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 第30卷第02期

经过近50多年的努力,目前肺癌的治疗已具有规范化和循证化的特点,建立在循证医学证据基础上的肺癌诊断治疗指南是其重要的标志,如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制定的《中国肺癌诊断治疗指引》和美国的《国家癌症综合网络(NCCN)肺癌指引中国版》,这两个指南的最大特点是以临床分期为基础的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也就是肺癌的规范化分期治疗模式.

目的 利用微卫星多态性分析探寻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术后肺内复发转移与第二原发肿瘤(Second primary tumor,SPT)的分子遗传学差异以助鉴别诊断.方法 1994年1月至2002年8月接受手术治疗的21例Ⅰ～ⅢA期NSCLC患者,术后2～7年(中位2.8年)发现病理类型与原发NSCLC相同的肺内孤立肿瘤(腺癌7例,鳞癌14例),将之与相应的原发NSCLC石蜡包埋组织配对,以非恶性肺组织为对照,在显微组织切割基础上分离其DNA,应用PCR为基础的微卫星分析方法检测8个定位于染色体3p、9p及17p区域的高密度微卫星位点,确定每一位点在相应配对肿瘤组织中杂合性丢失的异同,并结合临床特点分析肺内孤立肿瘤是复发转移还是SPT.结果 根据临床及影像学特点,9例患者肺内孤立肿瘤转移的可能性较大,其中7例配对肿瘤组织在3p、9p及17p 8个微卫星标志上等位基因杂合性丢失的位点相同,提示肺内孤立肿瘤与原发NSCLC具有共同的克隆起源,支持肺内转移癌的诊断.4例肺内孤立肿瘤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特点倾向SPT,其配对肿瘤3p、9p及17p上8个微卫星位点等位基因杂合性丢失条带不一致,表明肺内孤立肿瘤克隆起源相异于原发NSCLC,支持临床SPT的诊断.另8例肺内孤立肿瘤患者术前不能判定系SPT还是肺内转移,其中6例配对组织3p或3p与17 p微卫星位点杂合性丢失模式一致,但9p或17p杂合性丢失不一致,临床随访发现该6例肺内孤立肿瘤术后6～13个月内可见肺内或远处转移,支持肺内孤立肿瘤为转移癌的诊断;2例配对肿瘤虽有一致的9p或17p微卫星位点杂合性丢失,但3p的杂合性丢失模式不一致,临床倾向SPT.结论 对NSCLC术后肺内孤立病灶,3p、9p、17p微卫星多态性分析其等位基因杂合性丢失有助于鉴别系肺内转移还是SPT,其中3p的杂合性丢失可能是鉴别诊断的重要生物学标志,需扩大样本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长期缺氧对SPCA1细胞谷胱甘肽转移酶(GST-π)表达的影响及耐药性的改变.方法 SPCA1细胞常氧(20%O2)和缺氧(0.5%O2)条件下作用16 h后,提取RNA和蛋白,用定量RT-PCR的方法检测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和GST-πmRNA的表达情况,用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HIF-1α蛋白;制备细胞悬液,用流式细胞仪测定GST-π表达;通过克隆形成实验分析SPCA1细胞对阿霉素和丝裂霉素的药物敏感性.通过RNA干扰技术下调HIF-1α表达后,分为对照组和干扰组,观察GST-π的表达.结果 设常氧组GST-π mRNA表达率为1,缺氧组为12.2.常氧组GST-π蛋白阳性表达率为(35.78±1.25)%,缺氧组为(72.13±2.11)%.与常氧组比较缺氧组HIF-1α表达明显增加.计算1%克隆存活的药物浓度,阿霉素处理细胞,常氧组浓度为(0.29±0.05)μg/ml;缺氧组浓度为(0.48±0.07)μg/ml;丝裂霉素处理细胞,常氧组浓度为(0.71±0.10)μg/ml;缺氧组浓度为(0.79±0.12)μg/ml.干扰HIF-1α后,HIF-1α mRNA与对照组比较下降了70%,而GST-πmRNA稍有下降.GST-π蛋白表达常氧条件下对照组为(32.14±1.23)%,干扰组为(30.88±1.65)%;缺氧条件下对照组为(64.78±2.45)%,干扰组为(67.42±2.21)%.结论 长期缺氧可诱导SPCA1细胞HIF-1α和GST-π表达增加,对阿霉素耐药性增加,对丝裂霉素没有影响,HIF-1和GST-π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目的 对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经粉尘螨刺激前、后T-bet mRNA、GATA-3 mRNA、FOXP3 mRNA的表达水平及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方法 选择25例哮喘患者和15名健康人为研究对象,每例受试者又分为变应原刺激组和未经变应原刺激的自体对照组,采用半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各组受试者PBMC培养后T-bet mRNA、GATA-3mRNA、FOXP3 mRNA的表达水平.结果 哮喘患者PBMC中FOXP3、T-bet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3±0.4、0.42±0.24,与健康人(0.4±0.3、0.39±0.3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0.78、0.38,P均＞0.05),哮喘患者GATA-3(1.0±0.3)的表达与健康人(0.8±0.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7,P＜0.05);健康人PBMC经变应原刺激后FOXP3的表达(0.72±0.61)与未经变应原刺激的自体对照组(0.27±0.21)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2,P＜0.01);而T-bet、GATA-3的表达分别为0.3±0.4、0.9±1.0,与未经变应原刺激的自体对照组(0.3±0.6、0.8±0.6)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0.27、0.77,P均＞0.05);哮喘患者PBMC经变应原刺激后T-bet、GATA-3的表达分别为0.49±0.42、2.1±1.7,与未经变应原刺激的自体对照组(0.16±0.06、0.6±0.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72、5.15,P均＜0.01);但哮喘患者PBMC中经变应原刺激后FOXP3的表达为0.5±0.4,与未经变应原刺激的自体对照组(0.4±0.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0,P＞0.05);经变应原刺激后哮喘患者PBMC中△T-bet、△GATA-3、△FOXP3的表达分别为0.33±0.39、1.58±1.44、0.11±0.32,与健康人(0.03±0.40、0.11±0.53、0.43±0.66)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2.30、3.79、2.08,P分别＜0.05、＜0.01、＜0.05);哮喘患者△FOXP3与△GATA-3、△T-bet表达水平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62、-0.46,P分别＜0.01、＜0.05).结论 哮喘患者经变应原刺激后,既存在Th2特定转录因子GATA-3的优势表达,也存在Th1特定转录因子T-bet的优势表达,同时还存在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特定转录因子FOXP3的表达低下。

