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 第87卷第14期

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现实国情以及器官移植供体制度和法规还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供肝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等待肝移植患者的需要,严重制约了我国肝脏移植进一步发展。

眼睛是重要的感觉器官,大多数眼病会导致视觉器官损伤和功能丧失.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盲和视觉损伤的分类标准,规定一个人较好眼的最好矫正视力＜0.05时为盲人,较好眼的最好矫正视力＜0.3、但≥0.05时为低视力者。

目的 探讨CD4+CD25+调节性T细胞、共刺激通路阻断剂CD154单抗及两者联合应用在抑制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中的作用.方法 48例原位肝移植大鼠(DA→Lewis)分为A组:对照组;B组:术前7 d回输经DA大鼠脾细胞体外激活的Lewis大鼠CD4+CD25+细胞;C组:术后第1、2d腹腔注射CD154单抗(15 m/kg);D组:联合应用CD4+CD25+细胞和CD154单抗.术后7 d各组处死6只受体,观察移植肝病理变化,检测移植肝内T细胞亚群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2(IL-2)、IL-4、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表达情况;分离脾淋巴细胞与供体行单向混合淋巴细胞反应观察刺激指数.余大鼠观察生存情况.结果 D组平均存活时间(52.00±10.64)d明显长于其他各组(P＜0.01);移植肝内淋巴细胞浸润数量(2.47±0.61)×106和CD8+细胞百分比(14.2±3.0)%明显低于B、C组(P＜0.05、P＜0.01),而CD4+CD25+细胞比例(16.4±4.3)%高于B、C组(P＜0.05,P＜0.01).移植物内IL-2 mRNA表达A组最高,D组最弱;IL-4 mRNA各组均弱表达;IL-10mRNAB、D组高表达,A、C组未表达;TGFβ1 mRNA B、D组表达明显强于A、C组.单向混合淋巴细胞反应D组刺激指数最低(P＜0.05).结论 CD4+CD25+调节性T细胞和共刺激通路阻断剂CD154单抗均能抑制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联合应用CD154单抗明显增强CD4+CD25+调节性T细胞对急性排斥反应的抑制作用。

目的 探讨鼠肝缺血再灌注后血浆胆红素升高发生的分子机制.方法 实验分为假手术组(A组),70%的鼠肝缺血35 min再灌注组(B组),研究时点为再灌注后的1 h、6 h、1 d、3 d、5 d.HE染色分析肝组织病理改变.计算胆汁生成率,常规生化方法检测胆汁、血浆中胆红素含量的变化.荧光定量PCR检测肝组织多耐药相关蛋白2(MRP2)以及肝细胞骨架连接蛋白根蛋白的表达.激光共聚焦方法分析MRP2、根蛋白在肝细胞毛细胆管膜上的定位.结果 70%鼠肝缺血35min再灌注模型炎症反应轻,无肝细胞坏死的发生.与A组比较,B组再灌注后的1 h～3 d,胆汁生成率及胆汁中结合胆红素含量明显降低;再灌注后的1 h～5 d,血浆中胆红素含量显著增加.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发现,再灌注后6 h～5 d,B组根蛋白表达下调,以再灌注后的6 h～1 d尤为明显,MRP2表达的明显下调仅发生在再灌注后的6 h.激光共聚焦分析发现,再灌注后的6 h～5 d在根蛋白表达缺失处,B组MRP2在毛细胆管膜上的定位减少.结论 根蛋白表达下调所致的MRP2在毛细胆管膜上的定位减少很可能是鼠肝缺血再灌注后血浆胆红素升高发生的分子机制。

目的 评价急性肝功能衰竭肝移植患者的近期及远期生存情况和分析影响移植疗效的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1年1月至2004年12月在我院连续施行的318例肝移植资料(随访至2005年12月),根据UNOS肝功能分级标准,对受体的术前状态进行评估,其中包括54例急性肝功能衰竭(UNOS1和2A)和264例慢性肝病肝硬化(UNOS2B和3),并统计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再移植率、再移植原因和死亡原因.结果 术前肝功能状态为UNOS2B和3的移植组,围手术期死亡率为3.7%,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6.7%,再移植率1.1%,其1、3年生存率分别为91.3%和86.4%.术前肝功能状态为UNOS1和2A的肝移植组,围手术期死亡率为22.6%,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55.6%,再移植率18.5%,其1、3年生存率分别为74.1%和68.5%.结论 肝移植效果主要取决于肝外器官功能和术前肝功能状态,术前肝功能状态为UNOS2B和3的慢性肝病肝硬化患者肝移植后近期和远期疗效较好,而术前肝功能状态为UNOS1和2A的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则围手术期死亡率较高。

