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61卷第10期

加速康复外科（ERAS）是通过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一系列围手术期优化处理措施，减少手术创伤及应激，减轻术后疼痛，促进患者早期进食及活动，加速患者术后康复。为进一步规范ERAS理念在妇科手术领域的临床应用，在2019年《妇科手术加速康复的中国专家共识》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研究结果，专家组遴选了与临床密切相关的12项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检索，并根据国际通用的标准进行了严谨评级和严格推荐，最终制定了本共识。临床问题包括：ERAS术前优化措施有哪些？ERAS患者术前是否需要肠道准备？ERAS围手术期应如何进食水？ERAS术前是否需要备皮及术前抗生素的使用？ERAS术后恶心呕吐（PONV）的预防与治疗方案？ERAS术中是否常规放置引流管？ERAS方案手术中的注意事项？ERAS围手术期疼痛如何管理？ERAS术后如何预防静脉血栓栓塞？ERAS术后患者应如何活动？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是否可施行ERAS？以及ERAS术后应如何进行患者随访。本共识旨在为国内妇科手术ERAS临床实践提供循证依据，以多学科协作理念指导妇科围手术期临床实践，推动ERAS模式落地，最终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高质量妇科外科诊疗。

目的 探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合并妊娠期糖尿病（GDM）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为临床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依托2017年11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牵头建立的中国出生人口队列（CBCS），排除多胎妊娠、妊娠28周前分娩以及分娩结局信息不全的孕妇后共纳入来自全国10个省级行政区14家医疗机构的132 626例孕妇。根据孕妇是否发生HDP和（或）GDM，分为对照组（100 335例）、HDP组（不合并GDM，7 219例）、GDM组（不合并HDP，22 229例）及HDP合并GDM组（2 843例）。比较各组孕妇的一般临床资料及妊娠结局，重点分析各组小于胎龄儿、大于胎龄儿、低出生体重儿及巨大儿的发生风险。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DP、GDM和HDP合并GDM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 结果 （1）本研究中HDP合并GDM的患病率为2.14%（2 843/132 626），HDP的患病率为7.59%（10 062/132 626），GDM的患病率为18.90%（25 072/132 626）。HDP合并GDM组孕妇的年龄、孕前体重指数（BMI）、辅助生殖受孕比例、剖宫产率均显著高于其他各组孕妇，中位分娩孕周显著低于其他各组孕妇（校正后P均<0.008）。（2）校正孕妇年龄、孕前BMI等混杂因素后，HDP合并GDM组孕妇分娩小于胎龄儿的风险是对照组孕妇的3.56倍（95%CI为3.09~4.10，P<0.001）；进一步调整分娩孕周后，HDP合并GDM组孕妇分娩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是对照组孕妇的3.26倍（95%CI为2.74~3.88，P<0.001），分娩巨大儿的风险是对照组的1.33倍（95%CI为1.13~1.56，P=0.001）。（3）对新生儿体重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总体孕妇中，与对照组相比，无论是否调整混杂因素，HDP合并GDM组和HDP组新生儿出生体重均显著降低，而GDM组的新生儿出生体重在调整混杂因素前升高、调整混杂因素后降低（P均<0.05）。与总体孕妇比较，早产孕妇中HDP组（β值分别为-188.10、-382.92 g）和HDP合并GDM组（β值分别为-147.43、-230.02 g）的新生儿出生体重均进一步降低。 结论 HDP合并GDM不仅增加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风险，也增加巨大儿的发生风险，但其对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出生体重的影响更接近于HDP的抑制生长效应。HDP合并GDM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复合型高危妊娠，临床应在规范血糖管理的同时，加强血压控制、胎盘功能评估、胎儿生长动态监测和早产风险管理，以改善母儿结局。

