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 第52卷第08期

目的 探讨基于四维MRA的侧支循环分级评估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近期疗效的可行性。 方法 2013年3月至2017年3月前瞻性纳入47例单侧大脑中动脉（MCA）狭窄或闭塞的AIS患者，所有患者均在发病4.5~24.0 h内完成多模态MRI检查。采用灌注加权成像（PWI）原始图像创建MR动态血流图（4D-MRA），并按照美国介入和治疗神经放射学学会/介入放射学学会（ASITN/SIR）制定的侧支循环分级系统对AIS患者进行侧支循环量化分级。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改善情况将入组的AIS患者分为疗效显著组和无显著疗效组。统计两组间在基线资料、梗死体积、低灌注区与梗死区的体积比（rVPD）、侧支循环分级之间的差异，并以近期疗效是否显著作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Kappa系数分析观察者间侧支循环分级的一致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析侧支循环分级和梗死体积、低灌注区体积及rVPD等的相关性。 结果 基于4D-MRA的侧支循环分级，47例患者中1级4例、2级21例、3级16例、4级6例。不同观察者之间的评分具有很高的一致性（Kappa=0.806，P<0.01）。入组患者梗死体积中位数为29.63（4.92，69.17）ml，低灌注区体积为73.76（29.75，178.42）ml，rVPD为3.1（1.5，5.8），侧支循环分级和入院时梗死体积呈明显负相关（r=－0.627，P<0.01），与低灌注区体积呈轻度负相关（r=－0.354，P<0.01），侧支循环分级和rVPD相关性较好（r=0.575，P<0.01）。疗效显著组25例，无显著疗效组22例。两组在梗死体积、rVPD和侧支循环分级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侧支循环分级是AIS患者是否具有显著疗效的独立预测因子（OR=4.419，P<0.05）。 结论 4D-MRA侧支循环分级评估脑组织动态血流变化可靠，是AIS患者临床疗效评估的独立预测因子。

目的 探讨伴有肾功能受损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脑小血管病（SVD）的影像特征以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纳入2014年5月至2016年8月就诊的76例SLE患者和40名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志愿者，根据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将SLE患者分为肾功能受损组[eGFR<90 ml/（min·1.73 m2）]38例和肾功能正常组[eGFR≥90 ml/（min·1.73 m2）]38例。对所有对象行MR检查及神经心理学量表测试，收集SLE患者的临床生化指标，并对MR图像进行脑小血管病量化评分。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SVD评分的危险因素。 结果 伴有肾功能受损的SLE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肾功能正常SLE患者组在基底节区血管周围间隙（PVS）、半卵圆中心PVS、脑室旁白质高信号（WMH）、深部WMH及总SVD分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值分别为44.568、31.380、31.172、43.419、24.317，P<0.001）。等级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反应蛋白是SLE患者脑小血管病的危险因素（OR=1.323，P<0.01）。 结论 肾功能受损的SLE患者脑小血管病明显增加，主要以基底节区PVS、深部WMH为著，且受患者C反应蛋白水平的影响。

