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55卷第08期

脑血管病由于发病率高、病程长、致残率高、致死率高等特点，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影像学检查在人群体检、疾病诊断、风险分层和预后评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图像数据，充分发挥这些数据的潜能和价值，将有助于临床问题的解决和方案的优化。人工智能算法由于能够高通量挖掘医学影像大数据中的特征而备受关注，目前已初步应用于脑血管疾病管理环节中的后处理、血管分割、智能诊断、定量影像特征提取、治疗预后评估等多个方面。本文整理了近年人工智能技术在脑血管病影像领域的进展，聚焦于缺血性脑卒中、颅内动脉瘤、烟雾病、血管畸形等颅内血管病变，介绍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引入影像辅助临床问题的解决，并结合临床实际和前沿发展总结目前脑血管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存在的问题，对其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目的 开发基于基线平扫CT的放射组学列线图模型以鉴别动静脉畸形（AVM）脑出血与原发性脑出血。 方法 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7年10月至2020年9月经手术证实的脑出血患者135例，其中AVM脑出血患者52例，原发性脑出血患者83例。从基线平扫CT提取放射组学特征，计算放射组学评分（Radscore）并构建放射组学模型；结合临床特征和CT征象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用于建立临床模型，并结合Radscore建立列线图模型。使用ROC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模型的判别性能。 结果 经筛选得到的6个特征用于建立放射组学模型。临床模型由年龄（OR 4.739，95%CI 1.382~16.250）和血肿位置（OR 0.111，95%CI 0.032~0.385）构成，列线图模型由年龄、血肿位置和Radscore构成。在训练组，列线图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912）与临床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816）、放射组学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85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2.776、2.034，P值分别为0.006、0.042）；在验证组，列线图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919）与临床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788）和放射组学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81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1.796、1.788，P值分别为0.073、0.074）。DCA分析表明，列线图模型的临床价值优于临床模型和放射组学模型。 结论 列线图模型可有效鉴别AVM脑出血与原发性脑出血，有助于临床决策。

目的 探讨影像组学方法诊断垂体泌乳激素大腺瘤（PPM）的效能与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经病理证实的垂体大腺瘤患者122例，其中PPM 70例、非泌乳激素大腺瘤（NPPM）52例，比较两者年龄、性别、泌乳素水平、出血、囊变及Knosp分级的差异。应用3Dslicer软件对术前轴面T1WI增强图像进行预处理、感兴趣区勾画与特征提取。使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进行特征选择。所有病例以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组（85例）与测试组（37例），使用logistic回归与支持向量机（SVM）在训练组与测试组进行建模与测试，分别绘制ROC曲线，计算特异度、灵敏度、准确度及ROC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PPM与NPPM患者的年龄［分别为（38±12）岁、（43±11）岁］、性别（男/女分别为50例/20例、14例/38例）及泌乳素水平［分别为366.00（117.75，1 156.25）μg/L、47.25（32.68，62.40）μg/L］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与SVM在训练组鉴别诊断PPM与NPPM的AUC值分别为0.936和0.946，测试组AUC值为0.768和0.774。Logistic回归与SVM在训练组鉴别诊断PPM与NPPM的准确度分别为88.2%和91.8%，测试组的准确度分别为73.0%和77.8%。 结论 基于影像组学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对垂体泌乳激素大腺瘤的诊断效能较高。

目的 探讨基于DWI和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的深度学习技术构建预测急性卒中发病时间模型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2017年1月至2020年5月在南京市第一医院就诊且发病时间明确的急性卒中患者324例。采用7∶3比例按照完全随机法将患者分为训练集226例，测试集98例；再根据发病时间将患者分为≤4.5 h和>4.5 h两组。由医师对DWI图像上急性梗死区及FLAIR相应的高信号区进行轮廓勾勒标注。利用InceptionV3模型作为图像特征提取的基本模型，构建并验证基于单序列（DWI、FLAIR）和多序列（DWI+FLAIR）的深度学习预测模型。比较人工识别、单序列模型及多序列模型预测急性卒中发病时间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准确度等性能。 结果 发病时间≤4.5 h患者中94例（94/207）存在DWI-FLAIR不匹配，发病时间>4.5 h患者中28例（28/117）存在DWI-FLAIR不匹配。ROC分析显示人工识别DWI-FLAIR不匹配预测急性卒中发病时间的AUC为0.607，准确度为60.2%。基于单序列的深度学习预测模型显示FLAIR序列预测急性卒中发病时间的AUC为0.761，准确度为71.4%；DWI序列预测急性卒中发病时间的AUC为0.836，准确度为81.6%；基于多序列（DWI+FLAIR）深度学习模型预测急性卒中发病时间的AUC为0.852，明显优于人工识别（Z=0.617，P=0.002）、基于FLAIR序列深度学习模型（Z=2.133，P=0.006）和基于DWI序列深度学习模型（Z=1.846，P=0.012）。 结论 基于DWI和FLAIR的深度学习模型预测急性卒中发病时间明显优于人工识别，可为未知发病时间的卒中患者提供静脉溶栓治疗指导。