目的 探讨不同程度颈部透明层（NT）增厚胎儿的临床遗传学特点及结局，以指导产前咨询和诊断。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5年8月于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因妊娠早期胎儿NT增厚（≥同胎龄头臀长对应NT值的第95百分位数）且不合并结构异常行侵入性产前诊断的1 262例孕妇。所有孕妇均行染色体核型分析（KA）及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筛查结果未见异常的胎儿中，164例进一步行核心家系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根据NT增厚程度对行侵入性产前诊断的胎儿进行分层分析：2.5~2.9 mm（467例，行WES 6例）、3.0~3.4 mm（418例，行WES 43例）、3.5~4.4 mm（267例，行WES 84例）、4.5~5.4 mm（73例，行WES 23例）、5.5~6.4 mm（22例，行WES 5例）、≥6.5 mm（15例，行WES 3例）。根据是否合并超声软指标异常分为孤立性NT增厚组及合并超声软指标异常组，随访并比较各组的遗传学异常检出率及妊娠结局。 结果 1 262例NT增厚胎儿中共检出染色体异常229例（18.15%，229/1 262），其中144例（11.41%，144/1 262）为染色体非整倍体，42例（3.76%，42/1 262）为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拷贝数变异（P/LP CNV）。分层分析结果显示，胎儿发生染色体异常检出率随NT增厚程度升高而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733，P<0.001）。WES检测额外检出18例（10.98%，18/164）基因突变胎儿（NT均≥3.0 mm），最终引产的14例胎儿中，7例妊娠中晚期超声检出结构异常；4例活产。侵入性产前诊断结果未见异常的胎儿后续随访发现胎儿先天性心脏病29例（2.74%，29/1 058），其他结构异常39例（3.69%，39/1 058），死胎或流产12例，不明原因引产3例。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随NT厚度的升高而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964，P<0.001）。 结论 胎儿NT增厚与染色体异常及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风险随NT厚度增加而显著升高。对于NT≥3.0 mm且CMA检测未见异常的胎儿，建议行WES检测以排除单基因遗传病的可能，从而提高产前诊断的精准性。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过程中的卵巢储备、胚胎发育情况及妊娠结局。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就诊于河南省人民医院首次行体外受精或卵母细胞胞质内单精子注射法-胚胎移植（IVF/ICSI-ET）治疗的72例SLE患者（共92个周期）为SLE组，按照1∶3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方法选取在同时期行IVF/ICSI-ET治疗的、无自身免疫性疾病的216例不孕症患者（共290个周期）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卵巢储备功能、促排卵情况、胚胎发育情况及妊娠结局。 结果 PSM匹配后，SLE组和对照组患者在基础资料及促排卵效果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与对照组相比，SLE组患者抗米勒管激素（AMH）、窦卵泡数、获卵数［分别为（9.58±5.88）、（8.33±2.21）个］、可利用胚胎率（分别为69.0%、55.1%）、优质胚胎率（分别为58.7%、39.4%）、囊胚形成率（分别为69.8%、60.3%）、优质囊胚形成率（分别为20.5%、8.8%）、胚胎种植率（分别为50.5%、35.1%）及累积活产率（分别为59.3%、27.8%）均显著降低，而周期取消率（分别为5.5%、19.6%）和早期流产率（分别为11.4%、38.9%）均显著升高，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两组之间成熟卵率、正常受精率、正常卵裂率、临床妊娠率及晚期流产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与无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不孕症患者相比，不孕的SLE患者生育力受损，其卵巢储备功能降低、胚胎发育潜能受损、早期流产率升高，以及胚胎种植率和累积活产率显著降低。针对不孕的SLE患者进行系统化的生育力评估和个体化的生育指导至关重要。

目的 分析B7同源物3（B7-H3）在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无进展生存（PFS）时间及免疫细胞亚群浸润水平的关系。 方法 选取2020年9月至2024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92例卵巢癌患者。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卵巢癌组织中B7-H3的表达水平，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B7-H3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评估其对卵巢癌患者PFS时间的影响。通过多重免疫荧光（mIF）技术分析不同免疫细胞亚群的浸润水平及其与B7-H3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 （1）卵巢癌组织中B7-H3的总阳性率为92.1%（177/192），其表达在不同组织学亚型间具有异质性，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卵巢子宫内膜样癌、卵巢透明细胞癌及卵巢低级别浆液性癌组织中，B7-H3阳性率分别为92.5%（149/161）、15/16、11/11和2/4。（2）与B7-H3低表达的卵巢癌患者相比，高表达患者的PFS时间显著缩短（P=0.027）。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表明，B7-H3高表达是影响卵巢癌患者PFS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HR=1.884，95%CI为1.067~3.328，P=0.029）。进一步按组织学类型及BRCA基因突变状态进行分层分析显示，在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和BRCA基因突变的人群中，B7-H3高表达与PFS时间缩短有关（P均<0.05），而在非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包括卵巢子宫内膜样癌、卵巢透明细胞癌及卵巢低级别浆液性癌）或BRCA基因未突变的患者中，未观察到该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3）mIF结果证实，B7-H3表达水平与叉头框蛋白P3（FOXP3）+调节性T淋巴细胞的浸润水平呈正相关（r=0.38，P<0.001），与CD8+ T淋巴细胞（r=-0.29，P=0.004）及CD86+抗原呈递细胞（r=-0.22，P=0.028）的浸润水平呈负相关。 结论 B7-H3在卵巢癌组织中广泛表达，且其表达水平具有组织学亚型异质性。B7-H3高表达是卵巢癌患者PFS时间缩短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参与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B7-H3可能作为卵巢癌预后评估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及免疫治疗靶点。