目的 探讨罗格列酮对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T淋巴细胞转录因子T-bet与转录因子GATA-3表达的调控、对Th1/Th2细胞因子的影响及与地塞米松(DXM)作用机制的异同.方法 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A组)10例及健康自愿者(B组)10名.分离、纯化、培养外周血T淋巴细胞,根据实验要求将两组分为3、24h组,再根据不同的干预分为:未干预对照组(A1组、B1组)、罗格列酮干预组(A2组、B2组)及DXM干预组(A3组、B3组);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T淋巴细胞培养上清液中γ干扰素(IFN-γ)及白细胞介素4(IL-4)的水平,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检测T淋巴细胞T-bet mRNA、GATA-3 mRNA的表达水平.结果 A组3、24h T淋巴细胞培养上清液中IFN-γ、IFN-γIL-4和T淋巴细胞的T-bet mRNA、T-bet mRNA/GATA-3 mRNA水平分别为357±31、783±47、5.5±1.0、8.4±1.5、18.7±3.7、11.9±2.9、1.20±0.11、0.290±0.020,与B组3、24 h(659±41、1394±120、11.5±3.0、17.4±4.0、29.0±4.0、18.9±4.0、3.82±0.81、0.870±0.09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8.59、5.95、14.87、6.25、6.06、4.63、10.23、18.67,P均＜0.05),A组3、24 h IL-4、GATA-3 mRNA水平分别为65±6、96±9、16.4±4.2、41±6,与B组3、24 h(57±5、83±7、7.8±2.2、23±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19、3.90、5.77、7.76,P均＜0.05);A、B组T淋巴细胞培养上清液中IFN-γ、IL-4、IFN-γ/IL-4在3 h水平分别为357±31、65±6、5.5±1.0、659±41、57±5、11.5±3.0,与24 h(783±47、96±9、8.4±1.5、1394±120、83±7、17.4±4.0)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23.8、9.48、5.03、18.21、9.01、3.53,P均＜0.05);A、B组T淋巴细胞T-bet mRNA和T-bet mRNA/GATA-3 mRNA在3 h时分别为18.7±3.7、1.20±0.11、29.0±4.0、3.82±0.81,与24 h(11.9±2.9、0.290±0.020、18.9±4.0、0.870±0.090)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4.62、5.66、29.67、11.5,P均＜0.05),但A、B组GATA-3 mRNA在3 h(16.4±4.2、7.8±2.2)的水平,分别低于24h(41±6、23±4)水平(t值分别为10.70、10.11,P均＜0.05);A组T淋巴细胞T-bet mRNA表达与T淋巴细胞培养上清液中IFN-γ呈正相关(r=0.581,P＜0.05),与IL-4呈负相关(r=-0.493,P＜0.05);A组GATA-3 mRNA表达与IFN-γ呈负相关(r=-0.501,P＜0.05),与IL-4呈正相关(r=0.579,P＜0.05);A组T-bet mRNA/GATA-3 mRNA比值与IFN-γ/IL-4比值呈正相关(r=0.696,P＜0.05).结论 罗格列酮通过影响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T淋巴细胞T-bet和GATA-3的表达,从而调控IFN-γ和IL-4的平衡。