目的 探讨人工智能（AI）在基于颅脑CT灌注数据重组CTA的图像后处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至7月河北省人民医院疑似脑血管疾病的100例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按检查方案的不同将分为A、B 2组，每组50例。A组行颅脑CT灌注检查（选取动静脉CT值差值最大期的前5个时相生成的时间最大密度投影数据集为A1亚组，差值最大期的原始薄层图像为A2亚组），B组行单时相CTA检查，分别进行人工和AI后处理。测量3组图像CT值、噪声（SD）、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客观评价指标并进行主观评分，记录并统计人工和AI后处理的血管分割合格率与后处理时间。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图像的客观评价指标，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主观评分差异。 结果 3组横断面原始图像的主观评分、客观评价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其中A1组动脉强化程度及小动脉细节显示评分、脑动脉CT值、SNR、CNR均高于A2亚组和B组（P均<0.05）。100例患者共1 100条血管，A1亚组［98.4%（541/550）］、B组［98.7%（543/550）］的AI血管重组合格率均高于人工重组［82.9%（456/550）、87.1%（479/550），χ²值分别为77.392、56.521，P<0.001］，A2亚组的［78.4%（431/550）］AI血管重组合格率低于人工重组［85.6%（471/550），χ²=9.855，P=0.002］。AI处理完成时间较人工分别缩短56.30%、49.63%、50.81%。 结论 与人工后处理相比，AI在基于颅脑CT灌注降噪数据的CTA后处理的图像质量与工作效率上具有一定优势，结合人工质控，在脑血管病影像后处理方面值得推广应用。

目的 采用长TE单体素不对称自旋回波点解析波谱（PRESS）成像探讨临床中有效判别异柠檬酸脱氢酶（IDH）基因突变状态的功能影像学指标。 方法 前瞻性纳入术前拟诊为低级别胶质瘤的患者25例，并根据病理结果分为IDH基因突变组和IDH基因野生组。所有患者均接受长TE PRESS MRS扫描。患者的IDH基因突变状态均以术后焦磷酸测序法获得的结果为金标准。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IDH基因突变组与IDH基因野生组间的2-羟基戊二酸（2HG）、谷氨酸（Glu）、谷氨酰胺（Gln）、2HG/Glu+Gln的差异，对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绘制ROC曲线，获得各自预测IDH基因突变状态的效能。 结果 25例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中IDH基因突变组19例、IDH基因野生组6例。IDH基因突变组的2HG蓄积浓度、Glu蓄积浓度、Gln蓄积浓度、2HG/Glu+Gln分别为1.42（1.09，1.93）mmol/L、（1.74±1.31）mmol/L、（1.68±0.66）mmol/L、0.55（0.28，0.77），IDH基因野生组分别为0.00（0.00，1.30） mmol/L、（3.28±1.02）mmol/L、（2.55±1.47）mmol/L、0.00（0.00，0.26）。两组间2HG、Glu、2HG/Glu+Gln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30、0.016、0.004）。2HG/Glu+Gln鉴别IDH突变型与IDH野生型低级别胶质瘤的ROC曲线下面积最大（0.877），对鉴别诊断的灵敏度也最高（84.2%）。 结论 2HG联合Glu及Gln可有效实现对IDH基因突变状态的无创评估。

