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 第34卷第10期

GERD是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其发病率有逐渐增高的趋势。2006年和2007年我国发布了GERD的诊治指南，对指导GERD的临床诊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在GERD的临床实践与研究中，国内外学者针对本领域出现的热点问题，如难治性GERD、PPI与抗血小板药物的相互作用等进行了相应的临床研究，并获取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数据。因此，有必要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对本病的诊治指南进行更新。

目的 研究针刺治疗后难治性 GERD 患者食管动力障碍的改善情况。方法选取2012年9月至2014年3月难治性 GERD 患者40例，均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阻抗检测。首次检测结束后，对照组平卧30 min，试验组则接受针刺治疗，所选穴位为内关、公孙、足三里，治疗时间为30 min。之后再次进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阻抗检测。使用 ManoView ESO 3．0测压分析软件进行结果分析，参数包括单口吞咽蠕动缺损情况、下食管括约肌（LES）静息压、LES 残余压、LES 长度、上食管括约肌（UES）静息压、远端波波幅、蠕动持续时间、蠕动波起始速度、收缩前沿速度、远段收缩积分，并行卡方检验和 t 检验。结果试验组治疗前后正常吞咽所占比例分别为56．0％（112/200）和74．0％（148/200），食管内液体排空障碍比例分别为31．5％（63/200）和11．5％（23/2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4．242、23．700，P 均＜0．01），而对照组平卧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试验组治疗前后 LES 静息压分别为（20．2±8．8）和（26．3±10．1）mmHg（1 mmHg＝0．133 kPa），LES 长度分别为（2．2±0．6）和（3．3±0．8）cm，UES 静息压分别为（60．2±21．9）和（41．1±16．8）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519、6．580、6．881，P 均＜0．01），LES 残余压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平卧前后 LES 静息压和 LES 残余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但平卧前后 LES 长度[分别为（2．3±0．6）和（2．5±0．6）cm]和 UES 静息压[分别为（67．4±21．2）和（53．5±18．1）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530、6．652，P 均＜0．05）。试验组治疗前后远端波波幅分别为（73．7±28．3）和（88．5±29．1）mmHg，蠕动持续时间分别为（2．9±0．4）和（3．2±0．4）s，远端收缩积分分别为（977．7±733．2）和（1225．9±945．1）mmHg ·c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7．907、3．404、3．325，P 均＜0．01），但蠕动波起始速度、前沿收缩速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对照组平卧前后远端波波幅、蠕动持续时间、蠕动波起始速度、前沿收缩速度、远端收缩积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结论针刺治疗能提高难治性 GERD 患者 LES 静息压，增加 LES 长度，提高食管体部整体蠕动压力及完整性，提高正常吞咽所占比例。

目的 探讨结直肠肿瘤与H ．pylori 感染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52例结直肠肿瘤患者的病例资料。按结肠镜检查结果，将其分成结直肠腺瘤组84例和结直肠癌组68例。另纳入88名健康对照者。比较结直肠腺瘤组、结直肠癌组和健康对照组H ．pylori感染情况的差异。分析结直肠肿瘤组中H ．pylori感染者在不同年龄、性别、民族中的分布。将结直肠腺瘤组分别按腺瘤的所在部位、最大径、数目、蒂部分型、病理分型分亚组，比较各亚组间H ．pylori 感染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结果结直肠腺瘤组、结直肠癌组和健康对照组H ．pylori 感染阳性率分别为70．2％（59/84）、72．1％（49/68）和53．4％（47/88），前两者均高于后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147、5．637，P 均＜0．05）。152例结直肠肿瘤患者中，H ．pylori感染在不同年龄、性别、民族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84例结直肠腺瘤患者中，按腺瘤所在部位、最大径、数目、蒂部分型、病理分型分亚组，各亚组间 H ．pylori 感染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结论H ．pylori感染可能在结直肠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有促进作用。