目的 探讨低强度脉冲超声（LIPUS）对化疗性卵巢早衰（CIPOF）大鼠颗粒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内质网应激相关的蛋白激酶R样内质网激酶（PERK）/真核细胞翻译起始因子2α（eIF2α）/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同源蛋白（CHOP）通路在其中的调控作用。 方法 大鼠分为对照组、CIPOF组、LIPUS早期干预组、LIPUS晚期干预组、LIPUS早期干预+PERK激动剂组，各10只。通过腹腔注射环磷酰胺制备CIPOF大鼠模型，经过LIPUS及PERK激动剂干预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激素［雌二醇、抗米勒管激素（AMH）、卵泡刺激素（FSH）］和卵巢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0］水平；HE染色法观察卵巢组织病理损伤情况并计数卵泡数量；免疫组化染色和蛋白印迹法检测卵巢组织细胞凋亡相关蛋白［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蛋白（Bcl-2）、Bcl-2相关X蛋白（Bax）、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caspase）3、caspase-9、caspase-12］及PERK/eIF2α/CHOP通路相关蛋白［包括转录激活因子4（ATF4）、葡萄糖调节蛋白78（GRP78）］的表达。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CIPOF组血清雌二醇、AMH水平降低，FSH水平升高；卵巢组织IL-6、TNF-α水平升高，IL-10水平降低；卵巢闭锁卵泡数增多，成熟卵泡数减少；卵巢组织Bcl-2表达降低，Bax、caspase-3、caspase-9、caspase-12、p-PERK/PERK、p-eIF2α/eIF2α、ATF4、CHOP、GRP78表达升高，以上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与CIPOF组比较，LIPUS早期干预组及LIPUS晚期干预组血清雌二醇、AMH水平升高，FSH水平降低；卵巢组织IL-6、TNF-α水平降低，IL-10水平升高；卵巢闭锁卵泡数减少，成熟卵泡数增多；卵巢组织Bcl-2表达升高，Bax、caspase-3、caspase-9、caspase-12、p-PERK/PERK、p-eIF2α/eIF2α、ATF4、CHOP、GRP78表达降低；以上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LIPUS早期干预组效果优于LIPUS晚期干预组（P均<0.05）；LIPUS早期干预+PERK激动剂组PERK激动剂能抑制LIPUS早期干预组的保护效应（P均<0.05）。 结论 LIPUS可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相关的PERK/eIF2α/CHOP通路的激活，减轻卵巢局部炎症，减少卵巢颗粒细胞凋亡，改善CIPOF大鼠卵巢结构和功能，且早期干预效果更优。

