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 第93卷第40期

目的比较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传统细胞遗传学（CC）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异常克隆检测的差异性，评价组合探针FISH在检测MDS常见染色体异常的价值。方法选取2008年6月至2012年10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治的344例初治的MDS患者，用CSF1R/D5S23-D5S721（5q33）、EGR1/D5S23-D5S721（5q31）、D7S486（7q31）/CSP7、D7S522（7q31）/CSP7、D20S108/CSP8（20q12/CSP8）和CSPX/CSPY共6组探针进行FISH检测，并与CC结果相比较。结果344例患者经CC检测染色体异常率为48.8%（168/344），主要异常为+8、20q-、-7/7q-、-5/5q-、-Y，异常检出率分别为18.9%（65/344）、9.3%（32/344）、8.4%（29/344）、8.4%（29/344）、2.4%（5/206）；经FISH检测染色体异常率为42.7%（147/344），FISH对+8、20q-、-7/7q-、-5/5q-、-Y异常检出率分别为20.9%（72/344）、11.6%（40/344）、11.6%（40/344）、10.2%（35/344）、2.9%（6/206）。联合应用两种方法染色体异常率为54.4%（187/344）。8.9%（14/158）核型正常的患者FISH检测有异常克隆。9例CC为非克隆性异常的患者经FISH验证其中4例为克隆性异常。结论FISH能有效提高MDS常见染色体异常的检出率，并为部分CC正常或失败以及CC为非克隆性异常的MDS患者提供克隆性染色体异常的依据，是CC的有效补充。

目的检测异柠檬酸脱氢酶（IDH）1和IDH2基因突变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中的发生率，评估其与MDS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并探讨其对MDS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采集2006年1月至2012年8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08例初发MDS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提取基因组DNA，利用PCR技术扩增患者IDH1、2基因第4号外显子，测序检测IDH1 R132及IDH2 R140、R172基因突变情况，探究MDS患者IDH基因突变的临床意义。结果108例MDS患者共测出IDH突变11例（10.19%，11/108），均为杂合突变。其中IDH1突变6例（5.56%，6/108），均为p.R132C；IDH2突变5例（4.63%，5/108），均为p.R140Q，未发现IDH2 R172基因突变，也未发现IDH1和IDH2基因突变共存于同一患者的现象。IDH突变主要集中在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RAEB）亚型（2例RAEB1，7例RAEB2）。IDH突变组初诊时骨髓原始细胞比例高于非突变组（中位数12.5%比6.0%，P=0.013），而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等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核型正常与异常的患者中具有相似IDH突变率（7/66比4/40，P>0.05）。中位随访472 d。突变组中位生存时间较非突变组的短（512比740 d，P=0.017）。在国际预后评分系统（IPSS）的中危-1组中，IDH基因突变组总体生存时间比非突变组短（中位数512 d比未达到，P=0.038）。在11例IDH突变的患者中，地西他滨治疗组比非地西他滨治疗组有较好的预后（中位生存时间623比165 d，P=0.049）。结论IDH基因突变与MDS患者临床特征、预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提示其为预后不良分子学标志，将之纳入MDS预后评分中可以完善现有的预后评分系统。去甲基化治疗是IDH突变阳性患者的一种有效治疗手段。

目的评价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前诱导治疗对高危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移植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2002年11月至2012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49例MDS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国际预后评分系统（IPSS）积分、骨髓原始细胞比例等因素进行比较，评估移植前诱导治疗对其生存、复发和移植相关死亡率（TRM）等预后的影响。结果移植后中位随访时间24.4（6.2~72.0）个月，死亡17例，复发2例。5年总体生存（OS）率、无病生存（DFS）率、复发率和TRM分别为59.9%、59.2%、10.5%和31.8%。高危诱导治疗组（n=17）、高危支持治疗组（n=6）和低危组（n=26）患者间OS、DFS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2.1%比16.7%比68.1%，P=0.028；72.1%比16.7%比67.9%，P=0.030）；而无论诱导治疗是否获得骨髓缓解，高危诱导治疗组的OS、DFS均与低危组相当（P=0.526、0.504），高危诱导治疗组OS、DFS明显优于高危支持治疗组（均P=0.020）。高危诱导治疗组中获得缓解者OS、DFS均高于未缓解者（均为100%比46.7%，P=0.049）。高危组诱导治疗后骨髓原始细胞负荷明显降低（P=0.010），但累积TRM并未高于支持治疗组（28.9%比33.6%，P=0.612）。结论MDS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前诱导治疗可降低肿瘤负荷，改善高危组移植后结果，而TRM并未增高。

