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 · 第34卷第02期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作为病理诊断的辅助技术,已成为目前临床组织病理诊断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病理诊断的水平,使原来很多很难诊断的疾病,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的发展而得以解决.如对于形态上不典型,又无色素的恶性黑色素瘤,HMB45和Melan A或S-100的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染色,可很容易帮助病理医生确定诊断.很多软组织肉瘤,没有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的辅助则很难确定其来源或分化方向.恶性淋巴瘤的诊断更是随着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的开展和不断进展而不断的改进分类、认识其本质、确定病理类型和标准.新的WHO肿瘤分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分子遗传学整合到肿瘤的分类中去,部分分子遗传学改变是可以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的,例如滤泡性淋巴瘤t(14;18)所引起的bcl-2在肿瘤性滤泡中高表达,故可以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细胞核和细胞质均呈ALK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提示该间变性大细胞性淋巴瘤有由t(2;5)导致的NPM-ALK融合基因的存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还可协助疾病的预后判断和具有指导临床治疗的作用.例如c-erbB-2 强阳性,提示肿瘤的预后差,发生转移的几率大,亦可提示临床使用Herceptin进行治疗.因此可以说目前的临床病理诊断已离不开免疫组织化学技术,而没有免疫组织化学技术亦很难说有现代的临床诊断病理学。

目的 探讨胰腺癌中存活素(survivin)表达的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Western 印迹法检测59例胰腺癌及其癌旁组织、11例慢性胰腺炎组织、7个胰腺癌细胞系中存活素的表达.结果胰腺癌组织中存活素的阳性表达率为72.8%(43/59),与胰腺癌分期及分化程度无关(P>0.05),癌旁组织及慢性胰腺炎组织中存活素表达均为阴性;7个胰腺癌细胞系存活素mRNA及蛋白均为阳性表达. 结论存活素在胰腺癌中的表达具有一定的肿瘤特异性,可能是胰腺癌治疗的一个理想靶目标。

目的 了解肿瘤抑制基因(TSG)杂合性缺失(LOH)与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在肝细胞癌发生机制中的作用,并探讨其临床病理学意义.方法采用显微组织切割基础上的DNA直接测序法,从92例手术切除肝细胞癌中筛选出36例信息性肝细胞癌进行6种TSG(APC、DCC、MCC、OGG 1、p53和RB1)的LOH检测,对其中15例肝细胞癌进行13个多态性微卫星位点的LOH和MSI检测,并与临床病理学参数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TSG的LOH总发生率为41.7%(15/36),仅MCC基因未出现LOH.15例肝细胞癌中有9例(60%)发生微卫星LOH,占检测微卫星的46.2%(6/13),但无1例肝细胞癌出现MSI.若将 APC、OGG1和DCC基因LOH作为Ⅰ型(n=7),将p53 和 RB1基因LOH作为Ⅱ型(n=8)进行统计学处理,则两组肝细胞癌的平均瘤体直径分别为(2.9 ± 1.7) cm 和(7.2 ± 3.4) cm (P<0.01),两组患者术后平均生存期分别为 (72.0 ± 38.6)个月和(51.0± 30.4)个月(P<0.05).肝细胞癌基因变异型与患者的年龄、性别、血清甲胎蛋白水平、HBsAg阳性率、合并肝炎/肝硬化、肝细胞癌分化程度和组织学类型之间无明显相关性.结论在肝细胞癌发生的多阶段演进与多基因变异过程中,LOH路径所起的作用要比MSI路径更大.Ⅰ型基因变异(APC、OGG1和DCC)主要在肝细胞癌早期阶段起作用,Ⅱ型基因变异(p53和RB1)主要在晚期阶段起作用,而MCC基因在肝细胞癌发生中起的作用较小。

