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17卷第04期

2型糖尿病（T2DM）发病机制复杂，开展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降糖药物的联合治疗对于提高T2DM患者血糖管理水平和改善临床结局具有重要意义。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与胰岛素联合治疗可弥补T2DM多种病理生理缺陷，在增强降糖效果的同时减少每日胰岛素用量，减少低血糖和体重增加等不良反应，是临床常用的T2DM联合治疗方案。如何规范应用GLP-1RA和胰岛素的联合治疗方案，取得安全、有效的治疗效果，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由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共识专家组，组织撰写了《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联合胰岛素治疗2型糖尿病专家共识（2025版）》。本共识基于各种胰岛素降糖方案与GLP-1RA联合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的临床研究证据，结合专家实践经验形成主要推荐意见，旨在为基层医师临床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

糖尿病并发症的规范管理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醛糖还原酶在人体内分布广泛，是多元醇通路中的关键限速酶，在高血糖状态下，醛糖还原酶被激活，可出现多元醇代谢通路紊乱。醛糖还原酶抑制剂通过调控多元醇通路，在延缓糖尿病并发症进展中具有潜力。为了规范醛糖还原酶抑制剂的临床应用，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神经并发症学组组织专家成立编写组，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基于现有国内外临床研究证据并结合实践经验，撰写了《醛糖还原酶抑制剂临床应用专家建议（2024版）》，系统总结醛糖还原酶抑制剂的药理学机制、循证医学证据及安全性数据，重点阐述其在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肾脏病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中的应用原则，旨在为内分泌科、糖尿病专科医师和药剂师等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提高糖尿病并发症规范化治疗水平。

饮食控制是2型糖尿病的核心治疗手段，需兼顾减重、血糖调控及并发症预防。2025年美国糖尿病学会指南强调个体化饮食治疗的重要性，围绕“限食”与“限时”两大饮食模式展开探讨。“限食”饮食模式认为控制每日总热量是饮食治疗的基础，能量负平衡可显著促进糖尿病缓解。限制食物种类亦能改善代谢，如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可降低血糖，低升糖指数饮食能够改善血糖波动，富含全谷物、蔬菜的饮食模式可降低新发糖尿病风险。新型的“限时”饮食模式包括间歇性禁食（如5∶2饮食、隔日断食）与限制进食时间（如8 h进食窗口），通过调控代谢节律实现减重与血糖控制。临床研究表明，限时饮食可改善β细胞功能及胰岛素抵抗，且独立于减重发挥代谢调节作用。饮食治疗需兼顾科学性与灵活性，通过热量控制与模式创新，实现代谢改善与疾病缓解的双重目标。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与低脂饮食是成人肥胖膳食干预中常见的两类减重饮食模式。基于现有研究证据，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与低脂饮食在短期可使体重下降，并带来代谢获益，但无有力证据支持哪一类饮食模式更优，其长期有效性与安全性也不充分。临床医师应围绕限制总能量摄入这一原则，制订个体化的膳食干预方案，并强调摄入优质营养素，以提高超重/肥胖人群的整体生活质量与健康状况。

