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 第34卷第09期

随着消化内镜技术临床应用的普及，胃镜、结肠镜、小肠镜、超声内镜及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等各类内镜技术均能获取组织学或细胞学的标本，进而做出病理学诊断，对疾病的诊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各类消化内镜技术不同，胃镜、结肠镜或小肠镜下黏膜活组织检查（以下简称为活检）、息肉切除术、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EMR ）、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以及超声内镜穿刺术、ERCP 下胆胰管刷检与活检等获得组织细胞标本的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内镜医师和病理医师的密切配合就显得十分重要。

目的 探讨经导管肝动脉化学疗法栓塞（TACE）联合选择性门静脉栓塞（SPVE）治疗在肝癌二期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纳入2010年9月至2013年9月采用 TACE 或 TACE 联合SPVE 治疗的不能行一期手术切除的右肝癌患者107例。其中采用 TACE 治疗的55例，采用 TACE 联合 SPVE 治疗的52例。观察治疗成功情况与患者的并发症、不良反应、各肝叶体积变化和肝癌手术切除率。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结果107例肝癌患者均顺利完成TACE或 TACE 联合 SPVE 治疗，技术成功率为100％。治疗期间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异位栓塞、肝功能衰竭、穿刺道出血、消化道出血、胆漏和肝脓肿等并发症。治疗后不良反应主要有肝功能损伤，肝区胀痛，发热，恶心、呕吐等。治疗后4周，TACE 组与 TACE 联合 SPVE 组肝癌患者右肝及肿瘤体积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缩，而 TACE 组患者左肝体积无明显变化，TACE 联合 SPVE 组患者左肝体积明显增大。TACE 组与 TACE 联合 SPVE 组患者治疗前的预计残余肝体积（RLV）分别为（404.0±46.3）cm^3和（393．9±65．7）cm^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927，P ＝0．356），治疗后4周的预计 RLV 分别为（415．4±45．7）cm^3和（567．3±88．7）cm^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1．219，P ＜0．05）。随访3～6个月，TACE组与 TACE 联合 SPVE 组患者手术切除率分别为38．2％（21/55）和86．5％（45/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440，P ＜0．01）。结论对于不能行一期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在术前采用 TACE 联合 SPVE治疗，能有效控制肿瘤生长，缩小肿瘤体积，增加 RLV，从而提高二期手术切除率。

目的 探讨影响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NVUGIB）患者内镜检查时间的危险因素。方法纳入2001年1月至2011年12月经内镜确诊为 NVUGIB 的患者441例，分为≤24 h 内镜检查组233例和＞24 h 内镜检查组208例，分析两组患者的人口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特点。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内镜检查时间的多因素分析。结果≤24 h 和＞24 h 内镜检查组合并症发生率分别为9．0％（21/233）和19．7％（41/2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411，P＝0．001）；平均收缩压分别为（118±19）和（122±19）mmHg（1 mmHg＝0．133 kP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99，P ＝0．036）；入院时平均 Hb 水平分别为（98±27）和（93±28）g/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40，P ＝0．102）；病死率分别为1．3％（3/233）和5．3％（11/2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723，P ＝0．017）。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合并症（OR ＝2．710，95％CI 为1．502～4．899，P ＜0．01）是影响内镜检查时间的主要因素，年龄、性别、收缩压、入院时 Hb 水平、病变部位和临床症状与内镜检查时间均无关（P 均＞0．05）。结论合并症是 NVUGIB 患者内镜检查延迟的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胃十二指肠溃疡行胃部分切除术后残胃溃疡的临床特点。方法收集2007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期间因良性胃十二指肠溃疡接受胃部分切除术，之后因出现上消化道症状而接受胃镜检查并被诊断为残胃溃疡者272例，其中男237例、女35例，平均年龄为（55．4±13．0）岁。分析残胃溃疡的发生部位、症状和病理组织学变化。计数资料间比较行卡方检验或 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计量资料间比较行 t 检验。结果毕Ⅰ式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溃疡患者进食梗阻感、恶心呕吐、胸骨后痛、胸骨后烧灼感、上腹痛、腹胀、反酸和（或）上腹部烧灼感、呕血和（或）黑便的发生率与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溃疡患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毕Ⅰ式胃大部切除术后胃部溃疡和吻合口溃疡的构成比[分别为24．7％（18/73）和72．6％（53/73）]均高于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分别为10．1％（20/199）和58．3％（116/19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OR＝2．929和1．896，95％CI 为1．448～5．927和1．055～3．409，χ^2＝9．482和4．649，P ＝0．002和0．031）。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输入袢输出袢溃疡的构成比与毕Ⅰ式胃大部切除术后十二指肠溃疡的构成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619）。毕Ⅰ式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溃疡的最大径[（1．1±0．7）cm]大于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0．8±0．6）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591P ＝0．007）。残胃溃疡患者肠上皮化生和（或）不典型增生的发生率为8．1％（22/272），其在胃部溃疡、吻合口溃疡、鞍部溃疡、输入袢输出袢溃疡中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残胃溃疡患者残胃癌的发生率为4．0％（11/272），其在胃部溃疡、吻合口溃疡、鞍部溃疡、输入袢输出袢溃疡中的发生率分别为13．2％（5/38）、2．4％（4/169）、1．8％（1/55）、1/10，胃部溃疡的残胃癌发生率高于吻合口溃疡和鞍部溃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OR ＝6．250和8．182，95％CI 为1．593～24．519和0．915～73．126，χ2＝8．687和4．788，P ＝0．012和0．040），其余各部位溃疡间残胃癌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毕Ⅰ式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溃疡中肠上皮化生和（或）不典型增生的发生率及残胃癌的发生率与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650和0．733）。11例残胃癌患者中，术后≤20年、＞20年且≤30年、＞30年者分别有1、3、7例。结论残胃溃疡患者肠上皮化生和（或）不典型增生及残胃癌的发生率均较高，残胃癌好发于残胃端。

