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50卷第10期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是女性心血管事件链中的初始环节。大量研究从多个方面证实了HDP是心血管疾病（CVD）的重要致病因素。具有子痫前期病史的女性，远期CVD和靶器官损伤风险明显增加。妊娠期可以被视为女性特有的“心血管负荷试验”。在防控上，应该把HDP到CVD视作延续的病理生理过程，进行一体化临床监测和干预。对于患有慢性高血压的女性，在计划妊娠阶段即应进行规范的筛查、评估和降压药物调整；针对子痫前期高危女性，在妊娠前和妊娠期应积极而谨慎地干预。同时，注意完善HDP患者产后长期监测和CVD风险评估，并对其子代加强健康干预。

近30年来，国内外多数指南类文件均将<140/90 mmHg（1 mmHg=0.133 kPa）作为多数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目标值，对于老年患者则更为宽松。然而，自2015年SPRINT研究发表以来，先后公布的多项研究结果提示应更为严格地管控血压，将其降至<130/80 mmHg可使高血压患者获益更多。而且新近发表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也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强化降压治疗的安全性。基于这些新证据，建议今后在修订高血压防治指南及临床实践过程中更为严格地管控血压。

经皮机械循环辅助（percutaneous mechanical circulatory support，pMCS）是一种主要应用于心血管急危重症救治的生命支持技术。近年来，随着复杂、高危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的开展，pMCS在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中的应用也逐渐受到重视。为指导pMCS技术的应用，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组织国内相关专家，汇总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了《经皮机械循环辅助在复杂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应用中国专家共识》。该共识对pMCS装置，pMCS在复杂、高危冠状动脉疾病、心律失常、瓣膜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中的应用，pMCS的管理，并发症及处理，撤离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给出了建议。共识的颁布和实施对规范pMCS的临床应用有重要意义。

心肺运动试验（CPET）作为一种客观、定量、无创的检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心肺康复临床实践。它不仅可阐明运动不耐受、运动相关症状的病理生理学机制，而且在疾病的鉴别诊断、预后评估、医疗干预效果评价、运动处方制订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为了保证CPET临床操作的安全性和准确性，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共同组织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制定了本共识，以促进CPET在临床实践中的规范合理应用。

目的 探讨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基因遗传变异与儿童青少年血压的关系。 方法 于2016年在广州市城区开展横断面调查，对4 155名儿童青少年进行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血压等）、问卷调查（包括一般情况、运动情况、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并进行遗传变异检测。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MMP2基因遗传变异（rs243865和rs7201）、遗传风险评分（GRS）等级与收缩压和舒张压标化值的关联。通过逐步法分析标化体重指数（BMI）对于GRS等级与标化血压的中介效应，并采用回归模型的相乘项评价运动与GRS等级对血压的相加交互作用。 结果 研究共纳入4 155名中小学生，男性2 132名（51.3%）。小学二年级、初一和高一学生分别为1 401名（33.7%）、1 422名（34.2%）和1 332名（32.1%），年龄分别为（8.2±0.3）、（13.1±0.4）和（16.2±0.5）岁。调整年龄、性别、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后，与rs243865 TT基因型携带者比较，CC/CT基因型携带者舒张压高0.461个标准差（显性模型β=0.461，95%CI 0.199~0.723）。与rs7201 CC基因型携带者比较，AA/AC基因型携带者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0.147个标准差（隐性模型β=0.147，95%CI 0.014~0.279）和0.171个标准差（隐性模型β=0.171，95%CI 0.039~0.304）。每增加1个GRS等级，收缩压升高0.151个标准差（β=0.151，95%CI 0.029~0.272），舒张压升高0.242个标准差（β=0.242，95%CI 0.120~0.363）。BMI的中介效应分别占GRS对收缩压和舒张压总效应的28.3%和12.6%。控制BMI后，GRS对舒张压的直接效应仍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中高强度运动不足（<0.5 h/d）与GRS对收缩压存在正相加交互作用（交互项β=0.518，95%CI 0.088~0.949，P=0.018）。 结论 MMP2基因rs243865和rs7201遗传变异与儿童青少年血压升高存在关联，肥胖在其中可能具有中介作用，运动不足和MMP2基因遗传变异对儿童青少年收缩压具有正相加交互作用。

