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61卷第03期

妊娠合并胸主动脉疾病是严重威胁母儿生命的危重症，但我国尚缺乏统一的诊疗规范。为填补此领域的空白，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大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心脑血管危重症产科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医学会心脏外科学分会结合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进展，联合制订《妊娠合并胸主动脉疾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26）》。本共识对当前可获得的国内外最佳证据质量及推荐意见进行分级，综合衡量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可及性和成本效益等因素后形成推荐意见。系统阐述了妊娠合并胸主动脉疾病医疗活动中涉及的诊断与评估、治疗与处理原则和妊娠指导等8个临床问题，形成45条推荐意见，并着重提出精细化手术时机选择、围手术期麻醉与体外循环管理、分娩方式等多学科管理策略，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权威、实用的诊疗指导，以期改善母儿预后。

复方口服避孕药（COC）不仅已为全球广泛应用的高效避孕手段，更是治疗多种常见妇科疾病的一线药物。COC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对于不同原因所致异常子宫出血（AUB）均具不同程度的治疗效果。排除用药禁忌证后，COC的使用不受子宫内膜厚度、血红蛋白水平或出血类型的限制，可作为大多数AUB安全、高效的治疗方案。本文聚焦COC在AUB治疗中的临床常见疑问，予以逐一阐释，涉及超声下子宫内膜增厚时是否可以使用COC、如何选择含不同剂量雌激素的COC、COC在AUB止血中的应用是否受限于血红蛋白水平、在经间期出血中的应用等问题。

目的 分析不同年龄段女性宫腔内人工授精（IUI）临床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完成的16 884个IUI周期的临床资料。根据年龄将患者分为高龄组（≥35岁）和年轻组（<35岁），对患者IUI周期的临床资料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年轻组IUI患者中，抗苗勒管激素水平（OR=1.050，95%CI为1.028~1.072，P<0.001）、周期类型（自然周期与促排卵周期；OR=0.682，95%CI为0.577~0.806，P<0.001）为临床妊娠的独立预测因素。高龄组IUI患者中，年龄（OR=0.932，95%CI为0.879~0.988，P=0.018）、不孕年限（OR=0.938，95%CI为0.893~0.985，P=0.011）、处理后前向运动精子总数（TPMSC；OR=1.018，95%CI为1.002~1.034，P=0.028）为临床妊娠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对于年龄<35岁的年轻女性，促排卵治疗是IUI临床妊娠率的良性独立预测因素，通过采用促排卵治疗有助于提高临床妊娠率。对于≥35岁的高龄女性，年龄越接近35岁、不孕年限短和处理后TPMSC高是良性独立预测因素，促排卵治疗并不能作为改善其临床妊娠率的措施，应采用更积极的辅助生殖治疗方式。

目的 评估卵巢储备功能减退（DOR）患者经历重复体外受精（IVF）周期后，以取卵周期为基础的累积活产率（CLBR），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随访至2023年12月31日）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3 740例DOR患者的数据，共计8 386个周期。采用Kaplan-Meier曲线分析CLBR的变化趋势，并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确定影响CLBR的相关因素。 结果 在3 740例DOR患者中，981例患者至少实现了1次活产，CLBR为26.23%（981/3 740）。总体上，CLBR随取卵周期数增加而提高，在第3个周期达到35.49%，在第7个周期高达50.40%；然而，3个周期后CLBR的增幅下降，92.35%（906/981）的活产发生在前3个周期。与CLBR降低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高龄、较高的基础卵泡刺激素水平和有复发性流产史（P均<0.01），而较高的抗苗勒管激素（AMH）水平和窦卵泡数与CLBR呈正相关（P均<0.001）。值得注意的是，AMH<0.68 μg/L的患者CLBR显著降低（P<0.001）。 结论 坚持3个IVF周期可显著提高DOR患者的CLBR，年轻患者尤其显著。年龄≥40岁、AMH<0.68 μg/L及有复发性流产史为影响CLBR的不良因素。3个周期后继续治疗CLBR的提高幅度普遍下降，建议年轻患者坚持IVF治疗，而高龄患者需个体咨询并考虑替代治疗方案。