目的 评价血清抗酿酒酵母菌抗体（ASCA）IgG 和 IgA 的检测对 CD 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收集51例 CD 患者为 CD 组，22名健康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收集两组的血清标本，采用 ELISA定性检测 ASCA-IgG 和 ASCA-IgA。根据蒙特利尔分类标准将 CD 患者分别按发病年龄（A）、病变部位（L）、临床行为（B）分亚组。计算检测 CD 组和健康对照组的 ASCA-IgG 和 ASCA-IgA 的敏感度、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CD 组 ASCA-IgG 和 ASCA-IgA 的敏感度分别为45．1％、35．3％，健康对照组分别为0、9．1％，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4．49、5．31，P 均＜0．05）。CD 组 ASCA-IgG 的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均为100．0％，ASCA-IgA 的分别为91．0％和90．0％。A1，A2，A3组中 ASCA-IgG 的敏感度分别为75．0％、36．4％、57．1％，ASCA-IgA 的敏感度分别为25．0％、30．3％、50．0％；L1，L2，L3组中 ASCA-IgG 的敏感度分别为38．5％、37．5％、57．1％，ASCA-IgA 的敏感度分别为30．8％、31．3％、42．9％；B1，B2，B3组中 ASCA-IgG 的敏感度分别为45．2％、50．0％、25．0％，ASCA-IgA 的敏感度分别为29．0％、50．0％、25．0％；CD 各亚型分组间 ASCA-IgG 和ASCA-IgA 的敏感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有并发症和无并发症 CD 患者的ASCA-IgG 敏感度分别为56．3％和2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1，P ＜0．05）。结论血清ASCA-IgG 不适合作为人群筛查指标，但对于 CD 的鉴别诊断有一定价值。检测 ASCA-IgG 的临床价值高于检测 ASCA-IgA。

目的 探讨抗酿酒酵母抗体（ASCA）、大肠埃希菌外膜孔道蛋白 C 抗体（anti-Omp C）、荧光假单胞菌相关序列 I2抗体（anti-I2）、细菌鞭毛蛋白抗体（anti-CBirl）在 IBD 诊治中的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11年至2013年 IBD 患者87例，分为 CD 组、UC 组，其中 CD 组66例，UC 组21例，并根据IBD 患者的年龄及男女比例收集健康对照组62名。空腹采集受试者静脉血2 mL，使用 ELISA 试剂盒检测血清中的 ASCA，anti-OmpC，anti-I2和 anti-CBirl 4种抗微生物抗体的表达。分别绘制 ROC 曲线比较各抗体对 IBD，以及 UC 与 CD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意义。结果ASCA 在区分 IBD 与健康对照组、CD 组与 UC 组的 AUC 分别为0．580，0．512，有较低的诊断准确性。anti-CBirl 在区分 IBD 与健康对照组的 AUC 为0．617，其余血清抗体在各组间比较无鉴别诊断意义。ASCA 在 IBD 组的阳性率分别为62．1％（54/87），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的38．7％（24/62）。anti-OmpC，anti-I2在 IBD 组的阳性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其余各对比组间血清抗体的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ASCA 阳性鉴别 CD 与 UC 的特异度、敏感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52．4％、66．7％、81．48％、33．33％，anti-OmpC，anti-I2和 anti-CBirl 鉴别 CD 和 UC 的特异度在81．0％～100．0％，敏感度在9．1％～37．9％。联合 ASCA 阳性或 anti-I2阳性诊断 CD 的特异度、敏感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57．1％、86．4％、82．6％、50．0％。CD 患者中 ASCA 或 anti-I2的阳性率显著高于 UC 组[84．8％（56/66）比57．1％（12/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33，P ＝0．018）。结论ASCA 阳性对于中国 IBD 患者的检测有一定意义，检测 anti-I2可用于 ASCA 阴性 CD 患者的辅助诊断。anti-OmpC和 anti-CBirl 由于敏感度和阳性率均较低，对于国人诊断 IBD，以及鉴别 UC 和 CD 意义不大。

