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 第98卷第32期

前列腺癌(PCa)是男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是全世界男性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居男性癌症死亡率第2位^[1]。虽然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对PCa的认识和治疗有了很大的改善，但PCa细胞生长的分子调控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早期PCa患者通常可通过手术和放射疗法来进行治疗^[2]，而对于晚期PCa临床上常采用以内分泌治疗为主的治疗策略，即去除雄激素治疗^[3]。然而持续性的去雄治疗仍不可避免地导致雄激素依赖型PCa逐渐向雄激素非依赖型发展，即去势抵抗性PCa(CRPC)，这给PCa的临床治疗造成了很大的阻碍^[4]。有研究发现，在去雄治疗产生去势抵抗性的过程中，细胞自噬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自噬(Autophagy)是将异常的细胞成分降解为氨基酸、脂类、核苷酸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并重新分配给细胞循环利用的过程。被降解的细胞成分首先被双层膜结构环绕包裹形成吞噬泡，吞噬泡逐渐融合成熟成为自噬体，接着自噬体与溶酶体结合形成自噬溶酶体，从而实现对降解产物的循环再利用^[5]。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自噬在不同的疾病阶段发挥着截然相反的作用。例如，在肿瘤发生的早期，自噬可减少异常基因和蛋白的堆积从而抑制肿瘤的发生。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噬对进展期的PCa起保护作用，尤其是在低氧、营养供应缺乏、化疗等条件下，可通过消除毒性蛋白的积累和提供营养来源，促进肿瘤细胞的生存和适应^[6]。此外，自噬的自我循环供应养分和能量甚至可能进一步促进肿瘤的合成代谢过程，由此加速前列腺癌的发展^[7]。因此，自噬对于PCa的发生和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了解自噬在PCa发展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探究自噬用于治疗PCa的潜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就自噬在前列腺癌发展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作如下阐述。

良性前列腺增生(BPH)是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最常见的良性疾病。BPH患者中，约30%的患者将发展至进展期，约40%的进展期BPH患者需要接受外科治疗，前列腺切除术是治疗进展期BPH的有效手段。多数前列腺电切术需要切除前列腺部尿道的尿路上皮。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是东亚人群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最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发生率为30%～40%^[1,2]。既往多项研究支持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单药治疗是EGFR基因突变局部晚期或转移NSCL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但大多数患者会在用药后9～14个月发生耐药^[3,4,5,6]，其中EGFR基因第20号外显子发生错义突变(即T790M突变)是耐药突变中最主要的类型。目前已报道的EGFR-TKI耐药后组织样本的T790M突变阳性率基本在60%左右^[7,8]，不同技术方法检测结果较为相似，但是血浆样本T790M突变阳性率基于不同方法差别较大，在23%～63%^[9,10,11]。

患者女，35岁，因"烦渴、多饮、多尿、闭经1年半，溢乳6个月"于2017年10月2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就诊。患者2016年4月出现烦渴、多饮(5 L/d)、多尿(4～5 L/d)，夜尿5～6次/晚，自诉皮肤干燥，当月无月经来潮，无其他伴随症状。2016年9月就诊于当地医院，查双眼视力轻度下降，无斜视、复视、视野缺损、眼睑下垂。子宫B超提示内膜变薄(0.2 cm)，子宫宫体偏小(3.8 cm×2.6 cm×2.6 cm)，双侧卵巢偏小(2.4 cm×1.2 cm)；催乳素(PRL)2.90 nmol/L(参考值：<1.37 nmol/L)，雌二醇32.94 pmol/L(参考值：73.2～322.1 pmol/L)，卵泡刺激素(FSH)3.09 U/L，黄体生成素(LH)0.85 U/L。垂体增强磁共振成像(MRI)：鞍上区占位，大小0.6 cm×0.6 cm×0.8 cm，与垂体柄关系密切，未见明显强化。给予黄体酮、中药(具体不详)治疗后，月经仍未恢复。2017年4月患者发现挤压乳腺后可见乳汁性溢液，乳白色，无血丝，遂就诊于外院神经外科查：尿比重：1.005；血常规、血生化未见明显异常；抗核抗体(ANA)(＋)1∶320(均质斑点型)，抗核糖核蛋白(RNP)抗体(＋)，抗SSA抗体(＋)，增殖性核抗原抗体(PCNA)(＋)；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CA)(－)；肿瘤标志物(－)；血甲胎蛋白(AFP)、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脑脊液：常规、生化(－)，找瘤细胞(－)。外院考虑"鞍上区占位、中枢性尿崩症"，给予醋酸去氨加压素片(弥凝)(口服，25 μg/次，2次/d)及溴隐亭(口服，1.25 mg/次，1次/d)治疗，患者烦渴、多饮、多尿症状明显缓解，饮水量2 L/d，尿量1.5 L/d，夜尿1～2次/晚，但仍无月经来潮，挤压乳腺后仍有乳白色液体溢出，遂于2017年9月停用溴隐亭。病程中无发热、口腔溃疡、关节痛、骨痛等症状，为进一步诊治收入我院。患者起病以来，精神、睡眠、食欲可，大便正常，小便如上述，体重无明显改变。既往史：2011年孕42周行剖宫产，产下3 kg男婴。婚育史：适龄婚育，配偶体健。月经史：初潮14岁，行经天数4 d，月经周期25～28 d，末次月经2016年5月10日。个人史、家族史无殊。

