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55卷第06期

全基因组DNA甲基化谱分析作为一种高通量表观遗传学技术，通过检测肿瘤全基因组范围的CpG位点甲基化状态，生成具有细胞起源特征的“甲基化指纹”，为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精准诊断提供了全新工具。本文介绍了该技术的原理以及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诊断中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局限性，提出目前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病理诊断应该是以病理医师为核心的整合诊断模式，强调甲基化谱分析是辅助而非替代工具，任何结果均需在临床-影像-病理-分子多维度信息中综合解读。未来，随着可解释人工智能、多组学整合及国际标准协作的推进，该技术有望从“突破性工具”发展为与病理诊断深度融合的“智能辅助伙伴”。

错配修复系统在维持基因组稳定性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功能缺陷可导致微卫星不稳定，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及免疫治疗反应密切相关。错配修复蛋白免疫组织化学（IHC）检测已成为评估错配修复状态的首选方法之一，对于Lynch综合征筛查、肿瘤分子分型、患者预后评估及免疫治疗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国内错配修复蛋白IHC检测在标本前处理、抗体选择、检测系统、结果判读及质量控制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不同实验室间检测结果存在差异。为此，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联合技术学组、国家病理质控中心组织多学科专家，基于近年全国错配修复蛋白IHC室间质评数据、国内外循证研究结果及临床实践经验，形成本专家共识。本共识从检测意义、适用原则、检测流程、结果判读、报告规范及质控要求7个方面提出11条推荐意见，以期规范错配修复蛋白IHC检测流程、统一判读标准、强化质量控制，提高检测准确性，助力临床精准诊疗。

目的 探讨细胞周期相关肿瘤高表达蛋白（CREPT）在胶质瘤血管内皮细胞中的表达特征及其调控血管生成的作用机制。 方法 基于人胶质瘤样本单细胞测序数据，分析CREPT在不同细胞类型中的表达模式；采用免疫组织化学与免疫荧光染色验证其在胶质瘤组织中的表达分布；分析CREPT表达与胶质母细胞瘤微血管密度的相关性；通过基因集富集分析评估CREPT对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构建CREPT敲低的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模型，并通过成管实验评估CREPT对血管形成能力的影响；利用Gilovis数据库分析CREPT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的相关性、分析两者在胶质母细胞瘤不同区域的表达模式，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进行验证；最后，通过Western blot检测黏附连接蛋白及下游信号通路分子的表达变化。 结果 CREPT在胶质瘤血管内皮细胞中特异表达，高表达CREPT组的微血管密度显著高于低表达CREPT组（t=2.083，P<0.05）；基因集富集分析结果显示CREPT参与调控内皮细胞成管与黏附连接功能，敲低CREPT可显著抑制人永生化脑微血管内皮细胞（hCMEC）的成管能力（F=12.99，P<0.05）；差异表达分析与临床样本验证显示，CREPT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在假栅栏样坏死等区域表达均升高（t=7.513，P<0.05；t=9.461，P<0.001），且两者呈显著正相关（r=0.36，P<0.05）；敲低CREPT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表达显著下降（F=12.74，P<0.05）。 结论 CREPT在胶质瘤血管内皮细胞特异表达，通过调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信号通路，增强胶质瘤血管内皮细胞的成管能力，进而促进肿瘤血管生成，为胶质母细胞瘤抗血管治疗提供了新的潜在靶点。

目的 探讨乳头状胶质神经元肿瘤（papillary glioneuronal tumor，PGNT）的临床病理和遗传学特征，并根据2021年WHO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分类标准对病例进行重新整合病理分子学诊断分类。 方法 收集2010年1月至2025年8月在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诊断为PGNT的6例肿瘤，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影像、组织病理及分子资料，采用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靶向二代测序、RNA测序和DNA甲基化测序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肿瘤均位于幕上大脑半球，6例患者男性4例，女性2例；年龄17.0（10.0，25.5）岁。组织学显示典型乳头状结构，4例乳头间区见灶状和巢片状神经细胞，2例见散在可疑的神经节细胞或神经元。核分裂象罕见，1例（例4）见局灶肿瘤间变。乳头周围细胞弥漫表达GFAP、OLIG2、S-100蛋白和SOX10；乳头间区细胞弥漫或部分突触素阳性，4例见灶状和巢片状NeuN和Calretinin阳性。Ki-67阳性指数<5%（仅1例局灶阳性，达8%），IDH1-R132H、H3K27M和BRAF V600E均为阴性。4例（例3~6）存在SLC44A1：：PRKCA融合；2例（例1和2）分别检出KIAA1549：：BRAF和STRIP2：：BRAF融合。整合病理分子学诊断，例3~6明确诊断为PGNT，CNS WHO 1级，例4局灶肿瘤间变。结合DNA甲基化分析结果，例1和2重新分类为低级别胶质瘤/胶质神经元肿瘤，未另作分类（NEC）。6例均开颅行肿瘤全切或大部分切除，仅1例进行局部放疗；截至2025年7月末次随访日期，患者均存活，无肿瘤复发或进展；总生存期分别为105、50、66、64、12和6个月。 结论 PGNT属于罕见的胶质神经元肿瘤，以假乳头状胶质结构与乳头间神经成分的双相形态学为特征。乳头间区灶状和巢片状NeuN阳性的神经细胞是PGNT的重要诊断线索。整合病理分子学对于幕上乳头状胶质神经元肿瘤的分类至关重要。经典PGNT存在PRKCA基因融合，携带BRAF变异的病例需要重新分类。