目的 分析单侧突发性聋患者内耳MRI序列的信号特点，探讨各序列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7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52例单侧突发性聋患者内耳MRI，均可发现迷路信号异常，其中平扫17例、平扫+增强扫描35例，扫描序列包括平扫T1WI、增强T1WI、平扫三维液体衰减反转恢复（3D-FLAIR）及增强延迟3D-FLAIR序列。分析各序列患侧迷路的信号特点并判断迷路受累的部位；对各序列检出迷路异常信号的能力进行评分。分别采用Friedman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平扫及增强患者中不同序列显示迷路高信号能力的主观评分；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迷路受累部位与听力、耳鸣及眩晕症状恢复与否的关系。 结果 52例（100%，52/52）患者患侧T1WI迷路显示高信号，T2WI显示更高信号8例（15.4%，8/52）、低信号3例（5.8%，3/52）。增强T1WI显示患侧高信号35例（100%，35/35），其中27例（77.1%，27/35）见病变强化。52例（100%，52/52）患侧迷路于3D-FLAIR（平扫17例，增强35例）序列上均显示明显高信号。平扫T1WI、增强T1WI、平扫3D-FLAIR及增强3D-FLAIR显示迷路高信号能力的主观评分分别为2（2，2）、3（2，3）、3（3，4）及4（4，4）分。增强患者中平扫T1WI、增强T1WI及增强3D-FLAIR的主观评分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4.528，P<0.001），两两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校正后P均<0.05）。患者平扫3D-FLAIR评分高于平扫T1W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729，P<0.001）。3D-FLAIR图像显示后、上半规管壶腹部显著高信号27例（51.9%，27/52），在听力恢复与否分布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T1WI及3D-FLAIR均可有效发现迷路高信号，但后者较前者显示能力好，尤其是延迟增强3D-FLAIR序列，半规管壶腹部明显高信号为听力无恢复的特征性指标。

目的 探讨肥厚梗阻性心肌病患者室间隔心肌切除手术后基于心血管MR（CMR）特征追踪技术的应变改变以及影响术后全心应变的潜在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4年6月至2017年7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行室间隔心肌切除术的肥厚梗阻性心肌病患者27例，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均行CMR心脏电影扫描。应用特征追踪技术，分别计算出手术前后左心室全心、室间隔及侧壁的径向应变（RS）、周向应变（CS）及纵向应变（LS）。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或配对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进行手术前后的影像学参数比较。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系数以及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术后全心应变相关的影响因素。 结果 术后全心LS、室间隔LS、侧壁RS、侧壁CS、侧壁LS分别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术后全心RS、全心CS、室间隔CS均较术前减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室间隔RS手术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5）。相关性分析显示，手术年龄（r=0.428，P=0.026）、术前最大室壁厚度（r=-0.587，P =0.001）均与术后全心RS存在线性相关；随后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仅术前最大室壁厚度与术后全心RS（调整R2值=0.287，P=0.002）可能存在关联性。相关性分析显示，仅术前最大室壁厚度与术后全心CS（r=0.679，P<0.001）、术后全心LS（r=0.588，P=0.001）存在线性相关；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最大室壁厚度与术后全心CS（调整R2值=0.337，P=0.001）、术后全心LS（调整R2值=0.281，P=0.003）可能存在关联性。 结论 外科手术后心肌的纵向应变及侧壁应变有所改善，但会减弱全心、室间隔的周向及径向应变功能。术前最大室壁厚度可能会影响术后全心应变。

目的 建立模型用于预测乳腺X线摄影BI-RADS 4或5类不对称征象的恶性概率，并评估其预测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7年9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乳腺X线摄影检查并存在BI-RADS 4或5不对称征象的187例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187例患者按照检查时间分为训练集（109例）和验证集（78例）。对所纳入患者的临床资料、乳腺X线摄影影像特征进行分析，以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因子，构建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采用ROC的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预测模型的效能。 结果 187例（187个）不对称征象纳入研究，恶性72个、良性115个。月经状态、标准体位下不对征象数目、是否位于腺体边缘、是否伴随可疑钙化、皮肤或乳晕增厚及乳头凹陷共6个预测因子用于建立预测模型。在训练组和验证组中，预测模型均具有较好的效能，AUC值分别为0.85、0.84。DCA曲线显示列线图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论 所建立的预测模型能够预测BI-RADS 4或5类不对称的恶性概率，可作为放射医师评价不对称的参考方法。

目的 基于CT肠道成像（CTE）创建肠系膜爬行脂肪指数（MCFI）以描述爬行脂肪缠绕克罗恩病（CD）炎性肠道的范围，并评估MCFI与CD炎症性肠道狭窄的相关性。 方法 前瞻性连续收集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手术治疗的CD患者，基于CTE容积数据重建肠系膜小血管缠绕狭窄肠道的范围以构建MCFI；通过测量肠道最狭窄处管径和狭窄近端肠管管径获取肠道狭窄指数。采用CTE和手术标本区域-区域定位的方法，评估标本上爬行脂肪缠绕狭窄肠道的范围获取肠道标本爬行脂肪评分，剪取肠壁组织行HE染色以获取炎症评分。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评价MCFI、肠道标本爬行脂肪评分与炎症评分、肠道狭窄指数之间相关性；采用ROC曲线分析评估MCFI区分中重度和轻度炎症肠壁的准确性。 结果 共纳入30例CD患者。肠道标本爬行脂肪评分与炎症评分呈中等正相关（rs=0.403，P=0.027），与肠道狭窄指数呈较强的正相关（rs=0.642，P<0.001）。MCFI与肠道标本爬行脂肪评分呈强相关（rs=0.840，P<0.001），与炎症评分呈中等正相关（rs=0.497，P=0.005），与肠道狭窄指数呈较强的正相关（rs=0.599，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MCFI区别中重度与轻度炎症肠壁的曲线下面积为0.718（95%CI 0.522~0.913）。当MCFI≥4分时，诊断病变肠壁为中重度炎症的灵敏度为81.8%，特异度为47.4%。 结论 爬行脂肪与CD炎症性肠道狭窄具有相关性，MCFI可无创性描述爬行脂肪缠绕CD肠道的范围，从而评估CD炎症性肠道狭窄。

