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53卷第10期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经皮去肾交感神经术关键性随机对照试验取得令人鼓舞的突破，该技术已被多部国内外指南和共识推荐为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器械治疗选择。2024年4月以来，包括进口和国产在内的多款经皮去肾交感神经术设备先后在我国获批上市。各区域中心性医院陆续开展探索性临床应用，技术推广热度持续攀升。然而，在此发展热潮之中，我们更应秉持科学精神与患者利益至上的“冷思考”。严格把握适应证，规范技术操作流程，审慎探索特殊人群的应用边界，以确保患者获得最大临床收益。

科学的心脏康复可提高个体的心肺适能，改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甚至延长心脏病患者的生存期。门诊心脏康复在整个心脏康复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而门诊运动康复是门诊心脏康复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了确保心血管疾病患者能够安全有效地进行运动康复，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共同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制定该共识，以提升当前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门诊运动康复的科学性。

目的 探讨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病史女性的长时血压变异性与动脉硬化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数据来源于开滦研究数据库，纳入于1990年1月—2020年12月分娩并在产后完成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检测的有HDP病史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分娩后首次健康体检资料作为基线数据，以最后一次体检时与血压测量同期进行的baPWV检测结果为结局指标。根据长时血压变异性水平，将入选研究对象按三分位数法由低至高分为第一分位组、第二分位组和第三分位组，比较各组临床特征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水平长时血压变异性对有HDP病史女性动脉硬化风险的影响。通过排除多次分娩史个体进行敏感性分析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并基于分娩年龄（<40岁和≥40岁）及血压测量频次（3次和>3次）进行亚组分析，进一步探讨不同人群特征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 结果 共纳入421例研究对象，年龄（36.07±6.05）岁，baPWV值为（1 376.80±238.18）cm/s，长时血压变异性为4.66（3.41，6.50）mmHg（1 mmHg=0.133 kPa）。第一分位组140例，第二分位组141例，第三分位组140例。在总人群中，动脉硬化发生率为40.4%（170/421），上述各组的动脉硬化发生率依次为34.3%（48/140）、39.0%（55/141）和47.9%（67/14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长时血压变异性升高是有HDP病史女性发生动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OR=1.702，95%CI 1.018~2.844，P=0.043）。敏感性分析结果与主分析一致（OR=1.758，95%CI 1.044~2.959，P=0.034）。亚组分析进一步表明，在分娩年龄<40岁（OR=2.116，95%CI 1.153~3.885，P=0.016）和血压测量频次>3次（OR=1.894，95%CI 1.069~3.355，P=0.029）亚组中，长时血压变异性与动脉硬化风险的关联更显著。 结论 对于有HDP病史的女性群体，较高的长时血压变异性可能增加其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且这一影响在年轻女性（分娩年龄<40岁）和高频次（>3次）血压测量者中更显著。应重视对其血压变异性的监测和管理，改善长期心血管健康预后。

目的 探讨经皮去肾交感神经术（RDN）对难治性高血压合并轻度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的超长期降压疗效、安全性、主要不良事件及生存获益。 方法 本研究为真实世界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11年10月—2016年6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接受RDN治疗的难治性高血压合并轻度CKD患者。收集患者基线及术后1、5和13年的诊室血压、家庭自测血压、24 h动态血压、血肌酐、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以及尿白蛋白/肌酐比值等数据，同时记录RDN术后13年降压药物总每日限定剂量以及随访期间的心血管死亡、全因死亡、心力衰竭住院、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等终点事件。根据CKD分期（G1~G2期和G3a期）和基线收缩压水平（轻中度高血压和重度高血压）对患者进行分组，并对组间随访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共纳入40例患者，年龄（51±15）岁，男性26例（65%）。术后第13年随访数据显示，患者诊室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下降（-32±20）和（-15±14）mmHg（1 mmHg=0.133 kPa），家庭自测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下降（-25±14）和（-10±11）mmHg，24 h动态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下降（-16±9）和（-10±6）mmHg，同时降压药物总每日限定剂量较基线低1.1±0.9。肾功能评估结果显示，随访第13年的血肌酐水平［（105±51）μmol/L比（96±22）μmol/L］、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72±22）ml·min-1·1.73 m-2比（78±17）ml·min-1·1.73 m-2］及尿白蛋白/肌酐比值［（101±86）mg/g比（127±82）mg/g］较基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访期间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分别为13%（5/40）和8%（3/40）。亚组分析结果显示，CKD G1~G2期患者RDN术后第13年诊室收缩压［（-31±20）mmHg比（-34±19）mmHg］与舒张压［（-13±10）mmHg比（-25±18）mmHg］较基线的降幅虽小于G3a期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与轻中度高血压组相比，重度高血压组患者RDN术后第13年诊室收缩压［（-55±13）mmHg比（-20±10）mmHg］与舒张压［（-24±17）mmHg比（-13±10）mmHg］较基线的降幅均更大（P均<0.05）。 结论 RDN对难治性高血压合并轻度CKD患者具有长期降压作用且肾功能安全性良好，基线收缩压高的患者可能对RDN治疗的响应性更佳。

