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 第39卷第04期

目的 分析不同体型、年龄、性别、食管蠕动功能、食管下括约肌(LES)压力和临床分型等与GERD患者反流物类型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就诊的141例GERD患者的24 h食管阻抗-pH值监测结果。比较不同体型、年龄段、性别、食管蠕动功能、LES压力和不同临床分型的GERD患者反流物类型的差异。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检验。 结果 体型肥胖者(BMI>23.9 kg/m2)较体型正常(BMI 18.5～23.9 kg/m2)者更易出现酸反流[18.5次(7.0次，45.3次)比10.0次(2.0次，32.0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20，P＝0.020)。年龄<65岁患者较≥65岁患者更易出现弱酸、非酸和气体反流[分别为58.5次(32.8次，95.0次)比40.0次(24.0次，71.0次)，19.5次(6.0次，47.5次)比8.0次(3.0次，19.0次)，46.0次(23.8次，79.3次)比35.0次(11.0次，56.0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690、－3.286、－2.091，P均<0.05)。男性较女性更易出现气体及混合反流[分别为53.5次(24.0次，122.8次)比36.0次(19.0次，67.0次)，34.0次(20.8次，50.0次)比27.0次(14.0次，43.0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424、－1.961，P均<0.05)。食管蠕动正常者与异常者(蠕动弱或蠕动中断)比较，反流物类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存在镜下食管黏膜损伤的反流性食管炎(RE)和Barrett食管患者较内镜阴性的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患者更易出现弱酸、非酸和气体反流[分别为61.0次(31.3次，102.5次)比44.0次(24.5次，66.5次)，18.0次(8.0次，36.5次)比8.0次(2.0次，22.0次)，49.5次(27.5次，86.5次)比26.0次(11.0次，47.0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585、－2.942、－3.278，P均<0.05)。存在LES松弛的患者较LES功能正常者更易出现弱酸反流[57.0次(32.3次，87.0次)比40.0次(21.0次，73.0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65，P＝0.039)。 结论 体型、年龄、性别、LES压力和临床分型与GERD患者的反流物类型有关，而食管蠕动功能则与之无关。