目的 探讨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及其与肥胖指标结合后的衍生指数与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关系。 方法 为队列研究。对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流行病学研究（REACTION）中的贵州地区分队列数据进行10年随访研究。基线数据收集于2011年5至8月，包括人口学特征及家族史等信息，并测量身高、体重、腰围（WC）和臀围，计算体重指数（BMI）、腰臀比（WHR）、腰高比（WHtR）；检测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2hPG）、血肌酐（Scr）、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TC）、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生化指标，并计算TyG及其与肥胖指标结合后的衍生指数，包括TyG-BMI、TyG-WC、TyG-WHR和TyG-WHtR。对符合纳入标准的8 876名参与者进行10年随访，随访率78.36%。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发生恶性肿瘤，将完成随访的6 955名参与者分为恶性肿瘤组和非恶性肿瘤组，分析两组人群的基线特征差异。进一步对基线TyG、TyG-BMI、TyG-WC、TyG-WHR、TyG-WHtR进行四分位数分组（Q1、Q2、Q3、Q4组），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各指数相对于Q1组，其他各区组发生恶性肿瘤风险的OR值及95%CI。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数预测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能力。 结果 10年随访期间，6 955名参与者中有217例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肿瘤家族史、吸烟情况、饮酒情况、2hPG、Scr、HDL-C、LDL-C、TC、HbA1c等混杂因素后，TyG、TyG-BMI、TyG-WC、TyG-WHR及TyG-WHtR与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OR值（95%CI）分别为1.928（1.255~2.961）、1.004（1.001~1.008）、1.003（1.001~1.005）、1.357（1.109~1.661）和1.588（1.228~2.054）。同时，在TyG及其各衍生指数的四分位数分组中，相较于Q1组，Q4组的恶性肿瘤发生风险更高（P<0.05）。其中，TyG-WC和TyG-WHtR与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01（95%CI 0.563~0.639）和0.600（95%CI 0.563~0.637）。 结论 TyG及其衍生指数的升高与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增加相关，其中TyG-WC和TyG-WHtR在评估恶性肿瘤发生风险时，显示出较高的AUC，可作为恶性肿瘤高风险人群的提示指标。

目的 调查我国1型糖尿病（T1DM）患者血糖监测现状，分析T1DM患者选择血糖监测方式的影响因素。 方法 该研究为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选取2021年7月至2022年9月在全国5个省份24个中心登记的T1DM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年龄、糖尿病病程、胰岛素治疗方案、糖化血红蛋白（HbA1c），收集研究对象所在地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将HbA1c<7.0%定义为血糖达标。根据患者登记前3个月的血糖监测情况，将患者分为自我血糖监测（SMBG）组（登记前3个月仅进行指尖血糖监测）和持续葡萄糖监测（CGM）组（登记前3个月内使用过CGM设备监测血糖）。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T1DM患者选择血糖监测方式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630例病程超过3个月的T1DM患者，研究对象的年龄为26.04（13.16，37.98）岁，糖尿病病程为4.82（1.89，10.37）年。其中，SMBG组患者占比62.86%（396/630），CGM组患者占比37.14%（234/630）。与SMBG组相比，CGM组患者的HbA1c水平更低（Z=7.271），HbA1c达标率（χ2=32.274）更高（均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组年龄小（OR=0.965，95%CI 0.952~0.979，P<0.001）与T1DM患者使用CGM监测血糖有关；相对于使用胰岛素泵治疗，每日多次皮下胰岛素注射治疗的患者（OR=0.488，95%CI 0.325~0.732，P=0.001）和接受其他方案胰岛素治疗的T1DM患者（OR=0.215，95%CI 0.098~0.470，P<0.001）采用CGM监测血糖的比例较低；相对于所在地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4万元/年，所在地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4~<6）万元/年（OR=1.863，95%CI 1.182~2.936，P=0.007）和所在地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6万元/年的T1DM患者（OR=2.250，95%CI 1.257~4.029，P=0.006）更倾向于选择使用CGM监测血糖。 结论 SMBG仍是我国T1DM患者的主要血糖监测方式。CGM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优于SMBG组。年龄较小、采用胰岛素泵治疗、所在地区市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T1DM患者更倾向于选择用CGM监测血糖。