目的探讨减低剂量地西他滨对输血依赖性低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取2009年11月至2012年9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25例输血依赖性低危[国际预后评分系统（IPSS）评分为低危或中危-1]MDS患者，以减低剂量地西他滨（20 mg·m-2·d-1×3 d）治疗，评价疗效、不良反应、生存质量和生存率。结果25例低危MDS患者中3例（12%）获完全缓解，4例（16%）脱离成分血输注，8例（32%）达血液学改善，2例（8%）达疾病稳定，总反应率达68%（17/25）。在11例可行细胞遗传学评估的患者中，1例获部分细胞遗传学缓解（PRc）。Ⅳ级血液学毒性发生率为48%（12/25），Ⅲ~Ⅳ级感染发生率为20%（5/25），无Ⅲ~Ⅳ级出血、Ⅲ~Ⅳ级恶心呕吐和Ⅲ~Ⅳ级肝功能损伤。治疗前Karnofsky活动状态评分（KPS）分值为47±16，治疗后KPS分值升高，为66±22（P=0.001）。治疗后更多患者预后改善，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类的预后评分系统（WPSS）≤1或美国MD Anderson肿瘤中心（MDACC）预后积分≤7的比例显著升高（44%比16%，P=0.031；64%比8%，P=0.022）。中位随访时间467 d（14~881 d），随访期间2例死亡，死亡时间分别在减低剂量地西他滨治疗后的第14和156天。IPSS评分低危组和中危-1组治疗后第100天的预期生存率分别为100%和95.2%，第600天的预期生存率分别为100%和90.5%。结论减低剂量地西他滨可以改善低危MDS患者的输血依赖，严重血液学毒性和早期病死率的发生率低，改善预后，可能延长生存期。

目的了解念珠菌血症患者的临床和微生物特征，探讨影响其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培养念珠菌阳性病例，对其病原菌种类、药敏结果、基础疾病、治疗及预后情况进行统计，并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方法对念珠菌血症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收集138例念珠菌血症患者资料，其中男98例，女40例，平均年龄（61.3±16.6）岁；每年出院患者中的发病率为0.034%~0.051%。血培养分离到白念珠菌72株（52.2%），近平滑念珠菌29株（21.0%），热带念珠菌16株（11.6%）。药敏结果显示，念珠菌对三唑类抗真菌药物的敏感率为90.9%~97.4%；而热带念珠菌对三唑类的敏感率仅为55.6%~83.3%。念珠菌血症患者的病死率为39.1%（54/138），归因病死率31.9%（44/138）。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20分（OR=8.025，95% CI：2.032~31.696，P=0.003）、低白蛋白血症（OR=6.213，95% CI：1.849~20.879，P=0.003）及合并细菌血流感染（OR=5.541，95% CI：1.576~19.487，P=0.008）、留置导尿管（OR=13.776，95% CI：1.402~135.352，P=0.024）是其死亡独立危险因素，而拔除或更换中心静脉置管（OR=0.231，59% CI：0.075~0.716，P=0.011）及血培养前30 d内手术史（OR=0.206，95% CI：0.050~0.857，P=0.030）是其死亡的保护性因素。结论念珠菌血症以白念珠菌引起为主，病死率仍较高，APACHEⅡ评分≥20分、低蛋白血症、留置导尿管和合并细菌血流感染是死亡独立危险因素，拔除或更换中心静脉置管及血培养前30 d内手术史是预后保护性因素。

