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 第93卷第46期

目的探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患者夜间心律失常的临床特征。方法调查分析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呼吸睡眠科门诊的446例OSAS患者夜间心律失常的发生率、高危因素及发生类型与OSAS严重度之间的相关性。446例患者均接受整夜多导睡眠监测、同步心电监测，根据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分成轻度（5≤AHI<15次/h）、中度（15≤AHI<40次/h）、重度（AHI≥40次/h）3组，观察并分析3组患者夜间发生心律失常的例数及类型。结果在446例患者中，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为24.4%（109/446）。心律失常的发生与OSAS的严重程度和年龄呈正相关（r=1.857，P=0.043和r=1.030，P=0.003）。心律失常以窦性心动过缓（79.8%，87/109）和偶发室性早搏（54.1%，59/109）多见（均P<0.01）。中度和重度OSAS患者中窦性心动过缓、频发房性早搏、合并2种以上心律失常、心房颤动、房室传导阻滞的发生率分别为50.0%、0、42.9%、7.1%、0和90.9%、14.8%、57.9%、4.5%、5.7%，均显著高于轻度患者（均为0）（均P<0.05）。结论OSAS患者夜间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与其严重度和年龄呈正相关，类型以窦性心动过缓和室性早搏常见；中、重度OSAS患者窦性心动过缓、频发房性早搏、合并2种以上心律失常、心房颤动、房室传导阻滞比轻度患者更多见。

目的探讨应用培美曲塞为基础方案化疗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与生存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4月至2012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146例应用培美曲塞为基础方案化疗的NSCLC患者，其中培美曲塞为基础方案一线化疗患者79例（培美曲塞一线治疗组），培美曲塞一线化疗后培美曲塞维持治疗的患者38例（培美曲塞维持治疗组），培美曲塞一线化疗后应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维持治疗的患者29例（TKI维持治疗组）。对不同治疗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进行分析，对培美曲塞一线治疗组及培美曲塞维持治疗组不同EGFR突变状态患者的中位PFS进行比较。结果培美曲塞一线治疗组，培美曲塞维持治疗组和TKI维持治疗组的中位PFS分别为4.6个月（95% CI：2.8~6.4），9.8个月（95% CI：6.1~13.5）和14.5个月（95% CI：11.8~17.2）（P=0.000）。培美曲塞一线治疗组EGFR突变、无突变及突变情况不详NSCLC患者中位PFS分别为5.2个月（95% CI：2.8~7.7），4.0个月（95% CI：0~10.8）和4.6个月（95% CI：3.4~5.8）（P=0.661）。培美曲塞维持治疗组EGFR突变、无突变及突变情况不详NSCLC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8.5个月（95% CI：4.0~13.1），12.6个月（95% CI：11.6~13.7）和8.0个月（95% CI：5.8~10.3）（P=0.468）。结论不同EGFR突变状态下应用培美曲塞为基础方案一线化疗的NSCLC患者生存无明显差异。无论是何种EGFR突变状态，TKI维持治疗较培美曲塞维持治疗均有生存优势。

