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60卷第01期

剖宫产术是全球数量巨大的手术之一，剖宫产术为降低母婴发病率和死亡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性剖宫产术的手术技巧并不复杂，但在孕妇并发产科严重并发症、有严重的盆腹腔粘连、感染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情况时，剖宫产术的风险和难度明显增加。因此近年来复杂剖宫产术这一概念逐渐被重视。复杂剖宫产手术母儿的风险高，近期和远期并发症多。经过深入分析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产科学组组织专家组，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复杂剖宫产术的定义、医学范畴等给出推荐意见，以期为规范管理提供指导。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孕妇孕前体重指数（BMI）对新生儿出生体重及分娩巨大儿风险的影响。 方法 应用队列研究方法，选取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进行首次产前检查并在本院分娩的孕妇，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获取临床信息，依据新生儿出生体重分为非巨大儿组（12 191例）和巨大儿组（824例），比较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嵌套立方样条函数分析孕前BMI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非线性相关关系，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按年龄分层，逐层分析孕前BMI与分娩巨大儿风险的关联。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13 015例孕妇，巨大儿分娩率为6.33%（824/13 015）。巨大儿组孕妇的孕前BMI显著高于非巨大儿组［分别为（23.1±3.4）、（21.6±3.1）kg/m2］，年龄大于非巨大儿组［分别为（32.1±3.6）、（31.7±3.7）岁］，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2）孕前BMI与新生儿出生体重总体上呈正相关。与孕前BMI为18.0 kg/m2的孕妇相比，孕前BMI为15.0 kg/m2孕妇的新生儿出生体重降低了121 g（95%CI为35~183 g），孕前BMI为20.0 kg/m2、25.0 kg/m2孕妇的新生儿出生体重分别增加了78 g（95%CI为54~102 g）和182 g（95%CI为151~213 g）。（3）孕前BMI每增加1.0 kg/m2，分娩巨大儿的风险增加14%（OR=1.14，95%CI为1.11~1.16；P<0.001）。按年龄分层分析显示，27~38岁的孕妇孕前BMI升高均显著增加巨大儿的分娩率，其中，37岁孕妇分娩巨大儿的风险受孕前BMI影响最大（OR=1.33，95%CI为1.17~1.51；P<0.001）。（4）稳定性及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孕前BMI为18.0~<25.0 kg/m2孕妇的孕前BMI对分娩巨大儿的风险有显著影响（OR=1.23，95%CI为1.17~1.29；P<0.001），其他孕前BMI分层孕妇的孕前BMI对分娩巨大儿的风险均无显著影响（P均>0.05）。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及妊娠期血脂异常均不是孕前BMI与巨大儿关联的中介因素，分别排除3种因素后，孕前BMI对分娩巨大儿风险的影响与未排除中介因素前均一致（OR=1.14，95%CI为1.11~1.16；P<0.001）。 结论 孕前BMI与新生儿出生体重呈正相关，孕前BMI升高增加分娩巨大儿的风险，但因孕妇年龄而异。临床实践中评估分娩巨大儿风险时应同时关注孕妇年龄和孕前BMI。

目的 研究子宫体积与子宫内膜损伤所致宫腔粘连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8年6月至2019年11月期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微创中心门诊所有行宫腔镜检查的7 007例育龄期患者的临床资料，选取无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的宫腔粘连患者为宫腔粘连组，同期无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的非宫腔粘连育龄期患者为对照组。采用SPSS 26.0软件对两组患者以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进行1∶1匹配，匹配变量包括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BMI）、孕次、产次、流产刮宫次数。比较两组患者子宫体积是否存在差异，并探讨子宫体积是否为宫腔粘连的影响因素。另将宫腔粘连组患者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探讨子宫体积是否影响宫腔粘连的严重程度。 结果 （1）本研究按入组标准共纳入宫腔粘连组患者351例，对照组患者2 986例，经倾向性评分匹配，最终宫腔粘连组和对照组各327例患者，匹配后两组患者的年龄、身高、体重、BMI、孕次、产次、流产刮宫次数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宫腔粘连组患者的子宫体积中位数为44.23 cm3，对照组的子宫体积中位数为57.20 cm3，两组间子宫体积存在显著差异（P<0.001）。（3）子宫体积减小（OR=0.961，95%CI为0.952~0.970）是宫腔粘连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1）。（4）子宫体积对宫腔粘连的严重程度有显著影响（P<0.001），子宫体积越大（B=-0.030，95%CI为-0.044~-0.017）宫腔粘连的严重程度越轻。 结论 子宫体积减小是宫腔粘连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子宫体积对于宫腔粘连的严重程度有显著影响，对于子宫体积较小的患者，应重视宫腔粘连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