目的 获得我国健康人不同年龄及性别肛门直肠动力及感觉功能参数的正常值。方法收集4个医疗中心的健康受试者，按年龄分为3组：Ⅰ组为18～39岁，Ⅱ组为40～59岁，Ⅲ组为≥60岁。应用气液压毛细灌注系统和 Pc Polygraf HR 台式高分辨消化道动力监测系统测定受试者静息状态下肛门括约肌参数；嘱受试者模拟排便，记录与排便相关的参数；最后向气囊充气评估直肠肛门抑制反射（RAIR）及直肠排便感知功能。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别比较3个年龄组和不同性别受试者间的各项参数。结果共纳入健康受试者166名，Ⅰ组79名，其中男40名；Ⅱ组68名，其中男29名；Ⅲ组19名，男11名。肛门括约肌参数中3个年龄组间肛门括约肌长度（ASL）、有效肛门括约肌长度（VASL）、肛门括约肌静息压（RASP）、肛门括约肌最大缩榨压（SASP）及肛门括约肌有效缩榨压（VSASP）时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男性 SASP[（180．13±8．10）mmHg，1 mmHg＝0．133 kPa]明显高于女性[（143．93±6．59）mmHg，t＝-3．489，P ＝0．001]，其他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排便相关参数中3个年龄组间模拟排便时直肠内压、直肠-肛门括约肌压力梯度（RAPG）、肛门括约肌松弛率（ASRR）及排便时直肠-肛门括约肌同步（RAC）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男性模拟排便时直肠内压[（61．23±3．46）mmHg]和 RAPG[（40．04±4．08）mmHg]明显高于女性[（44．47±2．32）mmHg，t＝-4．075；（24．00±2．59）mmHg，t ＝-3．367，P 均＜0．01]，男女之间其他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所有受试者 RAIR 均存在，3个年龄组及不同性别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直肠排便感知功能中3个年龄组之间初始阈值（FRS）、排便阈值（CR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但Ⅱ组和Ⅲ组最大耐受阈值（MRTS）明显高于Ⅰ组[（194．41±6．32）mL，（200．00±12．75）mL 比（167．80±5．00）mL，F ＝6．698，P ＜0．002]。不同性别之间 FRS、CRS 及 MRTS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结论我国男性人群的 SASP、模拟排便时直肠内压和 RAPG 明显高于女性，直肠排便感知的 MRTS 随着年龄增高而增加。