目的 探讨 NSAID 相关大鼠小肠上皮屏障损伤的评价方法及机制，并研究黏膜保护剂和抑酸剂对上皮屏障的保护作用。方法将96只大鼠分成形态学观察组和机制研究组，每组48只。每组再分成8个亚组，分别为健康对照组、模型组（采用吲哚美辛造模）、替普瑞酮预防组、雷贝拉唑预防组、治疗对照组、替普瑞酮治疗组、雷贝拉唑治疗组，以及替普瑞酮、雷贝拉唑联合治疗组（简称联合治疗组），每个亚组6只。应用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在体检测各亚组大鼠小肠脱落细胞间隙密度。采用ELISA 法检测各亚组大鼠血清 TNF-α水平，采用 Western 印迹法检测各亚组空肠组织 caspase-3， NF-κB，闭锁小带蛋白1和闭合蛋白水平。统计学处理采用 LSD-t 检验或 Hamhane′s T2检验。结果替普瑞酮预防组和雷贝拉唑预防组大鼠空肠组织的脱落细胞间隙密度分别为（57．43±24．55）/1000和（59．80±21．14）/1000，均低于模型组的（110．93±50．58）/1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53．50、54．13，P 均＜0．01）。联合治疗组的脱落细胞间隙密度为（40．53±15．39）/1000，低于治疗对照组的（93．80±40．65）/1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44．27，P ＜0．01）。替普瑞酮预防组和雷贝拉唑预防组的血清 TNF-α水平分别为（25．80±8．97）和（22．74±7．15）ng/L，均低于模型组的（44．48±7．42）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8．68、21．74，P 均＜0．01）。联合治疗组 TNF-α水平为（13．66±4．98）ng/L，低于治疗对照组的（24．67±6．70）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02，P ＜0．01）。替普瑞酮预防组和雷贝拉唑预防组的空肠组织 caspase-3水平分别为1．47±0．35和1．58±0．34，NF-κB 水平分别为1．27±0．14和1．21±0．10，与模型组（2．44±0．45和1．69±0．13）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0．97、0．86、0．42、0．48，P 均＜0．01）。联合治疗组的 caspase-3和 NF-κB 水平分别为0．66±0．06和0．44±0．21，低于治疗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0．34、0．56，P 均＜0．01）。替普瑞酮预防组和雷贝拉唑预防组的闭合蛋白水平分别为0．69±0．16和0．74±0．11，闭锁小带蛋白1水平分别为0．81±0．08和0．84±0．12，与模型组（0．45±0．22和0．64±0．07）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0．24、0．29、0．17、0．21，P 均＜0．01）。联合治疗组的闭合蛋白和闭锁小带蛋白1水平分别为2．50±0．46和1．76±0．18，高于治疗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50、0．76，P 均＜0．01）。结论脱落细胞间隙密度或可作为预测炎性反应程度、上皮屏障通透性，以及评价药物疗效的有价值的指标。替普瑞酮和雷贝拉唑对 NSAID 相关大鼠小肠损伤有较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目的 探讨小檗碱对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动物模型 Apc（Min/＋）小鼠肠道息肉组织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和环氧合酶-2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将20只4周龄 Apc（Min/＋）小鼠均分为小檗碱组和对照组，每组10只。对照组正常饮水。小檗碱组饮水中混入0．1％小檗碱。12周后处死小鼠，分离小肠和结肠，计数息肉数量。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息肉组织中 F4/80、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甘露糖受体（MR）、环氧合酶-2的表达情况。采用 Western 印迹法检测环氧合酶-2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两组间比较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小檗碱组肠道息肉总数（11．50±2．05）、小肠息肉数量（10．50±1．77）、结肠息肉数量（1．00±0．46）均少于对照组（30．63±1．69、28．00±2．00、2．63±0．7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16．727、16．952、3．162，P ＝0．001、0．001、0．010）。小檗碱组息肉组织间质中 F4/80阳性细胞所占比例[（17．40±4．23）％]低于对照组[（31．24±6．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327，P ＝0．043）。小檗碱组息肉组织间质中 iNOS 阳性巨噬细胞所占比例[（7．43±1．78）％]高于对照组[（2．72±0．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7．335，P ＝0．004）。小檗碱组息肉组织间质中 MR 阳性巨噬细胞所占比例[（19．52±1．54）％]低于对照组[（12．63±0．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634，P ＝0．016）。小檗碱组息肉组织间质中环氧合酶-2阳性细胞所占比例[（3．38±0．51）％]低于对照组[（7．60±0．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7．234，P ＝0．001）。小檗碱组息肉组织中环氧合酶-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结论小檗碱可能通过干预 Apc（Min/＋）小鼠肠道息肉组织中 TAM 的分化，抑制环氧合酶-2的表达，从而发挥抑制息肉生长的作用。