目的 探寻淋巴细胞免疫治疗（LIT）治疗原因不明复发性流产（URSA）的生物标志物。 方法 收集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LIT的URSA患者24例的血清，采用含有40种细胞因子的半定量双抗夹心法抗体芯片进行检测，对URSA患者LIT前后外周血中的免疫相关细胞因子进行筛选，再应用微球流式多因子定量检测技术进行验证检测。24例患者根据LIT后最终的妊娠结局分为足月分娩组（15例）和流产组（9例），应用线性回归分析目标因子变化与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 结果 半定量抗体芯片筛选发现，所有被纳入的24例URSA患者中，白细胞介素15（IL-15）、干扰素诱导的单核因子（MIG）、CC型趋化因子配体（CCL）1的荧光信号值在LIT治疗后显著低于治疗前（P均<0.05）；在足月分娩组，IL-15、CCL1、巨噬细胞炎性蛋白（MIP）1α的荧光信号值在LIT治疗后显著低于治疗前（P均<0.05）；流产组中，MIG和MIP-1δ的荧光信号值在LIT治疗后显著低于治疗前（P均<0.05）；线性回归分析显示，LIT治疗后足月分娩组的CCL11的荧光信号值增加（P=0.012），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2（sTNFR2）的荧光信号值降低（P=0.029）。微球流式多因子定量检测技术验证结果显示，经线性回归分析，LIT后足月分娩组患者CCL11水平显著升高（P=0.001），sTNFR2的水平显著降低（P=0.001）。 结论 CCL11和sTNFR2可能是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可能预测URSA患者LIT后的妊娠结局。

目的 探讨卵巢幼年型颗粒细胞瘤（JGCT）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及预后。 方法 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监测、流行病学及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中收集2000—2021年期间诊断为卵巢JGCT的34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卵巢JGCT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及预后。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方法匹配SEER数据库中的卵巢成人型颗粒细胞瘤（AGCT）64例，共有96例卵巢颗粒细胞瘤（OGCT）患者（包括32例JGCT和64例AGCT）纳入匹配后的队列分析，对匹配后队列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其预后影响因素；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JGCT与AGCT患者的预后差异。 结果 （1）34例卵巢JGCT患者的中位诊断年龄为19.5岁（范围：1~48岁），其中≤10岁3例，11~20岁16例，21~30岁11例，>30岁4例；肿瘤位置：33例患者的肿瘤位于单侧卵巢，仅1例Ⅳ期患者的肿瘤位于双侧卵巢；肿瘤最大径：26例患者有记录，中位肿瘤最大径为12.4 cm（范围：3.5~40.0 cm）；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2014年分期：Ⅰ期19例（其中Ⅰa期10例、Ⅰc期9例），Ⅱ期4例，Ⅲ期8例，Ⅳ期3例。手术方式：有2例患者（Ⅰc、Ⅳ期各1例）未对病灶行手术治疗，多数Ⅰ期患者（15/19）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Ⅱ~Ⅲ期患者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或肿瘤细胞减灭术（各6例），Ⅳ期患者（2例）行肿瘤细胞减灭术；淋巴结转移：术中切除淋巴结的患者共有10例，其中仅1例患者淋巴结阳性；放化疗：34例患者术后均未接受放疗，18例患者接受化疗（包括术前和术后化疗），其中Ⅰ期患者接受的化疗比例较低，仅为4/19（其中Ⅰa期2/10、Ⅰc期2/9），Ⅱ、Ⅲ、Ⅳ期患者分别为3/4、8/8、3/3。随访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随访期内20例患者存活、14例死亡，卵巢JGCT患者的总生存（OS）率为59%（20/34）；其中，Ⅰ期患者为16/19，Ⅱ~Ⅳ期患者为4/15，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Ⅱ~Ⅲ期患者中，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患者的OS率为1/6，低于肿瘤细胞减灭术患者的3/6，但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6）。（2）PSM方法匹配后的96例OGCT患者中，64例卵巢AGCT患者随访期内5例死亡、59例存活，卵巢AGCT患者的OS率为92%（59/64），而32例卵巢JGCT患者中死亡13例、存活19例，卵巢JGCT患者的OS率为59%（19/32），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手术方式、化疗、术后残留灶、FIGO分期均显著影响OGCT患者的预后（P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为JGCT、FIGO分期为Ⅲ~Ⅳ期均是影响OGCT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JGCT患者的中位OS时间为126个月，而AGCT患者的中位OS时间随访期内未达到，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卵巢JGCT多发生于少年儿童及年轻女性，淋巴结转移相对较少，治疗以手术及化疗为主。大多数卵巢JGCT患者诊断时为Ⅰ期，预后较好，可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手术方式推荐患侧附件切除+全面分期手术或者二次手术达到全面分期的目的；Ⅱ~Ⅳ期卵巢JGCT患者的预后相对较差，应谨慎考虑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卵巢JGCT患者的预后劣于卵巢AGCT患者。

