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101卷第01期

免疫功能对于机体抵抗病毒感染至关重要。本文总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及相关病毒感染所诱导的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应答反应及其免疫病理的研究进展，并分析了新冠疫苗与抗体药物的研发现状。

近年来，肺动脉高压（PH）越来越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其病因多样、发病机制复杂。由于肺血管结构或功能改变，可导致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的升高，继而进展为右心衰竭甚至死亡。PH的诊断涉及多学科，容易造成误诊、漏诊，其治疗不规范也较普遍。这些年，我国在PH的临床诊治及研究领域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其诊治及管理仍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我们呼吁进一步加强肺动脉高压领域的多学科协作，全面推进我国肺动脉高压的规范化体系建设。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是指由多种异源性疾病（病因）和不同发病机制所致肺血管结构或功能改变，引起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升高的临床和病理生理综合征，继而发展成右心衰竭甚至死亡。近年来PH领域诊断及治疗策略不断更新，国内外在不同领域发表了PH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为更好指导我国医师的临床实践，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会基于当前的循证医学证据，制订了《中国肺动脉高压诊断与治疗指南（2021版）》。本指南系统评价了国内外近年来发表的PH领域系列指南和相关循证医学研究证据，增加了基于国人循证医学研究的数据，旨在进一步规范我国PH的诊断与治疗。

目的 探讨麻醉后恢复室（PACU）内全身麻醉（全麻）患者低体温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PACU内的10 341例全麻患者资料。根据在PACU期间是否发生低体温，分为低体温组和非低体温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年龄和性别后，纳入低体温组336例，非低体温组336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PACU期间发生低体温的潜在影响因素。 结果 2019年PACU内发生低体温339例，发生率3.3%。低体温组年龄（54.1±17.1）岁，男156例，女180例；非低体温组年龄（53.1±16.0）岁，男156例，女180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手术种类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PACU期间非低体温组比较，低体温组患者体质指数（BMI）［（22.8±3.5）kg/m2比（24.7±4.2）kg/m2］、基线体温［（36.3±0.5）℃比（36.5±0.5）℃］较低，麻醉时间［（4.4±1.6）h比（3.2±1.5）h］、手术时间［（3.1±1.4）h比（2.1±1.3）h］较长，术中出血量、输血量、输液量较多（均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血量大（L）（OR=5.361，95%CI：2.863~10.037，P<0.001）、俯卧位手术（OR=3.653，95%CI：2.104~6.342，P<0.001）、麻醉时间长（h）（OR=1.421，95%CI：1.227~1.646，P<0.001）、全身麻醉+神经阻滞（OR=1.708，95%CI：1.026~2.843，P=0.039）是PACU期间低体温的独立危险因素，而高BMI（OR=0.849，95%CI：0.801~0.900，P<0.001）为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 PACU期间全麻患者低体温仍较常见，需给予足够的重视，识别高危患者，针对低体温的危险因素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目的 探讨乳腺包裹性乳头状癌（EP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和超声特征及不同亚型对比分析。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4年9月至2020年8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7例病理诊断为乳腺EPC的患者资料，按病理分为3个亚型，对其在临床、病理及超声表现上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入组患者中，男2例，女55例，年龄41~88（63±11）岁。EPC病灶直径7.0~7.5（2.9±1.9）cm。其中16例单纯型EPC，9例EPC伴导管原位癌（DCIS），32例EPC伴浸润。分子分型以腔面型为主（55/57，96.6%），Luminal A型38例，Luminal B型17例。EPC声像图多表现为大小>2 cm（68.4%）、形态规则（64.9%）、边缘光整（54.4%）、无毛刺成角（82.5%）、不伴钙化（93%）结节。不同亚型存在差别，单纯型较伴浸润型病灶更靠近乳头、形态规则、边缘光整（P<0.05）；伴浸润的EPC较伴DCIS的 EPC血流更丰富、更远离乳头（P<0.05）；单纯型与伴DCIS差别不大（P>0.05）。 结论 单纯型EPC超声多见形态规则、边缘光整、内部结构囊实性等良性征象。若病灶距乳头距离>3 cm、形态不规则、边缘模糊，提示伴浸润可能性大。影像多模态的联合有助于EPC的精准诊疗。

