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102卷第25期

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死亡率高的高精尖技术发展到大家熟知的最后的生命支持利器，目前ECMO技术蓬勃发展，广泛用于重度呼吸衰竭和心源性休克患者的救治。近年来，国内ECMO的应用也有着长足的发展，但在ECMO中心建设和ECMO相关技术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中国ECMO开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论述，如开展例数不足、地域差异、中心建设和相关技术问题等。

体外膜肺氧合（ECMO）的抗凝管理面临着巨大挑战，出血或栓塞等凝血系统相关并发症是影响患者死亡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把控血栓形成与出血并发症之间的动态平衡成为ECMO管理的重中之重。本文对ECMO支持期间的凝血改变，如何选用合适的抗凝药物和抗凝监测手段进行论述，旨在对ECMO患者最佳的抗凝策略进行探讨，更好地服务于ECMO患者。

神经系统并发症严重影响体外膜肺氧合（ECMO）患者的短期和长期预后。随着ECMO应用的日益增多，ECMO患者脑功能监测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临床上神经系统检查、脑损伤相关标记物检测、经颅多普勒/经颅彩色多普勒脑血流监测、视神经鞘直径测量、近红外光谱法脑氧饱和度监测、连续脑电图监测、体感诱发电位等多种脑功能监测方法已在ECMO患者中使用，但是单一的脑功能监测手段在预测脑功能损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上尚存在不足。因此，重症医学以及体外生命支持多学科专家越来越提倡多模态脑功能监测，以提高监测ECMO患者急性脑损伤发生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及早发现急性脑功能损伤并进行干预，进而提高ECMO患者预后。但目前尚缺乏多模态脑功能监测的规范化实施流程，制订ECMO患者多模态脑功能监测流程，在多中心进行验证并不断完善，将之转化为正确治疗决策是新使命。

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是各种原因导致的难治性心源性休克危重患者的挽救性治疗手段，可暂时代替心肺功能、迅速改善低氧血症、提高全身氧供，同时清除二氧化碳。虽然国际体外生命支持组织（ELSO）指南针对VA-ECMO提出了明确的适应证标准，但是基于心源性休克患者的基础疾病异质性大，其上机时机的界定仍然比较模糊。本文拟从生理和病理生理学角度出发，讨论暴发性心肌炎、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肺栓塞、肺移植相关急性右心功能衰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心肌损伤等导致的心源性休克以及体外心肺复苏（ECPR）的上机时机，拟为临床医生的判断和抉择提出更多的参考意见。

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的撤机是临床难题之一，各医院制定出基于经验的策略，因此目前尚缺乏统一的撤机标准与流程。本文分别从VA-ECMO撤机成功定义、撤机前患者评估、预测指标、撤机流程等内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梳理研究进展，以希为未来VA-ECMO发展提供一点建议，如完善撤机流程、提出评分系统来预测撤机成功和临床转归。

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是挽救急性心力衰竭的一大有效工具。目前VA-ECMO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经股动脉插管进行灌注，体外血流与心脏射血方向相反，这样会增加左心室后负荷，导致左心室扩大胀满，不利于心功能恢复。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左心减压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左心减压技术现状，分析了各种左心减压技术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分析静脉-动脉膜肺氧合管理中左心膨胀的预防和解决办法，探索可能的更好的方法，以期提高心力衰竭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V-ECMO）目前主要用于常规措施难以纠正的急性呼吸衰竭，且这种导致呼吸衰竭的病因是可逆的，或是为肺移植提供桥接手段。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急性呼吸衰竭中的典型的临床综合征。重症ARDS患者VV-ECMO上机的时机仍面临诸多的争议和挑战，本文从机械通气参数优化、呼吸动力学及血流动力学监测、肺可复张性评估以及电阻抗成像（EIT）实时监测等方面，对目前可行的上机前评估手段进行汇总探讨。

