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43卷第07期

目的 调查公务员人群对打鼾危害的认知度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患病率。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广东省某省直单位2017年9—11月进行年度体检的1 241名在职公务员进行打鼾危害的认知度调查，纳入资料完整的1 036名，其中男799名，女237名，年龄22~63岁，平均（41±9）岁，筛查OSA高危人群。对OSA高危人群行睡眠监测诊断，调查OSA患病率。 结果 60.1%（623/1 036）的公务员认识到打鼾对身体有影响，获知途径最多是通过网络（371/623，59.6%），其次为电视（290/623，48.0%）、亲戚朋友（277/623，46.6%）、报纸（229/623，44.5%）和广播（118/623，18.9%）。对打鼾所致后果的认知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睡眠质量下降（448/623，71.9%）、猝死（325/623，52.2%）、日间嗜睡（276/623，44.3%）、心脑血管疾病（267/623，42.9%）、高血压（152/623，24.4%）及性功能低下（104/623，16.7%）。筛查发现OSA高危人群占22.0%（228/1 036），高危人群中OSA患病率为46.1%（105/228），仅0.9%（2/228）既往诊断过OSA。 结论 公务员人群对打鼾所致危害有一定程度认知。OSA高危公务员人群OSA的患病率高，但诊治率低。

目的 探讨重症军团菌肺炎合并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方法 收集2011年10月至2019年10月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的34例重症军团菌肺炎合并急性呼吸衰竭病例，并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住院患者的病死率及其危险因素。 结果 34例患者中男25例，女9例，年龄17~82岁，中位年龄为61（48，69）岁。34例患者按是否在RICU住院期间死亡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存活组24例，男17例，女7例，中位年龄为65（55，70）岁；死亡组10例，男8例，女2例，中位年龄为53（50，58）岁。出现肺炎相关症状至入住RICU的中位时间为7（5，11）d，氧合指数为134（91，216）mmHg（1 mmHg=0.133 kPa），住RICU的中位时间为12（7，22）d。死亡组患者序贯器官衰竭（SOFA）评分为9（7，12）分，显著高于存活组的4（3，8）分（P=0.018）；死亡组出现肺炎症状至启动针对性治疗的时间为10（7，14）d，显著高于存活组的4（3，7）d（P=0.01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OFA评分升高（OR=1.461，95%CI为1.041~2.051，P=0.028）和出现肺炎症状至启动针对性治疗的时间延长（OR=1.293，95% CI为1.029~1.625，P=0.027）是RICU内病死率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RICU中重症军团菌肺炎合并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的病死率较高，严重脏器功能不全、启动针对性治疗的时间延迟与RICU病死率升高有关。

目的 探讨床旁经胸超声（TLU）对间质性肺疾病（ILDs）不同胸部高分辨率CT（HRCT）征象鉴别的准确性。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北京朝阳医院首次诊断为ILDs的患者50例，其中男21例，女29例，年龄42~73岁，平均年龄（56±14）岁。TLU扫描前外侧胸部和后胸部共计16个扫描点，记录A、B线和胸膜异常；胸部HRCT按照上中下肺野选取3个层面，每个层面需要评估的范围与超声扫描的范围逐一对应，记录胸部HRCT的常见征象；ILDs早期病变定义为胸部HRCT评分≤1分并且没有蜂窝影。计算A、B线和胸膜异常与胸部HRCT征象的关系，Spearman相关系数评估B线和肺HRCT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A线诊断CT征象为正常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3.9%和84.9%，符合率为84.6%。B线诊断CT征象为异常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4.9%和83.9%，符合率为84.6%；小叶中心性结节影较其他HRCT征象B线数量更少、间距更窄，其他的HRCT征象B线无特异性表现；B线发现ILDs早期病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4.3%和83.9%，符合率为84.0%。B线数量（R=0.827，P<0.001）和宽度（R=0.951，P<0.001）与胸部HRCT评分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B线间距与胸部HRCT评分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R=-0.831，P<0.001）。肺部超声诊断胸膜病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100.0%和90.0%，符合率为93.6%。 结论 肺部超声诊断患者是否存在肺部间质性改变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为临床早期诊断ILDs、评估病变严重程度和随诊治疗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未能发现肺部超声能够区分不同间质性病变。