患者女，76岁，因冠状动脉支架植入后12年，胸闷、头晕1年，晕厥2次于2017年10月11日入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患者12年前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而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具体不详)，规律服用单硝酸异山梨酯和阿司匹林。1年前出现胸闷，伴有头晕，发作时有压榨感，数日发作1次，持续数分钟，劳累或心情波动时诱发，可自行缓解。半个月前较长时间站立(约20 min)后发生晕厥，1～2 min后自动恢复意识，晕厥前伴有胸闷头晕症状。追溯病史，1年前也有类似发作。现患者仍有胸闷头晕，活动后加重，活动轻度受限，上楼梯较困难。为进一步诊疗，门诊以"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收住入院。

患者男，60岁，因"慢性腹泻3个月，腹痛伴血便1个月余"于2017年9月12日收入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病房诊治。入院前3个月患者出现腹泻，每日稀便3～4次，无脓血，曾于外院行结肠镜提示升结肠至乙状结肠轻度黏膜水肿，未见糜烂、溃疡。自服止泻药无效。1个月前患者无明显诱因突发脐周绞痛，疼痛数字评分为5分，伴排褐色血便约500 ml，里急后重，无发热、呕吐、黑朦等，便后腹痛好转。次日始排血水样便20～30次，每次20～50 ml。于外院查粪便常规见大量红、白细胞，潜血阳性；红细胞沉降率18 mm/h，超敏C反应蛋白77 mg/L，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阴性。结肠镜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及乙状结肠黏膜充血、水肿、粗糙、糜烂、出血且可见溃疡形成，直肠未见异常。病理回报：黏膜组织成慢性炎，伴小灶隐窝脓肿形成。腹盆增强CT：横结肠局部肠壁不规则增厚、可见强化。考虑不除外炎症性肠病，予泼尼松40 mg/d(相当于每天1 mg/kg)、美沙拉嗪4 g/d、肠道益生菌及肠内营养治疗，腹痛较前减轻，但仍每天排血水样便10～12次，每次20～50 ml。足量激素治疗2周后转为每天排稀水样便10余次。起病后体重下降14 kg。否认反复口腔溃疡、外阴溃疡、关节肿痛等。既往史：2016年因"胸腺瘤、重症肌无力"行胸腔镜胸腺扩大切除术，术后规律服用溴苯斯的明。高脂血症，未服用降脂药物否认冠心病史。个人史：有长期吸烟史，否认酗酒。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全身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胸部可见手术瘢痕，心肺无殊，腹软，中上腹轻度压痛，无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未及腹部包块，肠鸣音3～4次/min，下肢无水肿。