目的 调查我国中西部地区血压未控制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家庭血压监测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于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从我国中西部地区72家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年龄≥60岁且诊室血压≥140/90 mmHg（1 mmHg=0.133 kPa）的高血压患者，并依据是否规律进行家庭血压监测分为规律家庭血压监测组和非规律家庭血压监测组。对入选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血压测量，记录患者使用不同类型血压计及规律测量血压（至少每周测量1次）的情况。使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影响患者规律进行家庭血压监测的因素。 结果 共纳入患者3 857例，年龄67（64，71）岁，男性2 163例（56.1%）。入选患者中3 044例（78.9%）拥有家庭血压计，2 168例（56.2%）规律进行家庭血压监测；在拥有家庭血压计的患者中，2 370例（77.9%）拥有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年龄大、家庭收入高、高血压病史长、服用降压药数量多、知晓高血压诊断标准及有并发症的患者规律进行家庭血压监测的可能性更大（P均<0.05）。 结论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血压未控制的老年高血压患者中，家庭血压计较为普及，近六成的患者规律进行家庭血压监测。年龄、家庭收入、高血压病史、服用降压药数量、知晓高血压相关知识是此类患者规律进行家庭血压监测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妊娠前半期体重增加与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的关系。 方法 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3月在天津市19家社区医院招募妊娠早期的单胎孕妇。根据妊娠前体重指数（BMI）将孕妇分为低体重组（BMI<18.5 kg/m2）、正常体重组（18.5 kg/m2≤BMI≤24.9 kg/m2）和超重/肥胖组（BMI≥25.0 kg/m2）。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入选者的基本信息。随常规产检测量入选者的身高、体重及血压等。分别计算各组入选者妊娠20+6周前3个时段（0~13+6、14+0~20+6、0~20+6周）的妊娠期体重增加率（rGWG）。按常规产检流程随访至产后42 d，观察入选者发生HDP的情况。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孕妇3个时段的rGWG与妊娠20周后发生HDP的关系。 结果 研究最终纳入孕妇9 805名，年龄（30.6±3.8）岁，其中汉族9 418名（96.1%），初产妇6 845名（69.8%），妊娠前低体重组、正常体重组和超重/肥胖组分别有1 184、6 831和1 790名。发生HDP的孕妇共508例，总体及低体重组、正常体重组和超重/肥胖组HDP发病率分别为5.2%（508/9 805）及1.8%（21/1 184）、3.9%（269/6 831）和12.2%（218/1 790）。校正年龄、妊娠前BMI、初产妇及高血压家族史后，与0~13+6周rGWG≤0.00 kg/周的孕妇比较，总体中妊娠13+6周前rGWG≥0.18 kg/周的孕妇发生HDP的风险增加28%（RR=1.28，95%CI 1.04~1.56，P=0.015），其中超重/肥胖组风险增加39%（RR=1.39，95%CI 1.04~1.85，P=0.026），而低体重组和正常体重组均未见rGWG与HDP的相关性（P均>0.05）；总体及不同BMI组妊娠14+0~20+6周均未见rGWG与HDP的相关性（P均>0.05）；与rGWG≤0.14 kg/周的孕妇比较，总体孕0~20+6周rGWG≥0.28 kg/周的孕妇发生HDP的风险增加36%（RR=1.36，95%CI 1.11~1.67，P=0.003），其中正常体重组rGWG≥0.29 kg/周的孕妇HDP风险较rGWG≤0.15 kg/周的孕妇高46%（RR=1.46，95%CI 1.11~1.93，P=0.008），超重/肥胖组体重增加过多有增加HDP风险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35，95%CI 0.99~1.85，P=0.059），而低体重组则未见rGWG与HDP的相关性（P均>0.5）。 结论 妊娠前半期体重增加过多的孕妇发生HDP的风险增加（妊娠前低体重者除外）。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人群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与新发高血压的关联。 方法 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参加2006至2007年度健康体检的开滦集团社区非高血压人群。每2年随访1次，以新发高血压时间作为随访终点，未发现高血压者随访截止时间为死亡时间或随访结束时间（2017年12月31日）。根据基线hsCRP水平将被试者分为低风险组（hsCRP<1.0 mg/L）、中风险组（hsCRP ≥1.0且≤3.0 mg/L）和高风险组（hsCRP>3.0 mg/L），并按年龄进一步分层（每10岁1组）。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各组人群高血压累积发病率，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hsCRP水平与新发高血压的关联。 结果 研究纳入51 179人，其中男性38 606人（75.43%），年龄（48.1±12.2）岁，基线hsCRP为0.64（0.25，1.60）mg/L。低、中、高风险组各31 791、12 419、6 969人，基线hsCRP分别为0.30（0.16，0.59）、1.57（1.20，2.10）、5.17（3.80，7.10）mg/L。随访（8.1±2.2）年，期间共9 523（18.60%）人新发高血压，低、中、高风险组人群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7.41%、20.48%、20.73%，低、中、高风险组<45、45~54、55~64、≥65岁人群高血压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3.53%、15.82%、16.76%，19.27%、22.84%、21.62%，21.55%、24.19%、24.88%，20.20%、22.35%、19.11%，除≥65岁人群外，其余各年龄段低、中、高风险组人群高血压累积发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总人群中高风险组人群新发高血压的风险是低风险组人群的1.11倍（HR=1.11，95%CI 1.05~1.18）；在<45岁、45~54岁、55~64岁和≥65岁人群中高风险组新发高血压的风险分别为低风险组的1.22倍（HR=1.22，95%CI 1.08~1.38）、1.14倍（HR=1.14，95%CI 1.04~1.26）、1.16倍（HR=1.16，95%CI 1.04~1.30）和1.02倍（HR=1.02，95%CI 0.86~1.20）。 结论 hsCRP高水平是新发高血压的危险因素，hsCRP升高所致高血压发病风险呈现出年龄依赖性。

