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 第30卷第09期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是以肺血管阻力增加为本质的血流动力学概念,是一组以肺循环高压为特征的慢性疾病.直到1945年Cournard用心导管直接测量肺动脉压以后,肺动脉高压才得以临床诊断,迄今已逾55年。

肺循环高血压是以肺血管受累为起点,以右心衰竭为终点的一类诊断复杂、治疗棘手、预后很差的多系统疾病,其病理机制牵涉到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及免疫系统.尽管病理损害可累及整个肺血管床,但目前研究焦点仍是单纯肺动脉受累的"动脉型"肺动脉高压,往往因肺血管阻力进展性增加,使患者的生存时间缩短.近年来由于基础研究与治疗研究的蓬勃发展,肺动脉高压倍受瞩目。

背景和目的：咯血的诊断通常根据查体、胸部X线和CT检查以及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即使采用所有的检查手段，临床上仍约有7％-25％的咯血病例找不到明确原因。这种原因不明的咯血（即隐源性咯血）的临床资料非常少见，其处理原则和预后仍存在争议。该研究描述了1组隐源性咯血病例，并对其临床疾病谱、处理措施以及短期和长期预后进行了分析。这些病例均首先通过病史和查体、X线和CT检查以及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背景和目的：恶性间皮瘤的诊断通常比较困难，最需要鉴别的是反应性胸膜病变和转移性腺癌。最近有研究结果表明，血清中的可溶性间皮素（mesothelin）水平对于间皮瘤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和中等的敏感性。由于大多数间皮瘤患者都表现有胸膜腔或腹膜腔渗出性积液，研究进一步明确了间皮素水平在这种渗出性积液中是否升高，其水平升高是否有助于鉴别间皮瘤和其他疾病引起的渗出液。胸腔积液标本来自呼吸科就诊的192例患者，其中恶性间皮瘤52例，

背景和目的：本研究总结了英国约克郡激光中心采用支气管镜光动力疗法（PDT）治疗不适合外科手术的早期中央型肺癌患者的临床经验，并对诊断中的问题和PDT的适应证进行了讨论。早期中央型肺癌的标准包括支气管镜下可见，可进行细胞学和组织学取样；局限于支气管腔和支气管壁；放射线检查未显示；没有纵隔淋巴结病变或远处转移。从1991年3月至2005年3月，200例中央型肺癌患者接受了支气管镜PDT治疗，

背景和目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常接受吸入糖皮质激素（ICS）治疗。该研究旨在评估使用ICS是否增加COPD患者发生肺炎的风险。对1988至2003年间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医疗管理机构所登记的COPD患者住院和发药情况，进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通过对COPD严重程度以及COPD的共患疾病调整，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观察使用ICS与肺炎住院治疗的相关性。结果：175906例COPD患者中，观察期内有23942例曾因肺炎住院，肺炎年住院率为1．9％。与未使用ICS的对照组相比，现正在接受ICS治疗的COPD患者因肺炎住院治疗的风险增高70％（95％口为1．63—1．77），并且随ICS剂量增高而风险增大，

背景和目的：香烟烟雾能导致支气管上皮发生一系列组织改变，最终发生恶变。吸入糖皮质激素能减少吸入香烟大鼠的肺部癌肿数量。本研究旨在观察吸入氟替卡松对吸烟者和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的头、颈、肺部癌症患者癌前病变的作用。根据WHO的分类标准，观察经支气管镜活检的气管、中央支气管黏膜的癌前病变。对黏膜上皮化生发生率〉15％的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接受氟替卡松干粉剂（500μg，每日2次）或安慰剂治疗，6个月后观察相同部位活检组织的上皮化生和不典型增生变化。

背景和目的：肺癌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常见的致死病因。该研究旨在观察吸入糖皮质激素（ICS）能否降低COPD患者发生肺癌的风险。对1996年12月至2001年5月在初级诊所登记，符合ICDOCOPD诊断标准，或自诉患有慢性肺部疾病，或曾接受支气管舒张剂治疗的美国退伍军人进行队列研究，入选对象为对ICS治疗依从性在80％以上并且入选时未患肺癌的病例。采用Cox回归分析，评估使用ICS的COPD患者发生肺癌的风险及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结果：通过对10474例COPD患者3．8年的随访观察，发现对年龄、吸烟史、吸烟量、既往非肺癌的恶性肿瘤病史、合并疾病、支气管舒张剂治疗等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后，