目的 探讨子宫高级别腺肉瘤（HGAS）的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及预后。 方法 收集2020年1月至2025年9月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诊治的子宫HGAS患者6例，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包括形态学特征、免疫表型及分子改变）、治疗及预后。 结果 （1）临床特征：6例HGAS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2岁（范围：36~72岁）；5例因异常阴道流血就诊（其中4例已绝经），1例表现为绝经后出现排便困难及腰部疼痛；病变均位于子宫腔；中位肿瘤最大径为7.0 cm（范围：1.5~12.5 cm），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Ⅰ期3例，Ⅲ期3例。（2）病理特征：6例肿瘤细胞均呈多样排列（交织状、束状、弥漫片状、结节状等），局部可形成假乳头样结构，仅1例见袖套样外观；6例均伴肉瘤样过度生长（SO），其中3例肉瘤成分表现为横纹肌肉瘤、2例表现为未分化肉瘤、1例表现为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不同肉瘤的肿瘤细胞形态各具特点，但均呈明显异型性，核分裂计数均>20个/10个高倍视野；肿瘤间质伴水肿、黏液样变性或玻璃样变性；5例伴坏死及肌层浸润，3例存在淋巴脉管侵犯，3例伴子宫腺肌病，2例伴有息肉，3例伴有淋巴结转移。免疫表型：6例肿瘤中子宫内膜腺体广谱细胞角蛋白（PanCK）和上皮膜抗原（EMA）均呈阳性表达，腺体周围肿瘤细胞波形蛋白（Vimentin）均呈弥漫阳性表达，CD10呈阴性或局灶阳性表达，而PanCK、EMA、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BCL6核心抑制因子（BCOR）均为阴性表达。p53表达模式为突变型3例、野生型3例。不同肉瘤成分的免疫指标存在差异：3例横纹肌肉瘤结蛋白（Desmin）和肌源性分化蛋白1（MyoD1）均呈阳性表达；2例未分化肉瘤中布罗莫相关基因1（BRG1）表达均缺失；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 D1）呈弥漫阳性表达伴整合酶相互作用因子1（INI1）表达缺失（例6）；6例肿瘤细胞增殖相关核抗原（Ki-67）增殖指数为70%~90%。分子改变：横纹肌肉瘤常伴TP53基因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通路相关基因联合突变；未分化肉瘤可见SMARCA4双等位基因失活；此外，还检测到具有潜在靶向治疗价值的ATM、TTK、NUP98基因等罕见变异。（3）治疗及预后：6例HGAS患者均接受手术切除治疗。其中3例FIGO Ⅲ期患者均行子宫及双侧附件切除联合淋巴结清扫术；术后仅2例（例4、例5）接受了辅助放化疗，另1例（例2）虽被建议行放化疗，但尚未开始治疗即出现复发转移并迅速死亡。其余3例为FIGOⅠ期患者，均行子宫及双侧附件切除术，其中1例（例1）联合淋巴结清扫术并接受术后化疗。随访期内2例无瘤生存，4例因复发转移死亡，中位生存时间5个月（范围：1~19个月），中位复发时间3个月（范围：1~13个月）。 结论 HGAS多见于绝经后女性，临床以阴道异常流血为主要表现。组织学上细胞异型性显著、核分裂活跃，常伴SO及肌层或脉管浸润，侵袭性极强。分子层面常伴有TP53基因和PI3K通路相关基因共突变及ATM、TTK基因等罕见靶点变异。传统手术及放化疗疗效欠佳，患者多于短期内出现复发转移，预后极差。

子宫腹壁瘘指在子宫腔和腹壁之间形成的异常通道，是一种严重且罕见的临床疾病，目前尚无其发病率的具体数据，常发生在剖宫产术或其他盆腔手术后，其治疗多采用手术的方式。本文报道1例28岁经产妇，妊娠39周时因剖宫产术史再次行剖宫产术分娩，术后27 d出现高热，腹壁切口疼痛，完善超声检查发现：腹壁2个包块，分别位于脂肪层与肌层之间、肌层与腹膜之间，两者之间似可见窦道，子宫切口前方1个包块，与腹壁包块无明显关联。在全身应用广谱抗生素的同时，对腹壁包块行经皮超声引导下穿刺引流、冲洗，发现腹壁包块、子宫切口前方包块、子宫腔是相通的，最终确诊为子宫腹壁瘘。随后继续窦道冲洗、引流，同时辅以腹部理疗、口服中药等治疗共18 d。产妇恢复良好，出院后第4个月超声检查显示未见腹壁包块，宫腔造影可见子宫切口肌层及内膜层连续性好，考虑保守治疗成功。由于子宫腹壁瘘发病率较低，确诊及治疗手段仍需个体化探讨。本文对本例子宫腹壁瘘患者进行总结，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类罕见疾病的认识，优化诊疗策略。