目的 了解单胎初产妇妊娠期及产后6个月内的尿失禁发生率，研究单胎初产妇发生产后尿失禁的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双向队列设计，纳入2022年9月至2023年3月在温州市中心医院住院分娩的426例单胎初产妇作为观察对象。依据分娩方式，将426例产妇分为3组，即选择性CS组（选择性剖宫产术分娩者，116例）、中转CS组（阴道试产中转剖宫产术分娩者，92例）及阴道分娩组（阴道分娩者，218例），分别统计3组产妇在妊娠期、产后42 d、产后3个月、产后6个月时的尿失禁发生率，收集产妇的基线数据、产时数据、产后盆底康复治疗数据。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单胎初产妇产后尿失禁发生的危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 结果 （1）本研究纳入的426例单胎初产妇中，妊娠期、产后42 d、产后3个月、产后6个月时的尿失禁发生率分别为27.7%（118/426）、20.2%（86/426）、16.2%（69/426）、14.3%（61/426）。（2）阴道分娩组产妇产后42 d、3个月、6个月时尿失禁发生风险分别是选择性CS组的6.430、5.709、6.981倍（P均<0.001）。妊娠期尿失禁的产妇产后42 d、3个月、6个月时尿失禁发生风险分别是无妊娠期尿失禁者的3.605、4.398、3.362倍（P均<0.001）。选择性CS组年龄≥35岁的产妇产后42 d尿失禁发生风险是年龄<35岁者的7.721倍（P<0.05）。与选择性CS组产妇相比，中转CS组产后42 d、3个月、6个月时尿失禁发生率均更高，但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混杂因素后，两组在这3个时点的尿失禁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3）产后42 d时有尿失禁的产妇，产后盆底康复治疗对其产后6个月时的尿失禁发生有保护作用（OR=0.885，95%CI为0.806~0.971；P<0.05）；而产后42 d时无尿失禁的产妇，产后盆底康复治疗对其产后6个月时尿失禁的发生风险无显著影响（P>0.05）。 结论 单胎初产妇的妊娠期尿失禁发生率高于产后。单胎初产妇产后尿失禁的危险因素包括阴道分娩、妊娠期尿失禁、剖宫产术年龄≥35岁。选择性剖宫产术分娩是单胎初产妇产后尿失禁的保护性因素。中转剖宫产术分娩可能不会增加产后尿失禁发生率。产后42 d时有尿失禁的产妇，产后盆底康复治疗对其后续的尿失禁有治疗作用。

目的 探讨耐药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TN）患者再次耐药风险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02年1月至2019年6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诊治GTN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其既往治疗及耐药情况将患者分为耐药组（248例）与初治组（438例）进行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耐药组患者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2000年）预后评分与本次治疗后再次耐药风险之间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FIGO预后评分对耐药组患者再次耐药风险的预测价值，计算FIGO预后评分的约登指数，并确定相应的最佳截断值，依据最佳截断值将耐药组患者进一步分为2个亚组，比较亚组间的预后差异。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耐药组患者再次耐药的危险因素，并应用筛选出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预测耐药组患者再次耐药风险新评分系统。 结果 （1）耐药组患者中位FIGO预后评分高于初治组患者（分别为9、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耐药组患者本次治疗后耐药率及疾病进展率［分别为34.7%（86/248）、11.3%（28/248）］均显著高于初治组患者［分别为14.8%（65/438）、0.9%（4/4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根据分数段对FIGO预后评分进一步分层分析，FIGO预后评分≥9分时各分数段耐药组患者本次治疗后耐药率及疾病进展率均高于同分数段的初治组患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2）FIGO预后评分与再次耐药风险显著相关（OR=1.532，95%CI为1.359~1.726，P<0.001），ROC曲线计算FIGO预后评分的最佳截断值为9.5分，取整数为10分。将耐药组患者分为FIGO预后评分≥10分亚组与FIGO预后评分<10分亚组，与FIGO预后评分<10分亚组患者相比，FIGO预后评分≥10分亚组患者本次治疗后的耐药率［分别为13.5%（19/141）、62.6%（67/107）］、疾病进展率［分别为2.1%（3/141）、23.4%（25/107）］及复发率［分别为5.7%（8/141）、14.0%（15/107）］均更高，分别计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前次妊娠终止至化疗开始时间间隔≥12个月（OR=4.367，95%CI为2.199~8.927，P<0.001）、化疗前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亚单位≥500 U/L（OR=3.969，95%CI为2.076~7.833，P<0.001）、既往化疗线数≥2（OR=2.458，95%CI为1.124~5.399，P=0.024）及既往化疗疗程≥7个（OR=2.216，95%CI为1.046~4.665，P=0.036）为耐药GTN患者再次耐药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4）将上述4个独立危险因素作为预测变量建立耐药GTN患者再次耐药风险新评分系统，满分为6分。ROC曲线分析结果提示，新评分系统曲线下面积为0.829，敏感度为69.8%，特异度为83.3%，最佳截断值为3.5分，据此将新评分≥4分的耐药GTN患者视为再次耐药高风险人群。 结论 耐药GTN患者具有独特的预后特征，FIGO预后评分≥10分或者再次耐药风险新评分≥4分的耐药GTN患者为再次耐药高风险人群。