背景和目的：支气管内超声（EBUS）和电磁导航支气管镜检查（ENB）提高了支气管镜诊断肺外周病变的诊断率，但联合应用上述技术能否克服各自的局限性，进一步提高诊断率，尚未得到临床验证。该研究是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设3个诊断组：单独EBUS组、单独ENB组、EBUS和ENB联合组。全部操作均通过可弯曲支气管镜进行，经支气管活检钳活检没有使用荧光透视导引。联合诊断组进行电磁导航后，将超声探头通过1个延伸工作孔道观察病变，

肺动脉高压(PH)可以出现在原发于肺动脉的疾病(如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PAH)或者继发于心肺疾病同时伴有肺动脉高压的疾病(如继发性肺动脉高压,SPH).由于肺动脉高压发病机制复杂且有许多机制不明,治疗效果不理想.特别是IPAH,一经确诊,平均存活时间只有2.5年,有学者认为其预后比恶性肿瘤还差.诸多致病因素参与了肺动脉高压的发生与发展并最终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管重塑。

肺动脉高压(PH)是不同病因导致的、以肺动脉压力和肺血管阻力升高为特点的一组病理生理综合征,主要病理学改变为血管收缩、血管重构和原位血栓形成,其特征为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增殖所引起的阻塞性病变.近年来国外在肺动脉高压的发病机制、临床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2004年美国胸科医师学会和欧洲心脏病学会分别发表了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肺动脉高压诊断与治疗指南.2006年国家科技部制定了"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课题"提高肺动脉高压诊治水平的研究",旨在制定有我国循证医学证据的肺动脉高压诊治方案.面对肺动脉高压研究所取得的诸多新进展,我国肺动脉高压防治研究工作者应加强对肺动脉高压新知识的学习,结合中国国情和临床具体实践予以正确运用.现就有关肺动脉高压的新知识简介如下,供同仁们参考。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属于肺循环疾病,是由多种病因和发病机制引起的以肺血管阻力进行性增加为主要特点的临床-病理生理综合征.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PH的认识也日趋深入.与国际上肺循环疾病领域特别是PH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我国大部分临床医师对PH的认识相对滞后,对PH的分类、诊断以及防治策略认识不足,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肺动脉高压诊断分类的更新和药物治疗肺动脉高压研究的进展,使得本领域的临床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尤其在肺动脉高压药物治疗的观念上,已从最初的单纯降低肺动脉压力发展到根据发病机制中的重要靶点进行干预,如阻止血管内皮细胞无序增生和血管重构、诱导内皮细胞凋亡等治疗上,并在临床上取得了明显的疗效[1].应该说,药物治疗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将近年药物治疗肺动脉高压的新进展概述如下。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肺动脉高压及肺血管重塑的机制.方法 将患者分为非COPD非肺动脉高压组(A组)、COPD非肺动脉高压组(B组)和COPD并肺动脉高压组(C组),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用原位缺口末端DNA碎片标记技术检测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凋亡.结果 A组肺小动脉管壁较薄,管腔较大;B组管壁厚度增加,管腔变窄,其程度介于A组和C组之间;C组肺小动脉管壁明显增厚,管腔明显变窄,平滑肌细胞增生肥大,呈现明显的肺血管重塑现象;图像分析结果表明,B组及C组管壁厚度占外径的百分比(WT%)和血管壁横断面积占血管总面积的百分比(WA%)分别为(20±4)和(35±5)%、(28±5)和(50±6)%,明显高于A组的(16±3)和(25±3)%.C组与B组相比,WT%及WA%明显增高.3组肺小动脉壁平滑肌细胞均存在一定比例的增殖与凋亡,B组和C组肺小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指数(PI)为(19±5)和(38±7)%,明显高于A组的(8±2)%;两组凋亡指数为(4.5±1.3)和(3.1±1.3)%,均明显低于A组的(6.9±1.9)%;B组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指数低于C组,而凋亡指数高于C组.C组及B组氧分压与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指数成负相关(r=-0.519,P=0.003),与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凋亡指数成正相关(r=0.441,P=0.015).结论 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增加和凋亡减少,由此引起增殖与凋亡失衡是COPD患者肺血管重塑及发生肺动脉高压的主要机制;缺氧是引起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增加和凋亡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的 观察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大鼠肺组织中骨形成蛋白2(BMP-2)的变化及BMP在低氧诱导内皮细胞凋亡中的作用,探讨BMP在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发病中的作用.方法 将20只雄性Wistar大鼠随机分为2组,低氧组经常压低氧处理3周,建立大鼠低氧性肺动脉高压模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观察大鼠肺组织中BMP-2的表达.用图像分析技术检测大鼠肺小动脉形态改变及BMP-2表达强度的变化.建立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低氧培养模型,加入BMP阻断剂Noggin,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结果 低氧3周后,大鼠平均肺动脉压(mPAP)为(29.5±0.9)mm Hg(1 mm Hg=0.133 kPa),与对照组的(16.3±0.5)mm Hg比较明显增加;低氧大鼠肺小动脉管壁增厚、管腔狭窄,表现为管壁厚度占外径的百分比(WT%)和管壁面积占血管总面积的百分比(WA%)明显升高,分别为(27±7)%和(80±8)%,对照组分别为(16±5)%和(54±11)%,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低氧组肺小动脉壁BMP-2积分吸光度值(IA)为13 463±5755,对照组为6124±1199,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与WT%和WA%呈明显正相关(r值分别为0.744和0.693,P＜0.01).低氧诱导内皮细胞凋亡增加,低氧24 h时的细胞凋亡率为(14.23±1.01)%,48 h时为(25.21±8.58)%;低氧前预先加入Noggin,低氧24 h时细胞凋亡率为(11.91±0.57)%,48h时为(15.01-±0.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慢性低氧时BMP-2表达增多;低氧诱导内皮细胞凋亡,BMP阻断剂可抑制低氧诱导的内皮细胞凋亡;BMP在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发病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