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V-ECMO）的撤机策略主要是基于专家意见，而不是研究证据，所以各中心都有自己的临床标准。VV-ECMO撤离时机的选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数据库中很难找到关于VV-ECMO撤离时机选择的研究，涉及VV-ECMO的研究也鲜有详细描述撤离的流程，目前VV-ECMO的撤离流程以专家意见为主。本文对现行的VV-ECMO撤离策略进行分类阐述，呼吁在国内尽快建立统一的VV-ECMO撤离方案，进一步提高体外生命支持患者的预后。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病死率很高，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V-ECMO）支持目前已被证明可以改善这类患者预后，但这种获益的最大化需要依靠合适的机械通气策略；随着新的研究证据不断出现，学者针对VV-ECMO支持下的ARDS患者如何实施机械通气尽管有了一定的共识，但仍存在众多争议。本文基于目前的循证研究结果与临床体会，分析这类患者的机械通气策略热点问题，如早期“超保护”通气策略的实施、是否允许自主呼吸、俯卧位通气与呼吸机的撤离，为同道提供参考。

脓毒症是世界范围内亟待解决的重大医疗问题。部分脓毒症患者存在难治性休克或合并严重呼吸衰竭，可能需要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在经验丰富的ECMO中心，选用合适的模式及把握启动的时机非常重要。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患者的氧合及血流动力学状态。在ECMO运行期间的管理，需关注流量、抗凝和抗菌药物用法等问题。目前ECMO用于成人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研究多为回顾、观察性，且样本量大多偏小，未来需要更深入的探索。

目的 研究膝关节单髁置换（UKA）手术前后胫骨后倾角（PTS）的改变与术中关节屈伸末端间隙压力以及术后膝关节活动范围的关系。 方法 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中日友好医院收治的38例（46膝）UKA患者的临床资料。术中应用自行设计的压力传感器测量不同屈膝角度时内侧膝关节间隙的压力，分析手术前后PTS变化（∆PTS）与术中屈伸末端膝关节间隙压力及术后关节屈伸活动度的关系。 结果 共纳入38例患者46膝，男14例，女24例，年龄（69.1±7.4）岁，随访（11.2±3.7）个月。经计算，间隙压力为（88.3±40.6）N；调整后的伸直末端间隙压力为81.7%±33.8%，屈曲末端间隙压力为55.6%±31.0%。术后随访时固定屈曲畸形［M（Q1，Q3）］为0°（0°，3°），较术前0°（0°，5°）减少（P<0.05），术后最大屈曲度为115.9°±16.4°，较术前的112.0°±16.8°增加（P<0.05），术后PTS为8.3°±2.7°，与术前的8.6°±2.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析发现，∆PTS与伸直末端压力及固定屈曲畸形间均呈正相关（r=0.334、0.317，均P<0.05）；伸直末端压力与固定屈曲畸形呈正相关（r=0.472，P<0.05）。而∆PTS与屈曲末端压力呈负相关（r=-0.397，P<0.05），但此两者与最大屈曲度无相关性（均P>0.05）。 结论 UKA术中减少PTS会减小伸直末端间隙压力并减小术后膝关节固定屈曲畸形，同时会增加屈曲末端间隙压力，但并不会因此减少术后最大屈曲度。

目的 分析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患者NOTCH1与FBXW7基因突变特征及其临床特点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21年3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有二代基因测序数据的61例T-ALL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男46例，女15例，年龄［M（Q1， Q3）］为18（11，30）岁。分析T-ALL患者NOTCH1/FBXW7基因突变特征与临床和实验室参数的关系，以及其对无事件生存期（EFS）和总生存期（OS）的影响。 结果 共34例（55.7%，34/61）患者检出NOTCH1基因突变，其中异二聚体结构域（HD）突变22例（64.7%），脯氨酸/谷氨酸/丝氨酸/苏氨酸结构域（PEST）突变7例（20.6%），同时存在HD与PEST突变5例（14.7%）。9例（14.8%，9/61）患者检出FBXW7基因突变，其中5例同时存在NOTCH1和FBXW7突变。23例（37.7%，23/61）患者为野生型。NOTCH1/FBXW7基因突变组患者与野生型组患者外周血白细胞数量［M（Q1， Q3）］分别为76.4×109/L（8.3×109/L，149.2×109/L）、54.1×109/L（5.3×109/L，156.6×109/L），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89.1±27.1）、（99.5±23.1）g/L，骨髓原始细胞比例［M（Q1， Q3）］分别为84.5%（69.0%，91.3%）、60.0%（35.0%，80.0%），SIL-TAL1、HOX11、HOX11L2基因表达率分别为7.9%（3/38）比17.4%（4/23）、18.4%（7/38）比4.3%（1/23）、5.3%（2/38）比13.0%（3/2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NOTCH1/FBXW7基因突变组患者血小板水平［M（Q1， Q3）］为60.5×109/L（36.8×109/L，100.3×109/L），低于野生型组患者的116.0×109/L（63.0×109/L，178.0×109/L）（P=0.018）。伴NOTCH1/FBXW7基因突变组患者的基因突变个数［M（Q1， Q3）］为2.5（1.8，4.0）个，高于NOTCH1/FBXW7野生型组的0（0，1.0）个（P<0.001）。成人NOTCH1/FBXW7基因突变组患者的中位EFS和OS分别为28.0个月（95%CI：7.3~48.7个月）、30.0个月（95%CI：8.9~51.1个月），均优于成人野生型组患者的4.5个月（95%CI：0~11.6个月）、9.0个月（95%CI：0~19.1个月）（P=0.008、0.014）；而儿童NOTCH1/FBXW7基因突变组中位EFS和OS分别为12.0个月（95%CI：10.4~13.6个月）、19.0个月（95%CI：13.6~24.4个月），儿童野生型组分别为10.0个月（95%CI：8.9~11.1个月）、21.0个月（95%CI：0~51.4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673、0.434）。 结论 T-ALL患者NOTCH1/FBXW7基因突变率较高，NOTCH1/FBXW7基因突变组患者血小板计数减低，且具有较好的EFS和OS，NOTCH1/FBXW7基因突变可能作为成人T-ALL患者个体化治疗的一个分层依据。