目的 探讨腱鞘结核的误诊原因及减少误诊发生的对策.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1年1月至2003年12月收治的15例腱鞘结核患者诊治过程,总结分析其临床特点及误诊原因.结果 本组病例发病到确诊时间为2～36个月,平均为(16±10)个月;其中12例术前误诊.病例均采用手术切除并全身化疗的治疗方式,除1例术后2个月失访外,其余病例随访2.5～7.0年,平均4.6年,未见复发或身体其他地方出现结核灶.失访1例为红斑狼疮应用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术后1个月发现病变对侧腕、踝关节结核.结论 缺乏典型临床表现、过分依赖实验室检查是延误早期确诊的重要原因;应对可疑病例进行常规结核排查,穿刺抽液进行病原学检查,术中病理检查有利于确诊。

目的 探讨器官移植术后结核病的临床特征、诊断和治疗.方法 分析总结了25例器官移植术后结核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了文献复习.结果 68%(17/25)的患者起病时症状轻微,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和胸闷,肺结核、胸膜炎、血行播散性结核、淋巴结核和肾结核较为常见,72%(18/25)的患者侵犯2个以上器官.影像学多为范围广泛的软性病灶、粟粒结节、胸腔积液、肺门纵隔淋巴结增大和空洞.细菌学和组织学检查有助于诊断.平均确诊时间为38 d,治疗总有效率为76%(19/25).因极度免疫功能低下和肝肾功能损害,无法使用抗结核药物是影响器官移植术后结核病预后的重要因素.结论 应对免疫抑制并发的结核病引起高度重视,正确诊断和及时处理是降低其死亡率的重要手段。