目的 观察急性肺血栓栓塞(PTE)患者血清酶学及肌钙蛋白I(TnI)的变化,了解其与估测肺动脉收缩压、右心运动功能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519例PTE患者来自北京24家医院参与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肺栓塞规范化诊治方法的研究.根据2001年5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断与治疗指南(草案)》的诊断标准确定大面积、次大面积、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大面积、次大面积肺栓塞患者采用溶栓治疗,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采用抗凝治疗.按中心随机方法将患者分组,应用尿激酶和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及普通肝素和低分子肝素.结果 (1)大面积肺栓塞患者治疗前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肌酸激酶(CPK)、乳酸脱氢酶(LDH)水平[(74±33)、(88±40)、(157±75)、(419±264) U/L]明显高于次大面积肺栓塞患者[(52±21)、(43±18)、(75±30)、(284±176) U/L]和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38±13)、(35±11)、(78±24)、(239±178) U/L];(2)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应用普通肝素治疗7 d后血清ALT[(84±39)U/L]明显高于应用低分子肝素患者[(67±26)U/L];(3)519例患者中45例肺动脉收缩压≥80 mm Hg(1 mm Hg=0.133 kPa),治疗前存在右心运动功能减弱169例,预后不良48例.大面积肺栓塞患者中17例(41.5%)ALT升高,次大面积中76例(45.5%),非大面积中26例(54.5%).大面积肺栓塞患者中24例(54.4%)LDH升高,次大面积中68例(40.2%),非大面积中15例(30.8%);(4)39例血清TnI≥0.07μg/L的患者中右心功能减弱24例(63.3%),预后不良者8例(24.2%).结论 (1)急性PTE患者可出现血清ALT、ASF、CPK、LDH水平升高;(2)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应用抗凝治疗,普通肝素较低分子肝素更易引起血清ALT升高;(3)血清ALT、LDH以及TnI的升高与PTE患者的肺动脉收缩压、右心运动功能及预后密切相关,其变化可能有助于对急性肺栓塞患者进行危险分层。

