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 · 第40卷第06期

目的 探讨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简称急淋)缓解时和缓解期微小残留病(MRD)的水平和变化以及与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的关系。 方法 用改良一步煮沸法提取脑脊液DNA，酚/氯方法提取骨髓DNA，巢式聚合酶链反应(PCR)法和极限稀释定量PCR法追踪检测微小残留病，数据处理用Kaplan-Meier方法及COX回归模型等。 结果 46例急淋患儿缓解时骨髓MRD定量值与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的发生呈正相关(COX回归模型，γ＝0.349 6，P<0.05)，脑脊液MRD阳性可预示发生CNSL的相对危险度(P<0.05)；缓解期脑脊液MRD持续阳性或由阴性转为阳性，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的相对危险度明显增高(P<0.05)。 结论 缓解时骨髓MRD定量值和脑脊液MRD定性结果以及缓解期间脑脊液MRD的变化可以预示CNSL的危险度，MRD检测对判断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预后和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

目的 探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简称急淋，ALL)微小残留病(MRD)与肿瘤多药耐药基因mdr1-mRNA表达的关系。 方法 选择本院住院及门诊的ALL患儿33例，采集初治前及完全缓解(CR)后不同时期的骨髓标本2 ml，提取DNA及RNA。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法扩增T细胞受体γ链(TCRγ)单克隆性基因重排，以确定MRD的存在；同时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对同一份标本进行mdr1-mRNA表达的检测，将具有阳性特异性条带的电泳胶片用GQS-960图像处理系统软件进行定量分析，计算mdr1与β2-MG的比值，以mdr1/β2-MG比值≥0.3定为阳性表达。CR后按时进行强化治疗，每隔3~6个月对MRD DNA及mdr1-mRNA作动态观察。 结果 (1)33例ALL患儿初诊时TCRγ单克隆性基因重排阳性率为82%(27/33)，完全缓解(CR)率为91%(30/33)，CR时MRD阳性率为80%(24/30)。(2)随访观察6~18个月MRD阳性率呈逐渐下降趋势，而mdr1-mRNA阳性表达率呈逐渐上升趋势。(3)根据随访结果，将处于CR期的28例患儿分为4个组：MRD及mdr1均阳性组(1组)7例ALL患儿有6例复发；MRD及mdr1均阴性组(4组)ALL复发数为0；MRD阳性而mdr1阴性组(2组)，8例中有2例复发；MRD阴性而mdr1阳性组(3组)4例中有1例复发。1组与4组比较，P<0.05，其他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结论 (1)ALL完全缓解后随着CR时间延长及按时进行强化治疗，MRD阳性率逐渐下降，而mdr1阳性率却呈上升趋势，两者呈负相关；(2)MRD与mdr1均阳性者ALL复发率高，提示预后差；而MRD与mdr1均阴性者复发率低，预后较好；(3)CR期按时进行MRD及mdr1的监测，可为临床化疗方案个体化提供依据，有利于微小残留白血病细胞(MRLC)的彻底清除。

目的 探讨人脐血T、B淋巴细胞和NK细胞，以及T/NK细胞杀伤性抑制性受体(KIR)表达的免疫学特性及其意义。 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26例正常新生儿脐血的T、B淋巴细胞和NK细胞抗原标记，包括CD45RA、CD45RO、CD69、CD25、CD40L、CD40、CD10、CD20和CD16等抗原的表达，以及脐血T/NK细胞上KIR分子(CD158a和CD158b抗原)的表达，并与正常儿童外周血比较。 结果 脐血T淋巴细胞中CD45RA＋T细胞表达高于外周血(P<0.01)，CD45RO＋则明显低于外周血(P<0.01)；脐血T细胞CD69表达极低；CD25在CD8+细胞亚群中几乎不表达；CD40L在脐血T细胞中表达低于外周血(P<0.05)。脐血B淋巴细胞中不成熟亚群CD10+/CD19+比例增高，成熟B细胞表型CD19、CD20、CD40等抗原均明显高于正常外周血(P<0.01)。脐血中T淋巴细胞和NK细胞均存在KIR分子表达；脐血和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CD158分子表达低于NK细胞(P<0.01)，脐血T淋巴细胞亚群中CD158分子表达低于正常外周血；CD158几乎不表达于CD4+T细胞，主要表达于CD8+T细胞，且以CD158a+为主；脐血中NK细胞CD158分子表达高于T淋巴细胞(P<0.05)，但明显低于外周血NK细胞KIR的表达(P<0.01)。 结论 脐血T淋巴细胞包括原始和早期T细胞以及T细胞受体表达障碍，导致脐血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不成熟，可能是脐血移植(UCBT)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低和程度轻的重要原因之一。脐血B淋巴细胞免疫应答障碍可能缘于T淋巴细胞表型或功能的障碍。脐血T/NK细胞KIR的表达特性提示，KIR可能与UCBT中GVHD和移植物抗白血病(GVL)效应有关。