欧洲妇科肿瘤学会（ESGO）指南指出，ER和PR阴性表达虽非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绝对禁忌，但常提示预后不良。子宫内膜中肾样腺癌（MLA）作为一种新近明确的侵袭性病理亚型，常表现为ER和PR双阴性且形态学易误诊为低级别子宫内膜样癌。本文报道1例34岁患者初诊病理诊断为子宫内膜样癌Ⅰ级（G1），但免疫组化染色提示ER和PR双阴性，虽经多学科团队会诊告知孕激素治疗反应不佳等风险，患者因强烈的生育意愿坚持保留生育功能治疗；治疗初期对醋酸甲地孕酮反应欠佳，经调整方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联合来曲唑）后达完全缓解；但在维持治疗半年内出现复发，遂行保留卵巢的根治性手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子宫内膜样癌Ⅰ级Ⅰa期；2023年（术后4年），患者因盆腔肿块再次手术，经病理复核及免疫组化染色检测［GATA结合蛋白3（GATA-3）表达阳性（+），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表达（+），ER表达阴性（-），PR（-）］，最终修正诊断为转移性卵巢MLA，并回顾性确认子宫内膜原发灶也为MLA。本例提示，形态学低级别但ER和PR阴性是识别MLA的重要线索；此类肿瘤具有独特的分子特征和侵袭性生物学行为，对孕激素治疗反应差且易复发。在保留生育功能决策中，应贯彻传统病理形态、免疫表型与分子分型的整合诊断思维，对ER和PR阴性的低级别子宫内膜癌应常规进行鉴别诊断，以免延误治疗。

胎盘植入性疾病（PAS）的病理特征是胎盘绒毛异常黏附或侵入子宫肌层，按植入深度可以分成粘连型胎盘植入、植入型胎盘植入和穿透型胎盘植入（PP）。因盆腔粘连，或PP累及膀胱及宫旁组织，常造成正常解剖间隙消失及异常血管增生，传统前入路手术大出血和邻近器官损伤风险升高。膜解剖理念通过识别天然筋膜平面，沿正确解剖层次分离，建立相对无血的手术视野，为复杂产科手术提供新的解剖思路。本文系统介绍膜解剖的理论基础及其在PP手术中的应用，重点阐述如何建立子宫背侧和侧方入路，并通过不同手术平面在前方汇合，安全游离膀胱，同时讨论子宫局部血流阻断等关键技术。此外，本文还探讨了膜解剖理念在术前影像评估中的应用。膜解剖理念可为PP手术提供精准的解剖学指导，对重建安全的手术平面、优化路径设计并提升手术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子宫内膜异位症（EM）是一种雌激素依赖性疾病，既往认为该病多发于育龄期妇女，随卵巢功能衰退可在绝经后自然“治愈”。近年来。绝经后子宫内膜异位症（PEM）相关的报道逐渐增多，打破了既往的旧观念。PEM临床表现隐匿、诊断困难、具有一定的恶变风险，但其发病机制不明、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不典型，相关诊疗也尚无标准化方案。本文对PEM的诊疗进展进行综述，包括其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疗策略及长期管理。现阶段PEM的发病机制仍无法用单一理论完全解释。患者的临床表现多样，对绝经前患者采用的常规诊断方法在绝经后患者中诊断效率有所下降，不易与恶性肿瘤区分，手术成为首选的治疗方案，明确诊断的同时可减少疾病复发及降低远期恶变风险。

子宫肌瘤是育龄期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盆腔良性肿瘤，其导致的异常子宫出血、贫血及压迫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与生育能力。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拮抗剂通过竞争性结合垂体GnRH受体，迅速抑制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降低雌激素水平，从而缩小子宫肌瘤体积并缓解相关症状。相较于传统的GnRH激动剂，口服非肽类GnRH拮抗剂具有起效迅速、避免“点火效应”及给药便捷等显著优势。本综述通过梳理艾拉戈利、瑞卢戈利及林扎戈利等代表性药物的最新临床研究进展，重点评估其在缓解月经过多、改善生命质量及长期管理中的疗效及安全性。现有证据表明，上述药物联合反向添加治疗可在高效控制经量的同时，显著减轻低雌激素相关的副作用并保护骨健康。未来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明确此类药物的长期安全性、对子宫肌瘤病程及复发的作用、对生育结局的影响及亚洲人群个体化应用策略。口服GnRH拮抗剂的临床应用正推动子宫肌瘤治疗从短期症状控制向长期病程管理的转变，其在子宫肌瘤的非侵入性精准治疗体系中展现出重要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