患者男，52岁，自由职业，主因"发热3个月，多尿、多饮2个月"于2017年7月14日入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谢内分泌科。患者于2017年4月27日因发热、尿少就诊于当地医院，测血肌酐799.6 μmol/L，流行性出血热抗体阳性，诊断为肾综合征出血热，急性肾功能衰竭，给予抗感染、血液透析等对症治疗后，发热、尿少症状缓解，复测血肌酐253.3 μmol/L。5月21日出现多尿、多饮症状，每日饮水量4 000～5 000 ml，尿量4 000～6 000 ml，当地医院考虑肾功能衰竭多尿期，给予对症处理，效果欠佳。逐渐出现纳差、恶心、乏力、怕冷、性欲减退症状。6月15日当地查甲状腺功能：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₃)3.23 pmol/L(参考值：3.54～6.57 pmol/L)，游离甲状腺素(FT₄)5.43 pmol/L(参考值：11.40～23.20 p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0.156 mU/L(参考值：0.510～4.940 mU/L)；性激素检测：睾酮1.06 nmol/L (参考值：8.20～27.0 nmol/L)，黄体生成素(LH)<0.07 U/L (参考值：1.48～9.40 U/L)，卵泡刺激素(FSH)0.45 U/L (参考值：1.40～17.80 U/L)；垂体磁共振成像(MRI)：垂体变薄，呈轻度强化，考虑腺垂体功能减退症。给予泼尼松5 mg/次，2次/d口服，1周后左甲状腺素钠片50 μg/次，1次/d口服，恶心、乏力、怕冷症状减轻，仍有多尿、多饮症状，每日尿量4 000～5 000 ml，饮水量3 000～4 000 ml，为明确多尿病因收住我科。既往史：1年前诊断为2型糖尿病，未治疗，4月21日因口干头晕就诊于当地医院，查空腹血糖22.3 mmol/L，给予"重组人胰岛素联合甘精胰岛素"治疗，血糖改善后逐渐减量至停用，胰岛素共使用半个月，停用后监测空腹血糖4～5 mmol/L，餐后2 h血糖5～7 mmol/L。个人史：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在湘阴县及广州市郊区交替居住，广州住所有家鼠，但无直接接触，家人无类似发病。

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疾病，其特征是可逆性气流阻塞、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AHR)以及气道重塑。肥胖被认为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许多研究表明^[1]，肥胖与哮喘的发病存在显著相关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儿童哮喘国际共识2012版将肥胖哮喘列为哮喘的一种特殊表型^[2]。肥胖哮喘的特征在于具有更严重的症状，哮喘控制不稳定或缺乏，以非嗜酸性气道炎症为主及类固醇抵抗，因此其临床治疗面临更大的挑战^[3]。目前认为，肥胖哮喘至少有两种不同的主要表型：与肥胖并发的早发过敏型和只发生在肥胖背景下的迟发非过敏型。两种表型都具有哮喘的表现，但其对减肥治疗有着不同的反应。迟发非过敏型肥胖哮喘患者减肥后症状和AHR显著改善，而早发过敏型肥胖哮喘患者仅症状改善，AHR没有改善^[4]。AHR作为哮喘的基本特征，可在单纯性肥胖个体中产生^[5]，在不同表型肥胖哮喘也存在着上述差异。因此对肥胖哮喘AHR的机制研究，是肥胖和哮喘潜在联系机制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诱导痰技术是通过高渗盐水雾化吸入促使患者产生、排出足够痰液的一种无创性诊断和检测方法。诱导痰来自下呼吸道，不易受鳞状上皮细胞的影响，能更好地代表肺部病理生理学特征^[1]。在21世纪初，诱导痰技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应用还比较单一，主要应用于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这两个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有较好的安全性和可重复性^[2,3]。以往大量研究主要通过检测诱导痰中的炎症细胞计数和炎症因子水平，评估气道炎症的类型和水平。然而，随着呼吸系统疾病领域的技术和知识更新以及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的飞速进展，近年来诱导痰技术在呼吸系统疾病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现对近10年诱导痰技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发现、新技术和拓展应用综述如下。

玻璃体腔注射药物是眼科常见的治疗手段，近年来，玻璃体腔注射药物的手术量呈指数性增长。美国联邦医疗保险的数据显示玻璃体腔注射药物的手术量在眼科手术的占比从2000年的0.55%(2 922/527 050)增至2014年的86.91%(2 619 950/3 014 629)^[1]。对于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糖尿病性黄斑水肿等致盲性眼病，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药物已成为首选治疗方案。由于既往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后行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数量不断增加，近几年，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史与白内障手术并发症的相关性。本文主要阐述关于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与白内障手术术中后囊破裂及术后眼内炎、高眼压的相关性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