目的 观察急性肺血栓栓塞（PTE）患者血清酶学及肌钙蛋白Ⅰ（TnI）的变化，了解其与估测肺动脉收缩压、右心运动功能及预后的关系。方法519例PTE患者来自北京24家医院参与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肺栓塞规范化诊治方法的研究。根据2001年5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断与治疗指南（草案）》的诊断标准确定大面积、次大面积、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大面积、次大面积肺栓塞患者采用溶栓治疗，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采用抗凝治疗。按中心随机方法将患者分组，应用尿激酶和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及普通肝素和低分子肝素。结果（1）大面积肺栓塞患者治疗前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肌酸激酶（CPK）、乳酸脱氢酶（LDH）水平[（74±33）、（88±40）、（157±75）、（419±264）U／L]明显高于次大面积肺栓塞患者[（52±21）、（43±18）、（75±30）、（284±176）U／L]和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38±13）、（35±11）、（78±24）、（239±178）U／L]；（2）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应用普通肝素治疗7d后血清ALT[（84±39）U／L]明显高于应用低分子肝素患者[（67±26）U／L]；（3）519例患者中45例肺动脉收缩压≥80mmHg（1mmHg=0．133kPa），治疗前存在右心运动功能减弱169例，预后不良48例。大面积肺栓塞患者中17例（41．5％）AIJT升高，次大面积中76例（45．5％），非大面积中26例（54．5％）。大面积肺栓塞患者中24例（54．4％）LDH升高，次大面积中68例（40．2％），非大面积中15例（30．8％）；（4）39例血清TnI≥0．07μg／L的患者中右心功能减弱24例（63．3％），预后不良者8例（24．2％）。结论（1）急性PTE患者可出现血清ALT、ASF、CPK、LDH水平升高；（2）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应用抗凝治疗，普通肝素较低分子肝素更易引起血清ALT升高；（3）血清ALT、LDH以及TnI的升高与PTE患者的肺动脉收缩压、右心运动功能及预后密切相关，其变化可能有助于对急性肺栓塞患者进行危险分层。

目的 分析重叠综合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SAHS)]患者睡眠呼吸紊乱的特点,并探讨其与呼吸中枢反应性的关系.方法 对300例稳定期COPD患者经问卷、Epworth嗜睡量表及家庭血氧饱和度监测,对氧减饱和指数＞5次/h或嗜睡评分≥10分的患者进行多导生理记录仪睡眠呼吸监测,其中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10次/h的患者有79例(重叠综合征组).选择年龄、性别及体重指数与其相匹配的118例单纯SAHS患者(SAHS组),对比分析其睡眠呼吸紊乱的特点.另外测定重叠综合征组22例患者的呼吸中枢高C02反应性和低氧反应性,并与300例COPD患者中17例和SAHS组中17例的相应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40%(32/79)的重叠综合征患者在睡眠过程中出现延续时间＞1 min的持续肺泡通气不足,但单纯SAHS患者此种现象很少见.重叠综合征组的低通气指数占AHI百分比[(69±30)%]、总低通气时间占总睡眠时间百分比[(15±12)%]均较单纯SAHS组[(52±31)%、(12±10)%]明显增高.重叠综合征患者在清醒状态下的△呼气流量/△动脉血氧饱和度[(-0.11±0.05)L·min-1·%-1]和△呼气流量/△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1.1±0.8)L·min-1·mm Hg-1(1 mm Hg=0.133 kPa)]均明显低于单纯SAHS患者[(-0.35±0.24)L·min-1·%-1和(1.6±0.8)L·min-1·mm Hg-1].结论 重叠综合征患者的睡眠呼吸紊乱模式以低通气为主,其清醒时呼吸中枢的低氧反应性降低。

