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12卷第07期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孕期最常见的高血糖类型，临床具有显著的“跨代效应”。笔者着重阐述GDM的历史、研究现状，并对未来进行展望，从诊断标准、GDM对母儿两代人产生的深远影响、孕期治疗、更早识别高危人群及探索发病机制等层面阐述，希望加深对GDM的认识，未来实现减少GDM患病率、减少围产期不良结局、减少产后T2DM转归率，切断“跨代效应”这一目标。

正常妊娠状态下，为保证胎儿生长发育所需的以葡萄糖为主要形式的能量，母体会发生生理性胰岛素抵抗，同时胰岛β细胞代偿性增加胰岛素分泌以维持正常血糖，当胰岛素抵抗过重和（或）β细胞代偿不足，则发生妊娠期糖尿病（GDM）。肥胖是孕期胰岛素抵抗及GDM最强预测因子，多囊卵巢综合征、肠道菌群失调、遗传、增龄等因素也增加其风险，还应关注早期生命经历对自身代谢状态及此次妊娠的影响。识别GDM发病机制异质性，对认识GDM、指导治疗甚至判断预后都有帮助。

2‌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流行给我国的疾病管理系统造成了很大负担。传统的升阶治疗管理模式所固有的滞后性缺陷，影响了患者从治疗中获得最大收益。近年来对该领域的新进展促使我们对2‌型糖尿病防治策略进行重新考量。2‌型糖尿病的防治应当坚持以降低心血管并发症为导向，重视早期病情的可逆性；在策略上应当重视早期综合风险因素的联合达标，切实降低心血管剩余风险，同时须把握早期强化治疗实现病情逆转的时间窗，从根本上延缓疾病和并发症的进展；在具体手段上应当结合最新的临床成果，结合实际情况选用具有大血管和微血管获益的治疗药物，以更主动和积极的姿态，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糖尿病综合防治目标。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指除外过量饮酒和其他明确肝损害因素导致的肝内脂肪过度沉积，该病患者往往合并肥胖、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代谢异常疾病。目前，NAFLD已成为全球慢性肝脏疾病的首要病因，显著增加了人群疾病和医疗负担。虽然迄今已有超过300项针对NAFLD的临床研究项目，但是仍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正式获批用于NAFLD的临床治疗。NAFLD病因的高度异质性决定了不同致病因素导致的脂肪肝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反应上存在巨大差异，如不对NAFLD的致病因素进行准确区分，NAFLD干预药物至多只能达到20%~30%的治疗有效率。因此，现行的NAFLD诊断和分类标准已无法有效指导脂肪肝的临床治疗。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知名肝病专家组联合倡议修改自1980‌年起沿用至今的NAFLD疾病命名和诊断标准，并以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加以取代。新的MAFLD命名突出代谢因素在这类肝脏疾病中导致肝脏脂肪沉积的核心地位，首次将代谢因素引起肝脏病变的临床重要性提到与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等其他慢性肝脏疾病一样的高度。这一命名的改变将有助于推动基于病因的脂肪肝分类体系，并最终在指导脂肪肝的个体精准化治疗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笔者将详细探讨NAFLD向MAFLD命名变化的原因和临床意义，并对新的MAFLD命名可能带来的脂肪肝个体化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变革进行展望。

糖尿病足溃疡对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了解糖尿病足溃疡与心理社会学的相互关系，对促进糖尿病足溃疡的愈合，避免复发，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目的 研究不同妊娠季节与孕妇妊娠三期空腹血糖水平（FBG）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在北部战区总医院和平院区产科门诊就诊的孕妇542‌名，按妊娠时（末次月经时间）的季节，将孕妇分为春季妊娠组85‌名、夏季妊娠组55‌名、秋季妊娠组203‌名和冬季妊娠组199‌名。分别于孕早期（孕周<14周）、孕中期（17~22周）、孕晚期（28~32周）检测FBG。采用χ²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配对Friedman非参数检验比较各组FBG水平及血糖异常的出现比率。以冬季组为参考，分别以FBG≥5.1 mmol/L和FBG≥4.4 mmol/L为切点值，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妊娠季节是否对妊娠期血糖异常存在独立影响。 结果 与夏季妊娠组相比，其他三组妊娠三期FBG水平均较低（P均<0.05）；与春季组相比，冬季组妊娠三期FBG水平均明显更低，秋季组孕中和晚期也明显低于春季组相应水平（P<0.05）。与夏季妊娠组相比，秋季组和冬季组妊娠三期FBG≥5.1 mmol/L者的比率均明显更低（P均<0.05）；与春季组和夏季组相比，秋季组和冬季组孕中期<4.4 mmol/L者的比例均明显更高（P均<0.05）。与冬季妊娠相比，夏季妊娠是孕中期和孕晚期FBG水平≥5.1 mmol/L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冬季妊娠相比，春季和夏季妊娠是孕中期FBG水平≥4.4 mmol/L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秋季妊娠不是孕中、晚期FBG升高的危险因素。 结论 在既往健康的孕妇中，与春季、夏季妊娠者相比，秋季和冬季妊娠者妊娠三期FBG水平更低；春季和夏季妊娠者发生GDM风险较高，秋季和冬季妊娠者发生GDM的风险可能更小。