目的 评价CT导向下125Ⅰ粒子植入术治疗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及肝外转移瘤的临床价值.方法 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及肝外转移瘤患者11例行123Ⅰ粒子植入术共33人次,年龄35～68岁,中位年龄56岁.所有患者病灶总数为45个,平均每人4.09个病灶,病灶平均直径为2.5 cm.术前采用治疗计划系统(TPS)计算布源,术中将活度为30 MBq的125Ⅰ粒子在CT导向下植入肿瘤病灶内.粒子按照0.5～1.0 cm平面插植.肿瘤周边匹配剂量(MPD)100～150 Gy,每个患者植入粒子数10～100颗不等.结果 45个病灶,完全缓解(CR)17个;部分缓解(PR)20个;无变化(NC)7个;进展(PD)1个.总有效率为82.2%.术中1例出现气胸,肺压缩在30%以内,经保守治疗好转,手术中少量出血者3例;术后1周痰中带血,体温升高者5例.2个月随访过程中发生粒子移位2例;白细胞下降2例,程度较轻.未见大出血、胆汁瘘、胰瘘等严重并发症.结论 CT导向下125Ⅰ粒子植入术治疗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及转移瘤疗效确切,创伤小,并发症少。

目的 研究具有多重动脉硬化危险的男性的踝臂指数(ABI)与全因和心血管疾病(CVD)病死率的关系.方法 多中心连续入选内科住院病人中具有多个动脉硬化危险因素的男性病人1941例,年龄36～96岁,进行基线特征调查并平均随访13个月,观察其终点事件的发生率.结果 外周动脉疾病(PAD)组的全因病死率(15.4%vs 7.7%)和CVD病死率(5.1%vs 1.8%)均高于正常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重度PAD组、轻度至中度PAD组、临界组和正常对照组中的全因病死率(分别为17.6%,15.2%,10.1%和7.3%)和CVD病死率(分别为14.7%,4.4%,2.9%和1.6%)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经Cox回归分析后,轻至中度PAD组(0.4＜ABI≤0.9)全因死亡的RR为1.585(95%CI:1.126～2.230).重度PAD组(ABI≤0.4)CVD死亡的RR为4.443(95%CI:1.811～10.902),轻至中度PAD组CVD死亡的RR为1.859(95%CI:1.091～3.166).PAD组的全因死亡和CVD死亡生存明显低于正常组.结论 ABI是全因死亡和CV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ABI越低CVD病死率可能越高。