目的 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在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及预测中的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15年9月至2017年3月经临床及病理证实为食管鳞状细胞癌的47例患者。所有患者均于新辅助化疗前及化疗结束后行MRI常规扫描及IVIM检查，并测量肿瘤的标准ADC、扩散系数（D）、灌注系数（D*）及灌注分数（f）值。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版本将患者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和进展（PD）。化疗后又行手术的患者31例，依据病理标本肿瘤退缩分级（TRG）分为TRG 0~3级，分别为完全缓解、中度缓解、轻度缓解和未缓解。采用配对t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正态分布），以及Wilcoxon秩和检验（非正态分布）比较新辅助化疗前与化疗后以及不同疗效的患者间各参数值的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采用ROC曲线下面积评价参数的诊断效能。 结果 47例患者新辅助化疗前后标准ADC值分别为（1.97±0.51）×10-3、（2.42±0.52）×10-3 mm2/s，D值分别为（1.30±0.30）×10-3、（1.63±0.35）×10-3 mm2/s，新辅助化疗后标准ADC值及D值较化疗前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6.35、－5.25，P值均<0.01），D*、f值化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新辅助化疗后部分缓解者29例，稳定者18例，无完全缓解和进展的患者。化疗前部分缓解患者标准ADC、D、f值均明显低于稳定患者（t值分别为－3.11、－2.53、－2.10，P值均<0.05），化疗后部分缓解与稳定患者间各IVIM参数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新辅助化疗后又行手术的31例患者中，TRG 2级14例，TRG 3级17例，无TRG 0、1级的患者。化疗前TRG 2与TRG 3级患者间各IVIM参数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化疗后TRG 2级和3级患者的D值分别为（1.81±0.31）×10-3、（1.46±0.39）×10-3 mm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6，P<0.05）。以D=1.68×10-3 mm2/s评价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诊断效能最高，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7%和70.6%。 结论 IVIM可作为一种评估及预测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影像学方法，其中D值是最有价值的参数。

目的 探讨心脏MR组织追踪（CMR-TT）技术在定量分析心肌梗死后左心室整体及节段心肌应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至2017年6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45例陈旧性心肌梗死患者为心肌梗死组，18名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所有受检者均在3.0T MR扫描仪上行CMR检查，扫描序列包括快速平衡稳态自由进动（FIESTA）电影序列（左心室短轴、左心室两腔及四腔长轴层面）和延迟强化扫描（LGE）。采用cvi42后处理软件分析，计算心肌应变指标，包括整体径向应变峰值（GPRS）、整体环向应变峰值（GPCS）、整体纵向应变峰值（GPLS）以及左心室各节段的径向、环向、纵向应变峰值（PRS、PCS、PLS），并计算心功能指标。根据LGE中各个心肌节段强化程度，将心肌梗死组所有心肌节段分为5组，包括无强化组（0%）、轻度强化组（1%~25%）、中度强化组（26%~50%）、重度强化组（51%~75%）、完全强化组（76%~100%）。心肌梗死组和对照组间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不同强化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正态分布资料以±s表示，偏态分布资料以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表示。 结果 心肌梗死组的整体各向应变峰值GPRS、GPCS、GPLS分别为15.13%±8.18%、-8.25%±3.23%、-7.11%±2.41%，对照组分别为32.41%±12.99%、-14.92%±3.32%、-11.50%±2.51%，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6.35、7.33、6.44，P<0.001）。随着梗死程度的增加，PRS、PCS、PLS均呈下降趋势，无强化组、轻度强化组、中度强化组、重度强化组和完全强化组的PRS分别为24.87%（10.95%,39.02%）、13.26%（5.94%,24.24%）、9.47%（4.01%,18.40%）、5.98%（-3.74%,11.86%）和-2.65%（-6.62%,8.59%），PCS为-11.84%±5.34%、-8.60%±5.48%、-7.32%±5.59%、-5.30%±5.52%和-2.74%±5.24%，PLS为-9.47%±6.82%、-7.72%±6.22%、-7.07%±6.49%、-5.55%±5.95%和-3.54%±5.44%，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RS：H=164.47，P<0.001；PCS：H=166.61，P<0.001；PLS：H=59.06，P<0.001）。GPRS与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间呈正相关（r=0.543，P<0.001），GPCS、GPLS与LVEF间呈负相关（r分别为－0.654，－0.682，P<0.001）。 结论 CMR-TT技术可以较好地评估心肌梗死的严重程度。各向应变峰值与心功能指标有较好的相关性，提示心肌应变有助于梗死后心室重构的识别。