目的 分析行为和代谢因素控制达标对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疾病（CVD）发生风险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数据来源于江苏省昆山市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纳入于2018年参与该项目的高血压患者，根据行为和代谢因素（血糖、血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肥胖、吸烟、运动）控制达标数量（0~1项、2项、3项、4项、5项、6项）将患者分为6组，收集2018年的体检及分类干预管理数据作为基线资料并分析基线特征在不同达标数量组之间的分布情况。对患者进行随访，以随访期间发生CVD为结局，采用竞争性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行为和代谢因素控制达标对CVD发生风险的影响。采用累积发生函数等效性Gray检验比较不同分组之间CVD累积发病率差异。采用R软件“averisk”包计算各行为和代谢因素的人群归因分值（PAF）。 结果 共纳入87 338例高血压患者，年龄（62.88±9.14）岁，男性42 419例（48.57%）。随访75.0（60.0，77.0）个月，累计发生10 200例CVD，3 187例患者发生非CVD死亡。随访期间CVD累积发病率为13.69%（95%CI 13.35~14.03），其中男性与女性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99%比13.41%，Pgray检验=0.246）。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混杂因素后，随着行为和代谢因素控制达标数量的增加，高血压患者发生CVD的风险呈降低趋势（趋势P<0.001）。其中，与0~1项因素控制达标相比，6项因素全部达标可降低48%的CVD风险（HR=0.52，95%CI 0.44~0.62，P<0.001）。此外，6项行为和代谢因素对高血压患者CVD发病的合计PAF为23.98%（95%CI 19.99%~27.97%），其中运动未达标的PAF最大［8.70%（95%CI 5.19%~12.21%）］，其次为血糖未达标［7.30%（95%CI 6.36%~8.25%）］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未达标［5.54%（95%CI 3.58%~7.50%）］。 结论 与仅控制0~1项达标者相比，6项行为和代谢因素全部达标可使高血压患者的CVD风险降低48%。此外，在高血压患者群体中，通过控制6项因素可避免23.98%的CVD发病风险。应强化多因素协同干预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核心策略，以高效实现CVD一级预防的公共卫生目标。

目的 应用二维斑点追踪技术定量分析重度三尖瓣反流患者经导管三尖瓣缘对缘修复（T-TEER）后的右心室逆重构，并初步评估其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单中心队列研究。选取2021年3月至2023年6月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诊断为重度三尖瓣反流的患者。所有患者在T-TEER术前接受经胸超声心动图和经食管三维超声心动图检查，在T-TEER术后30 d及术后6、9个月进行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主要终点事件为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包括死亡、卒中、心肌梗死、再手术、心律失常、传导阻滞，其他临床评价指标有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三尖瓣反流分级。 结果 共纳入34例患者，年龄（67.9±9.3）岁，71%（24/34）为女性。中位随访时间为9个月。所有患者在T-TEER术后9个月三尖瓣反流减少≥2级，79%（27/34）三尖瓣反流为轻中度。T-TEER术后9个月的经胸超声心动图数据显示，三尖瓣反流束缩流颈宽度［（5.42±2.33）mm比（11.54±4.05）mm，P<0.001］、有效反流口面积［（0.24±0.09）cm2比（0.52±0.14）cm2，P<0.001］、反流束面积［（7.95±4.02）cm2比（13.93±6.10）cm2，P<0.001］、下腔静脉内径［（19.38±2.63）mm比（23.56±3.31）mm，P<0.001］、右心室舒张末期内径［（28.03±6.26）mm比（33.21±8.24）mm，P=0.001］、三尖瓣环左右径［（36.47±4.40）mm比（41.44±7.08）mm，P<0.001］均较基线减小；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18.08±5.25）mm比（14.91±3.42）mm，P=0.005］、右心室面积变化分数［（37.61±7.52）%比（30.79±9.06）%，P=0.004］均较基线增加。T-TEER术后9个月患者的NYHA心功能分级均为Ⅰ/Ⅱ级，随访期间无心脑血管不良事件。 结论 初步证实T-TEER治疗重度三尖瓣反流安全有效，T-TEER术后9个月患者的右心室逆重构较明显。