目的 了解外源性一氧化氮对急性高原病患者内皮源性血管舒缩因子的影响.方法 将47例急性高原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常规药物组23例给予吸氧、氨茶碱、地塞米松、速尿等药物治疗;一氧化氮组24例仅吸入由海拔3658 m空气平衡的0.001%一氧化氮气体,每天上午和下午各1次,每次1 h.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清一氧化氮及血浆内皮素、血栓素B2和6-酮-前列腺素F1a含量,以及临床症状的变化情况.结果 常规药物组和一氧化氮组治疗后内皮素[(78±8)和(69±5)ng/L]、血栓素B2[(87±13)和(73±8)ng/L]、内皮素/一氧化氮[(26.7±1.5)×103和(21.8±1.1)×103]、血栓素B2/6-酮-前列腺素F1a(0.84±0.36和0.58±0.11)及临床症状评分[(2.4±1.6)和(1.8±1.3)分]与治疗前内皮素[(83±8)和(84±4)ng/L]、血栓素B2[(102±16)和(103±13)ng/L]、内皮素/一氧化氮[(35.0±2.7)×103和(36.3±3.1)×103]、血栓素B2/6-酮-前列腺素F1a(1.28±0.38和1.24±0.28)及临床症状评分[(4.4±2.3)和(4.4±2.0)分]比较显著下降;治疗后一氧化氮[(2880±537)和(3167±192)μg/L]、6-酮-前列腺素F1a[(122±46)和(128±15)ng/L]与治疗前一氧化氮[(2372±144)和(2313±188)μg/L]、6-酮-前列腺素F1a[(86±28)和(86±13)ng/L]比较显著升高.一氧化氮组与常规药物组治疗后的结果比较,也表现出相同规律.结论 吸入高原现场空气平衡的外源性一氧化氮能使急性高原病患者内皮源性血管舒缩因子显著下降,对患者的康复具有积极的作用。

目的 探讨CD+8CD-28T淋巴细胞在肺结核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30例病例为2005年3月至5月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住院及门诊患者,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15例肺结核组患者外周血中CD+8CD-28T淋巴细胞比值、细胞内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以及CD+3、CD+3CD+8、CD+8CD+28T淋巴细胞比值,15例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患者作为疾病对照组,15名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组.结果 肺结核组和疾病对照组CD3+T淋巴细胞分别为(41±16)%和(40±10)%,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44±6)%];肺结核组和疾病对照组CD3+CD8+ T淋巴细胞[(47±16)%和(44±10)%]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41±12)%];肺结核组CD+8CD+28T淋巴细胞[(15±8)%]显著低于疾病对照组[(20±7)%],两组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32±9)%];肺结核组CD8+CD28-T淋巴细胞[(27±9)%]显著高于疾病对照组[(22±9)%],两组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0±4)%];肺结核组CD+8CD-28T淋巴细胞分泌的IL-6水平[(32.4±2.4)%]显著高于疾病对照组和健康对照组[(19.7±3.2)%和(15.2±2.7)%].结论 肺结核患者CD+8CD-28T淋巴细胞及其分泌的IL-6水平在外周血中上调,CD+8CD-28T淋巴细胞水平在外周血中下调.CD+8CD+28和CD+8CD-28T淋巴细胞及其分泌的IL-6可能参与肺结核的发病机制.CD+8CD+28和CD+8CD-28T淋巴细胞比值及其分泌的IL-6水平可作为活动性肺结核的辅助诊断指标。

目的 探讨携带编码人天然颗粒溶素和小鼠白细胞介素12(IL-12)基因质粒(pZM03)的重组耻垢分枝杆菌对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疗效与机制.方法 结核分枝杆菌H37Rv感染Balb/c小鼠4周后,分别用生理盐水、耻垢分枝杆菌、pZM03、重组耻垢分枝杆菌治疗6次,于第1次治疗后3个月处死小鼠,检测器官荷菌量、脾淋巴细胞γ干扰素的分泌水平、血清IL-12和IgG2a分泌水平和肺、脾组织中颗粒溶素表达,同时观察小鼠肺、脾组织病理改变情况.结果 重组耻垢分枝治疗组的肺和脾组织对数荷菌量分别为(4.57±0.28)和(3.47±0.25)CFU/g,比生理盐水组的(5.77±0.12)和(4.66±0.18)CFU/g、载体组的(5.62±0.14)和(4.65±0.26)CFU/g及质粒组的(5.04±0.22)和(4.25±0.48)显著降低;重组耻垢分枝杆菌组和pZM03组经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刺激后,γ干扰素分泌水平显著高于耻垢分枝杆菌组和生理盐水对照组;重组耻垢分枝杆菌组血清IL-12水平和IgG2a水平显著高于耻垢分枝杆菌组和生理盐水对照组.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到小鼠肺及脾组织中颗粒溶素的表达.生理盐水和耻垢分枝杆菌组的肺组织病理改变以渗出为主,病变广泛,增生改变不明显;重组耻垢分枝杆菌组的病变范围局限,并有类上皮细胞和泡沫细胞.治疗组和对照组的脾脏病理改变不明显.结论 携带颗粒溶素和IL-12的重组耻垢分枝杆菌对小鼠结核病有一定的免疫治疗作用,与增强宿主Th1型免疫应答和颗粒溶素的抗菌活性有关。