目的 探讨扩散峰度成像（DKI）鉴别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价值及DKI联合DWI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临床疑诊为乳腺病变，需行乳腺MRI检查，且最终诊断经手术或穿刺病理结果证实的82例患者（89个病灶）纳入研究。患者均行乳腺常规平扫、DWI、DKI及DCE-MRI扫描，获得病变的ADC值、平均扩散率（MD）、平均扩散峰度值（MK），并观察病变形态、强化方式及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正态分布数据）或Mann-Whitney U检验（偏态分布数据）比较良恶性病变间DKI、DWI参数的差异；采用χ2检验比较良恶性病变间形态、强化方式及TIC曲线类型的差异，采用ROC评价DKI、DWI参数鉴别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效能。 结果 乳腺良、恶性病变间的长径、腺体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病变强化形态和TIC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恶性病变的ADC值及MD值低于良性病变，MK值高于良性病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DC、MD、MK值中，MD值鉴别诊断的ROC下面积为0.975，高于MK（ROC下面积为0.969）和ADC值（ROC下面积为0.873），诊断效能最佳。联合应用DKI和DWI参数的诊断效能优于单一参数，其中MD和MK值联合诊断的ROC下面积为0.977。MK+MD+ADC和MD+MK的诊断效能相当，ROC下面积为0.978。 结论 DKI参数MD、MK值能够用于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联合应用DKI和DWI参数的诊断效能更佳。

目的 探讨肿块与非肿块型乳腺癌病变采用不同b值行DWI检查，不同操作者间的重复性和一致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010年12月至2017年10月经乳腺动态对比增强MRI（DCE-MRI）检查发现为乳腺非囊性病灶，行乳腺DWI检查，且经外科手术病理证实为乳腺癌的131例女性患者（133个病灶）。肿块型病变94例（96个病灶），非肿块型病变37例（37个病灶）。所有患者术前均行乳腺DWI检查，80个病灶测量采用4个b值（0、400、800、1 000 s/mm2），其中肿块型病灶有51个，非肿块型病灶29个；53个病灶测量采用5个b值（0、400、800、1 200、1 600 s/mm2），其中肿块型病灶45个，非肿块型病灶8个。由2名同等资历的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阅片，分别测量ADC值。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2名医师测量参数的差异，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和Cronbach α系数评价2名医师测量的重复性，采用Bland-Altman一致性分析方法评价2名医师间的一致性。 结果 不同b值（0、400、800、1 200、1 600 s/mm2）下乳腺非肿块型和肿块型病变的ADC值，2名医师间测量结果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名医师测得的不同b值下乳腺非肿块型病变的ADC值ICC分别为0.72、0.78、0.87、0.76、0.74，重复性为好或非常好；Cronbach α值分别为0.83、0.88、0.93、0.86、0.85，信度高。2名医师测得的不同b值下乳腺肿块型病变的ADC值ICC分别为0.88、0.95、0.97、0.93、0.91，重复性非常好；Cronbach α值分别为0.94、0.97、0.99、0.96、0.95，信度高。Bland-Altman图像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操作者在不同b值下测得的乳腺非肿块型、肿块型病变的ADC值一致性均较好。乳腺非肿块型病变在不同b值下，分别有97.3%（36/37）、94.6%（35/37）、93.1%（27/29）、8/8、8/8的点在95%一致性界限内；乳腺肿块型病变在不同b值下，分别有97.9%（94/96）、94.8%（91/96）、92.2%（47/51）、95.6%（43/45）、93.3%（42/45）的点在95%一致性界限内。 结论 在不同b值条件下测量乳腺ADC值，不同操作者间对不同病变类型乳腺癌病灶均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和一致性。

