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59卷第11期

儿童语言障碍是最常见的发育障碍性疾病，对儿童的学习、社交以及整个社会都有可能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语言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综合评估以及与其他发育障碍性疾病的鉴别诊断尤为重要。现结合中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儿科的临床和科研需要，融合跨学科知识体系，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临床思考框架。

EB病毒是人疱疹病毒家族成员之一，与许多疾病相关。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EB病毒感染相关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是儿童较为常见和重要的EB病毒感染相关疾病。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感染学组与全国儿童EB病毒感染协作组共同组织专家撰写共识，以规范这3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可导致多种功能损伤并增加成年期精神与心理健康风险。2020年美国发育行为儿科学会发表了“儿童及青少年复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评估和治疗的临床实践指南”，首次提出“复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定义，并提供了详细的综合性、跨专业的评估及治疗方案。本文就该指南进行解读，以期为评估、治疗及管理复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及青少年提供相关帮助。

目的 探讨基于儿童保健门诊的强化式情境教学（EMT）模式在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早期干预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设计，以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保健科就诊的28例2.5~4.0岁的语言发育迟缓患儿为研究对象作为干预组，应用EMT模式开展为期3个月（共12次）的一对一语言康复训练；选取同一时期在儿童保健门诊诊断为语言发育迟缓，但拒绝接受EMT或其他语言干预的患儿27例为对照组，两组患儿均在初诊3个月后进行随访评估。训练前后采用Gesell发育量表（GDS）和普通话听力理解和表达能力标准化评估（DREAM-C）对患儿初诊和复诊时的发育水平进行全面评价和对比研究，运用t检验评估干预效果。 结果 干预组患儿（男22例、女6例）训练后3个月复诊时GDS的语言能发育商显著高于初诊（64±21比52±17，t=4.960，P<0.01）；DREAM-C的总体语言、听力理解、语义和句法均显著提高（89±16比77±14，90±16比77±15，93±20比79±19，84±14比76±11，t=5.061、5.301、5.058、3.209，均P<0.01）。对照组患儿（男19例、女8例）在3个月复诊时仅Dream-C标准化语言评估的语义这一项明显提高（82±26比71±18，t=2.330，P<0.05），GDS各个能区与初诊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以EMT模式的早期语言康复训练对语言发育迟缓患儿的各个语言能区有显著疗效，是一种较为适合儿童保健门诊环境的语言干预模式。

目的 了解不同发育水平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儿的语言状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诊的103例ASD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发育诊断性量表评估患儿发育水平，分成发育或智力正常组和异常组（包括轻度异常、中重度异常）；根据年龄分成2~3、4~6、7~8岁组。采用Pearson χ2或Fisher精确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 H检验对比分析不同发育水平、不同年龄ASD患儿的语言情况，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语言能力与孤独症核心症状的关系。 结果 103例ASD患儿中，男86例、女17例，年龄（5.5±1.5）岁，正常组61例、异常组42例（轻度异常32例、中度异常10例）。3个年龄组间的发育测评分数、整体语言、听力理解、表达、句法和语义的分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正常组中语言能力异常的检出率显著低于发育异常组的检出率［49.2%（30/61）比100.0%（42/42），P<0.01］。正常组的听力理解、语言表达、语义、句法的分数均显著高于轻度、中重度异常组（89±13比76±11、71±8，80±12比66±8、58±7，92±14比78±14、71±11，83±10比71±8、64±5，F=18.61、29.69、17.26、29.35，均P<0.01）。异常组的语言能力同孤独症的核心症状之间均无相关关系（r=-0.02~0.58，均P>0.05）；正常组的语言能力与社会互动、重复刻板及局限兴趣行为均无相关关系（r=0~-0.22，均P>0.05）；正常组的整体语言、听力理解、语义、语言表达能力与沟通交流均呈负相关（r=-0.28~-0.36，均P<0.05），句法与沟通交流无显著相关关系（r=-0.24，P>0.05）。 结论 大部分ASD患儿有语言发育障碍，以表达落后和句法异常为主；发育水平越差语言障碍程度越重，即使发育水平正常的ASD患儿中也会存在语言发育障碍；ASD患儿的语言能力同核心症状间的相关性较小。