目的探讨不同分子亚型浸润性乳腺癌的治疗后生存情况。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2000年1月至2011年7月在北京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确诊并在本院完成治疗4491例浸润性乳腺癌病例，根据病例的激素受体状态（H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免疫组织化学结果（HER2++的患者进行了FISH检测），将所有病例分为：HR+/HER2-、HER2阳性及HR-/HER2-3个亚型，分析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治疗后生存情况，并分析各分子亚型在不同淋巴结状态下的生存情况。结果HR+/HER2-（2504例）、HER2阳性（680例）及HR-/HER2-型（1085例）的3年无复发生存（RFS）率分别为94.9%、89.5%与92.3%，生存曲线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淋巴结阳性与淋巴结阴性的3年RFS率分别为87.1%与97.8%，生存曲线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淋巴结阴性组3种亚型的乳腺癌RFS生存曲线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2；而在淋巴结阳性组HR+/HER2-型的RFS明显优于HR-/HER2-型与HER-2阳性型，生存曲线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的治疗后生存情况不同，淋巴结状态可能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目的对胃癌根治术后并发症进行Clavien-Dindo分级，并探讨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分析的方法，回顾性收集湖南省肿瘤医院2010年10月至2013年6月行胃癌根治术的614例患者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出现并发症分为并发症组76例和对照组538例。对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是否存在合并症、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及术后病理分期等临床病理资料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胃癌根治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为12.38%（76例），Clavien-Dindo分级Ⅱ、Ⅲ、Ⅳ和Ⅴ级并发症的发生率分别为56例（9.12%）、14例（2.28%）、3例（0.49%）和3例（0.49%）。与对照组相比，并发症组围手术期输血比例更高[43.42%（33例）比24.16%（130例），P<0.01]，术后住院时间更长[（23±18）比（14±6）d，P<0.01]，而年龄、性别、体质指数、清除淋巴结数目、入院时红血蛋白及白蛋白水平、术中失血量、手术时间和术后病理分期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因素分析发现体质指数>25 kg/m2、存在合并症、糖尿病、胃癌并发症、血红蛋白<100 g/L、白蛋白<30 g/L、腹水、全胃切除、联合脏器切除、手术时间>240 min和围手术期输血与胃癌根治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均有关（均P<0.05）。进一步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围手术期输血（OR=2.78，95% CI：1.42~5.43，P<0.01）和联合脏器切除（OR=1.72，95% CI： 1.14~2.58，P=0.01）是胃癌根治术后发生并发症的独立风险因素。结论对胃癌根治术后并发症进行Clavien-Dindo分级有利于综合比较和评价，尽量减少围手术期输血和避免联合脏器切除或许可以降低其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

目的分析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2年8月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初治42例AITL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特征并分析其预后因素。结果42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9岁（年龄范围34~76岁），其中97.6%（41/42）为Ⅲ~Ⅳ期患者，73.8%（31/42）伴有B症状；85.7%（36/42）以无痛性浅表淋巴结肿大起病；52.4%（22/42）出现结外受侵；64.3%（27/42）起病时乳酸脱氢酶升高；45.2%（19/42）β2-微球蛋白升高；淋巴瘤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达3分即中高危组所占比例最高，占40.5%（17/42）。一线治疗主要采用CHOP（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类方案化疗，44.7%（17/38）获完全缓解。中位随访时间40个月（2~106个月）。1、2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78%、57%和39%。统计学分析显示IPI评分为患者独立预后因素（P=0.009），其余因素包括性别（P=0.311）、年龄（P=0.263）、是否伴有B症状（P=0.102）、Ki-67指数（P=0.146）以及一线化疗方案的选择（P=0.292）均有影响生存的趋势，但尚未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AITL发病年龄偏大，分期晚，预后不佳。IPI评分为患者独立预后因素，患者的性别、年龄、是否伴有B症状、Ki-67指数以及一线化疗方案的选择可能有影响生存的趋势。

目的调查北京市社区老年居民血脂异常及血脂边缘异常的流行病学特征，探讨老年人在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CRF）边缘异常时患血脂异常的相对危险性。方法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调查北京市社区≥65岁居民1974名，采取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生化检测的方法，进行血脂异常及CRF的测定。结果北京社区老年居民中血脂异常的患病率为35.11%（693/1974），而处于血脂边缘异常的居民占28.57%（564/1974），仅36.32%（717/1974）的老年居民处于血脂理想状态；经标化后，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和肥胖这4个主要CRF中，与理想状态相比，具有3项边缘异常人群患血脂异常的OR=1.537，95% CI 0.597~3.959；具有1项危险因素人群患血脂异常的OR=1.898，95% CI 0.993~3.628；具有2项危险因素人群患血脂异常的OR=2.441，95% CI 1.268~4.698；具有3项及以上危险因素人群患血脂异常的OR=4.256，95% CI 2.104~8.608。结论北京社区≥65岁居民血脂异常及边缘异常的患病率较高，随着具有CRF的数目和边缘危险因素的数目的增多，患血脂异常的相对风险逐渐增高。