目的 探讨吉非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靶向人群和影响因素.方法 对接受过1个周期以上含铂化疗方案无效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每天口服250 mg吉非替尼直至疾病进展,观察疗效、生存时间和不良事件.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生存率,COX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2001年7月至2005年5月,共有115例入组,随访至2006年9月30日,中位随访时间30个月,患者依从性为100%.症状改善中位时间为8 d.完全缓解为4.3%(5/115),部分缓解为39.1%(45/115),稳定为27.0%(31/115),进展为29.6%(34/115),有效率为43.5%(50/115),疾病控制率为70.4%(81/11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总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8和11个月;1、2年无肿瘤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32.2%(事件78例)、5.6%(事件103例)和41.7%(死亡67例)、21.5%(死亡87例);3年总生存率为12.3%(死亡93例).腺癌是惟一的疗效预测因子,脑转移占治疗失败的39.4%(28/71).Ⅲ度以上的皮肤不良事件发生率为5.2%(6/115).结论 对于接受过多周期化疗而病情难以控制的ⅢB、Ⅳ期肺腺癌患者,吉非替尼是目前治疗的首选,可取得长期的疗效并能安全耐受,其靶标人群为肺腺癌患者。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由于炎症反复刺激出现气道重塑,其中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在哮喘气道重塑发病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TGF-β/Smad信号转导通路是TGF-β发挥其生物学作用的重要通路,我们的研究主要是观察布地奈德(BUD)对哮喘小鼠TGF-β/Smad信号转导通路各个环节的影响,探讨BUD对早期气道重塑的干预作用.

近年发现含磷酸化胞嘧啶鸟嘌呤基序(CpG)的脱氧寡核苷酸(CpGODN)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增强Th1和抑制Th2细胞反应,在抗原提呈阶段即发挥作用,我们采用尘螨抗原制作小鼠哮喘模型,探讨CpGODN的早期防治作用.

据报道脂多糖(LPS)、臭氧、微粒、病毒感染等可诱发前炎症反应,并激活核因子κB(NF-κB)和细胞因子产生,引发非变应性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的发生.由于LPS的结构类型、剂量浓度以及作用时间的不同,都决定了适应性免疫应答的极化方向.我们的研究通过建立年幼期哮喘动物模型,观察不同浓度大肠埃希菌(E.coli)LPS对哮喘气道炎症的调控作用.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属于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家族,它是细胞内重要的信号传递分子,并有多种亚型,在平滑肌中主要有ERK1、ERK2(ERK1/2)两种,该通道在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病理生理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研究ERK1/2在慢性哮喘模型大鼠气道中表达及活性的变化,探讨ERK信号通道在哮喘气道重塑发病机制中的意义,为进一步阐明哮喘气道重塑的发生机制和找寻新的哮喘治疗途径提供实验依据.

上气道塌陷性增加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夜间呼吸紊乱的主要原因之一.采用呼气相气道内负压(NEP)技术检测呼气气流受限(EFL)可以评估OSAHS患者的上气道塌陷性,而且EFL与OSAHS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有一定相关性.我们采用NEP技术检测了33例OSAHS患者EFL情况,现报道如下.