目的 探讨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及其受体c-Met蛋白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研究HGF/c-Met系统对鼻咽癌细胞侵袭转移的影响.方法收集1999-2003年期间45例确诊的鼻咽原发癌活检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LSAB)法检测鼻咽癌组织中HGF-α亚单位和c-Met的表达,并与患者的病理及临床资料相联系.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鼻咽癌细胞株CNE-2在HGF刺激前后c-Met阳性癌细胞百分率的改变;蛋白印迹法和逆转录PCR法分别用于检测癌细胞株c-Met蛋白表达和mRNA表达的变化.结果在45例鼻咽原发癌组织中,癌细胞c-Met的阳性表达率为91.1%(41/45),但仅有1例鼻咽癌细胞表达HGF(2.2%,1/45).HGF主要在鼻咽癌间质中的淋巴细胞表达.癌细胞c-Met的表达水平与淋巴结转移有关(P=0.024),且与淋巴细胞表达HGF呈正相关(rs=0.450,P=0.002).癌细胞c-Met表达量在间质淋巴细胞高表达HGF的病例中明显高于淋巴细胞低表达HGF的癌组织(P=0.009).但癌细胞c-Met的表达与患者性别、年龄、病理组织学分型以及临床分期均未显示相关性.鼻咽癌细胞株CNE-2在HGF诱导24 h后,c-Met阳性的癌细胞比例即有明显增加,由(46.6±9.02)%增加至(85.8±6.05)%(P=0.003),癌细胞c-Met蛋白表达相对强度和mRNA表达水平均有显著提高,但CNE-2细胞不论外源性HGF刺激与否,始终不表达内源性HGF.结论细胞因子HGF可能通过旁分泌途径诱导鼻咽癌细胞c-Met的表达上调,从而在癌细胞的淋巴结转移过程中起重要促进作用。

目的 探讨河南食管癌高发区居民食管癌发生发展的基因组变化特征.方法应用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分析52例原发性食管癌患者染色体基因组变化,按临床分期、有无淋巴结及远处转移进行分组比较.结果在食管癌中3q、8q、5p、1q、6q、18p、20q的染色体基因组扩增和3p、1p、9q、19p、4p、8p染色体基因组丢失频繁 (>20%).3q、5p、1q、11q13-14的染色体基因组扩增和4pq、13q染色体基因组丢失与食管癌病理分期相关(P<0.05).8q扩增和4p丢失与淋巴结转移相关(P<0.05).2p扩增和4pq、l1q14-qter 的丢失与远处器官转移相关(P<0.05).结论染色体3q、8q、5p、1q、6q、18p和20q部位可能存在与食管癌变密切相关的癌基因,3p、1p、9q、19p、4p和8p可能存在与食管癌变密切相关的抑癌基因;3q、5p、1q、11q13-14扩增和4pq、13q丢失与食管癌的发展相关,而8q、2p扩增和4pq、11q14-qter的丢失是食管癌发展的晚期事件与食管癌转移相关,不同的基因参与了淋巴结转移和远处器官转移。

目的 探讨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临床、病理特征.方法对5例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临床资料进行收集分析,HE切片观察,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平滑肌肌动蛋白(SMA)、HMB45、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孕激素受体(PR)、雌激素受体(ER),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是原因不明的肺部疾病,只发生在女性,特别是绝经前妇女.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咯血,气胸和乳糜胸等.病理学检查显示不同成熟度平滑肌细胞在细支气管壁、肺泡壁、淋巴管壁和血管壁周围增生,肺实质呈囊性变.增生的平滑肌细胞免疫组织化学5例SMA、HMB45、MMP2均阳性;1例的ER和PR均阳性,1例仅ER阳性,1例仅PR阳性,1例的ER和PR均阴性.结论育龄期妇女如反复出现自发性气胸、咯血、活动后呼吸困难应考虑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的可能,病理检查可确定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的诊断。

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对体外培养的人单核细胞株THP-1 核因子-κB(NF-κB)、抑制因子(IκB-α)活性的影响及其与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MIP-1α)表达上调的关系.方法 THP-1单核细胞分别用同型半胱氨酸和NF-κB 抑制剂PDTC预处理后,应用Northern blot和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MIP-1α mRNA和蛋白的表达,并应用Western 蛋白印迹进一步检测核蛋白NF-κB蛋白含量和胞质IκB-α含量.结果与未加任何处理因素的对照组比较,MIP-1α mRNA和蛋白在0.1 mmol/L 同型半胱氨酸处理后明显增加,分别为对照组的3.69倍和1.16倍(P＜0.01),同时NF-κB P65亚基核转位亦增加.而加入100 μmol/L NF-κB抑制剂PDTC预处理30 min后,再用同样浓度的同型半胱氨酸刺激,则MIP-1α mRNA和蛋白表达受到明显的抑制,NF-κB P65核转位增加.单独加入PDTC对MIP-1α mRNA、蛋白表达及NF-κB P65核转位无明显影响.此外,同型半胱氨酸(0.1 mmol/L)处理THP- 1可引起IκB-α蛋白水平显著降低,120 min后有所回升.结论同型半胱氨酸在病理浓度可促进NF-κB活化,发生核转位,进而促进THP-1细胞表达MIP-1α mRNA和蛋白,这种作用与IκB-α蛋白磷酸化降解有关。