目的探讨超重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中肝酶异常的患病率，并分析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2011年8月至2012年3月期间，对广东省各地区二级以上医院门诊就诊及住院的已确诊2型糖尿病且合并超重或肥胖的省内常住居民进行横断面调查。肝酶异常的诊断标准：丙氨酸转氨酶>40 U/L和（或）门冬氨酸转氨酶>40 U/L。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肝酶异常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本研究3543例超重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中，709例患者检测到肝酶异常，肝酶异常的患病率为20.0%。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OR=1.603，95% CI：1.247~2.061）、糖化血红蛋白（Hb A1c）（OR=1.049，95% CI：1.005~1.096）、体质指数（OR=1.058，95% CI：1.014~1.103）、腰围（OR=1.019，95% CI：1.006~1.032）、甘油三酯（OR=1.053，95% CI：1.008~1.100）和脂肪肝（OR=1.543； 95% CI：1.244~1.914）是肝酶异常的危险因素，规律运动（OR=0.591，95% CI：0.472~0.740）、控制饮食（OR=0.794，95% CI：0.635~0.993）是肝酶异常的保护因素。结论肝酶异常在超重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患病率较高，降低体重、腰围、甘油三酯和Hb A1c水平及坚持规律运动、控制饮食可能降低肝酶异常的患病率。

目的探讨脂氧酶12（LOX12）基因编码区Arg261Gln单核苷酸多态与肝癌发病风险的相关关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策略，以PCR-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方法，检测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在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经病理确诊的280例肝癌患者（肝癌组）和560名健康对照个体（对照组）的LOX12基因的Arg261Gln位点的基因型，以比值比（OR）及其95%可信区间（CI）比较各基因型与肝癌发病风险的相关关系。结果肝癌组LOX12 261Gln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0.563比0.437）。对照组中LOX12 Arg/Arg、Arg/Gln和Gln/Gln 3种基因型分别占24.3%（136/560）、52.9%（296/560）和22.8%（128/560），而肝癌组这3种基因型分别占19.1%（53/278）、49.3%（137/278）和31.6%（88/278），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与261Arg/Arg基因型携带者相比，261Gln/Gln基因型携带者发生肝癌的风险显著增加（OR=1.83，95% CI：1.18~2.84，P=0.007）。吸烟分层分析显示，Arg261Gln变异对肝癌的致病作用只存在于吸烟人群中，携带261Gln/Gln基因型个体发生肝癌的风险比261Arg/Arg基因型携带者显著高（OR=2.23，95% CI：1.16~4.26，P=0.020）。结论LOX12编码区Arg261Gln遗传变异是肝癌易感性的重要遗传因素。

目的总结经皮心肺辅助循环系统（PCPS）对危重症患者支持治疗的临床经验，并探讨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分析2006年9月至2013年2月收住浙江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22例严重急性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接受PCPS支持的基本资料和治疗情况，按预后将其分为康复出院组与院内死亡组，分析筛选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PCPS辅助循环时间2~334（75±10）h，成功脱机14例（63.6%），出院12例（54.6%），出院组与死亡组的PCPS前血乳酸水平为（4.6±2.0）与（9.5±6.1）mmol/L，心脏射血分数为0.35±0.03与0.26±0.01，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为8.4±1.9与11.1±2.3，多脏器衰竭（>3个）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PCPS是治疗急性严重心肺衰竭的有效手段，PCPS前血乳酸水平、心脏射血分数、SOFA评分、多脏器衰竭（>3）可能是影响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外科治疗的适应证、干预时机及方式。方法回顾性分析了浙江省人民医院自2007年1月至2013年1月收治的115例SAP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外科治疗组62例，保守治疗组53例，治愈率和病死率分别为87.1%和84.9%（P>0.05）、9.68%和9.43%（P>0.05）。外科治疗组行早期干预（<2周）25例，延期干预组（≥2周）37例，平均干预时间分别为（7.5±3.3）d和（23.9±8.5）d（P<0.05）。两组再次外科干预率分别为64.0%和37.8%（P<0.05），病死率分别为16.0%和5.4%（P>0.05）。结论外科治疗在SAP的治疗中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干预方式应根据患者具体病情采取个体化治疗方案。对于胰腺坏死伴感染患者，如其一般情况尚可，应尽可能将手术时间延至病后3~4周。

