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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手术期严重出血须考虑输注同种异体红细胞时,目前存在血液供不应求的社会问题,这在我国极为严重,我们常用"血荒"一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同样重要的是,同种异体红细胞的输注还带来以下医疗问题:(1)输血错误,多是人为失误,如ABO血型的错误输血;(2)输血反应,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急性和迟发性不良反应;(3)传播输血相关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肝炎、疟疾等[1];(4)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TRALI),其发生率约为1/5 000,发生后其病死率可高达10%;(5)输血相关免疫功能抑制(TRIM),这可能增加手术后的肿瘤复发和转移、以及结核复发等;(6)红细胞储存损伤相关并发症,输注库存2周以上的红细胞可能导致受血者术后长期生存率下降。由于任何人对失血都有一个最大耐受量,同种异体红细胞输注有上述重大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而具有携带氧气功能但没有同种异体红细胞上述缺点的"人工血液代用品"又迟迟不能问世,所以围手术期必须采取在保证全身和重要脏器供氧/耗氧平衡的前提下,限制同种异体红细胞输注的策略。换言之,输注同种异体库血只能是治疗围手术期失血"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血液安全与供应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衡量指标。输血可以救治生命,但同样伴随风险。不必要的输血不仅浪费宝贵的血液资源,还可能给患者带来输血传播感染、输血反应、不利病情转归甚至死亡的风险。在血液供应紧张日益成为世界性难题的同时,不合理用血的情况也普遍存在。本文结合我国血液管理现状与《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85号2012-08-01)要求,探讨促进临床科学合理用血的管理策略。
癌症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死亡原因。2008年的癌症死亡人数达760万,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3%。2008年,在癌症死亡总数中,大约70%的癌症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全世界癌症死亡人数预计将继续上升,到2030年将超过1 310万[1]。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癌症患者在初次就医时就已经处于癌症晚期[2]。癌症末期患者有80%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疼痛、肠胃或呼吸不适等症状以及心理、社会层面等压力。为让癌症末期患者得到最好的照顾,让患者减轻痛苦,安然逝去,帮助家属度过哀伤,唯一现实的治疗方案就是缓解疼痛和姑息治疗[2,3]。本文着重介绍我国姑息治疗的实施现状并提出建议。
肝细胞癌(HCC,简称肝癌)易侵犯门静脉,形成门静脉癌栓(PVTT),以往学者认为门静脉主干癌栓为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的绝对禁忌证。近年来多项临床研究证实TACE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可行性[1,2,3]。目前,以DC微球为代表的载药型微粒化疗栓塞TACE治疗肝癌广泛应用于临床并取得良好疗效,但国内鲜有单纯应用微粒栓塞剂TACE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研究报道。本研究应用直径350~560 μm明胶海绵微粒(GSPs)TACE治疗6例肝癌伴富血供门静脉癌栓患者取得了良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椎板切除术因其确切的减压效果,逐渐被广泛应用并成为脊柱外科的常用术式[1]。但是,椎板切除术会引起脊柱不稳、硬膜及神经根粘连等术后并发症,制约着椎板切除术应用。因此,有学者改进脊柱后路减压术式或采用联合内固定、融合技术等,有效减少术后脊柱不稳的发生,而各种新型防粘连技术和材料的应用也能防止硬膜粘连的发生。以下就椎板切除术的发展及应用、术后并发症如脊柱不稳和硬膜粘连的形成机制及防治等方面进行综述。
人体正常性别包括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外生殖器性别、社会性别完全一致。性发育疾病是以染色体、性腺及附属性器官解剖学发育异常为特征的一组先天性疾病。其总的发病比例约为1/5 500[1]。最近几十年,性发育疾病无论在其分类、病理机制、手术治疗、激素治疗及心理治疗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现将性发育疾病分类及诊治的最新研究综述如下。
神经内分泌因素作用于肿瘤细胞及肿瘤的微环境,通过复杂的信号传导途径,调控着肿瘤生长和恶性转化中的许多重要环节。目前,已有很多基础研究显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参与的β信号传导途径可以通过多个过程影响乳腺癌的进展,且这些过程可以被β受体阻滞剂所抑制[1]。这一发现让学者们提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一种常用药物β受体阻滞剂可能会改善乳腺癌的预后[2]。现有的几个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也对这种药物的潜力给出了较为乐观的估计。本文将在分子肿瘤学研究成果的背景下,进一步呈现β受体阻滞剂与乳腺癌预后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