目的 探讨早孕期空腹血糖（FPG）、血脂、血压等常用临床指标对不同孕前体重妊娠期糖尿病（GDM）的预测价值，并建立GDM早孕期预测模型。 方法 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早孕期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的单胎孕妇1 471‌名建立随访队列，以孕前体重、早孕期血压、FPG、血脂谱资料完整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孕期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结果，参照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诊断标准，其中GDM组222‌例、糖耐量正常（NGT）组420‌例进入病例对照研究。收集两组相关资料并根据孕前体重指数（BMI）分为体重正常及超重、肥胖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不同孕前体重GDM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分析模型预测价值。 结果 与NGT组相比，GDM组妊娠年龄更大，糖尿病家族史、GDM史比例更高，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均更高，中孕期75 g OGTT FPG、1 h血糖（1 hPG）、2 h血糖（2 hPG）亦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妊娠年龄>31.2‌岁、早孕期FPG>5.42 mmol/L、TG>1.00 mmol/L、LDL-C>2.49 mmol/L、舒张压>72.5 mmHg（1 mmHg=0.133 kPa）和糖尿病家族史均为GDM的独立预测指标。孕前体重正常的孕妇，妊娠年龄、早孕期舒张压和FPG是GDM的独立预测指标；孕前超重、肥胖的孕妇，妊娠次数、糖尿病家族史、早孕期舒张压、FPG和TG对GDM有独立预测价值。TG预测价值大于FPG和舒张压（ROC下面积分别为0.718、0.640和0.648），联合预测准确度更高（ROC曲线下面积达0.793）。 结论 GDM虽在中晚孕期诊断，但早孕期即显示更高的FPG、TG、LDL-C及舒张压。正常体重者年龄、FPG及舒张压具有预测作用；超重、肥胖者，除FPG及舒张压外，TG、妊娠次数多、DM家族史也对GDM有独立预测作用，TG预测价值大于FPG，多指标联合可提高预测准确性。

目的 探讨血清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B1（SerpinB1）与妊娠期糖尿病（GDM）发生风险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门诊就诊的328‌名孕妇，按GDM诊断标准分为血糖正常组（n=155）和GDM组（n=173）。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孕5~12周、孕13~23周、孕24~28周、孕29~37周血清SerpinB1水平。筛选孕5~12周和孕13~23周时尚未发生GDM，而在孕24周及以后诊断GDM的孕妇作为GDM-A组（n=18）和GDM-B组（n=26）。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对孕期影响GDM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预测孕期发生GDM的SerpinB1的最佳阈值。 结果 在孕5~12周、孕13~23周和孕24~28周时GDM组血清SerpinB1水平高于血糖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24~28周血清SerpinB1水平与OGTT 0 min胰岛素、HOMA-IR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724和-0.680，P<0.05），与LDL-C呈正相关（r=0.786，P<0.05）。校正妊娠年龄、孕前体质指数、黑棘皮征和甘油三酯等混杂因素后，孕13~23周血清SerpinB1水平仍是孕24周及以后发生GDM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95%可信区间）为1.573（1.035~2.228），P<0.05。GDM-B组血清孕13~23周SerpinB1水平对预测孕24周及以后是否发生GDM有较好的预测效能，ROC下面积为0.631。 结论 孕13~23周血清SerpinB1水平的升高和孕24周及以后发生GDM相关，可能是GDM发生之前的血清学标志物。