目的 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血小板植入失败行供者外周血造血干细胞输注(GPBSCI)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初步评估.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针对2003年4月-2006年6月于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行allo-HSCT的15例患者行16例次GPBSCI治疗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15例患者中位年龄为33岁(14～48岁),男性9例,女性6例,均为急慢性白血病患者,接受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配型相合或不相合骨髓或骨髓联合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回输骨髓单个核细胞(MNC)计数平均为(4.21±1.91)×108/kg[(1.50～7.46)×108/kg],回输外周血干细胞MNC计数平均为(3.27±1.40)×108/kg[(1.13～5.90)×108/kg],CD34+计数平均为(2.13±1.69)×106/kg[(0.24～5.67)×106/kg].所有患者获得粒细胞植入,8例因原发性血小板植入失败,余8例因继发性血小板植入失败而实施GPBSCI治疗.回输中位时间为移植后+113 d(43～384d).回输MNC计数平均为(3.09±1.54)×108/kg[(1.35～5.99)×108/kg].仅1例患者在回输后出现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表现.3例显著有效,6例有效,1例进步,6例无效.有效率为56.3%.其中移植后100 d内进行2次回输疗效更好.结论 对于allo-HSCT患者血小板植入失败,采取供者外周血造血干细胞2次回输,相关不良反应小,对促进受者造血恢复能够发挥一定的疗效。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CDU)和磁共振血管成像(MRA)对门静脉血栓和瘤栓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165例肝移植病例术前针对门静脉系统作BUS及MRA检查,所得结果与肝移植术中解剖及术后病理证实的门静脉栓子的部位和性质进行对比,分析两者对门脉阻塞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门脉血栓或瘤栓性质诊断的正确率,从而评价此二项检查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 病理解剖发现肝硬化77例中6例门脉血栓形成,88例肝癌中7例门脉血栓形成,28例瘤栓形成.BUS对门静脉阻塞总的敏感性为86.5%,特异性为97.4%,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5.3%及97.6%;MRA对门静脉阻塞总的敏感性为90.5%,特异性为99.3%,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5.7%及98.4%.但两者对术前门脉血/瘤栓性质的诊断正确率均低于70%.结论 BUS和MRA均为门静脉系统无创性检查,各有优缺点,均存在一定数量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率,MRA的敏感性高于BUS,但两者均不能准确诊断门脉阻塞的性质,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目的 研究各运动相关脑结构在运动准备和执行过程中作用.方法 采用事件相关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对12名右利手健康受试者在延时序列手指运动过程中全脑的功能活动进行记录,作出与运动准备和运动执行有关的脑激活图以及时间信号强度反应曲线.结果 与运动准备有关的激活主要集中在双侧运动前区(PMC)前部,双后顶叶(PPC),双侧辅助运动区(SMA)前部;与执行有关的激活区主要集中在对侧初级运动区(M1),双侧辅助运动区(SMA)体部,小脑皮层在运动准备及执行过程中均有激活.而从基于单像素分析的时间信号强度反应曲线表明上述区域在运动准备及执行过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激活,但在不同的脑区有不同的分布特点.结论 人脑运动相关区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运动准备与运动执行,但靠近初级运动皮层的初级运动区以参与运动的执行为主,而属远离初级运动区的次级运动皮层则更多参与了运动的准备过程。

目的 探讨血清S100蛋白B亚型(S100B)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对早期判断体外循环手术后脑损伤的应用价值.方法 心脏病手术患者48例,体外循环组(n=40)和非体外循环组(n=8),于手术前、后24 h和48 h检测血清S100B和NSE的浓度,术后48 h根据"心脏术后神经功能状况评估法"计算脑损伤指数(DQ).结果 在体外循环术后24 h和48 h血清S100B(0.61 μg/L±0.18 μg/L,0.37 μg/L±0.12 μg/L)和NSE(10.14 μg/L±3.87 μg/L,5.77 μg/L±2.31μg/L)的浓度均高于术前水平(0.05±0.03 μg/L,2.98±1.49 μg/L)(均P＜0.01),而非体外循环组术后S100B(0.05μg/L±0.03 μg/L,0.04 μg/L±0.03 μg/L)和NSE(2.91 μg/L±1.56 μg/L,2.87μg/L±1.41 μg/L)与术前浓度(0.04 μg/L±0.03 μg/L,2.76 μg/L±1.23 μg/L)无差异(均P＞0.05).体外循环术后24 h和血清S100B和NSE的水平与年龄、体外循环时间及主动脉阻断时间相关(均P＜0.05).血清S100B和NSE的水平与DQ均呈正相关(r=0.739 P＜0.01,r=0.371 P＜0.05).结论 血清S100B和NSE均为判断体外循环术后脑损伤的特异性指标,但联合检测血清S100B和NSE的特异性最高。

目的 分析胃癌组织中肿瘤抑制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及其与临床分期、分型的关系.方法 采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方法,检测106例胃癌及其邻近胃小凹上皮、16例慢性胃炎小凹上皮石蜡标本中E钙黏素(E-CD)、错配修复酶hMLH1、APC和6-氧-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并对其中46例胃癌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E-CD蛋白表达情况.结果 在胃癌、胃癌邻近小凹上皮及慢性胃炎小凹上皮中,基因甲基化频率分别为72.6%(77/106)、44.3%(47/106)和12.5%(2/16),三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Laurén弥漫型胃癌甲基化(80.6%,50/62)明显高于肠型胃癌甲基化(61.4%,27/44),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甲基化与患者的年龄、性别、Ming分型及区域淋巴结转移无关(均P＞0.05),甲基化与胃癌的浸润深度、pTNM分期和分化程度有关(均P＜0.05).行E-CD蛋白检测的46例胃癌中,22例有E-CD基因甲基化,其中20例(90.9%)E-CD蛋白呈异质性减弱或基本消失表达;24例无E-CD基因甲基化,其中9例(37.5%)E-CD蛋白呈异质性减弱或基本消失表达,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上述肿瘤抑制基因启动了区甲基化可能是胃癌发生的早期事件.胃癌E-CD基因甲基化与E-CD蛋白异质性减弱或消失表达密切相关。