目的 评估经静脉导线拔除（TLE）术后植入全皮下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S-ICD）的临床可行性。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连续纳入2015年6月—2023年10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植入S-ICD的患者，根据S-ICD植入前是否接受TLE术将入选患者分为TLE组和新植入组，收集并比较2组患者的基线特征、S-ICD适应证、除颤阈值测试结果、并发症及术后随访情况。 结果 共纳入27例患者，年龄（49.2±14.2）岁，男性19例。TLE组12例，新植入组15例。与TLE组相比，新植入组患者的年龄更小［（43.3±13.7）岁比（55.6±12.0）岁，P=0.013］。TLE组患者S-ICD的主要适应证为感染高风险（9/12），而新植入组的主要适应证为年轻（11/15）。所有患者S-ICD植入手术成功，共18例患者进行除颤阈值测试（全部成功）。此外，TLE组随访时间较新植入组长［42（19，60）个月比12（3，28）个月，P=0.001］。随访期间无并发症或死亡发生，2组患者的设备功能均正常，共记录17次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事件，其中7次达到除颤治疗标准且全部获得有效除颤治疗。 结论 S-ICD对于TLE术后患者是一种安全且有效的治疗方案，其装置功能和术后随访结果与新植入S-ICD患者相比具有一致性。

目的 探讨我国院外心脏骤停旁观者心肺复苏率的初期目标值。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万方、中国生物医学、PubMed、Cochrane、EMBase等7个数据库收录的所有采用乌斯坦因形式报告院外心脏骤停病例救治过程，且有旁观者心肺复苏和出院或30 d生存数据的文献，研究对象为急救人员院前诊断的全部心脏骤停患者。采用荟萃分析合并出院或30 d生存率比（RR），采用RR值法计算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RP），并绘制随旁观者心肺复苏率变化的PARP增长率曲线；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出院或30 d生存率随旁观者心肺复苏率变化的模型。 结果 共入选24个队列，观察总人数279 641例。其中，7个队列来自我国，旁观者心肺复苏率和出院或30 d生存率的中位数为2.8%和0.47%，均低于全部队列的第1个三分位数切点（分别为10.0%和2.70%）。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接受旁观者心肺复苏的患者出院或30 d生存率高于未接受患者（RR=5.91，95%CI 3.28~10.66；I2=0，P=0.990）。PARP增长率曲线显示，当旁观者心肺复苏率达到10%后PARP增长幅度快速衰减。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旁观者心肺复苏率可解释出院或30 d生存率变异的74.4%；根据回归方程，若将旁观者心肺复苏率提升至10%，出院或30 d生存率可增加至1.40%（95%CI 0.76%~2.05%），PARP可由19.7%增加至32.9%。 结论 当前低旁观者心肺复苏率是我国院外心脏骤停低生存率的主要原因，建议以10%为初期目标值，并分阶段上调。

纤维肌性发育不良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的罕见病因，在年轻冠心病患者中，特别是那些未合并冠心病危险因素却伴有药物控制不佳的顽固性高血压患者，应重视血压监测并检查血管杂音。通过主动脉增强CT检查可以有效筛查由纤维肌性发育不良引发的冠状动脉病变相关心脏病。该文报道1例以高血压、反复胸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纤维肌性发育不良青年男性患者，以期强化临床对青年继发性高血压的鉴别诊断思路。