目的 研究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PI-IBS）模型豚鼠肠系膜神经自发性电活动变化，以及肠系膜神经对压力和酸刺激的反应，明确肠系膜神经是否参与了 PI-IBS 的发病。方法20只成年雌性豚鼠平均分为 PI-IBS 组和对照组，每组10只。PI-IBS 组豚鼠一次性给予8000～10000条旋毛虫幼虫灌胃，饲养6～8周建立 PI-IBS 模型。取两组豚鼠近端空肠肠管，分离肠系膜神经，使用细胞外神经电生理记录仪记录对照组和 PI-IBS 组肠系膜神经自发性电活动。分别给予不同压力[5、10、20、30 cmH2O （1 cmH2O＝0．098 kPa）]扩张和不同浓度 HCl 溶液（1、10、20、30 mmol/L）刺激两组离体肠管，记录肠系膜神经电活动变化。两组之间比较用非成对 t 检验。结果PI-IBS 组肠系膜神经自发性放电频率为（75．98±14．01）Hz，低于对照组的（31．36±4．71）Hz，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55，P ＜0．01）。PI-IBS组肠管经5、10、20、30 cmH2O 压力扩张后，肠系膜神经放电频率较基线分别增加（36．21±12．41）Hz、（40．18±10．48）Hz、（45．72±10．11）Hz、（56．05±9．27）Hz；而对照组放电频率在各相同压力扩张后较基线分别增加（20．00±5．28）Hz、（22．13±3．34）Hz、（28．55±4．80）Hz、（35．07±7．56）Hz，均明显低于 PI-IBS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0、3．19、4．85、5．55，P ＝0．028、0．006、0．009、0．003）。PI-IBS组肠管在1、10、20、30 mmol/L HCl 溶液刺激后肠系膜神经放电频率分别增加（2．10±0．89）Hz、（10．87±3．30）Hz、（19．59±2．99）Hz、（34．49±6．80）Hz，而相同浓度 HCl 溶液刺激后对照组增加的放电频率，分别为（0．26±0．21）Hz、（5．55±3．91）Hz、（7．70±2．53）Hz、（14．90±10．10）Hz，均明显低于相应的 PI-IBS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36、3．29、9．60、5．09，P ＝0．002、0．049、＜0．01、0．005）。结论PI-IBS 豚鼠肠系膜神经自发性电活动增加，对压力和酸刺激更敏感，提示肠系膜神经高敏感在PI-IBS 发病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目的 研究环丙沙星对行回盲部切除术后 IL-10基因敲除小鼠（CD 模型小鼠）的吻合口及小肠炎性反应及纤维化的影响。方法将12只敲除 IL-10基因的雄性 C3H/HeJBir 小鼠平均分成对照组和环丙沙星组，小鼠行回盲部切除、回肠结肠吻合术建立模型后，对照组无任何干预措施，环丙沙星组予口服环丙沙星50 mg·kg^-1·d^-1，共4周。处死所有小鼠，取吻合口附近肠道组织行 HE 及天狼星红染色，并进行组织学评分，用 ELISA 法检测吻合口附近肠道组织及小肠 IFN-γ、TGF-β的含量，用实时定量 PCR 检测前胶原α1含量。采用 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环丙沙星治疗组小鼠吻合口（2．50±0．55）和小肠（1．67±0．52）炎性反应水平较对照组（3．67±0．63、2．83±0．75）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273、-5．188，P 均＜0．05）；并且 IFN-γ的水平也明显下降，分别为（0．72±0．22）pg/mg 比（1．76±0．43）pg/mg 和（0．23±0．12）pg/mg 比（0．78±0．52）pg/m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7．354、-5．268，P 均＜0．05）。但环丙沙星并不能明显降低小鼠的吻合口及小肠的纤维沉积，TGF-β的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环丙沙星减轻 CD 模型小鼠吻合口炎性反应的作用有限，术后可能需要维持用药，才能减少吻合口疾病复发。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 缺乏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之间的相关性。方法纳入2013年4至6月门诊体格检查人群中符合 NAFLD 诊断标准的患者104例，以及同期体检人群中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98名。通过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完成临床资料采集；上腹部超声检查判定肝脏脂肪变严重程度；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25-羟维生素 D[25（OH）D]浓度。采用两独立样本t 检验、卡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25（OH）D 浓度与 NAFLD 的相关性。结果NAFLD 组的 BMI、腹围、血压、AST、ALT、GGT、LDH、尿酸、TG、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41，P ＝0．004）；两组的血清25（OH）D 浓度及钙、磷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年龄、BMI 的分层研究显示，≤30岁的 NAFLD 患者中25（OH）D 缺乏（＜37．5 nmol/L）的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χ^2＝6．679，OR ＝13．71，P ＝0．025）；BMI ≤25 kg/m2的NAFLD 患者中25（OH）D 缺乏的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χ^2＝3．734，OR ＝4．97，P ＜0．01）。BMI ≤25 kg/m^2群体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校正年龄、性别及代谢综合征等混杂因素后，25（OH）D 浓度与 NAFLD 呈负相关（OR ＝1．16，95％ CI ：1．03～1．30，P ＝0．032）。结论维生素 D 缺乏可能是≤30岁和 BMI≤25 kg/m^2的 NAFLD 患者发病的危险因素。