目的 研究中枢运动传导时间（CMCT）与皮质脊髓束受损体征的关系及其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行四肢经颅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检查的神经内科患者，比较病理征及腱反射阳性组与阴性组CMCT值的差异，评估CMCT延长程度与皮质脊髓束损害体征的一致性，以及二者一致性在不同神经系统疾病中的意义。 结果 共纳入患者271例，年龄12~86（49±16）岁，其中男137例（50.55%），女134例（49.45%）。Hoffmann征阳性组［M（Q1，Q3）］［9.52（8.54，10.99）ms 比9.03（8.30，9.53）ms］、Babinski征阳性组［19.54（16.97，24.43）ms 比16.85（15.63，18.55）ms］及腱反射阳性组［15.38（9.27，19.28）ms 比10.49（8.79，16.60）ms］CMCT值均较阴性组长（均P<0.01）。在Babinski征阳性组中，78.01%（181/232）患者CMCT延长；而在Hoffmann征阳性组中，仅26.03%（19/73）患者CMCT延长，提示下肢CMCT延长与病理征阳性的一致性较上肢好。随着下肢CMCT延长率的升高，Babinski征阳性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神经系统疾病中CMCT与病理征的一致性为75.65%（205/271）。 结论 下肢CMCT延长与皮质脊髓束受损体征一致性较上肢好。随着CMCT延长率升高，提示皮质脊髓束受损的可靠性更高。在神经系统疾病中CMCT与病理征一致时，可以更准确协助临床诊断。

目的 探讨不同产膜能力白色念珠菌入侵后诱导人气道上皮细胞的免疫损伤机制。 方法 选择2019年6至12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分离培养的25株白色念珠菌，质控菌株SC5314为标准菌株。建立白色念珠菌生物膜体外模型，利用结晶紫染色和酶标板法检测不同白色念珠菌的生物膜形成能力；采用酶标板法测定570 nm处的吸光度值（A570）：A570≥0.5为强产膜菌（SBF），0.25<A570<0.5为中产膜菌（DRF），A570≤0.25为不产膜菌（WBF）。在体外分离培养并建立人气道上皮细胞的气液相培养模型，分为5组：空白对照组（n=20）、标准菌株组（n=20）、强产膜组（n=19）、不产膜组（n=17）、耐氟康唑组（n=18）。扫描电镜观察气液相培养上皮细胞的形态。采用免疫荧光检测气液相培养上皮细胞体外模型标志蛋白的表达。通过微孔板法检测细胞中乳酸脱氢酶（LDH）含量，利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细胞培养液中细胞内β-防御素（hBD2）、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等的分泌情况。 结果 强产膜菌株以菌丝相互交错生长，能看到极少数酵母细胞包裹于其中。扫描电镜观察气液相培养的上皮细胞菌丝能够主动入侵上皮细胞；纤毛乙酰化的微管蛋白和角蛋白的表达量明显减少，同时细胞增殖相关蛋白的表达也被下调。空白对照组、标准菌株组、强产膜组、不产膜组、耐氟康唑组细胞中LDH含量分别为（12.21±5.68）、（46.35±6.35）、（18.69±4.38）、（12.56±3.69）、（13.48±4.28）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标准菌株组相比，强产膜组、不产膜组、耐氟康唑组细胞内LDH含量均降低（均P<0.01）。空白对照组、标准菌株组、强产膜组、不产膜组、耐氟康唑组细胞内hBD2的含量分别为（26.14±0.77）、（56.18±0.83）、（30.66±2.59）、（29.22±0.48）、（28.28±1.56）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只有标准菌株组的上皮细胞可诱导细胞内hBD2表达量增加（P<0.001）。不同组别间细胞内GM-CSF、G-CSF的表达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强产膜白色念珠菌可通过下调细胞增殖相关蛋白的表达，抑制细胞的增殖，破坏上皮细胞的完整性，从而诱导细胞损伤。