目的 观察艾普拉唑联合铋剂10 d 标准四联方案及序贯方案治疗H ．pylori 感染慢性胃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经胃镜、快速尿素酶试验确诊的H ．pylori 阳性慢性胃炎初治患者200例，按区组随机化分组法分为标准四联方案组和序贯疗法方案组，每组100例，分别接受艾普拉唑＋枸橼酸铋钾＋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左氧氟沙星的10 d 标准四联方案或艾普拉唑＋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左氧氟沙星＋呋喃唑酮的10 d 序贯疗法方案。疗程结束后4～6周内行14 C尿素呼气试验检测H ．pylori根除情况，并观察临床症状改善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 检验，无序分类资料比较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有序分类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结果标准四联方案组和序贯疗法方案组H ．pylori 根除率符合方案数据分析分别为88．54％（85/96）和87．23％（82/94）；意向性分析分别为85．00％（85/100）和82．00％（82/100）。标准四联方案组和序贯疗法方案组对上腹痛、反酸、烧心等临床症状缓解有效率分别达95．83％（92/96）和95．74％（90/94），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6．25％（6/96）和7．44％（7/94），且轻微。两组患者在上述3个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结论艾普拉唑联合铋剂10 d 标准四联方案或10 d 序贯疗法方案治疗H ．pylori阳性慢性胃炎患者均可取得临床症状改善率高、不良反应轻、H ．pylori根除率高的疗效。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在发达国家是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其发病率与病死率呈逐年攀升态势。结直肠癌的治疗方面，目前仍提倡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包括手术、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等。手术可选择传统开放术式和腹腔镜等微创手术，其中单孔腹腔镜手术（single incision laparoscopic surgery，SILS）、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NOTES）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robotic surgery）是目前微创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IBS 是以慢性腹部不适，伴有排便性质改变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是较为常见的胃肠道功能性疾病之一。全球有7％～10％的人群深受IBS的困扰。虽然 IBS 的发生及其机制尚未明确，但已有研究表明，IBS 的发生可能与胃肠道动力异常、内脏高敏感、精神心理异常、肠黏膜免疫功能异常及遗传等因素有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IBS 患者在进冷食和受寒后容易诱发或加重腹部症状。国内有学者认为此现象在我国较为多见。同时，温度敏感性受体的发现，为探究IBS患者对温度敏感性增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研究就温度刺激与IBS关系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沙利度胺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谷氨酸衍生物，其化学名称为 N-2（2，6-二氧-3-哌啶基）-邻苯二甲酸亚胺。沙利度胺经口服途径给药，吸收半衰期约为1．7 h，服药后2．9～5．7 h 其血药浓度达到最高峰值。1958年，沙利度胺被用于治疗妊娠呕吐，并在各国被广泛使用，后因发现其具有致胎儿海豹样短肢畸形的严重不良反应而被强制退出市场。1965年，以色列皮肤病学家 Sheskin 发现沙利度胺对麻风结节性红斑具有快速抗炎作用。此后，随着对沙利度胺药理机制认识的进一步深入，这个曾经被停用的药物再次获得了重视，其在各个系统疾病治疗中发挥了新的作用。现对沙利度胺在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应用探索进行综述。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种非特异性肠道炎性疾病，主要包括 CD、UC 和未定型结肠炎。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MSC）具有促进 IBD损伤肠黏膜愈合并纠正黏膜免疫功能异常的作用。目前MSC 治疗 IBD 的途径多为经静脉移植，到达病变肠道局部并发挥黏膜修复作用的细胞数量有限。

按GB3358—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常用如下：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x（中位数仍用M）；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s；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sx-；④t检验用英文小写t；⑤F检验用英文大写F；⑥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χ2；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υ；⑨概率用英文大写P（P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t值、χ2值、q值等），以上符号均用斜体。

2014年本刊对一些消化科医师都比较熟悉的常用词汇将允许直接用缩写，即第1次出现时，可以不标注中文，如下所列（按英文缩写的首字母顺序排列）：

为进一步提升杂志的学术品质，展示消化学科的学术发展，《中华消化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于2014年6月邀请了近40位编委和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各学组／协作组专家，集中讨论了2015年的杂志选题报道计划。

本刊法定计量单位具体使用参照1991年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编辑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一书。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合使用，如 ng·kg^-1·天^-1应改为如 ng·kg^-1·d^-1；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1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 ng／kg／min 应采用 ng·kg^-1·min^-1的形式；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前例不宜采用ng／kg·min^-1的形式。在首次出现不常用的法定计量单位处用括号加注与旧制单位的换算系数，下文再出现时只列法定计量单位。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单位使用 mmHg 或 cmH2 O，但文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加注（1 mmHg＝0．133 kPa）。正文中时间的表达，凡前面带有具体数据者应采用 d、h、min、s，而不用天、小时、分钟、秒。统计学符号一律用斜体字母。

食管癌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也是最常见的癌症相关死亡原因。食管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质量。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DNA 损伤修复系统发挥重要作用，该通路关键基因的遗传改变可能导致 DNA 损伤修复功能的改变，进而引发肿瘤。食管癌的发病与人体 DNA 损伤修复能力密切相关。