目的 探讨妊娠期总体重增加（GWG）及妊娠期糖尿病（GDM）对于B超估测胎儿体重准确性的影响。 方法 选择2016‌年9‌月至2017‌年11‌月在北京医院就诊的1 404‌例分娩产妇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孕产妇妊娠期产检各阶段体重、GDM患病情况、新生儿实际出生体重与分娩前1周内B超估测胎儿体重数据。按总GWG分为总GWG过少组（279例）、正常组（570‌例）和过多组（555‌例），采用方差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不同组间B超估测胎儿体重误差及巨大儿预测情况，分析总GWG及GDM对于B超估测新生儿出生体重准确性影响。 结果 妊娠期总GWG影响B超估计出生体重实际误差，总GWG过少组B超预测出生体重实际误差低于正常组［（-19.3±238.0）比（52.5±255.5）g，P<0.05］，总GWG过多组实际误差高于正常组［（84.1±269.2）比（52.5±255.5）g，P<0.05］。但对于新生儿出生体重准确性估计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DM对于B超估计出生体重的误差值影响不明显，但GDM增加B超预测新生儿体重不准确风险（风险比1.483，95%可信区间1.101~1.998）。总GWG及GDM组间对于巨大儿预测灵敏度、特异度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总GWG及GDM在一定程度可影响B超估测胎儿体重准确性，总GWG及GDM不影响巨大儿预测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目的 初步探索中国人群中唾液1，5-脱水葡萄糖醇（1，5-AG）的正常参考范围，为临床推广应用这一无创检测手段提供依据。 方法 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招募224‌例正常糖代谢受试者（20~69‌岁，男59‌例、女165‌例），通过1 min咀嚼40~50‌次Salivette唾液采集管收集唾液，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检测唾液1，5-AG水平，采用酶法测定血清1，5-AG水平。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Wilcoxon秩和检验及Kruskal-Wallis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研究唾液1，5-AG与其他指标的关系。 结果 （1）224‌例正常人中唾液1，5-AG平均水平为0.53（0.35~0.77）mg/L，且无性别差异（P=0.118）。（2）将研究对象按照年龄分为20~29‌岁、30~49‌岁、50~69‌岁三个亚组，无论男性或女性，唾液1，5-AG水平在3‌个年龄亚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3）根据体质指数（BMI）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18.5~20.9、21.0~22.9和23.0~24.9 kg/m2三个亚组，无论男性或女性，唾液1，5-AG在3‌个BMI亚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4）唾液1，5-AG的正常参考范围（2.5%~97.5%）为0.09~1.63 mg/L，血清1, 5-AG是唾液1，5-AG的唯一独立影响因素（标准化β=0.279，t=3.636，P<0.01）。 结论 基于LC-MS检测方法，唾液1，5-AG的正常参考范围为0.09~1.63 mg/L。唾液1，5-AG不受性别、年龄及BMI影响，临床应用无创便捷且较为稳定，可能成为糖尿病患者血糖监测的另一补充工具。