目的 探讨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MRI T1 mapping鉴别诊断不典型增生结节（DN）及不同分化程度肝癌（HCC）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9月至2017年12月，经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为HCC或DN，术前或穿刺活检前进行过Gd-EOB-DTPA增强MRI T1 mapping检查的71例患者（79个病灶）。79个病灶中，DN共10个，高分化HCC 15个、中分化HCC 36个，低分化HCC 18个。患者均行肝脏MRI平扫及Gd-EOB-DTPA增强检查。在获得的T1 mapping图像上，分别测量延迟20 min肝胆期瘤灶和非瘤肝实质的T1值，计算瘤灶相对非瘤肝实质T1值增加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DN及3组不同分化程度HCC的T1值、瘤灶相对非瘤肝实质的T1值增加率的差异，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评价T1 mapping参数和DN及HCC恶性程度的相关性，采用ROC评价T1 mapping参数鉴别诊断DN与不同分化程度HCC的效能。 结果 DN及不同分化程度HCC的T1值和T1值增加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增强后从DN到低分化HCC组，T1值和T1值增加率均呈递增趋势。T1值、T1值增加率与DN及HCC的恶性程度均呈中等正相关（r值分别为0.418和0.634，P均<0.01）。高分化与中分化、低分化HCC间的T1值增加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1值和T1值增加率对于鉴别DN与高分化、中分化及低分化HCC的ROC下面积分别为0.933、0.928、0.939，0.867、0.961、0.961；T1值增加率鉴别高分化与中分化、低分化HCC的ROC下面积分别为0.770、0.844。 结论 Gd-EOB-DTPA增强T1 mapping能够为鉴别DN及不同分化程度的HCC提供一些有价值诊断信息。

目的 探讨CT小肠成像（CTE）对克罗恩病（CD）活动性定量评估的可行性和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经临床、小肠镜、病理及影像等诊断为CD的49例患者。患者均行常规小肠镜及CTE标准化检查，2种检查时间间隔小于2周，且在间隔期进行红细胞沉降率（ESR）及C反应蛋白（CRP）水平检测。ESR为2.0~97.0 mm/1 h，平均（30.6±26.5）mm/1 h；CRP为0.3~143.3 mg/L，中位数为27.7 mg/L。小肠镜检查根据克罗恩病简化内镜活动性评分（SES-CD）将CD患者分为非活动组、轻微活动组及中重度活动组。CTE检查评价病变部位、病变最严重处的肠壁厚度及肠壁强化模式、门静脉期黏膜强化CT值及强化差值，有无肠腔狭窄、肠周炎症、肠系膜血管增粗（梳征）、增大淋巴结、腹腔脓肿、瘘管等。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CD患者组间肠壁强化模式的差异，采用方差分析比较不同CD患者组间肠壁厚度、平扫CT值、门静脉期黏膜强化CT值、ΔCT值的差异采用Pearson（正态分布数据）或Spearman（偏态分布数据）评价CTE指标与小肠镜评分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的相关性。 结果 SES-CD为1~15分，平均（5.1±2.6）分，其中非活动组13例、轻微活动组19例、中重度活动组17例。49例中，有肠道梗阻或狭窄25例，其中活动组24例，非活动组1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3，P<0.01）；7例淋巴结短径超过10 mm，全部为活动组患者；32例肠系膜血管增粗、增多，表现为"梳征"，其中活动组28例，非活动组4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3，P<0.01）；30例病变部位肠管表现为肠周炎症，其中活动组27例，非活动组3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8，P<0.01）；1例肠系膜间脓肿及2例肠壁间内瘘均为活动组患者。非活动组的肠壁强化模式主要以C、D型为主，而活动组的肠壁强化模式主要以A、B型为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组间患者的肠壁厚度、门静脉期黏膜强化CT值、ΔCT值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平扫CT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肠壁厚度、门静脉期黏膜强化CT值及ΔCT值与SES-CD均呈中度相关，r值分别为0.564、0.585、0.533，P均<0.01。肠壁厚度与ESR及CRP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542、0.452，P均<0.01。门静脉期黏膜强化值及ΔCT值与ESR及CRP之间无相关性（P>0.05）。 结论 肠壁厚度、门静脉期黏膜强化CT值及ΔCT值能准确定量评估CD病变活动性。