目的 探讨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相互作用对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和其组织抑制剂(TIMP-2)分泌及活化的影响以及普伐他丁在上述过程中的作用.方法建立以不同比例混合的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体外共同培养体系,培养24 h后取上清采用明胶酶谱法检测MMP-2活性及逆明胶酶谱法检测TIMP-2的活性.按1∶ 1比例混合培养的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中,加入不同浓度的普伐他丁(0、0.1、0.5、1.0 μmol/ml)作用24 h后,用同样的方法测定MMP-2和TIMP-2的活性.结果共同培养体系的细胞与内皮细胞单独培养相比较,MMP-2酶原(proMMP-2)活性分别增高2.09、2.46和2.07倍(n=8,P<0.01),共同培养的细胞还能够分泌MMP-2的活性形式,其中以1∶ 1比例共同培养的细胞分泌的proMMP-2和活化MMP-2增加最为显著.普伐他丁对proMMP-2及活化状态MMP-2的产生均有抑制(P<0.01),并呈剂量依赖效应,浓度在1.0 μmol/ml以上的普伐他丁可完全抑制活化MMP-2的分泌.逆明胶酶谱法检测结果显示,混合培养的细胞TIMP-2活性较两种细胞单独培养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P<0.05),但与细胞混合的比例无关.普伐他丁对TIMP-2活性无明显影响.结论内皮细胞与单核细胞相互作用能够促进MMP-2的分泌和活化,并能抑制TIMP-2的分泌,而且普伐他丁对MMP-2的分泌和活化具有抑制作用。

目的 通过分析端粒主要结合蛋白端粒重复因子2 (TRF2)与p53的体外结合,探讨p53通过端粒途径调节细胞增殖、衰老和凋亡的分子机制.方法 4种不同的p53-谷胱甘肽S转移酶(glutathione S-transferase,GST)融合蛋白和GST经大肠杆菌表达、谷胱甘肽-SepharoseTM4B纯化,其中的人重组p53包括野生型(1～393)、C端缺失体p53 N5(2～293)、N端缺失体p53 N5(95～393)、第175位氨基酸突变体(R→H).将各纯化蛋白和人乳腺癌细胞MCF-7的细胞蛋白进行体外结合反应(pull down),Western blot 检测反应物中p53和TRF2的结合.结果纯化的GST和p53-GST融合蛋白纯度均在90%以上,且相对分子质量与预计的完全一致.TRF2的Western blot显示:野生型p53和p53-R175H均能沉淀MCF-7中的TRF2,且结合力相似,而单独的GST则无沉淀TRF2的作用.与野生型p53和p53 R175H相比,p53 2C与TRF2的结合力相对增加,p53 N5与TRF2的结合力相对大大减弱.结论 p53和TRF2可以进行直接而特异的体外结合,且其结合部位在p53 的C端(293～393). p53和TRF2 的C端依赖性结合可能与端粒动态变化所诱导的细胞活动有关。

目的 探讨稳定过表达Smac 基因对胃癌细胞凋亡的影响.方法脂质体介导Smac基因转染MKN-45细胞,G418筛选阳性克隆.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Western 印迹鉴定Smac表达,同时以丝裂霉素作为凋亡诱导因子,采用锥虫蓝活细胞拒染法检测癌细胞体外生长活性,透射电镜、吖啶橙-溴化乙啶荧光染色法、末端TdT酶标记技术(TUNEL)观察癌细胞凋亡及比率;Western印迹、比色法检测细胞内caspase-3表达.结果所获胃癌亚克隆细胞MKN-45/Smac的Smac mRNA、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MKN-45(P<0.01).10 μg/ml 丝裂霉素作用6～24 h后,与MKN-45细胞比较,MKN-45/Smac细胞生长活性减弱10.0%～30.8%(P<0.01),部分MKN-45/Smac细胞发生典型的凋亡形态学改变,凋亡率增高21.2%(P<0.01).丝裂霉素作用后,MKN-45/Smac细胞内caspase-3的表达和活性均较MKN-45细胞显著增强(P<0.01).结论胃癌细胞中Smac基因的过表达,能提高丝裂霉素作用后细胞中caspase-3的表达和活性,显著诱导癌细胞凋亡,为调控胃癌细胞凋亡活性提供了新的途径。