目的研究肿瘤坏死因子（TNF）基因启动子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rs1799964（T-1031C）、rs1800630（C-863A）、rs1799724（C-857T）在预测胰岛素治疗新诊断2型糖尿病（T2D）临床疗效中的作用。方法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代谢病学科门诊109例新诊断的T2D患者（T2D组），168名健康志愿者。留取外周静脉血提取基因组DNA，扩增TNF启动子区涵盖rs1799964、rs1800630及rs1799724的上下游共1293 bp片段，产物测序后进行基因型和单倍型分析。T2D组接受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注射液（25R）治疗，调整剂量至空腹及晚餐前血糖达标（4.4~7.0 mmol/L），维持治疗1年。分析临床疗效与TNF SNP单倍型的关系。结果TNF-1031C-863C-857C单倍型在T2D组患者中分布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OR=2.7，P<0.05）。携带-1031C-863C-857C单倍型的T2D患者（CCC组）与-1031T-863C-857C纯合子T2D患者（TCC组）比较，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9%比8.5%）。CCC组空腹胰岛素水平和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均高于TCC组[16.1（11.9~20.3）比10.6（8.1~14.3）mU/L；ln（HOMA-IR）：1.8±0.4比1.4±0.5，均P<0.05]。1年胰岛素治疗能显著改善两组Hb A1c水平（治疗后两组均6.5%）和TCC组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分泌指数（HOMA-β）[治疗前比治疗后ln HOMA-β：3.7±0.6比4.4±0.9]。CCC组HOMA-IR仍高于TCC组[ln HOMA-IR：2.5（0.9~3.9）比1.1（0.8~1.8），P<0.05]。结论TNF-1031C-863C-857C单倍型与T2D患病率、内源性胰岛素抵抗水平相关。携带CCC单倍型的新诊断T2D患者接受1年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注射液（25R）治疗后未获得HOMA-IR及HOMA-β改善。

目的探讨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2011年1月在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内分泌科行动态血糖监测的337例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病历资料。血糖波动的评估指标包括血糖标准差（SDBG）、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MODD）、餐后血糖漂移幅度（PPGE）。以2011年中国血糖监测临床应用指南判定血糖波动正常参考值，分析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的影响因素。结果比较不同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血糖波动的差异，女性的血糖波动水平（SDBG、MAGE、MODD和PPGE）均显著高于男性（均P<0.05）；不同年龄组间血糖波动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延长，血糖波动水平均逐渐增加（均P<0.01）。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MAGE：OR=0.44，P=0.023；SDBG：OR=0.39，P=0.023）、糖尿病病程（MAGE：OR=1.58，P=0.006；SDBG：OR=2.42，P<0.001）和糖化血红蛋白（HbA1c）（MAGE：OR=2.44，P<0.001；SDBG：OR=2.68，P<0.001）是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MAGE或SDBG）的影响因素，而年龄、体质指数（BMI）和糖尿病神经病变与血糖波动无关。结论性别、糖尿病病程和Hb A1c是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的影响因素，年龄、BMI和糖尿病神经病变与血糖波动无关。

目的研究血清胱抑素C与代谢综合征（MS）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2月—2011年4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患者和体检者的病历资料共506例，其中代谢综合征患者191例、代谢异常患者210例，健康体检者105名。按照血清胱抑素C水平又将入选者分为3组：下三分位数组（T1组）165例，中分位数组（T2组）172例，上三分位数组（T3组）169例，检测体重指数（BMI）、腰围、腰臀比、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 A1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肌酐、估计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尿微量白蛋白（MAU）、收缩压、舒张压、脉压差及胱抑素C，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T1、T2、T3三组间BMI、腰围、腰臀比、FPG、Hb A1c、LDL-C、TG、肌酐、eGFR、MAU、收缩压、舒张压和脉压差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随着三分位数水平的增加，T1、T2、T3组MS患病率均显著增加（均P<0.01）。（3）T1、T2、T3三组间患者的MS组分积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随着MS组分评分分值的增加，患者的胱抑素C水平逐渐增加，即MS组分值越高，患者血清的胱抑素C水平越高。（4）MS组患者的血清胱抑素C水平与腰围、LDL-C、FBG、Hb A1c和血压密切相关（均P<0.05），与TG水平无明显相关（P=0.059）；与HDL-C水平负相关（r=-0.352，P=0.01）。（5）腰围、胱抑素C、LDL-C、MAU和脉压差与MS显著相关，其中胱抑素C与MS的OR=2.943（95% CI 1.276~3.914）。结论胱抑素C与MS显著相关，随着MS积分的升高，胱抑素C呈上升趋势。