目的 探讨基于钆塞酸二钠增强MRI肝胆期影像组学特征的不同机器学习模型术前预测肝细胞癌（HCC）微血管侵犯（MVI）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6月至2020年6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病理证实的132例HCC患者的资料，MVI阳性72例、阴性60例。按照7∶3的比例以随机种子法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利用PyRadiomics软件提取肝胆期图像影像组学特征，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5折交叉验证法对训练集临床和影像组学特征进行筛选，得到最优特征子集，然后用6种机器学习方法（决策树、极端梯度提升、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广义线性模型和神经网络）构建预测模型，采用ROC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能力，采用DeLong检验比较6种机器学习算法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 结果 经LASSO回归筛选后获得14个特征组成最优特征子集，包括2个临床特征（肿瘤最大径和甲胎蛋白）和12个影像组学特征。训练集中基于最优特征子集构建的决策树、极端梯度提升、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广义线性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预测HCC MVI的AUC值分别为0.969、1.000、1.000、0.991、0.966和1.000，验证集的AUC值分别为0.781、0.890、0.920、0.806、0.684和0.703。验证集中，极端梯度提升与广义线性模型、神经网络的AUC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857、3.220，P=0.004、0.001），随机森林与支持向量机、广义线性模型和神经网络AUC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71、3.190、3.967，P=0.018、0.001、<0.001），支持向量机与广义线性模型AUC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21，P=0.009），其余机器学习模型间AUC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钆塞酸二钠增强MRI肝胆期图像的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机器学习模型可用于术前预测HCC MVI，其中，极端梯度提升和随机森林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效能。

目的 探讨基于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MRI的2018版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RADS v2018）和2017版LI-RADS（LI-RADS v2017）对高危人群肝细胞癌（HCC）诊断效能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6年6月至2019年12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行Gd-EOB-DTPA增强MRI并于1个月内取得术后或穿刺病理结果的237例HCC高危人群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共纳入282枚病灶。由2名放射科医师进行独立盲法阅片，分别根据LI-RADS v2018和v2017将病灶分类，采用Kappa值评价2名医师分类结果的一致性。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别计算LI-RADS v2018和v2017以LR-5和LR-4+5为标准对HCC的诊断效能，包括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和约登指数，并采用配对样本McNemar检验比较两者差异。 结果 2名医师对病灶分类的一致性较好，Kappa值在0.536~0.793之间。以LR-5为标准诊断HCC，LI-RADS v2018的约登指数（0.687）高于v2017（0.612），灵敏度［80.6%（166/206）］、准确度［82.6%（233/282）］均高于LI-RADS v2017［70.4%（145/206）、75.9%（214/282）］（χ²=19.048、14.087，P均<0.001），特异度分别为88.2%（67/76）、90.8%（69/7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500，P=0.500）。以LR-4+5为标准诊断HCC，2个版本的诊断效能相同，其灵敏度［91.3%（188/206）］、准确度［87.6%（247/282）］高于、特异度［77.6%（59/76）］低于LI-RADS v2018的LR-5标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20.045，P<0.001；χ²=5.633，P=0.018；χ²=16.056，P<0.001），其约登指数（0.689）亦高于LI-RADS v2018的LR-5标准。 结论 基于Gd-EOB-DTPA增强图像的LI-RADS v2018诊断HCC较v2017拥有更高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合理应用可以为临床提供更加客观的诊断依据。