目的 评价简约英国胎儿医学基金会（FMF）子痫前期（PE）预测模型（即简约FMF模型）对单胎妊娠PE的预测效能。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1 670例单胎妊娠孕妇，测定妊娠11~13+6周时的平均动脉血压（MAP），结合产妇特征和病史信息，采用FMF算法计算特异性风险。评估简约FMF模型的有效性以及对胎盘功能障碍相关妊娠结局的预测效能，分析在固定假阳性率（FPR）下对早发PE、<37周PE、≥37周PE及所有PE的检出率；同时，比较<37周PE筛查阳性与阴性孕妇胎盘功能障碍相关妊娠结局的检出率及发生率。 结果 1 670例单胎妊娠孕妇中，发生PE的孕妇共计95例（5.69%，95/1 670），其中，早发PE 17例（1.02%，17/1 670），<37周PE 36例（2.16%，36/1 670），≥37周PE 59例（3.53%，59/1 670）；早产58例（3.47%，58/1 670），其中早期早产12例，晚期早产46例；SGA 116例（6.95%，116/1 670），其中重度SGA 36例；胎盘早剥7例（0.42%，7/1 670），均发生于非PE孕妇。简约FMF模型预测所有PE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27（95%CI为0.782~0.872），在FPR为5%、10%、15%和20%时，检出率分别为38.9%、55.8%、67.4%和71.6%。预测<37周PE的AUC为0.868（95%CI为0.805~0.932），在FPR为5%、10%、15%和20%时，检出率分别为52.8%、63.9%、75.0%和77.8%；预测早发PE的AUC为0.894（95%CI为0.835~0.954），在FPR为5%、10%、15%和20%时，检出率分别为47.1%、64.7%、76.5%和82.4%。简约FMF模型筛查阳性孕妇胎盘功能障碍相关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均高于筛查阴性的孕妇，对早期早产的预测效能良好，AUC为0.756（95%CI为0.600~0.911）；但对胎盘早剥、小于孕龄儿、晚期早产及不合并PE的早期早产预测效能较差。 结论 简约FMF模型对单胎妊娠孕妇PE预测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尤其是早发PE及<37周PE，有望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目的 探讨妊娠合并成骨不全孕妇的围产期多学科管理模式，包括分娩方式、麻醉方式及围手术期管理。 方法 收集2023年10月至2024年6月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诊治的3例妊娠合并成骨不全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发生时间、临床症状、辅助检查及诊治手段，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点、治疗方案及母儿结局。并结合相关文献报道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3例孕妇妊娠前均因成骨不全于本院产前诊断中心进行遗传学评估后，于本院生殖医学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胚胎植入前单基因病检测并成功受孕，妊娠期严格产前检查，多学科严密随访、管理，分娩前多学科讨论围产期风险及管理方案。最终成功分娩，母儿结局均良好。 结论 妊娠合并成骨不全患者进行多学科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子宫动静脉畸形（UAVM）是指子宫动静脉之间以瘘的形式相连通，于血管连接处形成畸形的血管团。妊娠相关获得性UAVM常继发于正常位置妊娠及异位妊娠所致的绒毛植入、剖宫产、自然分娩、滋养细胞疾病、手术流产或药物流产等妊娠相关事件；通常表现为阴道流血、继发贫血，宫腔占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未降至正常水平。部分患者可表现为无明确诱因的阵发性大出血，或短时间内大量出血后迅速停止的“开关式”出血，严重时可导致循环失代偿甚至危及生命。本文报道1例药物流产后反复阴道流血、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前壁混合回声区伴丰富血流信号的UAVM患者，经药物治疗无效后予子宫动脉栓塞术，并行清宫手术后子宫肌层血流恢复正常。临床医师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妊娠物残留不仅是UVAM形成的危险因素，残留的妊娠物被及时清除也是治疗UAVM的关键，本例的诊治经过为妊娠相关UAVM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了经验。