早期诊断耐药结核分枝杆菌是防治耐药结核病的关键和基础.1993年起噬菌体报告系统(LRPs)陆续应用于结核分枝杆菌的鉴定及耐药检测,噬菌体生物扩增法(PhaB)也在国内被用于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我们利用新的重组噬菌体phAE142建立LRPs检测方法,检测了106株结核分枝杆菌对4种常用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评价LRPs在结核病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意外、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多种全身疾患的独立因素.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是指蛋白质、脂质或核酸等大分子在没有酶参与的条件下,自发地与葡萄糖或其他还原单糖发生非酶糖基化反应,生成的一组产物总称.我们通过观察OSAHS患者血清中AGE水平的变化,初步探讨血清AGE与OSAHS的关系.

我们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呼出气中的标志物一氧化氮和8-异前列腺素进行了研究. 对象与方法 选择2005年8至12月住院的COPD急性发作期患者19例,平均年龄(71±12)岁,男∶女为2.1∶1,COPD急性发作期和缓解期诊断符合文献[1]的标准.对照组12名,为同期健康体检志愿者,平均年龄(66±5)岁,男∶女为2∶1.患者入院后给予抗感染、止咳化痰和平喘等处理,其中10例在缓解期收集冷凝液(EBC)复查检测指标。

进入21世纪,分子靶向治疗已成为"点击率"最高的肿瘤相关新名词,时至今日,靶向治疗药物显示了有效性甚至是奇迹般的疗效,其中有些靶向治疗药物已成为国际肿瘤学界公认的标准治疗方案和规范.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目前肿瘤内科治疗正处于从单纯细胞毒药物到分子靶向治疗的过渡时期,靶向治疗药物日新月异,围绕分子靶向药物的各种新的治疗方案、治疗策略层出不穷,这将为改善肺癌患者长期生存和总体疗效提供有效手段,并使肺癌变成"慢性病"的短期目标成为现实.作为21世纪肺癌治疗最具希望的治疗策略,靶向治疗以其独特的疗效和安全方便的应用方法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也遇到了许多传统治疗未出现的问题和挑战.现对近来肺癌分子靶向治疗的现状和问题谈一点看法,希望对肺癌临床研究工作者有所帮助.

肺癌是世界各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结果显示,世界各国当年的肺癌新发病例共89.6万例,占所有癌症患者的11.8%.近20年的追踪发现,每年肺癌的新病例以约0.5%的速率增长,目前已成为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常见病.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指除了小细胞癌以外的所有类型的肺癌,占肺癌总数的75%～80%.

根据国际抗癌联盟1997肺癌分期和美国癌症研究联合会2002年的分期标准,Ⅲ期肺癌包括ⅢA、ⅢB期,ⅢA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包括4种情况:T3N1M0、T1N2M0、T2N2M0和T3N2M0,ⅢB期包括7种情况:T4N0M0、T4N1M0、T4N2M0、T1N3M0、T2N3M0、T3N3M0、T4N3M0,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locally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LANSCLC)是指除含有N2、N3、T4之一的Ⅲ期患者,占就诊肺癌患者的1/3以上,以往多以手术或放疗为主,国内外大宗病例研究结果显示,ⅢA期手术的5年生存率为23%～26.3%,ⅢB期手术的5年生存率为6%～7%,单纯常规放疗60 Gy的5年生存率约为4%～6%,三维适形放疗为19%.近几年的多中心随机研究和荟萃分析结果表明,放化综合治疗的疗效优于化疗、放疗和手术的单一治疗,值得提倡.

化疗是肺癌重要的、应用最多的治疗方法,临床医生对其疗效和毒性均已熟悉.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已有转移,预后差,中位生存期一般为5～6个月,1年生存率约10%.治疗的目的是延长患者的生命,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发病率占肺癌的15%～20%,近年来欧美国家的发病率有所下降,我国目前尚无SCLC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SCLC易发生血行转移,确诊时约2/3有远处转移,80%以上为胸腔内转移,故SCLC系全身性疾病已成不争的事实.SCLC对化放疗敏感,大部分患者初治效佳,但一旦复发转移,即产生继发性耐药,因此其5年总生存率低于非小细胞肺癌(NSCLC).