目的 分析中国成人晕厥患者的临床特征。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调查。连续纳入2018年6月25日至2021年3月1日中国19个省市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37家三甲医院急诊、老年科、心内科门诊或晕厥单元就诊且初步诊断为晕厥的患者，收集相关临床资料，并对其临床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研究共纳入患者4 950例，年龄（56.3±16.8）岁，男性2 604例（52.6%）。最常见的晕厥类型为神经介导性晕厥［2 345（47.4%）］，其次为心原性晕厥［1 085（21.9%）］，而直立性低血压性晕厥则相对少见［311（6.3%）］，此外不明原因晕厥患者有1 155例（23.3%）。与≥65岁的患者比较，<65岁的患者中有诱因者更为多见［2 066（72.4%）比786（27.6%），χ2=136.5，P<0.001］。与其他类型晕厥患者比较，神经介导性晕厥患者中有晕厥先兆者占比较高［1 972（79.0%）比1 908（73.9%），χ2=17.523，P<0.001］。女性患者中有先兆者占比高于男性［1 837（80.0%）比1 863（73.0%），χ2=33.432，P<0.001］。<65岁的患者中有先兆者占比高于≥65岁者［2 482（77.8%）比1 218（73.4%），χ2=11.756，P=0.001］。与<65岁的患者比较，≥65岁者伴紫绀的比例较高［271（18.2%）比369（12.7%），χ2=23.235，P<0.001］，伴大小便失禁的比例亦较高［252（15.2%）比345（10.8%），χ2=19.313，P<0.001］。与其他类型晕厥的患者比较，心原性晕厥患者有家族史者更为多见［264（24.3%）比754（19.5%），χ2=11.899， P=0.001］。晕厥患者合并的心血管疾病依次为高血压［1 480（30.5%）］、冠心病［1 057（21.4%）］、心房扑动/颤动［359（7.2%）］和二度房室传导阻滞［236（4.8%）］。心原性晕厥患者合并冠心病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晕厥患者［417（38.4%）比640（16.6%），χ2=241.376，P<0.001］。此外，合并症还包括脑血管病［551（11.1%）］和糖尿病［632（12.8%）］。 结论 中国成人晕厥以神经介导性晕厥最为常见，有诱因、先兆的患者较为年轻，女性有晕厥先兆者占比较高，心原性晕厥患者中有家族史、合并冠心病的比例较高。

新生儿高血压较为罕见，多由于肾血管或肾实质疾病以及血栓栓塞所致。该文报道新生儿高血压1例，是由于肾动脉纤维肌性发育不良导致肾动脉狭窄所致。

LMNA基因突变会导致核纤层蛋白结构改变，进而通过多种机制导致一系列疾病，主要表现为多系统早衰，具体可表现为扩张型心肌病、心律失常、代谢异常（如脂肪萎缩、胰岛素抵抗和高甘油三酯血症）、听力受损以及脊柱侧弯等。该文报道1例LMNA R349W突变患者，具有核纤层蛋白病的一系列典型表现。

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在婴儿中较为罕见，起搏器置入对有症状的患儿是唯一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由于婴儿体重低、具有生长发育需求等，其心内膜永久起搏器置入手术难度及风险高，目前关于起搏器置入指征、置入方式等尚有争议。本文报道2例行右心室室间隔心内膜永久性单腔起搏器置入的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低体重婴儿，为该类患儿行起搏治疗提供一定的经验及依据。

2012年发现了一类新型免疫细胞——固有淋巴细胞，已有大量研究阐明了其的分型、发育分化机制、免疫功能以及其在肠道、气道、皮肤和脂肪炎症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研究发现固有淋巴细胞在心血管疾病中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文对固有淋巴细胞的特征、功能及其在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心力衰竭（心衰）常与各种心律失常同时存在，二者可形成恶性循环，是临床上面临的一个难题。明确心衰合并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对于制定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十分重要。近年来，内质网应激在心衰合并心律失常中的作用受到关注。心衰时心肌细胞遭遇内环境改变等各种变化，发生内质网应激，其通过影响心肌细胞膜上多种离子通道的表达和功能，引起INa、ICa-L、Ito、IK1和IKr等改变，导致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心脏兴奋和传导功能异常，最终引发心律失常。此外，内质网应激及其下游各细胞死亡和纤维化重构信号通路的激活可进一步加重心衰患者的心脏重构，在心衰合并心律失常特别是心房颤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针对离子通道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多有致心律失常作用，而抑制内质网应激可能成为防治心衰合并心律失常发生发展的潜在靶点。

腹主动脉瘤是相关动脉的永久性局灶性扩张，可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炎症性反应在腹主动脉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文主要总结了固有免疫细胞在腹主动脉瘤中的来源和功能，概括了其在腹主动脉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回顾了腹主动脉瘤的炎症机制及潜在治疗策略，为基于炎症调节的腹主动脉瘤临床治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