目的 寻找胰腺导管腺癌（PDAC）预后相关基因并探讨其分子调控机制。方法从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基因表达数据库中选取102例包含完整临床生存资料的 PDAC 患者的基因表达谱数据。从 Transfac 数据库中收集到106个转录因子调控基因集合。使用 PicTar 和 TargetScanS 算法收集到715个 miRNA 靶向调控基因集合。生物学通路数据来源于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已知癌基因数据来自癌基因普查（CGC）数据库。使用单因素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基因表达谱数据与生存时间的相关性，得到全基因组范围内的与生存相关的候选基因。使用超几何分布算法分析3种数据集的基因富集情况。使用 BH-FDR 算法进行多重矫正检验（要求假阳性率＜0．05）。采用 Kaplan-Meier 法对 PDAC 患者进行生存曲线分析。结果单因素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102例PDAC 患者数据后显示，有273个基因与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相关（P ＜0．0001）。将273个生存基因针对106个转录因子调控基因集合进行富集分析，得到12个富集生存基因的转录因子靶基因集合。将273个生存基因针对715个 miRNA 靶向调控基因集合进行富集分析，得到11个富集生存基因的miRNA 靶向调控基因集合。将273个生存基因针对 KEGG 通路数据进行富集分析，得到15个富集生存基因的生物学通路。生物钟周期基因2可能在转录水平受到转录因子 CCAAT 框/增强子蛋白（CEBPA）的调控，同时在转录后水平受到 miRNA-32的调控，进而通过昼夜节律通路影响 PDAC 的预后。102例 PDAC 患者按生物钟周期基因2表达量从高到低排序，前51例归为生物钟周期基因2高表达组，其余归为生物钟周期基因2低表达组，行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后显示，生物钟周期基因2与PDAC 的预后显著相关（P ＜0．01）。结论CEBPA/miRNA-32/生物钟周期基因2及其相关的生物钟节律通路可能是干预 PDAC 发展的靶通路，与 PDAC 预后相关。

笔者有幸在中国、美国都从事消化内科临床医师工作多年，近年来有许多中国消化内科医师到访，建议谈谈美国医学教育和消化科医师的规范化培养，故撰此文希望能给国内同行一些参考。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FAP）是一种与抑癌基因结肠腺瘤性息肉病（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APC）基因突变相关的显性遗传病，多在青少年时期即发病，其病变主要表现为结直肠内多发性腺瘤性息肉，少数可累及胃、十二指肠等上消化道甚至全消化道。由于其恶变率近乎百分之百，所以大多数患者在30岁之前便接受了预防性全结肠或者全结直肠切除术。

肝脏在药物代谢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肝硬化是所有慢性肝脏损害长期、反复作用形成的肝纤维化的最终病理阶段，病理组织学上表现为广泛肝细胞坏死、脉管系统变形、小叶结构被破坏和假小叶形成。药物在肝硬化患者体内的代谢过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科学合理地选择药物种类和把握用药剂量是改善肝硬化患者预后、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关键。

目前国外学者认为H．pylori感染是一种感染性疾病，把H．pylori根除方案按意向性（intention-to—treat，ITT）分析的根除率分为5个等级，认为作为只有根除率超过85％的方案才是可接受的。最新Maastricht Ⅳ共识指出，在克拉霉素高耐药率地区，首先推荐含铋剂四联方案，如无铋剂则推荐序贯疗法或伴同疗法；在克拉霉素低耐药率地区除推荐标准三联方案外，也推荐含铋剂四联方案作为一线方案。我国最新发表的H．pylori诊治共识报告指出，无论一线和补救治疗均可使用含PPI、铋剂和两种抗菌药物的四联方案。