目的 通过对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MsC)转染Smad 2基因,观察转染的阳性细胞克隆纤连蛋白(FN)及Ⅳ型胶原(ColⅣ)表达的改变,以探讨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Smad信号转导通路引起细胞外基质积聚导致肾小球硬化发生的分子机制.方法经磷酸钙介导将含有Smad 2重组表达质粒转染大鼠MsC,用G418筛选及Western印迹分析法鉴定,又分别采用Western印迹分析法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转染阳性细胞克隆FN及ColⅣ表达的改变.结果成功建立高表达Smad 2蛋白的阳性MsC克隆(T-12、T-31、T-35、T-40),并证实其FN及ColⅣ的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明显上调.阳性MsC克隆FN蛋白为对照组2.4倍(P<0.05),mRNA为对照组的2.7倍(P<0.05);阳性MsC克隆ColⅣ蛋白为对照组2.9 倍(P<0.01);mRNA为对照组的3.3倍(P<0.01 ). 结论 TGF-β/Smad信号转导途径中的Smad 2可能是促进FN及ColⅣ在肾小球中积聚,是导致肾小球硬化发生的重要信号转导分子。

鞘脂类物质神经酰胺通过介导肿瘤细胞凋亡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肿瘤多药耐药(MDR)[1].人乳腺癌细胞葡萄糖神经酰胺合成酶(glucosylceramide synthase,GCS)使神经酰胺糖基化为葡萄糖神经酰胺(GC),降低了神经酰胺的促凋亡作用,促进了肿瘤细胞MDR[2].试图经本实验探讨人乳腺癌细胞GCS表达与多药耐药的关系。

在前列腺癌、神经母细胞瘤及消化系统肿瘤中均已证实人端粒酶逆转录酶(hTERT)与化疗疗效有关.随着对细胞凋亡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细胞凋亡是肿瘤细胞在接受各种抗肿瘤药物后的死亡机制,它的抑制可能是带有更普遍性的耐药机制.本研究中我们探讨未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端粒酶hTERT mRNA、细胞凋亡基因产物突变型p53、bcl-2蛋白的表达与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RP)、肺耐药蛋白(LRP)的关系及意义。

鉴于不同研究中采用的微血管标记抗体、评判标准及计数方法等各有不同,使各研究间微血管密度(MVD)计数的临床意义缺乏可比性,因此,我们试图探索更客观、准确和标准化的评估实体肿瘤血管新生程度的方法。

新血管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血管形成(vasculogenesis),即造血血管母细胞(hemangioblast)原位分化成内皮细胞并形成原始毛细血管丛的过程[1,2];二是血管新生(angiogenesis),指由已存在的血管以出芽的方式形成新血管的过程[3,4].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血管形成只发生于胚胎发育时期,在出生后并不存在.1997年,Asahara等[5]发现在人的外周血中存在血管内皮前体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EPC),该种细胞可参与出生后的多种病理和生理过程中的新血管形成[6],此现象同胚胎时期的血管形成相类似,故称作出生后血管形成(postnatal vasculogenesis).我们采用外周血作为材料来源,建立了一种稳定可重复的分离、鉴定末梢血液EPC的方法,为进一步研究EPC在生理和病理过程中的作用提供重要的实验基础。

由中、德科学中心发起、浙江大学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德外科及基础病理新进展研讨会于2004年4月20日～22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会议由浙江大学来茂德教授和德国Humboldt大学Dietel教授主持,中、德两国共23名病理学专家参加了此次高水准国际病理学会议.会议主要涉及WHO肿瘤新分类、第6版国际抗癌联盟(UICC)TNM分期以及SARS病研究等.会议促进了双方病理学界的交流,增进了友谊,为今后中、德两国病理学界的进一步交流、合作开创了新局面。