目的 通过观察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对博来霉素致大鼠肺纤维化动物模型的影响,探讨治疗肺纤维化的新方法.方法 体外分离、培养雄性6周龄SD大鼠的骨髓MSC.将48只雌性SD大鼠随机分为6组,第1～5组经气管注入5.0 mg/kg博来霉素0.3 ml,第1和第3组分别于博来霉素注射第1天和第7天经尾静脉注入雄性大鼠MSC液0.2 ml(细胞数为2.5 ×106个);第2和第4组分别于博来霉素注射第1天和第7天经尾静脉注入等量的磷酸缓冲液0.2 ml;第5组作为模型阳性对照,注射博来霉素后未给予其他处理;第6组作为模型阴性对照,经气管注入等量生理盐水0.3ml代替博来霉素,未给予其他处理.于实验第28天统一处死大鼠,留取肺组织行病理学检查、羟脯氨酸含量测定;提取肺组织的DNA,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琼脂糖电泳法检测雄鼠的性别决定基因(sry基因),以判断外源给予的MSC是否在雌性大鼠肺组织中存在.结果 在博来霉素致肺损伤第1天和第7天给予MSC干预治疗后的大鼠肺脏病理改变均较对照组减轻,肺纤维化程度评分分别为(1.0±0.2)分、(2.5±0.5)分和(1.6±0.5)分、(2.3±0.8)分;肺组织羟脯氨酸含量分别为(83±17)μg/mg、(96±20)μg/mg和(123±32)μg/mg、(127±34)μg/mg,在博来霉素致肺损伤第1天较第7天给予MSC其作用更明显.PCR检测结果显示,在博来霉素致肺损伤第1天给予MSC组的大鼠肺组织可以检测到sry基因.结论 外源给予的MSC可以减轻肺纤维化的形成,在肺损伤早期给予MSC干预的疗效更好。

目的 检测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对氨水杨酸钠(PAS)耐药和胸苷酸合成酶(thyA)基因突变的关系,探讨结核分枝杆菌PAS耐药的分子机制.方法 95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中的51株PAS敏感株和44株PAS耐药株的PAS耐药相关基因thyA基因进行PCR扩增,扩增产物纯化后进行序列测定,与结核分枝杆菌标准株H37Rv的野生型thyA基因序列进行比对,判断这些临床分离株thyA基因有无突变.结果 51株PAS敏感株thyA基因未检出突变,44株PAS耐药株中有16个临床分离株的thyA基因检测到突变,突变检出率为36.4%(16/44).突变类型包括置换、颠换、插入、缺失,均为单碱基改变或单碱基缺失,其中2株为thyA基因2个位点联合突变.结论 结核分枝杆菌thyA基因突变是其产生PAS耐药的重要原因之一.结核分枝杆菌胸苷酸合成酶是PAS作用的重要靶位。

目的 利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检测结节病和结核病病理组织中结核分枝杆菌DNA,以探讨结核分枝杆菌在结节病发病中的作用及本方法在结节病与增殖性结核病鉴别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以上海市肺科医院1998年1月至2003年12月住院患者76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结核病组30例、结节病组31例和正常对照组(其他疾病)15例,利用定量PCR检测用石蜡包埋的淋巴结或肺组织中结核分枝杆菌DNA,并以胎鼠肺组织作为阴性对照.结果 结核病组结核分枝杆菌DNA检出的阳性率(30/30)明显高于结节病组(6/31)和正常对照组(2/15),结节病组与正常对照组结核分枝杆菌DNA检出的阳性率无明显差别.结核病组结核分枝杆菌DNA检出的绝对和相对拷贝数明显高于结节病组和正常对照组,结节病组与正常对照组无明显差别,而胎鼠肺组织中未检出结核分枝杆菌DNA.结论 本研究结果不支持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与结节病的相关性.实时定量PCR法检测石蜡包埋病理组织中结核分枝杆菌DNA可作为鉴别增殖性结核和结节病的方法之一。