目的 比较颈围和腰围及其变化对2型糖尿病（T2DM）患者胰岛素抵抗（IR）的不同影响。 方法 为队列研究。选择自2018年12月至2021年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并完成1年随访的417例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测量血压、身高、体重、腰围、颈围、臀围，检测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胰岛素等指标，计算体重指数（BMI）、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比较1年前后的上述指标，并计算变化值。HOMA-IR经自然对数转换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评估各参数对HOMA-IR基线值及变化值的影响，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计算其与人体测量学参数的相关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评估HOMA-IR下降的影响因素。 结果 1年后根据颈围变化分为颈围不变组（179例）、颈围缩小组（200例）和颈围增粗组（38例）。颈围缩小组1年后的血压、各人体测量学参数、TG、TC、LDL-C和HOMA-IR均明显下降（P<0.01），颈围增粗组仅LDL-C下降（P<0.01），HOMA-IR反而上升（P<0.01）。经自然对数转换后，HOMA-IR的基线值与颈围（r=0.36）、腰围（r=0.37）和BMI（r=0.38）呈正相关，3个相关系数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1年后经自然对数转换的HOMA-IR变化值与颈围变化值（r=0.63）的相关性强于腰围变化值（r=0.30）和BMI变化值（r=0.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HOMA-IR的基线值经自然对数转换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颈围，腰围和TG均进入方程（R2=0.22，P<0.01），但对上述3个指标的变化值行回归分析时仅有颈围变化值进入方程（R2=0.44，P<0.01），HOMA-IR下降的二元logistic回归也仅有颈围下降值进入方程（伪R2=0.47，P<0.01）。 结论 颈围缩小同时伴腰围和BMI下降，对血压、血脂和IR改善均有益，颈围和腰围都是评估IR的良好指标，但颈围变化对IR的影响较腰围变化的影响更大，颈围缩小能更好地改善IR。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前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小气道功能的关联。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取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T2DM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年龄、尿酸、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并发症情况、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FVC%）、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及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计值百分比（DLCO%）、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一氧化碳弥散量与肺泡通气量比值占预计值百分比（DLCO/VA）%，收集其用力呼出75%肺活量时的瞬间呼气流量（MEF75%）、用力呼出50%肺活量时的瞬间呼气流量（MEF50%）、用力呼出25%肺活量时的瞬间呼气流量（MEF25%）。根据肺功能情况将研究对象分为肺功能正常组（FEV1/FVC≥0.70，FEV1%≥80%）、保留比值受损肺功能（PRISm）组（FEV1/FVC≥0.7，FEV1%<80%）和气流阻塞组（FEV1/FVC<0.7）。采用方差分析、Kruskal Wallis秩和检验和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T2DM患者发生肺功能减低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ROC）曲线分析小气道功能对PRISm、气流阻塞的诊断效能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共纳入T2DM患者432例。其中，肺功能正常组331例，PRISm组65例，气流阻塞36例；PRISm的患病率为15.1%（65/432）。3组患者FVC%、FEV1%、FEV1/FVC、MEF25%、MEF50%、MEF75%、DLCO%、（DLCO/VA）%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5岁、尿酸≥320 μmol/L、RDW-CV≥0.132 fl、合并DPN是T2DM患者发生PRISm及气流阻塞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MEF75%（AUC=0.794，95%CI 0.733~0.853，P<0.001）、MEF50%（AUC=0.842，95%CI 0.792~0.892，P<0.001）、MEF25%（AUC=0.818，95%CI 0.765~0.871，P<0.001）对PRISm均有一定的预测价值，MEF75%（AUC=0.861，95%CI 0.780~0.941，P<0.001）、MEF50%（AUC=0.891，95%CI 0.812~0.970，P<0.001）、MEF25%（AUC=0.817，95%CI 0.719~0.914，P<0.001）对气流阻塞也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结论 年龄≥55岁、尿酸≥320 μmol/L、RDW-CV≥0.132fl、合并DPN是T2DM患者发生PRISm及气流阻塞的独立影响因素，小气道功能对T2DM患者的PRISm及气流阻塞均有一定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中国社区普通人群皮肤自发荧光年龄指数（SAF-AGEage）与脑卒中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为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来源于REACTION前瞻性队列研究在2018年9至12月进行的第3次随访，共纳入了5 806名40岁以上的中国北京社区居民。应用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荧光检测仪DM Scan对参与者进行皮肤自发荧光（SAF）检测，并计算SAF-AGEage。根据基线SAF-AGEage的四分位数将参与者分为Q1组（SAF-AGEage≤40.755，1 454名），Q2组（40.755<SAF-AGEage≤46.532，1 449名），Q3组（46.532<SAF-AGEage≤54.064，1 452名）和Q4组（SAF-AGEage>54.064，1 451名）。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校正混杂因素，以探讨SAF-AGEage与脑卒中患病率的相关性。采用亚组分析验证SAF-AGEage与脑卒中患病率关系的稳定性。 结果 参与者中共有281例（4.8%）患脑卒中。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SAF-AGEage与脑卒中有关。与作为参照组的Q1组相比，Q2、Q3、Q4组人群的脑卒中患病率分别增加了0.694倍［OR值（95%CI）为1.694（1.041~2.756），P<0.001］、1.187倍［OR值（95%CI）为2.187（1.364~3.507），P<0.001］和1.797倍［OR值（95%CI）为2.797（1.709~4.577），P<0.001］。在分层分析中，SAF-AGEage与脑卒中风险在体重指数≥24 kg/m2、非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亚组中显著相关，且随着SAF-AGEage四分位数的增加，脑卒中患病风险随之增加。无论性别或是否合并冠心病，SAF-AGEage指数与脑卒中风险均显著相关，且脑卒中风险随着SAF-AGEage四分位数的增加而增加（P<0.05）。交互作用显示，高血压与SAF-AGEage在脑卒中患病风险关系上存在交互作用（交互P值=0.027）。 结论 在中国社区普通人群中，SAF-AGEage与脑卒中存在显著的相关性，SAF在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发展中具有潜在重要性。