目的 进一步探讨白细胞介素4(IL-4)基因修饰瘤苗增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杀伤活性的机制。 方法 通过逆转录病毒载体PL-IL-4-SN将人IL-4基因导入神经胶质瘤系SHG44细胞，以IL-4基因修饰瘤苗和野生型瘤细胞作刺激细胞诱导CTL反应，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查瘤细胞表面分子的表达。 结果 (1)IL-4基因修饰诱导瘤细胞表达MHC-Ⅱ类抗原、B7-1及ICAM-1等免疫刺激分子，对MHC-I类抗原表达无影响，其瘤苗诱导的CTL杀伤活性为野生型瘤细胞的7倍(P<0.01)。(2)加入抗IL-4单抗可完全阻断IL-4诱导的细胞表面分子的表达，IL-4基因修饰瘤苗诱导CTL反应时培养上清可检测到大量IL-2的产生。抗IL-4或抗细胞表面分子单抗可降低IL-2产生及抑制CTL反应。 结论 IL-4基因修饰可能是通过诱导MHC-Ⅱ类抗原等表面分子表达，促进IL-2的产生从而增强CTL杀伤活性。

目的 用移植物细胞模型评价免疫磁珠法进行CD34阳性细胞选择的效果。 方法 用荧光素Calcein-AM标记靶细胞后分别种入细胞株、骨髓(BM)或外周血干(祖)细胞(PBSC)中以建立模型；用免疫磁珠法对模型进行CD34阳性细胞选择，以流式细胞仪(FCM)进行选择前后的效果评价。 结果 模型Ⅰ(靶细胞加细胞系)、Ⅱ(靶细胞加BM)、Ⅲ(靶细胞加PBSC)经选择后CD34+细胞纯度分别为(94.54±0.93)%、(68.15±23.53)%、(57.18±9.23)%；富集倍数分别为7.9±0.1、10.4±4.0、8.2±1.3；回收率分别为(27.6±3.8)%、(44.4±13.1)%、(66.4±13.9)%。模型Ⅱ中肿瘤细胞的清除率为(1.82±0.51)个对数级(log)；模型Ⅲ中T细胞的清除率为(2.48±0.38)log。 结论 移植物细胞模型能简便、准确、快速地评价CD34阳性细胞选择时的富集和净化作用。免疫磁珠法进行CD34阳性选择具有良好的CD34+细胞富集效果及肿瘤细胞和T细胞的清除效率。

目的 明确环磷酰胺能否有效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以及不同的环磷酰胺应用方案中何种最佳，为临床用药以及进一步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提供指导。 方法 通过MEDLINE、AHRQ、Cochrane、ACP Journal Club计算机检索系统，以nephrotic syndrome和cyclophosphamide为主题词，检索1970~2000年的前瞻性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的英文文献及上述文献中符合条件的参考文献，以有效率(肾病综合征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率)作为统计指标，采用加权百分率法进行Meta分析。 结果 应用环磷酰胺(口服)与泼尼松联合治疗肾病综合征的有效率为49.1%，单纯应用泼尼松治疗的有效率为16.2%，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大剂量环磷酰胺(累积剂量为168~192 mg/kg)与泼尼松联合口服治疗的有效率为44%，小剂量环磷酰胺(累积剂量为42~168 mg/kg)与泼尼松联合口服治疗的有效率为25%，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应用环磷酰胺冲击治疗的有效率为76%，应用环磷酰胺口服治疗的有效率为59%，两者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 结论 环磷酰胺能有效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且以大剂量环磷酰胺和泼尼松同时口服治疗的效果最佳。