目的 观察个体化饮食指导对单纯性肥胖患者减重及体重维持的效果。 方法 选取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于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100‌例单纯性肥胖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分为个体化营养指导（INT）组与常规营养干预（CNI）组，中途12‌例退出，最终纳入INT组48‌例，CNI组40‌例。治疗过程分为干预期、过渡期、维持期。两组干预期均采用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碳水化合物供能占比20%~30%，脂肪供能占比35%~40%，蛋白质供能占比30%~35%）干预3‌个月，随后经过1‌个月过渡期（介于干预期与维持期之间），逐渐过渡至维持期采取平衡膳食模式（碳水化合物供能占比55%~60%，蛋白质供能占比15%~20%，脂肪供能占比≤30%），观察12‌个月。两组患者运动强度、饮食要求及随访频率一致。比较两组不同时间点的饮食行为评分、体重达标率，采用t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Spearman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INT组和CNI组患者间干预开始前（0‌个月）饮食行为评分分别为（3.92±1.13）、（3.88±0.97）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NT组维持期开始时（4‌个月）和维持期结束时（16‌个月）的评分分别为（7.81±0.67）、（7.00±1.11）分，高于CNI组的（7.13±1.22）、（4.68±1.1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与CNI组相比，INT组患者干预期结束时（分别为15.0%和9.2%）、维持期开始时（分别为14.2%和8.4%）及维持期结束时（分别为11.3%和2.6%）体重变化程度均高于CN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CNI组相比，维持期结束时INT组体重下降5%达标率（分别为20.0%和9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个体化营养指导可能有助于患者进一步减轻体重，并预防患者体重反弹。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C肽评估胰岛β细胞功能随病程变化的特点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选取2014‌年11‌月至2018‌年5‌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T2DM患者1 570‌例，男970‌例，女600‌例，年龄12~88（58±12）岁，糖尿病病程3 d至34（8.3±7.2）年。将患者按照病程进行分组，分别为糖尿病病程≤1‌年组340‌例，1‌年<病程≤5‌年组325‌例，5‌年<病程≤15‌年组650‌例，病程>15‌年组255‌例。采用ANOVA法比较不同病程患者组间的C肽释放指数（CRI）水平。在病程分组基础上，再分别以糖化血红蛋白（HbA1c）和25羟维生素D［25（OH）D］中位数进行分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各亚组间的CRI水平。采用Pearson法相关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CRI主要相关因素。 结果 病程、HbA1c和25（OH）D是T2DM患者CRI的主要相关因素，回归系数分别为-3.108、-17.247和0.326，P均<0.01。胰岛功能随病程延长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在病程早期（病程≤5‌年），随病程增加胰岛功能缓慢下降；随着病程进一步延长，胰岛功能以每年约2%的幅度持续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至病程22‌年后出现减弱，患者的胰岛功能再次趋向缓慢下降。HbA1c的中位数为8.7%，将患者分为HbA1c<8.7%和HbA1c≥8.7%亚组；25（OH）D中位数为45.7 nmol/L，据此分为25（OH）D<45.7 nmol/L和25（OH）D≥45.7 nmol/L亚组。HbA1c<8.7%亚组CRI均明显高于HbA1c≥8.7%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5（OH）D分组后不同亚组间CR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T2DM患者的胰岛β细胞功能随病程延长呈现先缓慢再加速再缓慢的下降趋势，患者CRI水平与多个因素相关。

目的 研究糖尿病合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临床特征。 方法 采用单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搜集2020‌年2‌月23‌日至3‌月30‌日在武汉市雷神山医院感染科三科一病区收治的48‌例确诊为COVID-19的住院患者，对他们的电子病历进行提取和分析。搜集人口统计学数据、症状、实验室检查、合并疾病、治疗和临床结果。将患者按照是否合并糖尿病分为非糖尿病组和糖尿病组，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并采用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χ²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 COVID-19合并糖尿病的5‌例患者中，均有发热和呼吸道症状，胸部CT符合典型COVID-19影像学特征，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查结果均为阳性。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组COVID-19患者的年龄、性别构成、合并其他疾病、临床症状、临床分型、病程、治疗方案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非糖尿病组和糖尿病组患者的入院空腹血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组出院时空腹血糖与入院时相比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实验室检查指标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COVID-19合并糖尿病患者以发热和呼吸道症状为主要表现，血糖升高，胸部CT符合典型COVID-19影像学特征。

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探讨对血糖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17至2019‌年在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糖尿病患者350‌例，通过微信群向患者投放问卷（共包含39‌个问题的自制问卷、Zung焦虑自评量表、Zung抑郁量表）。回收有效问卷后，根据患者在疫情期间的血糖情况分为血糖控制良好组（空腹血糖≤7 mmol/L且餐后2 h血糖≤10 mmol/L）和血糖控制不佳组[空腹血糖>7 mmol/L和（或）餐后2 h血糖>10 mmol/L]。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t检验比较2组间资料的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后退法。 结果 共回收问卷310份，剔除不符合要求的4份，共回收有效问卷306份。血糖控制良好组108‌例（35.3%），血糖控制不佳组198‌例（64.7%）。与血糖控制良好组相比，血糖控制不佳组中年龄≥45‌岁、糖尿病病程≥5‌年、合并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疫情期间每周运动时间<150 min、每周监测血糖频率≤1~2‌次、疫情期间存在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上述8项P<0.05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糖尿病病程≥5‌年、疫情期间每周运动时间<150 min、疫情期间睡眠障碍、每周监测血糖频率≤1~2‌次、抑郁是血糖控制不佳的危险因素（P<0.05）。 结论 疫情期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整体偏高，影响血糖控制的因素有糖尿病病程较长、运动时间短、测血糖频率较低、睡眠障碍、抑郁等。