目的 探讨125I粒子气道覆膜支架在气管腺样囊性癌治疗中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2014年12月至2017年7月收治的行125I粒子气道覆膜支架置入治疗的气管腺样囊性癌患者8例，对比治疗前后气促指数、管腔直径、管壁厚度、管壁周围病灶的变化，并观察并发症。 结果 8例患者共成功置入125I粒子气道覆膜支架11枚（直筒型支架2枚，L型支架2枚，Y型支架7枚，共使用粒子243颗）。支架置入后2周内出现移位2例，后重新置入并固定，未再移位。中位支架置入时间为2.9（2.3，3.0）个月。治疗后的气促指数较术前明显下降（分别为0.1和3.4，t=8.881，P<0.01）；复查支气管镜，1例气道腔内肿瘤残余，其余7例气道腔内肿瘤完全消失，气道黏膜光滑、苍白、部分瘢痕形成（呈放疗后改变）；复查胸部CT，病变处管腔直径显著扩大（分别为13.1和3.3 mm，t=-7.839，P<0.01），管壁厚度明显缩小（分别为4.3和14.4 mm，t=7.620，P<0.01），7例管壁周围病灶完全消失，1例病灶缩小>50%。中位随访时间为28.0（24.8，31.5）个月，1例2年内复发，2年无复发6例。随访期间，无死亡事件，未出现严重并发症。 结论 125I粒子气道覆膜支架能有效扩张气管腺样囊性癌患者的气道、缓解气促症状，同时具有内放疗作用，疗效显著，安全性高，值得临床进一步探索观察。

豚鼠耳炎奴卡菌在奴卡菌中相对少见，由其引起的重症肺炎少见，现报道1例救治成功的表现为重症肺炎的肺豚鼠耳炎奴卡菌病的诊治过程及体会。本例患者起病急、进展快，迅速出现呼吸衰竭。下呼吸道标本涂片、培养联合宏基因组测序鉴定为豚鼠耳炎奴卡菌。给予抗感染、有创通气及血流动力学等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

巨细胞动脉炎是一种累及大、中型血管的肉芽肿性血管炎，常见于颈动脉及其颅外分支，故也称颞动脉炎、颅动脉炎，当病变仅累及肺动脉及其分支时称为孤立性巨细胞性肺动脉炎。本病罕见，偶在手术标本和尸检中发现，其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可能误诊为慢性血栓栓塞性疾病，确诊主要依据病理诊断及影像学检查。治疗多以肺叶切除为主。

报道1例肺泡微石症（PAM）终末期行单肺移植的病例，对1900年1月至2019年6月关于PAM与肺移植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及分析，讨论了PAM的诊治要点和PAM行肺移植后的主要并发症及转归，以提高临床医生对PAM的认识。

肉芽肿性血管炎是一种以坏死性血管炎、肉芽肿病变为特点的系统性疾病，临床常表现为鼻窦炎、中耳炎、肺实质病变、蛋白尿、血尿等多脏器病变。胸部高分辨率CT常见的影像学改变为多发结节或团块影，可伴有大小不等的中央型空洞改变，易与其他空洞病变相混淆。评估患者是否多系统受累，应进行血清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检测，血清或痰液病原学及肿瘤相关检查，评估对抗生素或抗结核等药物治疗的反应，对鉴别诊断有提示意义，并应及早争取病理活检确诊。

肺栓塞是肺癌易被忽略的并发症，通常提示肺癌患者预后不良。与其他原因引起的肺栓塞相比，肺癌相关肺栓塞的发生、发展有所不同，了解其发生机制、危险因素可指导临床在肺癌患者中更高效地识别出合并肺栓塞的患者，制定出更加优化的治疗方案。本文主要对肺癌合并肺栓塞的流行病学、发生机制、危险因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治疗的呼吸系统疾病。近年来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一秒率<正常值低限与一秒率<固定气流受限两种慢阻肺诊断标准，在疾病危险因素、患病率、人口学特征、与临床症状相关性、预后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就此两种诊断标准对慢阻肺诊断及预后进行综述。

微生物群是由栖息在人体口腔、肺、肠道等部位的细菌、病毒和真菌等组成的一个复杂生态系统，在人体健康和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研究最多的是细菌，细菌菌群失调与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宿主免疫系统的调节相关。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肠道和肺部细菌菌群可能在肺癌的诊断及治疗中发挥了作用。本综述简要介绍目前细菌菌群与肺癌诊治关系的研究现状。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是临床一种常见和多发的睡眠呼吸调节障碍性疾病。近年来多项研究结果显示OSAHS及其相关的慢性间歇性缺氧（chronic intermittent hypoxia，CIH）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密切相关。然而，OSAHS引起NAFLD的确切发病机制目前仍尚不十分清楚。因此，本文现就OSAHS与NAFLD相关性及可能的机制作一综述。