目的 探讨血清Sortilin与2型糖尿病（T2DM）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胰岛素抵抗（IR）以及炎症反应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取2024年1至8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T2DM患者及同期体检中心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BMI）相匹配的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MAFLD将T2DM患者分为单纯T2DM组和T2DM合并MAFLD组，将选取的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NC组）。收集各组研究对象的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糖化血红蛋白（HbA1c）、超敏C反应蛋白（hs-CRP）、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TC），检测研究对象血清Sortilin，根据FPG和FINS计算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χ2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进行组间比较，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血清Sortilin水平与各指标间的相关性，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血清Sortilin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研究对象202例，包括T2DM患者131例，健康体检者71例。其中，单纯T2DM组63例，T2DM合并MAFLD组68例，NC组71例。与NC组相比，单纯T2DM组与T2DM合并MAFLD组血清Sortilin水平均降低（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血清Sortilin水平与FPG、FINS、HbA1c、HOMA-IR、hs-CRP、LDL-C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206、-0.172、-0.361、-0.214、-0.434、-0.383，均P<0.05）。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DL-C、TC、hs-CRP是血清Sortilin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t值分别为-3.197、2.048、-3.801，均P<0.05）。 结论 血清Sortilin与T2DM合并MAFLD、IR以及炎症反应密切相关。

目的 使用剂量-反应Meta分析探讨替尔泊肽在亚洲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的疗效及量效关系。 方法 计算机检索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PubMed）、荷兰医学文摘数据库（Embase）、循证医学数据库（the Cochrane Library）、科学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Scopus、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资讯等数据库中有关研究不同剂量替尔泊肽治疗亚洲2型糖尿病（T2DM）患者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间为数据库建库至2024年7月26日。由2位研究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数据［包括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PG）、体重］与评价偏倚风险，采取Review manager 5.3及Stata 14.0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5篇RCT，共2 058例T2DM患者。在亚洲人群中，每周接受5、10、15 mg替尔泊肽治疗的T2DM患者HbA1c、FPG、体重均较对照组降低（均P<0.001）。剂量-反应分析结果显示，替尔泊肽治疗剂量与HbA1c（B=-0.086 9，SE=0.020 6，Z=-4.221，P<0.001）、FPG（B=-0.081 0，SE=0.018 8，Z=-4.311，P<0.001）及体重变化幅度（B=-0.125 5，SE=0.011 2，Z=-11.221，P<0.001）均存在线性关系。安全性方面，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替尔泊肽治疗组的胃肠道不良事件频率更高（P<0.05）。而剂量-反应分析中，替尔泊肽剂量与低血糖、恶心及呕吐胃肠反应之间无线性剂量-反应关系（均P>0.05）。 结论 在亚洲T2DM人群中，不同剂量替尔泊肽均可安全有效降糖减重。随着药物剂量的增加，血糖及体重降低的幅度呈线性增加，而不良反应无明显增加。