作为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的核心手段，心脏康复对降低患者死亡率、改善生活质量意义重大。该文系统梳理2024年美国心脏协会（AHA）和美国心肺康复协会（AACVPR）科学声明：心脏康复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新，并与2007版进行详细对比，重点聚焦于心脏康复质量改进、评估内容拓展、康复模式更新、运动训练优化、体重管理升级、心血管疾病与风险因素管理及康复质量评价体系强化等几个维度。旨在为提升心脏康复质量提供循证医学证据，同时为我国心脏康复学科建设与临床实践优化提供国际经验。

高血压及其靶器官损伤是全球主要死亡和致残原因，当前面临知晓率低、个体化治疗不足等挑战。人工智能（AI）技术在高血压管理中展现变革性潜力，通过整合多维数据全面优化疾病风险评估并辅助临床决策，结合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对话系统可以实现无创连续监测、智能化患者管理及诊疗方案个性化。然而AI的临床应用仍面临算法潜在偏移、可解释性不足和伦理风险等挑战，未来需攻克技术壁垒并完善监管体系以推动AI在高血压管理中的深入应用与发展。

随着冠状动脉腔内影像的发展，血管内超声、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和近红外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为冠心病的诊疗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影像学依据，但对其海量影像资料的解读十分依赖医生的主观判断和知识储备，开发高效、准确、客观的图像识别方法迫在眉睫。迅速兴起的人工智能以极高的效率和精准度逐渐弥补了图像判读的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基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冠状动脉介入精准治疗的快速发展。该文就人工智能在冠状动脉腔内影像应用中的图像采集、斑块识别与风险分层、治疗评价与优化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心功能异常的心脏瓣膜病患者常合并睡眠呼吸障碍，严重的睡眠问题与患者远期不良预后相关，因此，在心脏瓣膜病群体中进行睡眠呼吸障碍的筛查尤为重要，有助于更好地预测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对呼吸异常的合理干预也填补了心脏瓣膜病全生命周期管理在呼吸稳定性监测和调控方面的空白。该文总结了合并睡眠呼吸障碍的各类心脏瓣膜病的病理生理变化、接受不同瓣膜干预后转归及中远期预后，旨在为心脏瓣膜病的临床管理提供新思路。

左心室肥厚成因复杂，其精准诊断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对于一些代谢性、浸润性和神经肌肉病变所致的肥厚型心肌病拟表型罕见病的病因鉴别。这类疾病由于缺乏早期诊断而常被延误治疗，预后较差。基因检测及心肌活检是诊断这类疾病的有力工具，但临床应用存在局限性。心脏磁共振作为评估和诊断左心室肥厚的重要工具，不仅可以准确量化心肌肥厚的程度和分布，还能利用延迟强化、T1及T2 mapping、应力分析等技术，准确评估心肌组织学特征及早期功能障碍，为左心室肥厚的病因鉴别提供依据。该文就心脏磁共振对于肥厚型心肌病拟表型罕见病的诊断价值及临床研究进展进行概述。

暴发性心肌炎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速且死亡率极高。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尤其是中国成人暴发性心肌炎专家共识及指南的相继发布，暴发性心肌炎的救治存活率得以提高，但其远期随访管理仍需进一步完善。现有证据表明，部分幸存患者在出院后会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对患者的远期生活质量可能产生不良影响。该文就暴发性心肌炎远期预后中常见的后遗症进行介绍，旨在提高临床对该病后遗症问题的认识，探索有效解决方案，从而改善患者远期预后。

心脏L型钙通道（LTCC）是由α1、β、α2δ和γ亚基组成的异源多聚体蛋白，其亚基分别由CACNA1C、CACNB2b、CACNA2D1和CACNG基因编码。目前已知这些LTCC基因突变会导致钙通道功能障碍，进而引起心肌细胞异常兴奋并最终引发心律失常。近年研究显示，该通道的突变与Brugada综合征、早复极综合征等遗传性心律失常综合征以及心原性猝死密切相关。然而，目前关于Brugada综合征和早复极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及遗传背景仍存在诸多争论。该文总结了与上述2种综合征相关的心脏LTCC基因突变，探讨它们之间的潜在联系与可能致病机制，并进一步提供可能的治疗方案。

本刊2025年第53卷第7期第769-775页《复发性心包炎患者临床特征和治疗结局分析》一文中，第773页左半栏第1行和第2行“复发性心包炎的发病率为每年6~10/100 000”改为“复发性心包炎的发病率为6/100 000人年”。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