目的 探讨卵巢成熟性囊性畸胎瘤（OMCT）恶变患者的肿瘤结局及年轻患者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FSS）的生育结局。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1年8月至2024年12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39例OMCT恶变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其肿瘤结局，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无病生存（DFS）时间及总生存（OS）时间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年龄<45岁OMCT恶变患者行FSS的生育结局。此外，本研究同时分析比较同期诊治的8例OMCT伴类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肿瘤结局。 结果 （1）39例OMCT恶变患者年龄为（52.7±14.0）岁，肿瘤最大径为（10.8±0.8）cm，均行手术治疗，其中8例（21%，8/39）发生术中肿瘤破裂。OMCT恶变患者的病理类型包括鳞状细胞癌29例（74%，29/39）、黏液腺癌9例（23%，9/39）及恶性黑色素瘤1例（3%，1/39）。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为Ⅰ期27例（69%，27/39），Ⅱ期4例（10%，4/39），Ⅲ期8例（21%，8/39）。（2）OMCT恶变患者中位随访时间86.0个月，随访期间，12例复发（31%，12/39），且该12例患者均死亡；另有1例为非肿瘤性死亡。至末次随访时，共计13例（33%，13/39）死亡，其余患者均无瘤生存，5年无病生存（DFS）率及总生存（OS）率分别为67%及65%。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肿瘤最大径≥13 cm、FIGO Ⅱ~Ⅲ期、术中肿瘤破裂是影响OMCT恶变患者DFS及OS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3）5例行FSS的<45岁OMCT恶变患者中，4例为FIGO Ⅰa期，1例为FIGO Ⅱ期。3例有生育意愿的Ⅰa期患者于术后1~2年自然受孕并足月顺产。1例FIGO Ⅱ期患者因OMCT进展死亡，其余4例无瘤生存。（4）8例OMCT伴类癌患者年龄（42.4±18.0）岁，肿瘤最大径为（15.0±9.1）cm。随访期间无患者复发，截至2025年5月30日末次随访时，所有患者均无瘤生存。生存分析提示，OMCT恶变与OMCT伴类癌患者OS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2）。 结论 肿瘤最大径≥13 cm、术中肿瘤破裂、FIGO Ⅱ~Ⅲ期是OMCT恶变患者的不良预后因素。对于FIGO Ⅰa期有生育需求的年轻OMCT恶变患者，可考虑行FSS治疗，术后需密切随访。

目的 分析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和子宫颈鳞状细胞癌（CSCC）患者的体重指数（BMI）和血脂指标，初步探讨血脂指标与CSCC的发病风险、临床分期及术后病理特征的关系。 方法 纳入2023年1月至12月期间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接受住院手术治疗的HSIL患者（HSIL组）和CSCC患者（CSCC组）各52例。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宫旁浸润、淋巴血管间隙浸润以及淋巴结转移情况。通过参数或非参数检验比较两组间临床特征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SCC发生的风险因素，Pearson或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讨BMI和各血脂指标与子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及CSCC患者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的相关性。 结果 （1）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比较：CSCC组患者的年龄、BMI、产次和绝经比例均显著高于HSIL组（P均<0.05）。血脂指标方面，CSCC组患者的载脂蛋白A1（ApoA1）水平显著低于HSIL组，载脂蛋白B（ApoB）水平、ApoB/ApoA1比值异常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均显著高于HSIL组（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MI（OR=1.25，95%CI为1.07~1.45）、ApoB水平（OR=23.96，95%CI为1.47~390.28）、ApoB/ApoA1比值（OR=23.96，95%CI为1.32~25.09）均为CSCC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2）BMI与血脂的相关性：子宫颈病变患者的ApoB水平和ApoB/ApoA1比值均随着BMI升高而显著上升（P均<0.05）。相关性分析显示，ApoB水平（r=0.218，P=0.026）、ApoB/ApoA1比值（r=0.272，P=0.005）与BMI呈正相关，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与BMI呈负相关（r=-0.217，P=0.027）。（3）BMI及血脂指标与子宫颈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BMI（r=0.351，P<0.001）、ApoB水平（r=0.325，P<0.001）、ApoB/ApoA1比值（r=0.387，P<0.001）与子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ApoA1水平（r=-0.240，P=0.014）与病变严重程度呈负相关。（4）BMI及血脂指标与CSCC分期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随着CSCC分期的升级（Ⅰ~Ⅲ期），ApoB水平和ApoB/ApoA1比值逐渐升高，ApoA1水平逐渐下降（P均<0.05）。相关性分析显示，ApoA1水平与CSCC分期呈负相关（r=-0.400，P=0.003），ApoB/ApoA1比值与CSCC分期呈正相关（r=0.354，P=0.010）。发生淋巴结转移（11例）的CSCC患者ApoB水平和ApoB/ApoA1比值均显著高于未发生淋巴结转移（41例）的CSCC患者（P均<0.05）。不同肌层浸润深度、是否淋巴血管间隙浸润、是否宫旁浸润的CSCC患者，血脂指标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 结论 BMI联合ApoB/ApoA1比值可能作为辅助评估子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和预测CSCC淋巴结转移的潜在指标。