患者男，27岁，入院前1个月进食油腻食物后出现中上腹胀痛，向右侧腰背部放射，体温最高40℃。当时查血白细胞计数10．64×10^9／L，中性粒细胞0．765，ALT 71 U／L，AST 73 U／L，TBil 8．3μmol／L，DBil 3．6μmol／L，ALP 156 U／L， GGT 104 U／L，血淀粉酶217 U／L。腹部超声和 CT 提示急性胰腺炎，胆囊结石，胆囊壁增厚（14 mm），胆总管4 mm，肝脾肾未见异常。外科就诊，考虑急性发作期局部粘连较为严重，暂不考虑外科手术治疗，建议内科保守，遂予禁食、抗感染、生长抑素、加贝酯等对症处理。患者症状逐渐消失，体温和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开放半流质饮食后出院。出院后2周患者再次出现中上腹痛，来院就诊。无恶心、呕吐，体温正常，两便如常。入院体格检查：腹平软，中上腹轻压痛，墨菲征可疑阳性，无反跳痛、肌卫，无其他阳性体征。

为进一步提升杂志的学术品质，展示消化学科的学术发展，《中华消化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于2014年6月邀请了近40位编委和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各学组／协作组专家，集中讨论了2015年的杂志选题报道计划。

2014年本刊对一些消化科医师都比较熟悉的常用词汇将允许直接用缩写，即第1次出现时，可以不标注中文，如下所列（按英文缩写的首字母顺序排列）：

本刊法定计量单位具体使用参照1991年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编辑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一书。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合使用，如 ng·kg^-1·天-1应改为如 ng·kg^-1·d^-1；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1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 ng／kg／min 应采用 ng·kg^-1·min-1的形式；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前例不宜采用ng／kg·min^-1的形式。在首次出现不常用的法定计量单位处用括号加注与旧制单位的换算系数，下文再出现时只列法定计量单位。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单位使用 mm Hg 或 cm H2O，但文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加注（1 mm Hg＝0．133 kPa）。正文中时间的表达，凡前面带有具体数据者应采用 d、h、min、s，而不用天、小时、分钟、秒。统计学符号一律用斜体字母。

1．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DOI）是对包括互联网信息在内的数字信息进行标识的一种工具。在传统的出版物中，书刊、磁带、光盘都有国际标准编号（ISBN、ISSN、ISCN）及其条形码，作为出版物的唯一标识。这些标识使出版物得到有效的管理，便于读者查找和利用。而网上的文档一旦变更了网址便无从追索。

为了保证优秀的医学科研成果能够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上尽快地发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要求各编辑部建立优秀论文发表的“快速通道”，现将有关事宜规定如下。

“中华医学会第14次全国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将于201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重庆市隆重召开。大会由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办，重庆市医学会和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承办。

我国和日本均是胃癌高发区。中国山西省以胃贲门癌高发，日本以胃窦癌高发。研究表明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癌前病变。日本的胃癌与慢性萎缩性胃炎高度相关，而中国山西省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则相对较少，似乎两者的发病机制有所不同。现本研究对中国山西省人民医院和日本川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联合调查研究，拟比较不同地区胃癌和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情况及关联。

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正逐年升高。结直肠癌往往由结直肠腺瘤发展而来，早期切除可降低其发生率，因此结肠镜检查结合息肉切除术可有效预防结直肠癌。然而，结肠镜下切除非肿瘤性息肉并进行病理学检查不仅费用高，而且不必要的治疗会引起出血、穿孔等并发症。国外针对最大径≤5 mm 的息肉采取“切除丢弃（resect and discard）”的方法，这是结直肠癌治疗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切除丢弃”策略中要求，对于最大径≤5 mm 的息肉的肿瘤性诊断与组织病理结果的准确率要高于90％，且对肿瘤的阴性预测值要高于90％。窄带成像技术作为新型的内镜成像技术，操作简单，与传统的白光内镜相比，对腺管开口及微血管形态有更高的分辨率，有利于早期发现腺瘤并及时进行治疗。目前，窄带成像技术评估在对息肉病理诊断的准确度方面仍有不完善和争议之处。因此，本研究拟评估窄带成像技术预测最大径＜10 mm 的结直肠小息肉肿瘤性病变的准确性。

肠纤维化导致的肠狭窄是 CD 的常见并发症，超过1／3的 CD 患者因肠狭窄接受手术治疗，术后约70％的患者再次发生狭窄，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是一种含硫氨基酸，参与心、肝、肺、肾等脏器的纤维化过程。有研究显示，CD 患者血浆和肠黏膜中 Hcy 水平明显增高，但 Hcy 是否参与 CD 肠纤维化过程尚不明确。本研究探讨 Hcy 对三硝基苯磺酸（trinitrobenzene sulphonic acid，TNBS）所致实验性结肠炎大鼠肠纤维化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