子宫颈肝样腺癌（HAC）罕见，主要发生于绝经后妇女，是一种具有肝细胞样结构和细胞学分化特征的腺癌，常伴有血清甲胎蛋白（AFP）水平升高。组织病理学特征及AFP、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等免疫组化特征有助于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方案参照普通子宫颈癌，给予手术治疗，术后多行辅助放疗或化疗。术后需长期密切随访。本文报道1例子宫颈HAC的患者，该患者因血清AFP水平持续升高和阴道不规则流血入院，术前子宫颈管和子宫内膜诊刮病理诊断为HAC，予行开腹子宫广泛性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清扫+腹主动脉旁淋巴清扫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子宫颈HAC Ⅲc1p期，免疫组化检测可见AFP表达阳性。本文同时结合相关文献的复习，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子宫颈HAC的临床认识及治疗水平，改善此类患者的预后。

Currarino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由肛门直肠畸形、骶前肿块和骶骨发育不全组成的三联征为主要临床表现。本文对1例临床诊断Currarino综合征的患儿及其父母进行全基因组测序（WGS）及生物信息学分析，使用Sanger测序技术对候选变异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患儿MNX1基因存在c.-654_691+172delinsAGTCCG杂合突变，变异遗传自父亲。进一步通过羊水穿刺和Sanger测序为家系胎儿提供产前诊断，羊水样本检测到胎儿MNX1基因存在c.-654_691+172delinsAGTCCG杂合突变，遗传咨询后胎儿父母决定终止妊娠。WGS技术检测到MNX1基因c.-654_691+172delinsAGTCCG突变导致的Currarino综合征是患儿及胎儿的致病原因，有助于对该家系进行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同时丰富了该致病基因的变异谱。

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RVSE）属于重度子宫内膜异位症，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临床中并不少见。为提高临床医师对RVSE的认识和重视，本文从RVSE的定义、诊断及治疗研究进展进行综述。RVSE以痛经、慢性盆腔痛、性交痛、肛门坠胀、不孕及经期腹泻、便秘等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妇科检查表现为阴道后穹隆紫蓝色结节，子宫后倾固定，直肠阴道隔不规则片状实性触痛结节。结合超声或MRI等影像学辅助检查可协助诊断，但确诊仍需组织病理学。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治疗方案应根据患者年龄、症状、生育需求及既往治疗史等综合评估，进行个体化选择。手术应尽量切除病灶，并保持器官结构及功能完整性。近年来RVSE的诊断及治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目前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难题。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在妇科恶性肿瘤中的病死率最高，预后最差，对于不能行满意肿瘤细胞减灭术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新辅助治疗成为首选。单纯新辅助化疗的疗效有限且可能诱导耐药，不利于患者预后，而靶向治疗、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i）治疗、免疫治疗和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的疗效显著且毒副反应可接受，有望成为颇具前景的替代方案。本文对国内外应用靶向治疗、PARPi治疗、免疫治疗和HIPEC作为晚期卵巢癌新辅助治疗方案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为改进卵巢癌新辅助治疗的用药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