最大平均CT值约279 HU；心脏MR T1WI上显示为等或略高信号，T2WI上呈明显高信号，即“灯泡征”；增强后均明显强化并显著渐进性延迟强化，2例强化均匀。冠状动脉造影示肿瘤染色2例、未见肿瘤染色1例。PET-CT示病灶18F-脱氧葡萄糖（FDG）低摄取1例，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max）1.6；FDG代谢程度类似血池1例。心脏血管瘤的特征影像“灯泡征”、早期边缘明显强化并渐进性显著延迟强化、轻度FDG摄取或无摄取具有一定诊断及鉴别的价值。

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至2023年1月佛山市妇幼保健院诊断的5例色素失禁症（IP）婴儿临床及颅脑影像学资料，均为女性，年龄1~6个月，中位年龄3个月。MRI示脑部病灶以对称或不对称分布于大脑半球皮质及皮质下，呈散在小片状信号异常，在扩散加权成像上为高信号，呈“满天星”表现，增强扫描呈轻度强化或无强化。病情进展较快，中后期呈囊变及脑萎缩表现。本病影像学上显示的病灶分布、信号、强化及其演变具有相对特征性，结合临床信息常可作出正确诊断。

川崎病是一种以全身血管炎为主要改变的急性发热性疾病，易累及冠状动脉，引起冠状动脉扩张。早期研究认为川崎病的发生发展是自限性的，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报道其引起的心血管后遗症可延续到成年期，与患者的心脏不良事件相关。虽然冠状动脉瘤是最常见也是最受临床关注的并发症，但在川崎病的发生发展中也存在心肌损伤，如心肌炎症、心肌缺血、心肌纤维化和心功能异常。心脏MR具有多参数成像的优势，能“一站式”完成对川崎病患儿心脏功能、解剖结构和心肌损伤的评估。该文对川崎病的心肌损伤发生发展、心脏MR的评估以及临床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对于疑诊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当肌钙蛋白和/或心电图不能明确诊断且患者有中低度可能为冠心病时，欧洲指南推荐（Ⅰ类）用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来排除ACS。CCTA除了可以显示病变的狭窄、位置等解剖信息，还可定量分析斑块信息和冠状动脉周围脂肪密度，提供血流储备分数等功能学信息，在ACS中的应用日趋广泛。本文综述CCTA在优化可疑ACS的诊疗路径、诊断ACS、预测ACS患者预后的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在ACS中应用的科研方向。

结直肠癌（CRC）是最常见的消化道癌症之一，诸多证据表明不良肌肉特征会提高CRC化疗相关不良事件、术后并发症和不良生存结局的发生概率。CT可准确定量肌肉含量和密度，其中骨骼肌指数、腰大肌指数可用于评估肌肉减少症，骨骼肌放射性密度、肌间脂肪含量可用于描述肌肉脂肪变性，为肌肉特征提供定量影像评估方法。该文中就CT定量肌肉特征在CRC分期、化疗毒性、短期并发症及长期预后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脑小血管病是指由脑内小动脉、微动脉、小静脉及毛细血管病变导致的一系列病理、临床、影像表现的综合征，其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与脑卒中、认知障碍及步态不稳等诸多疾病密切相关。目前，传统MRI是影像诊断脑小血管病的最主要成像方法，而静息态功能MRI能够从脑功能的角度对脑小血管病进行评估。该文旨在对静息态功能MRI的各种分析方法及其在脑小血管病相关认知障碍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图像重建算法可以在优化辐射剂量的同时，保持或者改善图像质量。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基于神经网络的新一代深度学习重建算法逐渐得以应用，为CT检查提供了一种在图像质量、辐射剂量和重建速度等方面优于现有重建算法的解决方案，目前在心胸疾病的诊断评估中已取得一些良好的应用。本文主要介绍深度学习重建算法的技术价值及在心胸部CT成像中的初步临床应用。

肝脏良性肿瘤种类繁多，组织来源多样，成分组成复杂，鉴别诊断困难。MRI在肝脏病变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将从肝脏MRI检查技术出发，重点阐述海绵状血管瘤、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局灶性结节增生、肝细胞腺瘤4种常见肝脏良性肿瘤的MRI表现，以提高影像医师对肝脏良性肿瘤的认识和诊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