目的 了解中国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DCD）的患病率及其在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中的分布，为其早期预防、诊断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于2016年6—10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中国7个地理区域的8个城市的20所幼儿园及10所小学3~10岁的儿童共1 887名，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由儿童的父母填写基本情况调查表，采用儿童运动能力成套评估量表第2版对儿童的运动能力进行评估。按年龄、性别、体质指数、是否为独生子女及家庭结构分组，采用χ²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比较不同组间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特征。 结果 共纳入1 887名儿童，学龄前儿童（3~6岁）1 110名（58.8%），学龄儿童（7~10岁）777名（41.2%）；男982名（52.0%），女905名（48.0%）。确诊DCD者占5.5%（104例），疑似DCD患儿占10.4%（197例），运动发育正常儿童占84.1%（1 586名）。不同地区儿童的DCD确诊率、疑似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7.342、4.877，P=0.137、0.560），总运动协调能力得分（F=2.759，P<0.05）和各维度能力（手部灵活性、定位与抓取、平衡性，F=9.276、5.277、3.706，均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学龄前期儿童DCD确诊率明显高于学龄儿童（χ²=11.891，P<0.01）。女童的运动协调能力总分、手部灵活性和平衡性均显著优于男童（均P<0.01），男童的定位与抓取能力显著优于女童（P<0.01）。男童的DCD确诊率高于女童［7.1%（70/982）比3.8%（34/905），χ²=28.508，P<0.01］。超重（体质指数>18 kg/m²）儿童总运动协调能力、手灵巧度、平衡能力均显著低于体重正常（体质指数≤18 kg/m²）儿童（均P<0.01），DCD疑似率显著低于体重正常儿童（χ²=4.369，P<0.05）。不同家庭结构的总运动协调能力和DCD确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非独生子女的总运动协调能力、平衡能力均优于独生子女（均P<0.05）。 结论 中国儿童运动协调能力发展较好，存在地域、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和家庭结构间的差异。

目的 分析中国6~15岁儿童的超重和肥胖2009至2019年的变化。 方法 回顾2009年“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09年至2010年）、2017年“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年至2019年）两个全国多中心儿童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选取两次流调中地域、性别、年龄均匹配的北京和天津（北部地区）、浙江（东部地区）、广西（南部地区）4省、市、自治区共14 597对6~15岁儿童为研究对象，以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相关数据为参考标准判定超重与肥胖，利用最小均方算法计算体质指数标准差比值，通过t检验、χ²检验等分析其超重率和肥胖率在10年前后的变化。 结果 两次流调中14 597对儿童中男7 721对、女6 876对，年龄（10.7±2.5）岁。体质指数标准差比值（BMISDS）在10年前后分别为0.39±1.24和0.36±1.31、总体肥胖率分别为11.9%（1 733名）和12.4%（1 813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总体超重率由17.1%（2 496名）升至19.1%（2 781名）（χ²=18.657，P<0.01），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20%。东部地区BMISDS从0.10±1.07增长至0.19±1.22（t=-4.095，P<0.01），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增长3.8%（202名）和3.1%（169名）（均P<0.01）；10年前后北部地区BMISDS和肥胖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超重率由20.5%（1 233名）增长至22.8%（1 365名）（χ²=7.431，P<0.01）；南部地区BMISDS从0.30±1.19显著下降至0.09±1.25（t=1.426，P<0.01），肥胖率从9.8%（315名）降至7.9%（256名）（χ²=6.46，P<0.05），超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男孩在近10年间肥胖率由16.4%（1 265名）增长至18.2%（1 407名）（χ²=8.997，P<0.01），超重率由18.0%（1 393名）增长至20.5%（1 579名）（χ²=14.26，P<0.01），整体超重+肥胖率由34.4%（2 658名）增长至38.7%（2 986名）（χ²=29.859，P<0.01），8~11岁年龄段的体重问题尤为显著（均P<0.01）。女孩肥胖率由6.8%（468名）降至5.9%（406名）（χ²=4.546，P<0.05），超重率由16.0%（1 103名）增长到17.5%（1 202名）（χ²=5.006，P<0.05），整体超重+肥胖率由22.8%（1 571名）增长至23.4%（1 608名）（χ²=0.53，P>0.05）。 结论 2009至2019年中国儿童及青少年肥胖率增长速度减缓，但超重率仍呈上升趋势，整体超重+肥胖人群基数继续扩大，尤其是肥胖中、高风险地区，围青春期男孩的体重问题尤为突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肥胖流行现状差异显著且存在各自特点，需有针对性地制定个性化防控措施。