淋巴上皮瘤样癌是指发生于鼻咽部以外、形态学特点与鼻咽未分化癌相似的一类肿瘤，其病理特点为癌块由肿瘤细胞巢团和淋巴基质组成。该病可发生于食管、唾液腺、肺、胸腺、宫颈、膀胱、输尿管、喉、皮肤、睾丸、肾盂和胆管等部位，而发生于胃的淋巴上皮瘤样癌（胃淋巴上皮瘤样癌， lymphoepithelioma-like gastric carcinoma，LELGC）则非常少见，最早由 Watanabe 等于1976年报道。目前国内报道较少，缺乏综合临床资料，术前诊断困难。

结直肠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有研究表明缺乏对锯齿状病变的正确认识是结直肠癌发病率持续增加的原因之一。据报道，2007年仅10％～15％的结直肠癌来自锯齿状病变，但2011年 Snover提出35％的结直肠癌来自锯齿状病变。本研究检测鼠类肉瘤滤过性病毒致癌基因同源体 B1（v-Raf murine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B1，BRAF）、促红素人肝细胞（erythropoietin-producing hepatoma cell line B2，EphB2）蛋白在锯齿状腺瘤（serrated adenomas，SA）、传统腺瘤、结直肠癌中的表达量，观察各蛋白的表达部位，并与传统腺瘤及结直肠癌比较，旨在加强对 SA 的认识，提高诊断的正确率。

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non-variceal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NVUGIB）是临床常见的急重症之一，发病急，病情凶险，危及患者生命。国外资料显示，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病死率约占年均总住院人数的10％。2011年亚太地区 NVUGIB 专家组针对临床常见的12个关键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而目前我国消化内科医护人员对NVUGIB 管理的认识情况尚不明，故现通过2012年江苏省消化年会会议期间的 NVUGIB 问卷调查，拟了解江苏部分地区医护人员对 NVUGIB 的认知程度。

“中华医学会第14次全国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将于201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重庆市隆重召开。大会由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办，重庆市医学会和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承办。

患者女，45岁。因下腹痛1个月、便血2 d 于2011年11月24日入院。患者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下腹阵发性绞痛，不剧烈，持续数分钟，自行缓解，无放射痛，无其他不适，入院前2 d 再次出现下腹持续性绞痛，以左下腹明显，解2次黄色水样便后解暗红色血便3次，量共约200 mL，伴恶心、呕吐，无发热。既往有干燥综合征病史10年，现口服泼尼松10 mg，1次／d，硫酸羟氯喹0．1 g，3次／d 等。有海鲜过敏史，表现为皮疹。

例1患者女，63岁，反复腹痛十余年，加重1个月余。实验室检查：血清运铁蛋白1．97 g／L，CD3阳性细胞比例80．0％，CD8阳性细胞比例36．5％，ESR 48 mm／1 h，T 细胞斑点试验阴性，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ANCA）阴性，CRP 水平正常。CT 检查示回盲部、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肠壁轻度增厚，局部肠腔狭窄，增强扫描示前述增厚的肠壁异常强化。肠镜检查示回盲部至结肠肝曲黏膜粗糙，散布形状不规则的溃疡且有脓苔附着，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黏膜粗糙，充血水肿，散在纵形溃疡和形状不规则的溃疡，表面亦有脓苔附着，局部肠腔轻度狭窄。肠镜活组织病理检查示回盲部和结肠急慢性炎性反应，降结肠隐窝脓肿，少量渗出坏死，炎性肉芽组织形成，部分区域可见小静脉和微静脉炎。诊断为白塞病肠病。

患者男，39岁，因反复上腹痛2年，加重伴咳嗽1 d，于2013年12月21日入院。患者2年前因上腹痛，就诊于外院，经 MRI 诊断为胆总管结石伴扩张，经内科保守治疗后好转，2年中未再有类似发病。入院1 d 前患者感上腹不适加重，伴有咳嗽，咳痰，痰中可见胆汁，门诊拟胆总管结石，肺部感染收住入院。10年前有黄疸肝炎病史，3年前有胃溃疡伴出血病史。体格检查：皮肤巩膜无黄染，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两肺呼吸音粗，两肺闻及湿音，腹平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无移动性浊音。

患者男，75岁，因腹胀、腹痛伴肛门停止排便10 d 入院。患者于2013年10月28日无明显诱因出现腹胀，伴阵发性腹部隐痛，并逐渐加重，同时肛门排气减少，停止排便，无畏寒、发热、恶心、呕吐、血便、尿少、尿黄等表现。在外院腹部CT 平扫示：升结肠及横结肠壁异常增厚、肿胀，小肠肠管扩张积气，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肝肾多发小囊肿。诊断为肠梗阻原因待查，予抗炎、补液、灌肠等治疗，1周后症状未见好转来诊。自患病以来，体质量减轻5 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