目的 探讨功能性便秘(FC)患者不同体位(坐位和左侧卧位)肛直肠测压(ARM)结果的差异，研究坐位ARM的直肠肛管压力梯度(RAPG)在评价FC患者肛直肠动力障碍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5年3月至2016年7月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胃肠动力中心连续招募66例18～75岁符合罗马Ⅲ标准的FC患者，记录便秘症状并行便秘症状评分量表(PAC-SYM)和便秘生命质量量表(PAC-QoL)评分，以随机顺序接受左侧卧位和坐位ARM，再行坐位球囊排出试验(BET)，比较不同体位的ARM参数差异，分析ARM参数与BET结果，以及便秘症状与生命质量评分的关系。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Kappa检验。 结果 坐位直肠相关压力参数直肠静息压和直肠排便压，以及RAPG均高于左侧卧位测定值[(30.83±7.89) mmHg(1 mmHg＝0.133 kPa)比(10.53±3.94) mmHg，(78.86±22.25) mmHg比(54.92±21.26) mmHg，(17.53±27.40) mmHg比(－7.80±26.88)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1.10、－12.35、－8.84，P均<0.01)，但肛管相关压力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坐位RAPG与BET一致性检验呈高度一致，最高Kappa值为0.643，高于左侧卧位的最高Kappa值0.349。坐位最适RAPG阈值为10 mmHg，此时以RAPG预测BET结果的灵敏度为85.71%，特异度为79.17%。以坐位最适RAPG阈值将患者分为高RAPG组与低RAPG组，高RAPG组每周自发排便频率高于低RAPG组[(2.88±2.16)次比(1.66±0.96)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5，P＝0.01)，且高RAPG组患者PAC-QoL的满意度亚表评分低于低RAPG组[(2.05±0.55)分比(2.83±0.7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72，P<0.01)。 结论 坐位ARM测定FC患者的直肠压力参数可能更为准确，尤其是坐位RAPG与BET、便秘症状和生命质量评分的相关性更好，在FC患者肛直肠动力评价中可能更具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通过检测UC患者和UC造模小鼠结肠黏膜组织中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症小体的表达水平，研究其与UC病变活动性的关系。 方法 纳入2016年12月至2018年1月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确诊为UC的60例患者，其中缓解期15例，轻度活动期15例，中度活动期15例，重度活动期15例；另选取15名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右旋葡聚糖硫酸钠(DSS)进行UC小鼠造模，将48只BALB/c小鼠分成对照组、2.5%DSS组、5.0%DSS组和7.5%DSS组。对UC患者和UC造模小鼠的结肠黏膜组织进行病理学评分。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UC患者和UC造模小鼠结肠黏膜组织中NLRP3、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caspase-1)和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SC)的mRNA表达水平。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UC患者和UC造模小鼠结肠黏膜组织中NLRP3、caspase-1和ASC的蛋白质表达水平。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SNK-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UC缓解期患者、UC轻度活动期患者、UC中度活动期患者、UC重度活动期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结肠黏膜组织病理学评分分别为2.37±0.46、4.84±1.29、6.82±0.96、9.42±1.13和1.23±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7.68，P<0.01)；炎症活动程度越高，结肠黏膜组织病理学评分也越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2.5%DSS组、5.0%DSS组和7.5%DSS组小鼠结肠黏膜组织病理学评分分别为4.54±0.74、6.02±1.00、8.43±1.46；DSS浓度越高，小鼠结肠黏膜组织病理学评分也越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UC缓解期组、轻度活动期组、中度活动期组、重度活动期组和健康对照组的NLRP3 mRNA表达水平分别为1.15±0.10、1.49±0.13、2.00±0.25、2.05±0.33、0.61±0.09，caspase-1 mRNA表达水平分别为1.13±0.08、1.51±0.19、2.10±0.23、2.88±0.33、0.61±0.11，ASC mRNA表达水平分别为1.12±0.08、1.88±0.33、2.53±0.22、3.20±0.24、0.59±0.12，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08.43、63.25、105.25，P均<0.01)；炎症活动程度越高，NLRP3、caspase-1和ASC的mRNA表达水平也越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DSS浓度越高，小鼠结肠黏膜组织NLRP3、caspase-1和ASC的mRNA表达水平也越高。炎症活动程度越高，UC患者结肠黏膜组织NLRP3、caspase-1和ASC的蛋白质表达水平也越高。DSS浓度越高，小鼠结肠黏膜组织NLRP3、caspase-1和ASC的蛋白质表达水平也越高。 结论 NLRP3炎症小体在不同炎症活动期的UC病变中表达水平不同，炎症活动程度越高，其表达水平也越高，通过检测NLRP3炎症小体的表达水平对评估UC病变活动性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 探讨IL-38抑制儿童IBD的作用及其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纳入2014年1月至2017年10月武汉儿童医院收治的67例UC患者和115例CD患者。另选取40名因其他原因行内镜检查，内镜下诊断正常者为健康对照。采用ELISA法检测IBD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清IL-38水平。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分析IBD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肠黏膜组织中IL-38、NF-κB、磷酸化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p-STAT3)，以及CRP和ESR的表达水平。评估IBD患者的疾病活动范围、治疗药物和活动指数，UC患者采用Mayo评分、CD患者采用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评估疾病活动度。构建IL-38-C57BL/6转基因小鼠，用葡聚糖硫酸钠诱导小鼠IBD模型。比较野生型IBD与IL-38转基因IBD小鼠的肠道炎症水平。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各组小鼠肠黏膜组织中IL-38、NF-κB和p-STAT3的表达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各组小鼠外周血CD4＋IL-17＋Th17比例。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ELISA结果显示，UC和CD患者的血清IL-38水平分别为(6.1±1.9)和(9.8±2.1) ng/L，均低于健康对照者的(16.4±2.7)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3.107、15.853，P均<0.05)。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UC和CD患者肠黏膜组织中IL-38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04±0.01和0.03±0.01，均低于健康对照者的0.18±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8.186、69.443，P均<0.05)；UC和CD患者NF-κB、p-STAT3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150±0.030、0.160±0.040和0.130±0.030、0.110±0.010，均分别高于健康对照者的0.020±0.003和0.010±0.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UC＝27.273、23.078, tCD＝23.657、 62.684，P均<0.05)。低表达IL-38的UC、CD患者活动期例数、CRP水平、ESR和疾病活动指数均高于高表达IL-38组患者(χUC2＝11.552，tUC＝7.118、8.991、7.086; χCD2＝5.675，tCD＝9.559、9.358、11.268；P均<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UC患者肠黏膜组织IL-38水平与CRP、ESR、Mayo评分均呈负相关(r＝－0.291、－0.672、－0.639，P均<0.05)；CD患者肠黏膜组织IL-38水平与CRP、ESR、CDAI均呈负相关(r＝－0.559、－0.471、－0.353，P均<0.01)。免疫组织化学法显示IL-38转基因IBD小鼠的NF-κB和p-STAT3水平均低于野生型IBD小鼠(0.14±0.02比0.32±0.06，0.12±0.02比0.44±0.0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971、10.767，P均<0.05)。流式细胞术分析显示，IL-38转基因IBD小鼠外周血CD4＋IL-17＋Th17比例低于野生型IBD小鼠(0.030±0.006比0.280±0.0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160，P<0.05)。 结论 IBD患者肠黏膜组织中IL-38水平显著降低，NF-κB与p-STAT3的水平均增高，IL-38可能通过调控NF-κB与p-STAT3信号通路降低肠道免疫反应，从而抑制IBD。