目的 探讨3种急性肾损伤（AKI）标准对慢性肾脏病（CKD）患儿合并AKI的诊断一致性和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小儿肾脏风湿专科收治的2 551例CKD患儿的临床资料，分别采用2007 pRIFLE标准、2012 KDIGO标准和2018 pROCK标准对其进行AKI的诊断及分期，并调阅所有患儿出院后门诊复诊及再次入院病历资料，对所有出院患儿进行电话随访观察，随访至出院后 1 年，比较3种标准诊断的不同分期CKD患儿合并AKI时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根据患儿基线肌酐是否≥200 μmol/L进行亚组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Wilcoxon秩和检验、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诊断一致性采用Cohen′s Kappa分析进行评价。 结果 2 551例CKD患儿中男1 628例，女923例，年龄（8±4）岁。基础疾病最常见的为肾病综合征（1 412例，55.4%），然后依次为狼疮性肾炎（286例，11.2%）和紫癜性肾炎（209例，8.2%）。CKD各分期中，以G1期最为常见（2 146例，84.1%），其次为G2期（221例，8.7%）。CKD患儿根据pRIFLE、KDIGO和pROCK标准诊断AKI发生率分别为33.9%（866/2 551）、26.2%（669/2 551）、19.5%（498/2 551）（χ²=136.3，P<0.01）。3种标准诊断AKI的一致性良好（κ=0.702），但诊断分期的一致性较差（κ=0.329）。CKD G5期患儿采用3种标准进行AKI的诊断及分期的一致性均较差（均κ<0.400）。3种标准诊断为合并AKI时的住院时长、住院费用、重症监护室（ICU）住院率、住院病死率、随访1年重复入院率及CKD分期进展率均明显高于无AKI患儿（均P<0.05）。但在基线肌酐≥200 μmol/L的CKD患儿中，根据pRIFLE和pROCK标准的AKI患儿住院时长明显高于无AKI患儿［（29±15）比（19±10）d，（28±14）比（19±10）d，t=-2.4、-2.6，均P<0.05］，且住院费用更高［4.6（2.0，8.5）万比2.1（1.1，3.5）万元，3.8（2.4，8.1）万比2.1（1.1，3.5）万元，Z=2.6、2.8，均P<0.05］；而根据KDIGO标准诊断的AKI患儿，其住院时长和住院费用与无AKI患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根据pRIFLE、KDIGO和pROCK标准诊断为AKI均与CKD患儿的不良预后有关，但pRIFLE和pROCK标准可更好地反映基线肌酐≥200 μmol/L的CKD患儿合并AKI时的预后。

目的 分析天津地区儿童感染呼吸道病原菌组成及其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病例分析，以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重症监护科及特需病房2 392例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检测深部痰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标本中的13种病原菌，观察不同性别、年龄、季节变化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病原菌感染分布，按标本类型分为肺泡灌洗液组和深部痰液组。按患儿感染情况分为单一感染组和混合感染组（2种及以上病原菌感染）。对感染患儿实验室数据和临床特征进行分析，组间比较分别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 结果 2 392例患儿中男1 407例、女985例，男、女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2.5%（1 020/1 407）比74.2%（731/985），χ2=0.87，P=0.35］。共检出1 751株12种阳性呼吸道病原菌，检出率为73.2%。其中913株（38.2%）肺炎支原体、514株（21.5%）肺炎链球菌、381株（15.9%）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279株（11.7%）流感嗜血杆菌，未检出嗜肺军团菌。所有病原菌感染的四季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67，P<0.01）。肺泡灌洗液组阳性检出率高于深部痰液组［81.6%（614/752）比69.3%（1 137/1 640），χ2=39.89，P<0.01］。不同病原菌感染的患儿住院时长、感染的发热时长、除乳酸脱氢酶外的其他实验室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不同病原菌感染患儿患肺炎、支气管肺炎、哮喘、类百日咳综合征、鼻炎或鼻窦炎及其他上呼吸道感染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8.69、103.56、3.96、27.38、24.50、41.66，均P<0.05）。肺炎支原体患儿出现肺不张（63例，7.7%）、胸膜炎（260例，31.9%）和胸腔积液（120例，14.7%）等影像学改变较多。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患儿最容易累及心脏系统（2/9），大肠埃希菌感染患儿出现血液（3/19），泌尿（2/19），消化（4/19）和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症（1/19）并发症的发生概率较高。 结论 天津地区儿童感染呼吸道病原菌以肺炎支原体、肺炎链球菌、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为主。建议临床医师在关注患儿呼吸道症状外，也需关注病原菌感染后引起的并发症，从而阻止病情恶化，改善预后。