目的 研究气道损伤上皮对上皮下成纤维细胞(SEF)转分化为肌纤维母细胞的影响,探讨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特征性气道重塑的机制.方法 将气道上皮细胞培养槽与SEF或成纤维细胞胶原凝胶共培养4 d,根据培养槽中人气道上皮细胞株(16HBE)的不同处理方法分为7组.A组:培养槽中无细胞;B组:培养槽中为正常16HBE;C组:培养槽中为机械损伤的16HBE;D组:培养槽中为机械损伤并经细菌脂多糖刺激的16HBE;E组:培养槽中为预先加入内皮素受体A阻断剂BQ123继以机械损伤+细菌脂多糖刺激的16HBE;F组:培养槽中为预先加入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中和抗体继以机械损伤+细菌脂多糖刺激的16HBE;G组:培养槽中为预先加入BQ123与TGF-β1中和抗体继以机械损伤+细菌脂多糖刺激的16HBE.应用免疫荧光、免疫印迹法观察成纤维细胞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的表达情况,测量各组胶原凝胶(每组计数8个样本)的直径变化,以了解转分化的肌纤维母细胞的收缩反应及其上述处理因素的影响;此外,分别选择部分A、B、D组共培养的SEF以16HBE损伤(机械损伤+细菌脂多糖刺激24 h)上清液刺激,观察经共培养诱导转分化的SEF胞内钙离子([Ca2+]i)浓度的动态变化(每组至少分析6个细胞).结果 与其他各组比较,D组SEF表达α-SMA凝胶收缩百分比为[(53±8)%],与B组[(10±10)%]、C组[(24±8)%]、E组[(36±9)%]、F组[(37±3)%]、G组[(31±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24.80、38.10,P均＜0.01).共培养的成纤维细胞受16HBE损伤培养上清液刺激后荧光强度增强,D组增加幅度与A、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6.60、8.97,P均＜0.01).结论 气道损伤上皮促进SEF转分化为表达α-SMA、具有显著收缩反应能力的肌纤维母细胞;损伤上皮通过释放内皮素1(ET-1)和TGF-β1介导了这种转分化的过程;转分化的肌纤维母细胞在损伤上皮培养上清液刺激下,[Ca2+]i内流增加可能是启动其收缩反应能力增强的早期事件。

embB基因突变,特别是其306位点(embB306)的点突变一直被认为是结核分枝杆菌耐乙胺丁醇的重要原因.但是,Hazbon等对来自世界各地的1020株菌株进行分析后认为,embB306突变不直接引起结核分枝杆菌乙胺丁醇耐药性,而是容易产生对任何药物的耐药性.Plinke等报道,embB306位点突变只发生在乙胺丁醇耐药菌株中,从而说明该位点突变与乙胺丁醇耐药有关.可见embB306位点突变与乙胺丁醇耐药的关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根据耐药产生的原因,理论上可将耐药结核病分为直接感染耐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原发性耐药和结核分枝杆菌菌株的基因组发生突变而产生的获得性耐药,由于结核病的发病特点及结核分枝杆菌菌株的特性,传统方法无法鉴别耐药是否由同一菌株引起,因此目前简单地将原发性耐药定义为未经治疗的患者对某种抗结核药物的耐药,而获得性耐药是既往有结核病治疗史(超过1个月)的耐药结核病.实际上此种获得性耐药包括以下3种情况:(1)由同一菌株突变产生的获得性耐药;(2)治疗前即为2种或2种以上菌株多重感染;(3)在治疗过程中感染了另一种耐药菌株.后两种情况都属于原发性耐药。

近10余年来肺动脉高压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目前推荐的几种药物如前列环素类药物、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等降低肺动脉压的作用有限,而且许多患者在长期单一药物治疗的过程中效果不理想,因此寻找长期有效的治疗方案已成为肺动脉高压治疗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药物联合治疗可以使药物的治疗作用相互叠加,互相促进,从而疗效增加,开展药物联合治疗可能寻找到长期有效的肺动脉高压治疗方案,目前这类研究已成为肺动脉高压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水平的一种常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近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我国COPD患病率超过9%[1-2].活动后憋气是COPD患者的最主要症状之一,导致患者的活动能力受限,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估活动能力有助于了解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预测预后.临床医生往往习惯于依靠问诊评价患者活动能力,但这种主观评定方法的影响因素较多,比较粗糙,可靠性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应用运动试验客观评价患者的活动能力.目前有多种形式的运动试验可供临床应用,有些可对与运动有关的各个系统进行详尽评估,但往往需要复杂的设备;有些仅能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但易于实施.常见的运动试验按照操作由易到难的顺序排序,依次为登梯试验(stair-climbing)、6分钟步行试验(6MWT)、穿梭步行试验和心肺运动试验[3],其中6MWT因其接近日常生活实际而易于被患者接受和实施,且能更好地反映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