患者男,38岁.因间断性头痛4年,加重伴左手麻木1个月于2002年11月19日入院,头痛以右额颞部为主,曾出现失神小发作2次.体检:眼底视乳头无水肿,左侧肢体触觉、痛温觉、图形及两点辨别觉迟钝,实体觉丧失;血常规示白细胞总数11.2×109/L,中性粒细胞0.70,全身淋巴结无肿大.头颅MRI:右侧颞顶叶见一占位性病变,灰白质均受累,范围3.8 cm×4.0 cm×5.2 cm,境界不清,边缘不规则,信号不均,大部呈长T1长T2信号,增强扫描实体部分明显强化,其邻近脑膜亦见强化,周围水肿,右侧脑室体部及后角受压变形,中线左移.初步诊断右颞顶胶质瘤,不排除炎性肿块可能.入院后给予抗生素治疗5 d,白细胞总数无下降,行脑肿瘤切除术.术中见硬脑膜张力高,苍白、水肿,明显增厚,翻开可见其受侵犯,局部有肉芽组织增生,蛛网膜下腔见陈旧黄白色沉积物,脑回增宽、脑沟变浅,病灶位于侧裂末段中央沟后,灰白色,表面血管少,中部表面与脑膜粘连,质硬,有一定边界,直径5 cm,周围脑水肿明显;肿瘤深部有较多细小血管相连。

患者男,51岁.因外伤检查头颅CT意外发现后颅(颅骨来源)肿瘤,左侧枕骨鳞部呈相邻的两个膨胀性骨质破坏病灶,边缘清楚.头颅正侧位X片也见相应部位的骨质破坏区.磁共振成像(MRI)发现左侧枕骨鳞部及横窦上方枕骨、颞骨后部共4处多发病灶(图1),最大者4.5 cm×3.0 cm×2.5 cm,最小者2.4 cm×1.5 cm×0.5 cm,表现为略长T1长T2信号,强化明显.诊断考虑为左枕、颞骨多发占位病变,脑膜瘤可能.保守治疗(中药)半年后复查,发现肿瘤较前有明显增大.遂于2003年7月8日住入我科.体检:一般情况良好,颈枕部等未触及皮下肿块及浅表淋巴结肿大.神经系统无阳性体征.腹部B超未见肝、脾、胰等处肿块.放射性核素扫描(ECT)检查见左枕部有核素浓染区.术中见左后颅枕骨鳞部及横窦上枕骨、颞骨后部共4处暗紫红色颅骨内肿瘤,位于板障内,向内扩展为主,但内板仍完整,与硬脑膜无粘连.在枕骨鳞部的两处肿瘤间有骨梁分隔,边缘颅骨受压,光滑整齐.肿瘤边界尚清楚,除最大1颗突破外板,向枕部肌肉侵犯外,余3颗外板也都完整,有包膜,血供一般,质尚软.全切4颗肿瘤及受累枕肌,切除病变骨质。

患者男,54岁.因发现左侧肋缘下肿物20余天,偶有针刺感,在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左肾肿瘤于2003年10月24日入院.患者自发病以来无腰痛、血尿和尿痛.体检:双肾区无叩压痛,双输尿管行经无压痛,耻骨上区无压痛.可触及左侧肾脏肿大,质硬,无压痛.超声检查示:左肾实性占位;左肾静脉及下腔静脉栓子形成.手术所见,左侧腹膜后肾脏区巨大肿块,质硬,与降结肠及其系膜粘连.探查见左肾已基本被肿物取代.左肾静脉明显增粗,内可触及条索状物.完整将左肾切除,并在体外循环协助下,在膈上阻断下腔静脉,取出左肾静脉及下腔静脉内瘤栓。

患者男,29岁.间断性咳嗽2年,症状加重伴气短2个月,于2003年12月25日入院.术前CT示:隆突上方、气管下段可见不规则形肿物.支气管镜检查:气管下段可见葡萄状肿物突向腔内.手术行气管节段切除、端端吻合术。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于2002-2003年对全国医院(重点是中、小型医院)病理科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旨在通过数据资料的分析,说明我国当前各级医院病理科,尤其是基层医院病理科面临的严重妨碍我国临床医学事业健康发展的诸多紧迫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向国家卫生部提出关于改进医院病理科工作的建议。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s, AD)于1907年由Alzheimer最先发现并因此得名.AD是一种最常见的老年性痴呆症,大约占典型的晚发型的痴呆症的50%以上,有资料显示全球65～85岁的人,平均有10%会发生AD,85岁以上的人,有一半会发生不同程度的A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