目的检测BALB/c小鼠哮喘模型的焦虑及抑郁状态。方法20只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哮喘组各10只；哮喘组用鸡卵白蛋白加氢氧化铝致敏和激发，建立BALB/c小鼠哮喘模型，对照组用等量磷酸盐缓冲液代替。采用无创法检测不同浓度乙酰甲胆碱激发下2组小鼠的增强呼吸间歇（Penh）值来反映气道反应性。用高架十字迷宫法和强迫游泳法评估2组小鼠合并焦虑、抑郁程度。回收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进行细胞学分类。结果哮喘组和对照组小鼠Penh值均随乙酰甲胆碱浓度增加而增加，哮喘组小鼠在生理盐水和乙酰甲胆碱浓度为0、5 g/L激发后Penh值分别为0.43±0.04、0.41±0.05和0.44±0.04，与对照组（0.42±0.03、0.39±0.03、0.43±0.0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290、0.652、0.723）。在乙酰甲胆碱浓度为10、15、20 g/L时，哮喘组小鼠Penh值分别为0.57±0.03、0.85±0.04、1.57±0.08，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0.45±0.08、0.57±0.06、0.82±0.09（P=0.001、0.000、0.000）。哮喘组小鼠总进臂次数[开臂进入次数（OE）+闭臂进入次数（CE）]、OE占OE+CE百分比（OE%）、开臂滞留时间（OT）占总滞留时间[开臂滞留时间（OT）+闭臂滞留时间（CT）]百分比（OT%）分别为（18.3±3.6）次、（22.2±3.1）%、（16.7±4.2）%，显著低于与对照组的（24.0±2.9）次、（28.0±3.4）%、（21.8±4.6）%（P=0.001、0.001、0.019）；游泳不动时间为（147±12）s，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33±10）s（P=0.010）；BALF中细胞总数及嗜酸粒细胞比值[（10.0±4.0）×105/ml和（68.18±3.76）%]均显著高于对照组[（1.7±0.4）×105/ml和（0.12±0.07）%]（均P=0.000）。结论BALB/c哮喘小鼠合并焦虑、抑郁状态，可应用该模型研究哮喘与焦虑、抑郁共病现象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目的通过对90株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携带的整合子及耐药基因盒类型的检测，探讨整合子、基因盒与耐药表型的相关性。方法采用PCR法扩增90株革兰阴性菌Ⅰ、Ⅱ、Ⅲ类整合子及整合子阳性菌株的可变区，测序分析整合子可变区耐药基因盒的类型；药敏试验检测整合子阳性菌株与阴性菌株的耐药率。结果90株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中整合子检出率为81.1%（73/90），其中有Ⅰ类整合子70株，Ⅱ类整合子3株，未检测出Ⅲ类整合子。Ⅰ类整合子可变区扩增片段介于730~3300 bp，GenBank数据库BLAST分析，检测到8种整合子基因盒谱，分别为aadB 11株、aac（6′）-Ⅱ7株、aad A5 10株、dfr A17-aad A5 14株、dfr A12-Orf F-aad A2 1株、aac A4-catB8-aad A1 24株、aacC1-Orf A-OrfB-aad A1 3株与catB3-aadB-dhfr V-aac A4-nit1-nit2 1株，其中catB3-aadB-dhfr Vaac A4-nit1-nit2是一种新型的耐药基因盒组合形式；Ⅱ类整合子可变区片段为1600 bp，3株均携带sat2-aad A1基因盒。药敏试验表明整合子阳性菌株对氨基糖苷类和磺胺类药物耐药率高，与整合子可变区耐药基因盒的结果相符；阳性菌株对阿米卡星较为敏感，耐药率为32.9%（24/73）；另外所有菌株对多数β-内酰胺酶类药物耐药率≥80%。结论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Ⅰ类整合子携带率较高，且菌株耐药表型与其整合子可变区耐药基因盒的类型有相关性。