目的 分析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9相关疾病（MYH9-RD）家系患者的临床特征、基因变异和实验室检查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20年9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诊断的MYH9-RD 6个家系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基因变异和实验室检查结果，通过t检验比较血小板计数仪器法与手工法的结果。 结果 6例先证者中男4例、女2例，年龄4.0（0.5~7.6）岁，主要临床表现为血小板减低6例，鼻衄3例，皮肤淤点淤斑2例，外伤血肿1例，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氨酶、γ谷氨酰转移酶升高1例。其中1例先证者无家族史，余5例均为家系患病。6个家系共12例患者，2个家系2例患者长期存在镜下肾源性血尿，1个家系2例患者有早发性白内障病史，3个家系5例患者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氨酶、γ谷氨酰转移酶水平呈慢性轻度升高。12例患者共发现4种MYH9基因变异，分别为第17号外显子c.2104C>T（p.R702C）变异，第31号外显子c.4270G>A（p.D1424N）变异，第39号外显子c.5521G>A（p.E1841K）变异，第41号外显子c.5797C>T（p.R1933X）变异。经家系验证分析，第一个变异是自发变异，其余变异均来自父亲或母亲。血常规示12例患者血小板数量均下降，仪器法计数结果明显低于手工计数法［（33±17）×109比（60±21）×109/L，t=-5.83，P<0.05］，血涂片可见巨大血小板、血小板减少、粒细胞异常包涵体“三联征”。MYH9基因变异的位置在编码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ⅡA的N端具有ATP酶活性的动力区域“头部”（R702C）患者血小板数量严重减低（<20×10⁹/L），包涵体不明显；而C端“体尾部”位置变异患者包涵体明显可见，血小板数量相对较高（40×10⁹~80×10⁹/L）。 结论 MYH9-RD临床表型异质性明显，MYH9基因变异位置与血小板数量和包涵体特征有一定关系。对于病史较长、病因不明和常规治疗效果欠佳的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不管有无家族史，均应警惕MYH9-RD可能。血常规分析和血涂片形态学是筛查和诊断该病的首要步骤，实验室应重视形态学复检规则和规范报告。

目的 探讨支气管镜检查及冷冻介入在儿童气管支气管结核（TBTB）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0月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及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儿童呼吸科，进行支气管镜检查并确诊为TBTB的10例住院患儿的临床资料，描述性分析儿童TBTB的临床特征及经支气管镜冷冻介入的疗效与安全性。 结果 10例患儿（男6例、女4例）发病年龄为1~14岁。临床表现为发热8例，咳嗽7例，伴咯血2例。9例患儿进行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试验，10例患儿行γ-干扰素释放试验，结果均为阳性。10例患儿行胸部CT检查，8例存在肺门和（或）纵隔淋巴结肿大。10例患儿及时行儿科支气管镜检查，镜下见新生肉芽组织和（或）干酪样坏死物不同程度堵塞各支气管9例；余1例支气管黏膜存在明显充血水肿。患儿支气管镜下分型为淋巴结瘘型8例、肉芽增殖型1例、炎症浸润型1例。其中7例留取标本送病理组织活检，均符合结核病理表现。9例进行儿科支气管镜介入治疗的TBTB患儿中，8例行可弯曲支气管镜下冷冻疗法（包括2例联合应用硬质支气管镜术）。经支气管镜冷冻治疗1~3次后，患儿原堵塞的各支气管管腔均转为通畅，疗效显著，且均无出现严重并发症。 结论 支气管镜检查对儿童TBTB有重要的诊断价值，且有助于其分型。经支气管镜冷冻介入对儿童TBTB治疗具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尤其适用于淋巴结瘘型和肉芽增殖型。