目的探讨胃癌根治术后腹腔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分析的方法，回顾性收集湖南省肿瘤医院2010年10月至2013年1月行胃癌根治术的479例胃癌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出现腹腔感染分为腹腔感染组32例（6.68%）和对照组447例（93.32%）。对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是否存在合并症、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及术后病理分期等临床病理资料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腹腔感染组年龄较大、术前淋巴细胞计数较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较低、术前白蛋白水平较低，而且手术时间较长[（59±10）比（53±11）岁，(1.4±0.7）×109/L比（1.7±0.6）×109/L，(108±28）比（117±24）g/L，(34±6）比（37±5）g/L，(244±43）比（216±45）min，均P<0.05]。单因素分析发现既往有腹部手术史、体质指数>25 kg/m2、术前存在合并症、糖尿病、胃癌并发症、淋巴细胞计数<1.5×109/L、术前血红蛋白<100 g/L、术前白蛋白<30 g/L、腹水、围术期输血、全胃切除、联合脏器切除和手术时间>240 min 13个因素与胃癌根治术后腹腔感染的发生相关（均P<0.05）；进一步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其中联合脏器切除（OR=3.64，95% CI：1.39~9.55），体质指数>25 kg/m2（OR=3.04，95% CI：1.17~7.92），糖尿病（OR=3.41，95% CI：1.05~11.09）和围术期输血（OR=2.24，95% CI：1.02~5.13）是胃癌根治术后腹腔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针对胃癌根治术后腹腔感染发生的上述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干预或许可以降低术后腹腔感染的发生率，从而缩短住院时间并提高生存率。

目的观察餐后不同时间段的膈肌训练对胃食管反流病（GERD）患者食管酸暴露、食管动力学和近端胃容积的影响。方法对象为2005年6月至2006年6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的30例GERD患者和9名健康对照。采用随机数字表将GERD患者随机分为3组：餐后第1小时膈肌训练组（DT1 h组）、餐后第2小时膈肌训练组（DT2 h组）和餐后不进行膈肌训练组（N-DT组）。DT1 h、DT2 h、N-DT和健康对照组4组间人口学特征匹配。应用Dent Sleeve测压导管和pH监测电极，同步观察受试者空腹30 min和餐后2 h的食管酸暴露和食管动力学参数[下食管括约肌压（LESP）、食管胃结合部（EGJ）压和膈脚压]。测压期间于空腹，餐后0、30、60、90和120 min进行超声胃容积测定。结果DT1 h组患者餐后2 h内食管pH<4的时间百分比明显低于N-DT组[0.2%（0~4.1%）比6.6%（2.2%~18.2%），P<0.05]，而DT2h组[3.7（0.1%~17.8%）]与N-DT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T1 h组患者餐后第1小时的EGJ压和膈脚压均高于N-DT组[（44.4±8.1）比（16.2±4.5）mm Hg，(38.2±4.2）比（9.8±4.5）mm Hg，1 mm Hg=0.133 k Pa，均P<0.05]。DT2 h组患者餐后第2小时的EGJ压和膈脚压也均高于N-DT组[（53.2±7.5）比（14.0±3.7）mm Hg，(48.2±6.3）比（8.9±2.7）mm Hg，均P<0.05]。各组LESP和餐后近端胃容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试餐后第1小时进行膈肌训练可以有效控制餐后2 h的食管酸暴露，其机制可能为EGJ区抗反流屏障的加强。膈肌训练为GERD的保守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手段。

目的评价前哨淋巴结阴性乳腺癌患者免除腋淋巴结清扫的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6月至2011年6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因前哨淋巴结阴性接受免腋淋巴结清扫治疗的全部浸润性乳腺癌病例。前哨淋巴结活检在系统性治疗前进行。示踪剂为99Tcm标记的利妥昔单抗。结果乳腺癌患者共1807例，女1803例，男4例，中位年龄50岁，前哨淋巴结中位数2枚。T1、T2、T3者为1069例（59.2%）、712例（39.4%）、26例（1.4%）。中位随访时间36个月。14例（0.77%）出现同侧腋淋巴结复发，其中10例（0.55%）为单纯腋窝复发。3年的腋窝复发率为0.7%，无病生存率为96.4%（95% CI：95.4%~97.4%），无复发生存率为97.1%（95% CI：96.1%~ 98.1%）。结论前哨淋巴结阴性乳腺癌患者免除腋淋巴结清扫是安全的。