目的 为建立操作简单、地区适用的2‌型糖尿病（T2DM）发病风险计分模型，并评估其筛查效应。 方法 采用队列研究方法，推导队列人群（810‌例）来自浦东新区社区糖尿病流行病调查人群数据库，确定新发T2DM 110‌例，非糖尿病700‌人；验证队列人群792‌例，来自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社区，新发T2DM 93‌例，非糖尿病699‌人。采用Cox回归分析推导人群糖尿病危险因素，通过β系数建立浦东新区糖尿病风险计分无创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计分模型在人群中的预测效能，并与现有的中国糖尿病危险计分模型比较。 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糖尿病危险计分模型包含年龄、腰围、收缩压和糖尿病家族史4‌个无创危险因素。该模型在预测推导人群糖尿病发生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69.4%、70.0%和0.757，预测验证人群的ROC下面积为0.686。与中国糖尿病危险计分模型相比，浦东新区模型预测效能在推导人群中更具有优势（分别为0.757和0.719，Z=2.511，P<0.05），在验证人群中ROC下面积分别为0.686和0.70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上海市浦东新区糖尿病计分模型作为T2DM高危人群筛查方法，具有较高的特异度和灵敏度，预测上海浦东地区居民糖尿病发生效能与中国糖尿病危险计分相当。

目的 探讨生活方式干预对农村2‌型糖尿病（T2DM）患者各项代谢指标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山东省蓬莱市潮水镇10‌个自然村，对50‌岁以上村民进行健康筛查，以自然村为小组，每组随机抽取T2DM患者12‌例（共120‌例）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生活化生活方式干预，干预3‌个月，比较干预前后患者腰围、血压、体质指数（BMI）、运动功能、体成分、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指标的差异。相关数据分析采用配对t检验。 结果 108‌例研究对象完成实验。生活方式干预后，研究对象的腰围、BMI、空腹血糖、HbA1c等指标均明显下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1.84~10.02，均P<0.01），干预后的运动功能和体成分各项指标（下肢肌肉分布系数、脂肪分布、下肢神经及肌体反应速度等）较干预前均改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10.64~9.56, 均P<0.01）。 结论 生活化生活方式干预，可显著改善农村T2DM患者腰围、BMI、HbA1c、体成分、运动功能等代谢指标。

目的 探讨网膜脂肪细胞大小与胃转流手术（RYGB）术后代谢改善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2015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南京鼓楼医院行RYGB手术的113例肥胖患者，评估患者术前和术后的血糖、血脂、体重、体质指数（BMI）、腰围等相关代谢指标，收集患者的网膜脂肪组织，脂肪组织经福尔马林固定后，进行HE染色，使用显微镜随机拍摄15张组织形态照片，利用Image J进行细胞体积测量。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进行临床血糖、血脂等参数与网膜脂肪细胞大小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113例患者中网膜脂肪组织的体积与患者术前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空腹C肽、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呈正相关（r=0.231,0.432,0.397,0.421,均P<0.05），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B呈正相关(r=0.298、0.325,均P<0.01)，与载脂蛋白A、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呈负相关(r=-0.224、-0.278，均P<0.05)，与体重、BMI、腰围、臀围呈正相关(r=0.397、0.231、0.310、0.232，均P<0.05)；113例患者中网膜脂肪细胞的体积与术后3个月糖化血红蛋白（HbA1c）、FPG、空腹胰岛素、HOMA-IR的改善呈正相关（r=0.441、0.301、0.236、0.341，均P<0.05），网膜脂肪细胞体积与术后3个月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载脂蛋白B的改善呈正相关(r=0.204、0.296、0.196、0.253，均P<0.05)。113例肥胖患者中有50例患者合并2型糖尿病(T2DM)，63例患者不合并T2DM，网膜的脂肪细胞的体积大小与肥胖合并T2DM患者术后3个月HbA1c和FPG的改善呈正相关(r=0.309、0.342，均P<0.05)，与术后3个月HOMA-IR改善在两组中均呈正相关(r=0.281、0.333，均P<0.05)，与总胆固醇的改善在两组患者中均呈正相关(r=0.254、0.369，均P<0.05)。 结论 网膜脂肪细胞的体积大小与代谢手术后3个月肥胖患者代谢指标改善密切相关，网膜脂肪细胞体积越大，血糖和血脂改善越明显。这可以为代谢手术改善全身代谢状态机制研究和预测代谢手术预后提供新的病理学思路。