本文报道1例宫内妊娠合并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CSP）的复合妊娠孕妇，停经后超声检查提示宫内妊娠合并CSP，经阴道超声及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明确诊断。妊娠6+6周于外院行选择性减胎术后瘢痕部妊娠灶仍持续进展就诊于本院。排除禁忌后妊娠15+3周于本院行“超声引导下CSP病灶射频消融术”，术后动态随访示瘢痕部病灶逐渐缩小，宫内妊娠继续发育。妊娠36+4周行剖宫产术分娩一活女婴，新生儿出生体重2 900 g，母儿预后良好。本例提示，在严格评估及规范操作的前提下，超声引导下射频消融术可作为宫内妊娠合并CSP处理的可选方案之一，为此类病例保留宫内妊娠的临床处理提供了参考。

卵巢恶性肿瘤转移多见，但开腹术后孤立性腹壁转移较罕见。本文报道1例61岁患者，因原发性卵巢透明细胞癌在接受开腹卵巢癌根治术及辅助综合治疗9个月后，腹壁出现巨大肿物。本次手术将腹壁肿瘤整块切除，达到无肉眼可见残留灶（R0）切除，并使用自体阔筋膜进行腹壁重建。病理检查证实为卵巢透明细胞癌腹壁转移，术后恢复良好。本例提示，对于铂敏感复发的卵巢癌患者，当出现腹壁孤立病灶时，行手术切除并联合自体阔筋膜重建可作为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治疗策略。

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累及盆腔躯体神经时，临床表现为盆腔躯体神经分布区域的感觉异常和支配组织的运动功能受损，易于误诊。累及盆腔躯体神经的内异症分为内异症压迫包绕神经和内异症生长于神经内部两种类型。前者发生于育龄期女性［年龄为（32.2±5.1）岁］，表现为臀部、会阴或肛周疼痛；往往内异症病灶较大，在影像学检查上较容易被发现；激素治疗可以缩小病灶、缓解疼痛；手术治疗预后好，术后一定比例的患者可能出现泌尿系统并发症。后者多发生于3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神经性疼痛剧烈，病情进展快，3年内疼痛由周期性坐骨神经痛发展为持续性，并可出现步态异常，足下垂；疾病早期，影像学检查难以发现小病灶，通过鉴别诊断排除神经相关疾病后，经手术探查可确诊；病灶较明显时因为手术时会切除部分神经组织，术后疼痛和运动障碍症状严重，需要持续3~5年的康复治疗，才可能获得较理想的结局。因此，针对此类罕见发生的内异症，应强调多学科团队协作，早期识别，通过精准评估并选择最佳治疗方案，以平衡内异症治疗与神经功能保护之间的关系。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患者5年生存率低于50%，核心障碍为铂类化疗获得性耐药与早期复发。同源重组修复缺陷虽可预测初始铂敏感及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i）获益，仍有70%的高级别卵巢浆液性癌患者在治疗后3年内复发。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性多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过氧化驱动的调节性细胞死亡，由脂质代谢、铁代谢、氨基酸代谢及抗氧化防御系统共同维持平衡。在卵巢癌中，乳腺癌易感基因1缺失可通过促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泛素化降解诱导铁死亡抵抗。临床前研究证实，PARPi联合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抑制剂在卵巢癌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中具有协同抗癌效果。然而，目前尚缺乏卵巢癌患者特异性铁死亡敏感生物标志物，且铁死亡相关药物的毒性及临床最佳治疗剂量尚不明确。本文系统梳理铁死亡在卵巢癌中的分子调控网络、联合治疗策略及临床应用瓶颈，为卵巢癌的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