目的 总结分析儿童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9相关疾病（MYH9-RD）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提高该类疾病的早期诊断。 方法 通过基因和临床相关指标对2016年4月到2019年5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慢性、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住院患儿进行筛查，对最终确诊为MYH9-RD的7例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遗传学等结果进行回顾性总结。 结果 7例患儿中男3例、女4例；发病年龄1.25（0.41~6.16）岁；病程2.16（0.41~8.59）年；机测血小板计数［9（5~30）］×109/L，人工显微镜下7例患儿血小板体积均偏大，且同期血小板计数［70（30~100）］×109/L。4例伴皮肤出血点及鼻衄，3例无出血表现。7例均曾予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一线或二线免疫治疗，其中1例行脾栓塞术，上述治疗均无效，最终经二代测序证实MYH9基因均存在杂合错义突变，其中5例新发突变、2例家系突变。4例新发突变发生于N端球状头部，1例新发突变发生于尾部卷曲螺旋结构域，为p.D1424N突变。1例家系病例也为p.D1424N，另1例家系病例突变为p.A44D，为MYH9基因新的突变位点。2例p.R702突变中1例已经出现肾功能损伤，p.A44D突变病例患儿多名亲属存在耳聋。 结论 本组7例MYH9-RD患儿新发突变多见，均被误诊为ITP，但其出血表现轻、对免疫治疗无效。对可疑病例通过人工目测血小板体积及计数可早期识别，基因检测可证实。该类疾病需加强监测除血小板减少外的器官损伤发生发展，其中2例发生在p.R702的突变需警惕肾脏损伤，p.A44D新的突变位点需注意监测听力。

2例患儿均于1岁左右出现进行性神经发育倒退及共济失调，并于学龄期罹患T淋巴细胞恶性肿瘤，同时经基因检测确诊毛细血管扩张共济失调综合征。本病自婴幼儿期发病，以神经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伴毛细血管扩张及免疫缺陷，极易误诊。合并恶性肿瘤后对常规剂量化疗尤其是甲氨蝶呤及环磷酰胺敏感，极易出现严重化疗相关不良反应，需行个体化治疗。

患儿 女，9岁，因“咳嗽伴咯血1周”于2020年3月收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入院后自行咳出支气管树状管型，经胸部增强CT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明确存在主-肺动脉侧支血管，予垂体后叶素治疗及行心导管造影经皮侧支血管封堵术后咯血好转。该病在临床少见，应密切观察病情并积极寻找咯血相关塑型性支气管炎的病因，及时诊治，改善预后。

患儿 男，1岁，因“生后小阴茎”于2020年9月就诊于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临床表现为特殊面容、发育迟缓、双侧胼胝体缺如、双眼Peters异常、小阴茎和右侧隐睾。家系全外显子检测提示患儿为CDH2基因c.1879G>A（p.D627N）杂合变异所致胼胝体发育缺如、心脏，眼和生殖器综合征。该变异是新发变异，在国内尚未见报道。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与年龄不相符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或冲动，症状可能持续到成年。ADHD常共患学习障碍、品行障碍、认知障碍及对立违抗障碍等，严重影响儿童学习生活。其病因尚不清楚。近些年来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ADHD存在多个脑功能网络异常，其中默认网络脑功能异常是导致ADHD症状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对ADHD患儿默认网络内神经元活动及功能连接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体外膜肺氧合（ECMO）是严重心肺衰竭患者重要的生命支持技术。需ECMO支持的危重症患儿，易出现负氮平衡与医源性营养摄入不足，发生获得性营养不良风险增高。建议对重症患儿入院48 h内即进行营养筛查并评估营养风险。目前较为公认的ECMO患儿的营养方式是早期肠内营养联合补充性肠外营养。可根据急性胃肠功能障碍标准分级制定肠内营养管理方案。ECMO支持可导致无机磷和血浆硒等微量元素水平降低；但新生儿ECMO支持后离子钙水平可能升高，需密切监测并及时补充。

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先天性感染，是导致听力减退、神经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该病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但国内该病被严重忽视。现围绕该病的流行病学、筛查诊断和抗病毒治疗，对近期取得进展进行综述，并就我国（4~6周）和欧美国家抗病毒疗程（6个月）显著差距，提出探索性解决方案，以期既改善巨细胞病毒引起的听力减退和脑发育落后，又降低耐药性和治疗成本。

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是儿童受累为主的组织细胞病，部分患儿对一线治疗反应不佳。目前阿糖胞苷、吲哚美辛、克拉屈滨、氯法拉滨、靶向药物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可用于复发难治性LCH的治疗。现就复发难治性LCH的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川崎病是一种急性、自限性发热性疾病，病因不明，在急性发热期主要影响中型动脉、多个脏器和组织。最新研究发现白细胞介素（IL）-1信号通路是川崎病的致病关键环节之一。IL-1受体拮抗剂（IL-1Ra）阿那白滞素通过阻断IL-1信号通路，对于川崎病的治疗有一定的作用，但其应用的临床证据较少，本文就阿那白滞素治疗川崎病的作用机制、疗效及安全性进行综述，旨在为该药治疗川崎病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