目的 探讨野生型RAF和MEK持续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丝裂原蛋白激酶信号通路(ERK-MAPK)对人结肠癌细胞增殖及细胞周期相关基因的影响.方法 培养人结肠癌细胞系SW1116,脂质体介导RAF、MEK基因和空质粒转染,G418筛选阳性克隆.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周期,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学变化,四甲基偶氮唑蓝(MTT)法检测细胞活力,生长曲线和软琼脂集落形成检测细胞增殖,实时定量PCR检测p21WAF1和p16INK4A及癌基因c-myc转录水平.结果 建立稳定表达RAF或MEK的细胞系,RAF或MEK高表达均能明显降低G0/G1期细胞百分比,促进细胞周期由G1向S期进行,增加DNA合成的S期细胞百分比,细胞活力和增殖力升高3～4倍,细胞分裂增殖旺盛.转染RAF/MEK质粒后,细胞均呈现p21WAF1和p16INK4A转录水平降低,c-myc转录水平升高.结论 ERK-MAPK信号通路激活可下调细胞周期相关基因p21WAF1和p16INK4A表达,并上调c-myc表达,减少G0期时相,加速G1/S期转化,促进细胞增殖。

目的 研究抗凝血酶(AT)基因T98I和A404T突变致AT缺陷症的分子机制.方法 构建AT野生型和突变体表达质粒(ATwt、AT T98I、AT A404T)并瞬时转染至COS-7细胞或CHO细胞,进行体外表达试验、脉冲-追踪试验和细胞免疫荧光染色;用荧光实时PCR(RT-PCR)检测转染细胞AT mRNA表达量的改变;蛋白降解抑制实验检测突变蛋白在细胞内的降解途径.结果 AT T98I未从转染细胞内分泌且在细胞内逐渐降解,AT A404T仅部分从细胞内分泌、大部分未分泌并在细胞内逐渐降解.RT-PCR显示,与野生型AT mRNA相比,突变体AT mRNA不降低.脉冲-追踪试验发现,这两种AT突变体分泌障碍,未在细胞内聚集而是降解.蛋白降解抑制实验显示,突变体AT T98I通过蛋白体酶途径进行细胞内降解.转染细胞荧光染色显示,转染AT T98I质粒的CHO细胞内荧光强度明显减弱、无明显核周聚集,而转染AT A404T质粒的CHO细胞内荧光减弱且弥散分布于胞质、核周有轻度聚集.结论 分泌障碍和细胞内降解是AT基因T98I和A404T突变导致AT缺陷症的分子病理机制。

目的 建立斑马鱼Tbx2基因阻抑先天性心脏病动物模型,并研究Tbx2基因对心脏发育的影响.方法 通过吗啉环寡聚核苷酸显微注射介导的翻译抑制,观察Tbx2基因阻抑胚胎的心脏发育,并通过心脏特异性分子标记整胚原位杂交技术进一步阐明Tbx2在心脏发育中的作用.结果 600枚Tbx2基因阻抑的斑马鱼胚胎受精后8 h 27.2%(163/600)胚胎死亡,24～96 h出现轻、中、重度不同程度的心脏发育异常,比例分别为21.3%(128/600)、32.8%(197/600)、18.7%(112/600),心脏缺陷包括心室发育不良、心房扩张、房室区异常、心率缓慢、心律不齐、血液反流等,整胚原位杂交结果显示了房室区特异性分子标记多能聚糖(versican)基因表达的异常.结论 斑马鱼是研究心脏发育的理想模式生物,吗啉环寡聚核苷酸基因阻抑是研究基因功能的良好方法.Tbx2基因在房室特异性分化和房室管形成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目的 观察通络药物参松养心胶囊提取干粉溶液对单个豚鼠心室肌细胞膜钠通道电流(INa)、L型钙通道电流(ICa,L)的影响.方法 用钙外液将参松养心胶囊干粉配制成不同浓度(1%、0.5%、0.25%).用酶解法分离单个心室肌细胞,并用全细胞膜片钳记录技术记录电流.结果 当药物浓度0.5%时,可以使INa峰值电流密度从(27.2 ±5.4)pA/pF降至(14.9±2.8)pA/pF,平均抑制率为44.8%±7.7%(n=5,P＜0.05);药物浓度为1%,0.5%,0.25%时,分别对ICa,L的峰值电流密度的抑制率为50.7%±5.6%,44.8%±6.5%,和19.2%±1.1%,(n=5,P＜0.05).药物可以使INa、ICa,L的电流密度-电压曲线上移,但均不改变其激活、峰值和反转电位.结论 参松养心胶囊提取干粉溶液对INa、ICa,L具有阻滞作用,这可能是其抗心律失常和心肌保护作用药理机制的一部分。