近年来，随着结直肠内镜超声（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关内镜超声诊治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NEN）的文献报道逐渐增多，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内镜超声对直肠 NEN 的临床诊治，尤其是指导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直肠 NEN 的内镜超声诊断准确性，以及与其他黏膜下病变（submucosal lesion，SML）的鉴别诊断尚少有系统的临床研究。本研究利用病理组织学确诊的33例直肠 NEN 与28例直肠其他 SML的内镜超声资料，研究内镜超声对直肠 NEN 的诊断准确性，总结其与直肠其他 SML 的内镜超声表现异同点，旨在提高直肠 NEN 的术前确诊率，从而减少或避免不合理的治疗。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消化系统常见疾病，起病急骤，病情发展迅速，严重时常需要危重症监护、内科、外科在内的多学科协调诊治。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而且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所以应尽早对 AP 严重程度、病情进展及预后进行判断，对指导治疗及改善预后有重要临床意义。

患者男，62岁，2009年6月4日第1次结肠镜检查，示盲肠底部最大径为0．5 cm 的溃疡，大部分被覆厚薄不均的白苔，无苔部分溃疡表面呈不规则颗粒状，溃疡边缘稍充血性轻隆起，隆起内缘呈星芒状（图1a）。内镜疑诊0-Ⅱc＋Ⅱa早期癌。病理组织学提示中-重度不典型增生（图1b）。患者拒绝进一步治疗。2010年1月11日第2次结肠镜检查（距第1次7个月7 d），示盲肠底部病变明显增大（图2a），呈广基饱满扁平隆起，隆起中央轻度凹陷，凹陷底部粗大结节状，分布宽窄不一、边缘不整的沟状溃疡。内镜诊断为盲肠广基扁平隆起，性质待定。病理组织学提示局部腺体伴中度不典型增生（图2b）。2012年4月12日第3次结肠镜检查（距第1次2年10个月8 d），示盲肠底部4 cm×3 cm溃疡，表面不规则结节状，散在白污苔，组织僵硬、脆、接触出血；周边部分堤坝高耸，部分界限不清（图3a）。内镜诊断为进展期癌。病理组织学提示盲肠腺癌（图3b）。患者遂于2012年5月22日行手术切除盲肠瘤块，术后病理组织学提示溃疡呈中低分化腺癌，侵及肌层、肠脂肪组织，腺管可见癌栓，淋巴结可见转移（结肠6＋／7，小肠0＋／1）。

患者男，62岁，因间断腹胀1个月于2012年12月1日入院。患者于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胀，腹围增大，于当地医院行超声检查示腹腔积液，考虑肝硬化，利尿治疗效果不佳，并逐渐出现胸闷、气短，间断发热，体温最高达38℃。入院后体格检查发现颌下、颈部和双侧腋下有多枚花生大小的肿大淋巴结，质稍硬，活动度可，无触痛。腹膨隆，稍韧，中上腹压痛，移动性浊音阳性。血常规 PLT 21×10^9／L，余正常。总蛋白46 g／L，白蛋白21．4 g／L。凝血系列检验阴性。血清蛋白电泳＋免疫固定电泳显示，白蛋白下降（40．0％），α蛋白上升（15．1％），γ蛋白上升（33．9％），余正常。胸腹部 CT 示心包积液、双侧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双侧腋下、纵隔、腹膜后多发肿大淋巴结，见图1、2。

患者女，41岁，于2012年7月15日以发热待查，疑诊为肠梗阻收入院。患者于10 d 前因食海鲜后出现腹痛、腹胀伴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伴低热，最高体温为37．9℃，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并给予抗感染、止吐、补液等对症治疗，症状无明显好转。入院前2 d 出现腹痛、腹胀加重，伴肛门停止排气、排便。病程中患者未出现面部红斑、光过敏、口腔溃疡、明显脱发。患者有关节炎病史。入院体格检查：体温37．7℃，脉搏78次／min，呼吸18次／min，血压126／75 mmHg（1 mmHg＝0．133 kPa），神志清楚，发育正常，营养中等，全身皮肤无黄染，未见皮疹，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心肺听诊无异常。腹平软，未见胃型及蠕动波，肝脾肋下未触及。中、下腹部轻压痛，无反跳痛及肌紧张。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亢进，7～9次／min。双手指关节轻度肿大，无关节畸形。双下肢无水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