调查我国神经外科医师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预防痫性发作的认知和决策现况。设计《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预防性使用抗癫痫药物的问卷》，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进行数据采集。2021年7至10月，共收集有效问卷82份，符合纳入标准的有43份。受访者来自32个省、市、自治区年收治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100例以上的医学院附属医院。仅有9.3%（4/43）的受访者不认同预防用药，86.04%（37/43）的受访医师在临床实践中进行预防性用药，丙戊酸钠（94.59%，35/37）是最常用的预防药物。各中心预防性用药的时长从<3 d至>14 d不等，具有很大差异。脑电图的应用率、我国神经外科医师临床观察到的痫性发作比例均较低。调查结果提示，目前我国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预防痫性发作的临床实践尚不够规范，临床医师对相关知识的掌握仍不够全面。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将有利于明确预防用药的必要性，并对规范用药产生积极影响。

回顾北京协和医院2015年至2021年11月收治的10例抗谷氨酸脱羧酶（GAD）抗体相关小脑共济失调患者的临床资料、诊疗方案和预后。女性8例，中位年龄55岁，主要表现为行走不稳（10/10），头晕（8/10），复视（6/10），构音障碍（5/10）。4例患者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白癜风（3/4）、桥本甲状腺炎（1/4）、血小板减低症（1/4），1例患者合并小细胞肺癌。所有患者均接受免疫治疗，6例临床症状改善，5例功能预后良好。抗GAD抗体相关小脑共济失调可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仅少数患者合并肿瘤。半数以上患者对免疫治疗有效，功能预后良好。

反应性皮肤毛细血管增生症（RCCEP）是免疫治疗过程中发病率极高的皮肤免疫不良反应，3级及以上反应极大地影响了患者的容貌及生活质量。本文报道1例老年女性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联合化疗4个周期，同时给予复合乳酸菌代谢物质治疗，达到部分缓解。患者在第2周期治疗后出现RCCEP 1级；第4周期治疗后，RCCEP略增大；在第4周期后停用复合乳酸菌代谢物质；在第5周期治疗后，患者面部RCCEP明显增大，达3级。该病例提示复合乳酸菌代谢物质在改善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患者RCCEP中可能存在积极作用。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骨强度降低而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代谢性骨病。由于人们对骨质疏松症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早期症状和危险因素识别不清、诊断治疗率低，甚至临床治疗策略也常存在误区或盲区，这些都可能延误患者有效的治疗时机，从而造成治疗效果不理想、反复骨折、致残率高、生活质量差、螺钉松动及内固定不稳等严重后果。因单一抗骨质疏松症药物并非能够贯穿整个疾病始终，坚持长程序贯治疗尤为重要，同时非必要不推荐同种作用机制药物联合使用。只有在临床上关注骨质疏松症治疗的这些问题，才能促进骨质疏松症治疗药物的合理应用。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重，腹主动脉瘤的患病人数也明显增多。目前对于腹主动脉瘤的治疗手段仍比较单一，还是以手术干预为主。对于一些比较早期的、无症状的动脉瘤的治疗是我们现阶段比较关注的方向。炎性小体作为目前研究的热点，有许多研究证明其在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炎性小体与腹主动脉瘤发病之间的关系，有望为其未来的预防、诊断、治疗提供新的靶点。本文主要对近年来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NLRP）-3、黑色素瘤缺乏因子（AIM）-2等炎性小体的基本结构、在腹主动脉瘤中的表达水平以及在腹主动脉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