艾滋病患者在CD4+ T淋巴细胞计数少于200个/μl时,容易并发各种机会性感染,特别是CD4+少于50个/μl时,常有混合感染,给临床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现将我院2003年1月至2007年2月收治的艾滋病合并结核病及马尔尼菲青霉病(PSM)14例报告如下。

通过检测脂多糖致急性肺损伤(ALI)大鼠血清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Ⅰ型前胶原羧基端肽(PICP)的含量,检测ALI早期肺纤维增生的存在,同时测定肺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含量研究其与胶原合成的关系。

气道黏膜下纤维化是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气道重塑的主要特征之一.目前认为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是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致纤维化作用的下游介质[1],它参与肺纤维化[2-3]等多种器官纤维化的发生.我们通过检测小鼠哮喘模型肺组织中CTGF mRNA的表达并结合TGF-β1和胶原蛋白的测定,探讨其在哮喘及气道重塑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及两者间的相关性。

为探讨结核病尤其是复治肺结核的免疫发病机制,我们对复治肺结核患者的外周血中活化T淋巴细胞水平进行了检测,结果如下。

目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细胞凋亡参与COPD的形成过程.为此,我们观察了吸烟对COPD大鼠肺内细胞凋亡和增殖的影响,探讨细胞凋亡和增殖在COPD发病中的意义。

氧化/抗氧化失衡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本研究室前期的研究结果表明,抗氧化剂谷胱甘肽(GSH)及其合成限速酶γ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γ-GCS)在COPD的抗氧化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文献报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非低氧血症期及肺功能正常的吸烟者均可出现肺动脉结构重塑及血管功能降低[1-2].我们对慢性支气管炎(简称慢支)合并肺气肿大鼠模型肺动脉的结构及超微结构进行研究,以了解其肺动脉中细胞及细胞外基质的改变,并观察N-乙酰半胱氨酸(NAC)干预的影响,探讨COPD肺血管重塑的可能起始环节及相关机制。

<正> 富露施(N-乙酰半胱氨酸)由意大利赞邦集团研发及生产,其良好的祛痰作用来自于其直接的黏液溶解作用。近十余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富露施更具有优越的抗氧化特性。富露施作为抗氧化剂被美国胸科协会(ATS)、欧洲呼吸学会(ERS)以及 GOLD 共同推荐为呼吸系统抗氧化治疗用药。在中国,富露施的祛痰及抗氧化作用在治疗急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特发性肺纤维化(IPF)等多种呼吸系统疾病中广泛应用。为了进一步总结和交流富露施的临床应用经验,《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辑部与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富露施临床应用有奖征文活动",具体要求如下:

患者男,22岁.因胸闷气短1个月,咳嗽、咳痰10 d伴发热6 d以纵隔肿物于2005年1月5日入院.患者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气短,尤以活动时明显.10 d前因感冒后出现咳嗽、咳痰,未予以治疗.入我院前2 d发热,体温达39.0℃,畏寒,平卧时亦感气短曾在当地医院就诊,X线胸片及胸部CT显示纵隔肿物,右下肺炎,右侧胸腔少量积液,给予抗生素治疗(具体药物不详)无效,为进一步诊治于2005年1月5日来我院,行X线胸片、胸部CT、血常规等检查及头孢呋辛钠抗炎治疗,2005年1月11日行纵隔肿物穿刺活检,病理报告显示为坏死组织,未见肿瘤组织。

在临床上人们都知道只要测量血压、血糖就能知道高血压病、糖尿病是否得到了控制,而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控制的界定至今尚缺乏一项有效、简便的检测方法.由于以往对哮喘控制未达成共识,使得临床医生在哮喘管理中遇到了许多问题.2006年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1]提出了以哮喘临床控制为目标的哮喘治疗循环模式,即评估哮喘控制水平、治疗达到哮喘控制、监测维持哮喘控制,明确了哮喘临床控制的目标.因此,正确界定哮喘控制和判断哮喘病情对哮喘的防治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