目的 了解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期间武汉市糖尿病患者血糖管理情况。 方法 2020年2月16—20日期间，对湖北省武汉市正接受降糖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3个方面：被调查者基本情况、血糖管理情况、COVID-19防控情况。使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 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52份。86例（56.6%）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达标，80例（52.6%）坚持定期监测血糖。48例（31.6%）患者目前血糖管理方面遇到的最主要困难为购药困难，其次为门诊复诊调整血糖、坚持适量的运动及合理的饮食，分别为31例（20.4%）、28例（18.4%）及16例（10.5%）。面临就诊问题时，73例（48.0%）患者主要于医院门诊解决；附近药店买药及医院门诊取药是糖尿病患者购药的主要方式，分别为78例（51.3%）、63例（41.5%）。133例（87.5%）糖尿病患者能坚持按时足量用药，分别有39例（25.7%）、17例（11.2%）糖尿病患者受疫情影响而更改原有降糖方案或停用降糖药物，在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案及糖尿病病程亚组间，停用降糖药物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30，P<0.01；χ²=8.72，P<0.05）。仅有16例（10.5%）被调查者所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成熟的糖尿病管理团队。 结论 抗击COVID-19期间，武汉市糖尿病患者对血糖监测重视程度不够，血糖控制达标情况需进一步提高，针对血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需制定更完善的血糖管理措施帮助患者抗击疫情。

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疗法对2型糖尿病患者睡眠和糖化血红蛋白（HbA1c）的影响，确立其对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和血糖控制的作用。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抽取2017年12月之前江苏省徐州市登记在管的2型糖尿病患者852例进行前瞻性研究，以社区为单位，随机分配为干预组（412例）和对照组（440例）。对照组进行常规随访，干预组在常规随访的基础上增加认知行为疗法。比较6个月及12个月后两组患者HbA1c、睡眠质量以及血糖达标率的差异，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评定患者的睡眠质量。两组之间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同组干预前后差异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 干预组基线、6个月及12个月PSQI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2.11±3.13）比（10.12±2.95）比（10.58±3.01）分，F=63.42，P<0.01]，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83，P=0.16）；6个月及12个月时，干预组PSQI得分低于对照组[（10.12±2.95）比（12.09±3.05）分，t=9.29，P<0.01；（10.58±3.01）比（12.48±3.28）分，t=8.13，P<0.01]。干预组基线、6个月及12个月HbA1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00±1.77)%比(7.27±1.20)%比(7.38±1.30)%，F=69.05，P<0.01]，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07，P=0.31）；6个月及12个月时干预组血糖达标率高于对照组[40.62%（158/389）比31.57%（131/415），χ²=7.14，P<0.01；41.26%（144/349）比31.58%（120/380），χ²=7.38，P<0.01]；6个月及12个月时，干预组HbA1c低于对照组[（7.27±1.20)%比(7.86±1.58)%，t=6.00，P<0.01；(7.38±1.30)%比(7.84±1.56)%，t=4.40，P<0.01]。 结论 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改善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的HbA1c水平。

目的 探讨血清铁蛋白（Fer）在中老年男性2‌型糖尿病（T2DM）合并肌少症患者中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于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对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中老年男性T2DM患者进行体成分分析，按2014‌年发布的亚洲肌少症共识，根据身高校正的四肢骨骼肌指数（ASMI）及握力诊断肌少症。选取T2DM肌少症组82‌例，T2DM非肌少症组92‌例。测定两组血清铁蛋白水平，比较两组一般资料、身体测量及临床指标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血清铁蛋白与其余临床指标的相关性，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老年男性T2DM患者合并肌少症的影响因素。 结果 T2DM肌少症组血清铁蛋白水平高于T2DM非肌少症组，分别为243.10（205.75，367.51）、176.68（137.31，218.16）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血清铁蛋白与腰臀比（r=0.284）、体脂百分比（r=0.266）、内脏脂肪面积（r=0.159）、hsC-RP（r=0.242）、HbA1c（r=0.319）、TC（r=0.155）、LDL-C（r=0.161）、FT4（r=0.178）均呈正相关（P均<0.05），与T2DM病程（r=-0.261）、全身骨骼肌质量（r=-0.410）、四肢骨骼肌质量（r=-0.352）、ASMI（r=-0.423）、TSH（r=-0.273）均呈负相关（P均<0.05）。在中老年男性T2DM患者中，高体重指数、高全身骨骼肌质量是肌少症发病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分别为0.144、0.267，P<0.05），而高血清铁蛋白、高内脏脂肪面积是其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分别为1.015、1.136，P<0.05）。 结论 铁蓄积与T2DM患者的肌少症密切相关，高血清铁蛋白是中老年男性T2DM患者合并肌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笔者通过回顾分析国内外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相关文献，探讨COVID-19感染与糖尿病进展可能的生理机制，旨在对疫情期间COVID-19感染合并糖尿病的监测和治疗提供理论参考。