目的 研究大鼠视神经血视神经屏障与血脑屏障微血管内皮细胞在超微结构、标记物表达及通透性方面的差异.方法 SD雄性大鼠20只,分别取筛板前区、筛板区、筛板后区、眶内段、管内段、颅内段和前额叶皮层.10只用电镜观察各部位微血管内皮细胞的超微结构;10只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内皮屏障抗原(EBA)的表达及微血管周围纤维蛋白原外渗情况.结果 电镜显示视神经各段和前额叶皮层微血管内皮细胞均为紧密连接,以30 000倍拍摄微血管内皮细胞.将5 mm透明方格网重叠于照片上,随机数3个方格质膜囊泡数,最终折算成每μm2内膜内质膜囊泡的数量.筛板前区内皮细胞质膜囊泡为(108.0±12.0)个,多于前额叶皮层[质膜囊泡(31.8±2.9)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筛板区内皮细胞质膜囊泡(30.4±2.8)个、筛板后区(30.3±3.0)个、眶内段(31.3±3.8)个、管内段(28.9±2.0)个和颅内段(30.1±2.1)个与前额叶皮层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免疫组织化学显示筛板前区微血管内皮细胞EBA表达阴性.微血管周围纤维蛋白原阳性;而筛板区、筛板后区、眶内段、管内段、颅内段和前额叶皮层EBA阳性表达.微血管周围纤维蛋白原阴性.结论 视神经筛板前区微血管内皮细胞在超微结构、标记物表达及通透性方面与前额叶皮层存在差异,因而不具有血脑屏障特性,而筛板区、筛板后区、眶内段、管内段和颅内段与前额叶皮层存在相似的特性,故具有血脑屏障特性。

病例摘要 　　患者,女,57岁,因反复发作肢体皮下血肿14年于2004年5月11日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患者于1990年7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下肢皮下血肿,血肿逐渐增大,约拳头大小,肿胀,局部波动感明显,伴疼痛,数天后自行消退。

采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可成功治疗MB患者[1],但支架植入后出现冠状动脉破裂者罕见报道。

患者女,30岁,鼻塞、头痛半年,加重1月余.2004年9月开始鼻塞、右侧自太阳穴处至右侧牙疼痛,日渐加重.于2004年12月在当地医院作鼻中隔矫正术+双上颌窦、筛窦开放术,术前术后均静滴、口服多种抗生素3个月余,术后病情加重,且右面部肿胀。

患者女,67岁.因发现颈部及腋窝淋巴结肿大3月余于2005年4月7日入住我院.检查发现颈部、腋窝、腹股沟、纵隔、肝门、后腹膜均有淋巴结肿大,两侧胸腔积液,经两次淋巴结活检示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弥漫大B细胞型,Ⅳ期。

患儿男,6岁,汉族,父亲籍贯江苏,母亲籍贯河北.患儿出生时全身皮肤白,头发白色略带浅黄色,眉毛及睫毛均呈白色,虹膜灰色,畏光.2005年10月前来遗传咨询并要求进行白化病分型诊断。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些罕见的未分化细胞群对于肿瘤细胞的形成与生长具有重要作用,识别并确认大肠癌肿瘤起源细胞及致癌基因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院内感染是住院患者常见并发症,不仅消耗医疗资源,而且影响患者的预后.心脏手术患者由于抵抗力的下降,院内感染发生率在20%以上,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患者接受心脏手术,术后院内感染发生率呈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