目的 通过分析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患者肝组织中是否存在特异性细菌，拟为AILD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线索。 方法 纳入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就诊的12例AILD患者[其中4例自身免疫性肝炎(AIH), 4例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 4例PBC-AIH重叠综合征(OS)]和4例肝囊肿患者(对照)，均行肝活组织穿刺检查。对所获无菌肝组织进行16S rRNA基因测序，基于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找出差异菌，以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讨肝脏菌群与疾病的相关性，并对测得的16S rRNA基因序列进行代谢功能的预测。 结果 16例纳入患者肝组织中均检测到细菌。在种水平，AIH组莱比托游动球菌丰度为0.100%，高于其余3组的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线性判别分析(LDA)＝3.31，P＝0.034]；PBC组嗜热厌氧芽孢杆菌相对丰度为0.200%，高于其余3组的0.1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DA＝3.34，P＝0.014)。铜绿假单胞菌PAO1、坚强芽孢杆菌、土壤短芽孢杆菌、鲍曼不动杆菌、玉米鞘氨醇单胞菌、肠沙门菌的相对丰度与血清GGT水平均呈负相关(r＝－0.68、－0.68、－0.67、－0.68、－0.68、－0.66，P均<0.01)。与肝囊肿组患者相比，AILD患者脂质代谢途径减弱。血清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的水平与不饱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均呈负相关(r＝－0.55、－0.65，P均<0.05)。 结论 AIH组和PBC组患者肝组织中存在特异性细菌。与AILD发病机制密切相关的肝脏微生物群，可能是一种潜在的诊断和治疗靶点。

目的 探讨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治疗土三七相关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选取2015年4月至2018年8月，合肥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因服用土三七所致HSOS的21例患者，均抗凝治疗至少2周无效而接受TIPS治疗，术后随访，行肝脏及门静脉多普勒超声检查，行肝肾功能检查，并观察生存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logistic单因素回归分析和Cox回归分析。 结果 21例土三七相关HSOS患者中，亚急性期18例，慢性期3例，均为中、重度患者，均成功行TIPS。术后门静脉主干压力为(16.71±4.68) cmH2O(1 cmH2O＝0.098 kPa)，低于术前的(41.52±6.27) cmH2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6.936，P<0.01)；术后门静脉血流速度为(41.52±7.70) cm/s，高于术前的(11.19±3.29) c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191，P<0.01)。21例患者术后1个月，临床治愈15例；其余6例中，好转4例，无效2例(其中死亡1例)；术后4个月，共有2例死亡，其余19例均临床治愈。术后1个月，ALT、AST、TBil、血肌酐水平分别为(23.7±16.8) U/L、(33.9±7.4) U/L、(52.7±38.2) μmol/L、(62.7±12.6) μmol/L，分别低于术前的(60.5±42.4) U/L、(78.4±42.4) U/L、(74.9±38.2) μmol/L、(82.4±19.6) 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193、3.493、2.378、4.519，P均<0.05)；白蛋白为(39.0±3.1) g/L，高于术前的(30.9±3.8) 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283，P<0.01)。门静脉血栓形成和术前TBil水平对疗效判定具有预测意义(P均<0.05)。患者术后1年累积生存率为90.5%。术前TBil水平和肝性脑病对患者预后有影响(P均<0.05)。 结论 对于抗凝治疗无效的亚急性期和慢性期土三七相关HSOS患者，TIPS是安全可靠、疗效确切的治疗手段，可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患者生存率。

胃食管阀瓣是位于胃食管连接部下方和贲门上部胃底侧的阀瓣样肌性黏膜皱襞，起到阀瓣作用，防止胃内容物反流入食管；临床通过解剖证实其确实存在，对预测胃食管反流状态简单、有效。本研究选取病史完整的GERD患者115例，通过胃镜检查对胃食管阀瓣进行Hill分级，并对主要症状、胃镜下表现、食管压力等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提示随着胃食管阀瓣分级增高，反酸症状加重，反流性食管炎发病率增高、程度加重，食管下括约肌压力减小。