内科胸腔镜下胸膜活检术常用于胸膜疾病的诊断和肿瘤的分期，内镜下新型成像技术的应用使胸膜病变更易于观察。传统的内科胸腔镜下胸膜活检应用可弯曲钳夹检，获取标本小，组织结构挤压变形严重，耗时长，且部分组织获取困难。近年来，部分学者使用新的活检方式在内科胸腔镜下对胸膜病变进行活检，获得优质的病理标本。本文主要从冷冻、海博刀、IT刀及SB刀在内科胸腔镜下胸膜活检术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使临床医师了解并应用胸膜活检的新方法。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病死率很高，目前仍以药物治疗为主，但只能延缓疾病进展，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间充质干细胞（MSCs）作为一个新的治疗选择或许能够逆转肺纤维化达到治愈的目标，目前已应用于临床研究中。MSCs可归巢、迁移并分化为肺泡上皮细胞以修复受损的肺组织，还可通过抑制炎性因子表达、分泌多种生物活性分子等机制发挥其抗炎、抗纤维作用。间充质干细胞不表达Ⅱ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Ⅱ），具有"免疫特权"，因此可以用于同种异体移植。目前的临床研究表明MSCs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并且大多数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良好。但部分患者在治疗后出现感肺部感染、IPF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呼吸衰竭等表现，这些是否与MSCs治疗相关，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指血液在深静脉内的异常凝结引起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DVT脱落可引起肺血栓栓塞症（PTE），DVT与PTE相互关联，是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在不同部位和不同阶段的两种临床表现形式。基于风险评估的预防策略要求对住院患者进行VTE风险评估和出血风险评估，根据风险程度主动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包括基本预防、药物预防和机械预防。机械预防的原理主要是模拟人体活动时腿部或足底肌肉收缩对下肢静脉的压迫作用，加速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少血液瘀滞，从而降低DVT风险。间歇充气加压装置（IPC）是利用循环充气和放气加强深静脉的血液流动，达到预防血栓的作用。在有中危和高危VTE风险患者中，IPC可在高出血风险的患者中单独使用，也可无高出血风险的患者中与其他药物或机械预防方法联合使用。尽管最新的研究并未证实IPC的有效性，但是大部分研究对IPC在不同患者中的疗效得到证实。在临床上可以考虑单独使用IPC，IPC联合其他机械预防手段，或者在抗凝药物预防基础上联合IPC预防，可为患者带来更多的获益。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启动并激活肿瘤内T细胞发挥抗肿瘤作用。但免疫系统在识别和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筛选出具有逃避免疫监视能力的肿瘤细胞，这一过程称为免疫编辑，该机制不仅存在于肿瘤的自然进程，也引起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原发和继发性耐药，限制了该类药物在肺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肿瘤细胞的抗原负荷、抗原提呈、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浸润、细胞因子分泌、血管生成、代谢因素及肠道微生物群均与耐药有密切关系。深入研究肺癌免疫编辑的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机制，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耐药的过程，并制定更适宜的治疗策略。

为了观察内科胸腔镜在无胸腔积液或少量胸腔积液胸膜疾病患者中的诊断价值及安全性，本研究分析10例患者的临床表现、手术过程和病理结果，结果显示无胸腔积液患者4例，少量胸腔积液患者6例，9例患者术后获得明确的病理诊断，术中及术后未见严重不良反应。内科胸腔镜可用于无胸腔积液或少量胸腔积液的胸膜疾病患者。对于无胸膜粘连者，术前通过胸部CT评估穿刺点位置，具有较高诊断价值及安全性。

ARDS是肺癌肺切除术后严重并发症，本文报道2例肺癌肺叶切除术后并发非手术侧单肺ARDS的临床资料，结合文献探讨其发生机制、影像学特征及治疗方法。

患者女，54岁，因"咳嗽伴胸闷、气促2个月余"入院，外院诊断肺动脉栓塞后规范抗凝治疗，效果欠佳，入院后查胸部CT示肺动脉分支充盈缺损，双肺多形性病灶，肌炎抗体、抗心磷脂抗体阳性，肌电图提示肌源性损害，考虑肺栓塞、炎症性肌病、继发性抗磷脂综合征，给予糖皮质激素及抗凝治疗后病情仍进行性加重，最后经淋巴结活检确诊为淋巴结转移性分化较差的肺腺癌。

63岁女性患者体检胸部CT提示左肺上叶尖后段可见一薄壁透亮影，内见一结节状软组织密度影。手术病理提示海绵状血管瘤。肺海绵状血管瘤是先天性血管畸形所致的肺内罕见的良性肿瘤，临床表现与海绵状血管瘤的位置、大小、数量以及是否发生变性等有关。大多数患者无特殊症状，多在常规体检时发现，与肺内其他良、恶性肿瘤极为相似，临床上难以鉴别。一经诊断应尽早手术治疗，避免发生血管瘤破裂导致大出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急性加重为慢阻肺患者呼吸系统症状出现急性严重恶化，需改变药物治疗方案，疾病负担加重。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管理目标之一是尽早预防，以避免或延缓下一次急性加重的发生，降低早期病死率。药物治疗选择包括支气管舒张剂、皮质类固醇和抗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