患者女性,53岁,因口、眼干燥20余年,干咳5年余于2005年12月28日入院.患者20余年前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口、眼部干燥,进食馒头等干性食物时难以下咽,眼睛有磨砂样感觉,一直未予以重视,以后逐渐出现牙齿片状脱落.5年前开始出现咳嗽,以干咳为主,偶伴少许白色黏痰,无明显胸闷、气急,经抗感染治疗后效果不佳,症状反复迁延,2004年开始服用倍他米松0.5 mg,每天2次,中药调理,用药后症状稍有改善,倍他米松减量至0.5 mg,每天1次后症状再发。

随着肺癌分子发病机制的阐明,针对这些分子机制的靶向治疗逐步进入临床,其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是目前研究最多、公认有效的肺癌治疗靶点.然而,EGFR酪氨酸激酶(TK)抑制剂(TKI)只对部分患者有效.因此了解肺癌耐受分子靶向药物的机制有助于指导临床用药,并为将来开发新的靶向治疗措施提供依据.现将EGFR-TKI的耐药机制综述如下.

患者女性，31岁，因全身乏力2个月余，胸痛1个月逐渐加剧于2003年9月22日以纵隔多发肿块、重度贫血收住入院。患者发病期间有低热，体温波动在36.2-38.4℃，偶有少许咳嗽，无咳痰和咯血，无畏寒和盗汗，无关节痛。

患者女性,31岁,因全身乏力2个月余,胸痛1个月逐渐加剧于2003年9月22日以纵隔多发肿块、重度贫血收住入院.患者发病期间有低热,体温波动在36.2～38.4 ℃,偶有少许咳嗽,无咳痰和咯血,无畏寒和盗汗,无关节痛.曾在外院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具体不详).患者自幼贫血,7岁时曾因脾功能亢进行脾脏切除.否认肝炎及结核病史.父母均有贫血(病因不明),2兄2妹均体健,否认二系三代家族性遗传病史.体检:体温37.5℃,脉搏100次/min,呼吸22次/min,血压98/59 mm Hg(1 mm Hg=0.133 kPa).意识清、精神差,面色灰白,鼻梁低平,眉距较宽.皮肤黏膜无黄染、无皮肤出血点及淤斑,浅表淋巴结无肿大,气管居中,颈静脉无怒张,动脉搏动增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病人数多,死亡率高.现有资料表明,基于肺功能检测的COPD全球患病率约为4%～10%,最近对我国7个省市(北京、上海、广东、辽宁、天津、重庆和陕西)40岁以上的人群进行抽样调查发现,COPD总患病率为8.2%.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COPD患病率存在较大差异,但整体呈上升趋势.COPD是美国第4位的死亡原因,是我国农村第1位、城市第4位的死亡原因.COPD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据估计到2020年将成为世界疾病负担的第5位.加强对COPD的危险因素及其预防的研究与重视,对减少COPD的疾病负担意义重大.

《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草案)》(简称《指南》)全面地规范了咳嗽的诊断和治疗,对临床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学习和实施《指南》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不揣冒昧,恭呈于下,企盼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感谢马慧医师对我国《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草案)》(简称《指南》)的关注及提出的意见,现就提出的5个问题讨论如下. 1.关于咳嗽的定义:"咳嗽是呼吸系统疾病的常见症状,有利于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和有害因子,但频繁剧烈的咳嗽对患者的工作、生活和社会活动造成严重的影响"。

赣州市结核病专业委员会成立暨首届学术交流大会于2006年11月18日在赣州召开，率先成立了全省第1个地（市）级结核病专业委员会。本次会议有来自市肺科医院、市疾病控制中心、各县（市）医院、结核病防治所（科）的代表共72人参加，省结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雷建平出席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市肺科医院肖承康院长任主任委员、由46名委员组成的市结核病专业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