记录34 892例行胃镜检查患者的PPI应用情况，对有息肉者行活组织检查并检测胃液pH值和促胃液素-17水平。结果显示服用PPI的患者胃底腺息肉和增生性息肉检出率均高于未服用PPI的患者，息肉发生率与服药时间呈正相关，与PPI种类、剂量、频率无明显相关性。无论是否服用PPI，胃底腺息肉和增生性息肉患者胃液pH值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胃液中促胃液素-17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部分胃底腺息肉和增生性息肉的形成与PPI应用有关，与胃腔内酸碱度无明显相关性。胃液中促胃液素水平升高可能是胃底腺息肉和增生性息肉形成的共同关键环节。

收集314例临床疑诊小肠疾病患者的资料，分为大肠、小肠双充盈计算机断层扫描肠道成像组(CTE-WE组，166例)与单纯口服法CT肠道成像组(对照组，148例)两组。CTE-WE组服药依从性、检查舒适度满意率、小肠各段扩张宽度、小肠各段充盈评分和盲肠、降结肠、横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充盈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均<0.01)。CTE-WE组中检出单独小肠异常41例，单独大肠异常26例，小肠、大肠均异常36例；对照组检出单独小肠异常22例，单独大肠异常28例，小肠、大肠均异常18例。两组患者共检出同时累及大肠、小肠的同类病变共47例。结果显示CTE-WE方法可行，患者耐受，对病变诊断和累及肠道范围的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是在无腹腔内邻近器官直接细菌感染来源(如肠穿孔、肠脓肿)的情况下发生于腹腔的感染，是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SBP若早期未得到有效治疗，病死率高达30%～50%。及时识别相关危险因素、早期诊治对改善SBP预后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91例肝硬化合并腹水患者的病历资料，探讨SBP的危险因素，为正确评估病情、早期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指导。

食管贲门黏膜撕裂综合征又称Mallory-Weiss综合征，是上消化道出血的常见原因之一，多数病例出血量不大，并有出血自发停止的倾向，预后良好。北京医院收治的1例食管贲门黏膜撕裂综合征患者经过多次内镜及手术止血治疗，出血均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最终患者确诊合并血友病A型，明确了反复异常出血的病因。本文旨在通过分享该病例，探讨食管贲门黏膜撕裂综合征的内外科治疗策略，同时期望能够提高临床医师对轻型血友病的认识，拓宽对异常出血鉴别诊断的思路。

蛋白质丢失性胃肠病(PLG)是指大量血浆蛋白从胃肠道丢失引起低蛋白血症的一组综合征，临床上表现为水肿及低血浆蛋白血症，严重时可出现胸腔积液和腹腔积液。缓症链球菌为革兰阳性球菌，临床感染病例并不少见，其感染诱因及临床类型多样，感染部位以肺、心内膜、脑多见，可引起中毒性休克综合征。但目前尚鲜见文献报道缓症链球菌导致PLG的病例。现报道1例以PLG为表现的缓症链球菌感染引起急性化脓性胃炎病例。

患者男，腹部CT检查发现乙状结肠处有一锥形低密度异物(长14 cm，最大径为4 cm)。常规方法无法取出，改用鼻胃镜体胶条固定三腔二囊管沿异物和肠壁间插进至距肛门边缘40 cm，充气后缓慢同时拔拉，待异物末端出现于肛门口，使用产科卵圆钳钳住异物缓慢拉出体外。本研究应用三腔二囊管内镜下成功取出人为乙状结肠巨大异物，为今后临床遇到类似异物嵌顿结肠的诊治提供了一个简易的非外科手术方法，也为三腔二囊管开创了一个新的用途。

H．pylori是胃癌等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可分泌多种毒力因子，诱导细胞炎症反应、过度增殖等异常改变，最终促进胃黏膜癌变过程，但具体致病分子机制仍不清楚。近年多项研究表明，H.pylori感染可促进胃上皮-间充质转化(EMT)及肿瘤干细胞(CSC)产生，这一变化与胃黏膜癌前病变的发展密不可分。本文综述了EMT及CSC在H.pylori致病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膳食纤维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与肠道疾病关系密切。近年来，随着与膳食纤维有关的循证医学研究和肠道微生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膳食纤维与肠道疾病的循证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有诸多新进展。本文就膳食纤维与慢性便秘、感染性腹泻、IBD、IBS和结直肠癌等肠道疾病的关系，以及膳食纤维预防或辅助治疗这些疾病的机制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利那洛肽是一种由14个氨基酸组成的鸟苷酸环化酶-C激动剂，口服几乎不吸收，其作用于肠道可促进肠液分泌。美国FDA批准将利那洛肽用于治疗慢性特发性便秘和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IBS-C)。临床研究证明，利那洛肽能显著改善慢性便秘和IBS-C患者的便秘、腹痛、腹胀等症状。利那洛肽耐受性良好，严重不良事件罕见，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轻、中度腹泻。因此，对于慢性便秘和IBS-C的患者，利那洛肽是非常有前景的治疗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