目的 探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呼吸道病毒感染与激素敏感型单纯性肾病综合征(SRSNS)发病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APAAP法和ELISA法，分别对42例SRSNS患儿(活动期24例、缓解期18例)、20例肾炎性肾病、25例毛细支气管炎和19例健康对照儿童单个核细胞(PBMC)呼吸道病毒基因、病毒抗原及血清病毒抗体进行检测。 结果 (1)SRSNS患儿活动期组PBMC中呼吸道病毒基因、病毒抗原及血清病毒抗体检出率均高于RSNS患儿缓解期组、肾炎性肾病组及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2)SRSNS患儿活动期组PBMC中呼吸道合胞病毒检出率最高，其次为流感病毒。(3)SRSNS患儿病毒基因、抗原的表达检出率与激素应用无关，血清病毒抗体的检出率降低与激素应用有关。(4)病毒基因与病毒抗原检查结果有较好一致性(χ2＝5.714，P<0.05)。 结论 激素敏感型单纯性肾病活动期患儿PBMC中存在呼吸道病毒。

目的 分析小儿癫持续状态(SE)的危险因素。 方法 对77例发生SE的住院患儿和154例未发生SE的癫患儿进行病例-对照研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病因、发作类型等24个因素与SE的关系。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SE的危险因素包括：有明确病因、既往SE史、癫控制不良、复杂部分性发作、部分继发全身性发作、不典型失神发作、头颅CT和(或)MRI弥漫异常、脑电图背景活动异常、局灶性放电和用药依从性差；多因素分析显示：有明确病因(OR＝5.62)、既往SE史(OR＝4.50)、复杂部分性发作(OR＝2.96)、部分继发全身性发作(OR＝2.40)、脑电图背景活动异常(OR＝2.06)、用药依从性差(OR＝1.72)6项OR值的差异有显著性，显示其为SE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有明确病因、既往SE史、复杂部分性或部分继发全身性发作、脑电图背景活动异常、用药依从性差为SE的危险因素，可增加小儿SE发生的危险性。

目的 探讨新生儿窒息后血浆β内啡肽(β-EP)和血管活性肠肽(VIP)的变化，及纳洛酮治疗后对其的影响。 方法 围产期窒息新生儿44例，其中重度窒息19例，轻度窒息25例。将44例窒息新生儿中的32例设为实验组(重度窒息14例，轻度窒息18例)，在生后第1天及用纳洛酮治疗后1 h和3 d分别取血，用放射免疫技术测定血浆β-EP及VIP。另12例为窒息对照组(重度窒息5例，轻度窒息7例)。正常对照组16例。 结果 生后24 h内窒息组患儿β-EP及VIP明显高于对照组，且窒息程度越重，两者水平越高，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重度窒息、轻度窒息，及非窒息对照组患儿血浆β-EP及VIP水平分别为(165±61)，(91±45)；(101±29)，(73±14)；(67±16)，(64±11)ng/L。应用纳洛酮1 h后实验组患儿血浆β-EP及VIP水平均下降，连续用药3 d后，实验组β-EP[(58±18) ng/L]及VIP[(50±13) ng/L]明显低于窒息对照组[分别为(77±15)、(70±12) ng/L]，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而与同日龄非窒息对照组水平差异无显著意义。 结论 血浆β-EP及VIP浓度与围产期窒息缺氧密切相关，窒息程度越重，β-EP及VIP水平越高，而纳洛酮可有效降低β-EP及VIP水平。

目的 分析和评价颅脑外伤后继发癫(PTE)患儿的临床、CT、MRI特征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通过随访和EEG、CT及MRI等辅助检查，对患儿的年龄、临床发作史、意识、神经体征、头颅骨折、脑损伤程度及颅内并发症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 结果 18例中，男12例、女6例；首发年龄：2个月~12岁，平均3岁8个月。其中小于5岁的婴幼儿多于伤后6~12个月发病。18例中呈部分及继发全身大发作共13例，局灶神经征及偏瘫12例；脑外伤后昏迷大于12 h 11例，凹陷性及粉碎性骨折10例；CT示颅内血肿及皮层下混合损伤各12例；5例做MRI检查，其中4例有局限性长T2高信号；EEG示外伤后6~12周局限性慢波异常或性放电明显增多，局灶或多灶性棘(尖)波或棘(尖)慢复合波13例，单一节律放电2例。 结论 PTE可发生于各年龄期，婴幼儿发病较早，年长儿较晚；PTE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昏迷>12 h的严重脑外伤、早期惊厥反复发作、局灶性神经征、凹陷性颅骨骨折、皮层及皮层下同时损伤、硬膜下及脑内出血等。PTE发作主要表现为部分或继发全身大发作；EEG具有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