外源性胰岛素抗体综合征（EIAS）是由于使用外源性胰岛素诱导胰岛素抗体产生的一种罕见的免疫性疾病，绝大多数以反复低血糖为主要临床表现，以高血糖、严重胰岛素抵抗为主要表现者较罕见。该文报道1例难治性EIAS患者的诊治经过。患者为中年男性，主因“发现血糖升高13年”入院。患者2017年7月因应用大量胰岛素而血糖控制差第1次住院治疗，经检查后考虑为EIAS，连续3 d予以甲强龙500 mg静脉滴注，经激素冲击治疗后血糖得到明显控制，胰岛素用量明显减少，出院后规律应用胰岛素（88 U/d）及口服药物降糖治疗，血糖控制良好。2019年再次因血糖控制不佳住院，入院后查甲状腺功能、谷氨酸脱羧酶抗体、胰岛细胞抗体、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生长激素、瘦素、脂联素、皮质醇节律、血脂、性激素水平、胰腺CT均未见异常，既往无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无巯基药物使用史，查体未见阳性表现，住院期间予以大量胰岛素（>3 U·kg-1·d-1），血糖仍控制差，以高血糖为主，予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后未见好转，继而给予血浆置换、免疫球蛋白静脉滴注、免疫抑制剂口服联合治疗后血糖明显降低，胰岛素用量明显减少。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升高，肌少症和认知功能障碍作为老年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逐渐得到重视。糖尿病可加剧年龄相关的肌肉质量和肌肉功能改变，同时加速认知功能障碍进展，肌少症和认知功能障碍相互关联。该文综述了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中肌少症与认知功能障碍相互影响的研究现状，概述了二者的关联及发病机制，以期为预防和治疗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肌少症和认知健康问题提供支持参考。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足溃疡（DFU）的迁延不愈是糖尿病足恶化和截肢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促进DFU愈合对于减少截肢风险，减轻社会和卫生保健系统的经济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目前，DFU治疗主要包括综合代谢控制、手术清创、抗感染、减压和血流重建，以及促进创面愈合的各种辅助疗法。该文主要对糖尿病创面治疗的新方法进行综述，包括氧疗、多种新型敷料、干细胞移植及外泌体应用等。

糖尿病足溃疡（DFU）是糖尿病患者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其进展快、临床治疗费用高、时间长且预后不理想。近年来，DFU的治疗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了很大进展。该文就DFU的特点、自体富血小板血浆（PRP）和自体脂肪移植（AFG）技术对创面愈合的积极作用及其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阐述了PRP辅助AFG技术可能成为治疗DFU的有效手段。

糖尿病相关足病（DF）是糖尿病最常见的下肢并发症，但可防可治。重视预警信号，提高糖尿病患者足部自我护理依从性对防范糖尿病足溃疡，降低截肢率至关重要。该文介绍了DF患者自我护理依从性现状，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依从性五维度作为框架，总结了影响DF自我护理依从性的社会和经济、治疗、患者、卫生系统及病情等相关因素；从提升患者足部自我护理知识、技能和动机层面综述了合理设计健康教育内容、教育工具、数字技术、动机访谈、同伴支持、行为协议等方法提高依从性的研究进展。未来研究应聚焦提高糖尿病足的结构式教育管理，探索干预措施，促进患者克服障碍，提高依从性，预防足溃疡发生。

糖尿病与口腔健康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关系。糖尿病常会引起口腔疾病，最常见的包括龋病和牙周炎。口腔中的微生物出现菌群失调时，不仅会引起口腔疾病，也可能促进全身系统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该文介绍了糖尿病和口腔健康的相互影响，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患牙周炎或龋齿时的新型治疗方法——光动力疗法及益生菌治疗，旨在为治疗糖尿病合并口腔疾病提供理论基础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