目的 探讨CT纹理特征术前预测肾透明细胞癌（ccRCC）患者Fuhrman分级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且Fuhrman分级明确的206例ccRCC患者。Fuhrman分级Ⅰ、Ⅱ、Ⅲ、Ⅳ级分别为38、107、50和11例。患者术前均行常规腹部CT平扫+增强扫描。提取2个直方图特征（峰度和偏度）和6个灰度共生矩阵特征（对比度、相关度、能量、熵、均质性和方差），获取各纹理特征值。Fuhrman Ⅰ~Ⅳ级间的纹理特征值经过log转换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进行比较，两两比较采用Newman-Keuls检验；Fuhrman低（Ⅰ+Ⅱ级）、高级间（Ⅲ+Ⅳ级）的纹理特征值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纹理特征值与病理Fuhrman分级的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检验；采用ROC评价纹理特征预测Fuhrman高低级别ccRCC的效能。 结果 不同Fuhrman分级患者间，能量和偏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其他6个特征（对比度、相关度、熵、均质性、方差和峰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Ⅲ与Ⅳ级ccRCC患者间，5个纹理特征（相关度、熵、均质性、方差和峰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相关度、能量、熵、方差和偏度与Fuhrman分级的|r|值均<0.3，临床价值有限；对比度、均质性和峰度与Fuhrman分级相关性分析的r值分别为－0.54、0.39和0.32（P均<0.05）。与低级别ccRCC相比，高级别ccRCC的对比度和方差均减小，峰度、相关度和均质性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偏度、能量和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对比度、相关性、均质性、峰度和方差鉴别诊断高、低级别ccRCC的ROC下面积分别为0.806、0.641、0.687、0.668和0.659，其中对比度的鉴别诊断效能最高。 结论 CT纹理特征可术前预测ccRCC的Fuhrman分级，其中对比度是最具临床应用潜力的影像标记物。

目的 探讨Celect下腔静脉滤器在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治疗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2015年8月至2017年9月，行Celect下腔静脉滤器（IVCF）置入的DVT患者72例，术后进行CT随访。其中单纯DVT患者45例（62.5%），DVT合并肺动脉栓塞（PE）患者27例（37.5%）。所有患者滤器留置体内时至少CT随访1次，观察新发PE、下腔静脉闭塞、滤器倾斜、滤器断裂、滤器移位及下腔静脉穿孔（0~Ⅳ级）的发生率。 结果 72例患者均成功置入Celect滤器。滤器置入至最后一次CT随访的时间间隔为5.0~695.0 d，平均（42.4±84.6）d。所有患者均无新发PE、下腔静脉闭塞、滤器断裂及滤器移位。42例（58.3%）发生滤器倾斜，其中8例（11.1%）倾斜角度>15°、34例（47.2%）倾斜角度≤15°。下腔静脉穿孔0级47例（65.3%）；Ⅰ级以上25例（34.7%），其中Ⅰ级穿孔12例（16.7%）、Ⅱ级穿孔8例（11.1%）、Ⅲ级穿孔4例（5.6%），Ⅳ级穿孔1例（1.4%）。Ⅳ级穿孔为滤器支撑杆刺到邻近腰椎及穿入腹主动脉壁内，未见血肿及假性动脉瘤形成，未出现与滤器相关的不适症状。54例（75.0%）患者进行了滤器取出操作，滤器留置时间5.0~111.0 d，平均（32.0±23.9）d。52例（96.3%）患者滤器成功取出，其中4例因滤器倾斜导致回收钩贴壁，运用了附加取出技术；2例（3.7%）滤器取出失败，其中1例回收钩贴壁、1例回收钩穿孔。 结论 Celect下腔静脉滤器可有效预防PE，但易倾斜及穿孔，影响滤器取出，且具有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形成等严重潜在并发症可能，应在PE风险可控后尽早将其取出，对长期留置的滤器应加强CT随访观察。