目的 初步探讨AngioJet药物机械偶联式血栓清除术（APMT）补救尿激酶（UK）溶栓失败的急性大面积肺栓塞（AMPE）患者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 方法 搜集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间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介入血管科采用APMT后续补救UK治疗AMPE失败的患者16例的临床资料。对单独UK治疗失败患者予APMT辅助低剂量溶栓补救治疗。对心率（HR）、收缩压（SBP）、动脉血氧分压（PaO2）、肺动脉压（PAP）及肺动脉阻塞指数（CTOI）和补救安全性等方面进行评估。治疗前和治疗后计量资料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 结果 16例患者均完成APMT操作，术后PAP较术前降低（P<0.05），辅助低剂量UK溶栓平均（3.25±1.78）d，溶栓结束时HR、SBP和PaO2较术前均明显改善（P<0.01）。治疗前CTOI为（26.81±14.86）%，经APMT辅助UK溶栓治疗后降为（11.56±3.26）%，差异具统计学意义（t=3.435，P<0.01），治疗后患者肺栓塞症状、体征均明显改善。APMT相关并发症包括2例心动过缓，2例胸部不适，2例血红蛋白尿，APMT治疗前后生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溶栓相关并发症中未见大出血事件发生，有2例小出血事件。 结论 UK溶栓失败的患者行APMT辅助低剂量溶栓继续治疗效果较好，可迅速减轻肺循环血栓负荷，改善PE临床症状、体征。

本文报道2例左侧颈总动脉起始处狭窄，分别应用同轴技术及非同轴技术进行支架成形术。术后神经科体检及头颅CT检查未见异常。随访时CTA提示支架通畅，无卒中事件发生。左侧颈总动脉起始处狭窄的患者可以选择血管内治疗，术中根据血管解剖形态选择保护装置的应用方法。

报道1例经病理证实的新生儿咽旁间隙神经胶质异位。神经胶质异位是一种少见的先天畸形，多见于鼻部，咽旁间隙罕见。CT表现为左咽旁间隙软组织密度肿块，邻近颅底骨质结构完整。MRI表现为左咽旁间隙卵圆形肿块，T1WI、T2WI均呈等信号，与脑组织信号相似，增强呈中度不均匀强化，边缘可见包膜样线形强化，肿块与左侧软腭分界不清。

本文报道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合并支气管黏液表皮样癌及肺腺癌1例。患者女，48岁，CT表现为右鼻腔内软组织密度肿块，与上中下鼻甲分界不清，密度不均匀，累及相邻多个窦腔，局部骨质呈溶骨性破坏，增强后不均匀轻度强化；MRI病灶T1WI呈等信号，T2WI和DWI呈稍高信号。右肺中叶支气管开口处见团块状软组织密度，增强呈不均匀明显强化；右肺下叶结节内见空洞，邻近胸膜牵拉，增强后中度强化。

本文报道肝脏骨外尤因肉瘤影像学表现1例。患者为42岁男性，CT表现为肝右叶S6、S7段巨大团块状软组织肿块，边界清楚、轻度分叶伴假包膜。CT平扫密度不均，内见不规则多灶性囊变坏死区，未见钙化。增强后动脉期肿块实性成分呈轻度强化，内见细小线状肿瘤血管，门静脉期和延迟期实性成分渐进性中度强化，坏死区无强化。肿块的假包膜在延迟期强化。周围肝组织和血管等结构受压，门静脉右支未见癌栓，下腔静脉肝段未见侵犯。病理诊断为肝脏骨外尤因肉瘤。

本文报道Fluency覆膜支架体外开窗治疗移植肾假性动脉瘤1例。患者女，35岁，因肾移植术后4年，发现肾外型假性动脉瘤1 d入院，CTA表现为右侧髂外动脉与移植肾动脉吻合处呈不规则囊袋状膨大，最大直径约1.5 cm×2.0 cm，瘤体上方髂外动脉局限性狭窄。根据CTA测量结果将覆膜周围血管支架体外预开窗置入动脉瘤部，经开窗部置入覆膜肾动脉支架，复查造影假性动脉瘤不再显影，右髂外动脉及肾动脉血流通畅，6个月后复查多普勒超声未见复发。

影像组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应运而生，近年来国内外在各种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领域都有相关研究。肝细胞癌病死率在恶性肿瘤中排第2位，应用影像组学在肝细胞癌术前预测临床、病理相关指标，有利于为临床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提供依据；应用影像组学评估治疗效果，预测生存预后，有利于促进医患沟通，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现对目前影像组学在肝细胞癌诊断、治疗、预后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乳腺癌是目前全球发病率最高的一种恶性肿瘤，新辅助治疗是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准确的评估新辅助化疗（NAC）疗效在临床诊疗中至关重要。近年来，超声成像技术在NAC疗效的评估上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新技术的出现，如：弹性成像、超声造影、超微血管成像、三维成像、影像组学等，多种影像技术互为补充，可以多方位地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