目的探讨睾酮对肝细胞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及分子机制。方法在体实验：21只成年C57BL/6雌鼠根据体重按完全随机法分为睾酮组（11只）及对照组（10只），给药24周后处死。离体实验：将HepG2肝癌细胞分成3组：（1）10-9~10-5mol/L睾酮处理0~36 h后胰岛素刺激；（2）10-7睾酮处理0~96 h后胰岛素刺激；（3）10-7mol/L睾酮预处理36 h后胰岛素刺激，间隔4或6 h后再次胰岛素刺激。Western印迹法检测鼠肝组织及HepG2细胞的蛋白激酶B（Akt）、糖原合成酶3β（GSK3β）活性及表达水平。结果睾酮组鼠肝组织的Akt及GSK3β活性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分别为43.1%±3.2%比77.1%±6.7%，14.7%±6.7%比82.3%±2.0%，均P<0.05）。胰岛素单次刺激Hep G2细胞时，10-8~10-6mol/L睾酮处理36 h的Akt、GSK3β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但当睾酮处理时间延长至96 h或浓度升高至10-5mol/L时，Akt、GSK3β的活性转趋下降； 10-7mol/L睾酮组预处理36 h后胰岛素间隔6 h二次刺激时，睾酮组的Akt、GSK3β活性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睾酮先增强后抑制肝细胞的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转导，可能导致肝脏的胰岛素敏感性先增强后抑制，甚至转变为胰岛素抵抗。

目的研究正加速度（+Gz）暴露下急性胃黏膜损伤大鼠血浆热休克蛋白70（HSP70）的含量变化及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对其的影响及相应的保护机制。方法40只雄性SD大鼠计算机随机分为4组：无水乙醇对照组，+5 Gz值暴露组，+10 Gz值暴露组，GSH保护组，各10只。GSH保护组适应性喂养7 d后，连续3 d腹腔注射GSH。4组均于10 d后禁食24 h，禁水12 h，用无水乙醇（0.4 ml/100 g）灌胃1 h后，无水乙醇对照组不受加速度作用，+5 Gz值暴露组于+5 Gz值、后2组于+10 Gz值下分别连续暴露3 min。每组下离心机后立即予戊巴比妥麻醉，腹主动脉取血，并取大鼠胃组织，观察各组胃黏膜损伤情况，按GUTH法计算胃黏膜损伤指数，并用放免法检测血浆中HSP70的含量。结果（1）各组大鼠胃黏膜在肉眼观察下均有损伤，经GSH预处理后胃黏膜损伤程度明显减轻，无水乙醇对照组胃黏膜损伤较轻，+5 Gz值暴露组损伤较无水乙醇对照组重[胃黏膜损伤指数为25.4（14.0~30.0）比10.0（9.2~13.9），P=0.001]；+10 Gz值暴露组胃黏膜损伤最重，肉眼可见胃黏膜弥漫性充血、水肿，伴糜烂、大面积出血斑、黏膜皱襞平坦，胃黏膜损伤指数[47.2（41.5~60.1）]明显高于前两组（均P<0.01）；GSH保护组胃黏膜损伤最轻，胃黏膜损伤指数[9.5（7.5~14.1）]明显低于+ 10 Gz值暴露组（P<0.01）。（2）+5 Gz值暴露组血浆中HSP70的含量与无水乙醇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6.5±0.5）ng/ml，P=0.897]；+10 Gz值暴露组[（5.9±0.5）ng/ml]明显低于前两组（P=0.018、0.014）和GSH保护组[（7.0±0.5）ng/ml，P<0.01]。结论+Gz暴露可引起急性胃黏膜损伤大鼠血浆中HSP70的含量变化，高+Gz值暴露可降低其含量，加重胃黏膜损伤；还原型谷胱甘肽可提高+Gz暴露大鼠血浆中HSP70的含量，降低胃黏膜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