目的 探讨轻型卒中患者的脑小血管病（CSVD）总负荷与视网膜血管直径之间的关系。 方法 连续收集2019年3—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轻型卒中的患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3分）。所有患者均完成头颅磁共振成像和眼底照相检查，然后根据眼底照相图片半自动测量视网膜动静脉直径。按CSVD总负荷评分（0~4分）分成5等级，比较患者的基线资料，并采用Spearman线胜相关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CSVD总负荷与视网膜血管直径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共纳入了206例患者，年龄（66±12）岁，根据CSVD评分分组，0、1、2、3和4分的患者分别有69、51、41、30和15例。患者的年龄、高血压及糖尿病病程在CSVD评分各组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不同CSVD评分分组中，中央动脉等效值（CRAE）［CSVD评分0~4分组分别为（126±12）μm，（118±11）μm，（108±11）μm，（99±8）μm，（90±7）μm，P<0.001］、视网膜动静脉比值（AVR）［CSVD评分0~4分组分别为0.65±0.05，0.60±0.04，0.56±0.04，0.49±0.03，0.44±0.02，P<0.001］明显不同，随着CSVD评分的增加，动脉直径、动静脉的比值变小。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CSVD总负荷与AVR具有相关性（r=0.818，P<0.001），构建线性回归方程模型，CSVD总负荷决定系数R2=0.694，高于腔隙、白质高信号、脑微出血及扩大的血管周围间隙的决定系数。进一步使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校正年龄、高血压和糖尿病病程，以及不同类型CSVD后，CSVD总负荷仍然是AVR的独立相关因素（β=-0.039，P<0.001，95%CI：-0.051~-0.028）。 结论 CSVD总负荷评分与视网膜动脉直径和AVR呈负相关，CSVD总负荷评分等级比单一类型CSVD能更好地反映脑微血管的病变程度。

本文报道一例罕见的确诊弥漫皮肤型系统性硬化症和高血压3年的女性患者，近2个月出现血尿、蛋白尿及血肌酐进行性升高，经肾活检病理确诊为合并显微镜下多血管炎引起的急进性肾小球肾炎，予糖皮质激素冲击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后病情好转，未出现硬皮病肾危象。

本文报道了1例表现为双侧胸腔积液并伴有多脏器受累的IgG4相关性疾病，患者以“胸闷半年加重1个月”为主诉入院，血清IgG4增高，结合病理等检查诊断为该病。本例未进行药物治疗，在出院后进行随访，胸腔积液有所吸收。

本研究报道一例以慢性肌无力、腱反射减低及自主神经症状为主要表现患者，其血清及脑脊液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PNS）相关抗体检测均为阴性，肺组织活检确定为小细胞肺癌，给予常规化疗后神经系统症状完全消失，最终确诊为PNS。

感染性心内膜炎（IE）是由病原微生物侵入心内膜导致的感染，而右心感染性心内膜炎（RSIE）致脓毒性肺栓塞较为少见，表现为非特异性临床表现和影像学征象。本文报道1例RSIE致脓毒性肺栓塞病例，其经积极抗感染及外科手术治疗转归良好。

使用抗生素骨水泥占位器的二期翻修一直是治疗假体周围感染的金标准。目前常用的添加到骨水泥中的抗生素包括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和万古霉素。如果细菌对这些药物耐药或患者无法耐受这些药物时，需要除了氨基糖苷类和糖肽类以外的药物来治疗和预防假体周围感染。达托霉素对骨骼的渗透性能好，对产生生物膜的葡萄球菌显示出与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或替加环素相似或更高的疗效。这些特点对于假体周围感染的治疗至关重要。

本文综述了各类常见心血管介入操作相关性脑卒中的发病率、发生机制、风险因素、预防策略等内容，主要介入操作包括经导管主动脉瓣带瓣支架植入术、各类先天性心脏病封堵术、冠状动脉介入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