目的 探讨零TE动脉自旋标记MR成像（zTE ASL MRA）技术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疗效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颅内动脉瘤血管内介入治疗术后的患者，采用GE 1.5 T静音MR，同时进行zTE ASL MRA和时间飞跃法MR血管成像（TOF MRA）检查，并在MRA检查前后1周内进行DSA检查，评估动脉瘤栓塞效果和载瘤动脉支架内管腔的显示情况。以DSA作为金标准，评估两种MRA技术评估动脉瘤残存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进行Kappa检验比较两种MRA技术与金标准DSA对动脉瘤栓塞后残存评估结果的一致性，以及阅片者之间、阅片者自身对动脉瘤治疗效果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应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种MR血管成像技术对载瘤动脉支架内管腔显示的差异。 结果 24例患者（27个动脉瘤）中，23个动脉瘤进行支架辅助栓塞治疗，4个动脉瘤进行单纯栓塞治疗。DSA检出13个动脉瘤具有瘤腔残存，zTE ASL MRA检出15个，TOF MRA检出11个，zTE ASL MRA较TOF MRA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TOF MRA和zTE ASL MRA对动脉瘤栓塞治疗效果的评估与DSA均具有很好的一致性，Kappa值分别为0.70和0.85（P<0.001）。对于zTE ASL MRA，不同阅片者之间的一致性良好，Kappa值为0.70，阅片者内的一致性也很高，Kappa值为0.85。对于23个放置支架的载瘤动脉，zTE ASL MRA可以对21个支架内的管腔进行准确评估，TOF MRA可较为准确评估12个，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TOF MRA相比，zTE ASL MRA可以更好地评估颅内动脉瘤血管内介入治疗后的瘤腔残存，更好地显示载瘤动脉支架内的管腔。

目的 通过7.0 T MR磷谱（31P-MRS）探讨大鼠失神经支配骨骼肌的变化规律。 方法 实验动物为体重200~250 g雄性SD大鼠。实验组18只，选取右后肢作为手术侧，于腹股沟水平向下切除10 mm长度股神经，以建立失神经营养支配骨骼肌萎缩模型。对照组6只为假手术组（只进行右后肢皮肤切口及神经探测）。于造模前和造模后不同时间点（造模后3 d及1、2、4、6、8、10周），在7.0 T动物MR成像系统上采集股直肌31P-MRS信号。用外标法（浓度为10 mmol/L磷酸肌酸钠水模溶液）和jMRUI软件实时定量β-ATP、磷酸肌酸（PCr）和无机磷酸盐（Pi）的绝对浓度。同时计算其相对浓度PCr/Pi、Pi/β-ATP、PCr/β-ATP、PCr/（PCr+Pi）和Pi/（PCr+Pi）。细胞内pH值（pHi）由Pi信号相对于PCr信号的化学位移计算。实验组或对照组纵向各时间点之间各代谢物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中的Bonferroni检验。实验组与对照组各个代谢物在横向各时间点之间的比较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对照组大鼠股直肌β-ATP、PCr和Pi平均浓度分别为（6.654±0.178）、（25.656±0.695）、（1.594±0.096）μmol/g。实验组大鼠骨骼肌失神经后各实验时间点，β-ATP、PCr、Pi、PCr/Pi、PCr/PCr+Pi、Pi/PCr+Pi与对照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第3天外，实验组Pi/β-ATP、PCr/β-ATP、pHi与对照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大鼠失神经损伤第3天，股直肌β-ATP和PCr与失神经前相比分别下降了约11.5%和19.7%；第4周时，分别下降了约63.1%和68.8%；此后下降速度减慢，至第10周，下降74.0%和82.3%。Pi、Pi/PCr+Pi、Pi/ATP水平随失神经支配时间延长进行性升高。正常大鼠pHi为7.033±0.017。失神经营养支配后pHi逐渐下降。 结论 7.0 T 31P MRS可以定量显示正常和失神经骨骼肌不同时间点能量代谢和pHi值的变化趋势。骨骼肌失神经后早期即发生功能障碍并呈进行性加重，且β-ATP、PCr、PCr/Pi变化主要发生在失神经后4周内，其有可能成为评价失神经骨骼肌能量代谢变化的可靠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