目的超声评估甲状腺结节纵横比（A/T）≥1时诊断甲状腺微小癌的价值。方法收集2011至2012年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手术治疗的甲状腺结节患者491例，共683个结节，术前超声测量最大横切面纵横径，分析A/T≥1诊断甲状腺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根据甲状腺癌最大径将结节分为两组，第一组甲状腺癌>1 cm，第二组甲状腺癌≤1 cm即甲状腺微小癌，分析A/T≥1在两组甲状腺癌分布差异，并通过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683个甲状腺结节均经病理证实，良性结节184个，恶性结节499个。499个甲状腺癌中，307个（61.5%）A/T≥1，192个（38.5%）A/T<1；184个甲状腺良性结节中，29个（15.8%）A/T≥1，155个（84.2%）A/T<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499个甲状腺癌中，233个甲状腺癌结节>1 cm，其中132个（56.7%）A/T≥1，101个（43.3%）A/T<1；266个甲状腺微小癌中，175个（65.8%）A/T≥1，91个（34.2%）A/T<1，A/T≥1在甲状腺微小癌和>1 cm甲状腺癌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80，P=0.036。结论A/T≥1是一项诊断甲状腺癌尤其是甲状腺微小癌的超声特征，其应用可以提高甲状腺微小癌检出率。

目的观察烷烃单加氧酶（AlkB）和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在大鼠低氧性肺动脉高压模型肺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20只Wistar大鼠，雌雄不限，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低氧组各10只，应用自制有机玻璃低氧箱，24 h持续供应空气和氮气的常压混合气体，控制箱内氧浓度在（10.0±0.5）%。将低氧组大鼠放于缺氧箱内饲养，对照组大鼠呼吸正常空气，与低氧组大鼠放于同一房间以相同饮食饲养。8周后用右心导管法测定大鼠平均肺动脉压（mPAP），称量法计算右心室肥大指数（RVHI），HE染色进行缺氧性肺小动脉重塑观察，Western印迹法和反转录-PCR测定肺组织中AlkB和HIF-1α蛋白及mRNA水平。结果8周后低氧组大鼠肺血管重塑。低氧组大鼠m PAP显著高于对照组[（33.3±1.3）比（11.0±0.7）mm Hg（1 mm Hg=0.133 k Pa）]，RVHI显著大于对照组（0.448±0.013比0.210±0.035）（均P<0.01）；低氧组AlkB蛋白及mRNA表达均显著低于对照组（0.204±0.010比0.483±0.052及0.338±0.085比0.688±0.020），HIF-1α蛋白及mRNA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0.893±0.080比0.346±0.008及0.790±0.161比0.422±0.096）（均P<0.01）。结论低氧环境下，肺组织中的AlkB表达下调，使HIF-1活性增加，参与肺动脉高压的发生发展。

目的探讨2-脱氧-D-葡萄糖（2-DG）对多西紫杉醇（Doc）诱导雄激素非依赖型前列腺癌PC3和DU145细胞凋亡的增敏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方法采用MTT法检测Doc与2-DG单用或合用对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计算q值反映联合用药效果；流式细胞技术（FCM）检测细胞凋亡率；ATP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内ATP含量的变化；免疫印迹Western印迹技术检测泛素蛋白酶体系统（UPS）功能的内源性蛋白ubiquitinated protein（Ub）、hsp70的表达。结果2-DG能抑制PC3及DU145细胞的增殖，呈剂量、时间依赖性，但诱导凋亡作用不明显；Doc 0.1、0.5、2.5 nmol/L对PC3细胞及DU145细胞作用48 h的增殖抑制率分别为10.71%、25.32%、56.46%及12.28%、23.94%、63.43%。联用2-DG 1.0 g/L后增殖抑制率为：27.15%、58.74%、87.95%及29.53%、59.41%、90.48%，Doc与2-DG联用后可明显增加其抑制率，两药有协同作用（q值均>1.15）；Doc 0.5 nmol/L与2-DG 1.0 g/L联合作用PC3细胞及DU145细胞48 h的凋亡率为：46.49%及53.64%，明显高于Doc 0.5 nmol/L单独作用的凋亡率：21.30%及18.92%（均P<0.05）；2-DG 1.0 g/L分别作用PC3和DU145细胞0、12、24、48、72 h后，ATP检测试剂盒测ATP相对浓度为13.75、11.23、10.19、9.81、9.02和15.00、12.59、11.38、10.54、10.37；同时Western印迹检测发现Ub及Hsp70蛋白出现聚集。结论2-DG可增强雄激素非依赖型前列腺癌细胞对Doc化疗的敏感性；其机制可能与下调细胞内ATP浓度导致蛋白酶体功能抑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