葡萄糖激酶（GK）是维持机体血糖稳态的关键酶，主要在人体胰腺和肝脏中表达。GK作为葡萄糖传感器，感知葡萄糖浓度变化，调节胰岛素/胰高糖素分泌，尤其是改善胰岛素早相分泌，并促进肝糖原合成，有效维持人体血糖动态平衡。糖尿病患者胰岛细胞和肝细胞的GK活性降低，控糖激素分泌及肝糖原合成异常，血糖稳态失衡，激活GK的活性可使患者恢复血糖稳态。

镁是机体重要的阳离子。2型糖尿病患者低镁血症与胰岛素抵抗之间密不可分，二者互为因果。目前研究表明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可纠正低血镁。本文就血镁与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关系及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升镁作用和可能的机制进行综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帕金森病（PD）患病风险增加。随着研究深入，发现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应激、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和炎症等是2种疾病共同的致病机制，而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即胰岛素抵抗是沟通这些致病环节的关键“桥梁”，提示以恢复胰岛素信号为目的的药物研发，有望在今后成为治疗PD的一种新策略。

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全身代谢性疾病，糖尿病眼部并发症发病率逐年升高，成为致盲的首要原因，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负担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人体肠道菌群与肥胖、2型糖尿病等多种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笔者总结了肠道菌群和糖尿病眼部并发症的研究进展，肠道菌群参与糖尿病眼部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以及未来对肠道菌群和糖尿病眼部并发症的研究前景。

锌转运蛋白8（ZnT8）是一种锌离子转运蛋白，主要定位于胰岛 β 细胞，能将胞浆锌离子转运至胰岛素分泌囊泡内。ZnT8也可作为抗原引起 β 细胞自身免疫损伤，诱发1型糖尿病，其转运功能的降低会影响胰岛素合成、储存和分泌，并增加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本文详细介绍了ZnT8的结构、表达和功能，并总结了目前关于ZnT8在胰岛功能及糖尿病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探讨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2‌型糖尿病（T2DM）由于胰岛素抵抗（IR）使骨骼肌摄取和利用葡萄糖的能力受损。抗阻运动（RT）可通过提高肌肉质量、增加葡萄糖供应、促进葡萄糖摄取、刺激糖原合成、提高葡萄糖清除率、促进肌肉因子分泌等改善骨骼肌IR，恢复T2DM患者的血糖稳态。

KCNJ11基因编码ATP敏感性钾通道（KATP）的Kir6.2亚基，是调节胰岛β细胞胰岛素分泌的重要基因。KCNJ11基因不同突变位点可导致一系列连续的、不同轻重的糖代谢异常，包括新生儿糖尿病、青少年发病的成人糖尿病13、2‌型糖尿病、婴儿持续性高胰岛素血症性低血糖症。磺脲类降糖药物可与KATP通道中的磺酰脲类受体1（SUR1）结合，导致通道关闭，继而促进胰岛素分泌；因此，KCNJ11基因突变所致的新生儿糖尿病、青少年发病的成人糖尿病13、2‌型糖尿病患者可口服磺脲类药物治疗。二氮嗪可使KATP通道保持开放，是治疗KATP通道型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的首选治疗药物，对内科治疗无效的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患者通常需要行不同程度的胰腺切除术以维持血糖在正常水平。在临床工作中根据临床表现推测可能具有基因突变的人群，行基因检测明确变异情况，以获得更加精准合理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