目的 探讨IDH突变的成人型弥漫性胶质瘤的临床病理特征。 方法 收集2021年1月至2025年6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经Sanger测序确定为IDH1（R132位点）或IDH2（R172位点）突变且同时行1p/19q 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的成人型弥漫性胶质瘤病例共1 301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性别、年龄、发病部位、IDH突变形式、肿瘤类型及WHO分级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 301例患者中，男性722例（55.5%），女性579例（44.5%），男女比1.25∶1.00。患者年龄41（33，51）岁。其中≤18岁的患者9例（0.7%），19~55岁患者1 140例（87.6%），>55岁患者152例（11.7%）。幕上1 271例（97.7%），幕下17例（1.3%），另有部位不明确13例（1.0%）。IDH1（R132位点）突变1 244例，最常见为R132H（1 211例，93.1%），IDH1非R132H突变共33例（2.5%），IDH2突变57例（4.4%）。1 301例中星形细胞瘤711例（54.7%），整合诊断为WHO 2、3、4级分别为364例（51.2%）、116例（16.3%）和231例（32.5%）；少突胶质细胞瘤590例（45.3%），整合诊断为WHO 2级372例（63.1%），WHO 3级218例（36.9%）。相关性统计学分析显示：（1）患者性别与WHO分级相关（r=0.078，P=0.014），与年龄、发病部位、肿瘤类型和IDH突变形式无关。各分级中男性均多于女性，且随着肿瘤级别增加，男性患者占比增多。（2）患者年龄与IDH突变形式和肿瘤类型相关（r=-0.072，0.199，P=0.001），与发病部位和WHO分级无关。与>18岁患者相比，≤18岁患者更易出现IDH1非R132H突变，而IDH2突变只见于>18岁患者；>65岁患者仅存在IDH1 R132H突变。随着年龄增长，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占比逐渐增加（r=0.199，P=0.001）。（3）发病部位与IDH突变形式和肿瘤类型相关（r=0.118，-0.077，P均<0.05），与WHO分级无关。与幕上肿瘤相比，IDH1非R132H突变在幕下肿瘤中占比明显升高（χ2=74.285，P=0.001），而IDH2突变几乎不发生于幕下。少突胶质细胞瘤极少发生于幕下。（4）IDH突变形式与肿瘤类型相关（r=0.118，P=0.001），与WHO分级无关。星形细胞瘤中IDH1非R132H突变显著高于少突胶质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中IDH2突变比例明显高于星形细胞瘤（χ2=50.661，P<0.001）。 结论 IDH突变多发生于成人，高峰年龄为25~55岁，也可发生于个别儿童。IDH突变胶质瘤好发于幕上，最常见于额叶，以IDH1 R132H突变为主，其中>65岁患者仅存在IDH1 R132H突变。与幕上相比，IDH1非R132H突变在幕下肿瘤中占比明显升高。IDH2突变的胶质瘤几乎只发生于成人、幕上，且在少突胶质细胞瘤中IDH2突变比例明显高于星形细胞瘤。

目的 探讨PRAME在透明细胞软组织肉瘤（CCS）与黑色素瘤鉴别诊断及实际应用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21—2025年25例CCS与25例解剖学部位匹配的黑色素瘤，整理临床资料，评估组织学特征，行PRAME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比较两组的临床病理学差异，并评价PRAME在其鉴别诊断中的灵敏度与特异度。 结果 CCS组25例，年龄38.0（31.5，56.0）岁；黑色素瘤组25例，年龄61.0（54.0，72.0）岁。50例患者中CCS组与黑色素瘤组均为男性11例，女性14例。肿瘤部位均以四肢与躯干为主。黑色素瘤原发灶/复发灶常累及表皮并见交界处Paget样增生，而CCS通常不累及表皮；当与黑色素瘤转移灶比较时，黑色素瘤多以上皮样细胞并伴明显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且纤维胶原分隔少见，CCS多为上皮样及梭形的混合细胞型、缺乏TIL且纤维胶原分隔常见。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CCS中96.0%（24/25）PRAME阴性，仅1例5%核阳性，而黑色素瘤中PRAME阳性率为88.0%（22/25），其中80.0%（20/25）呈>50%弥漫阳性（P<0.001）；以>50%为阈值，PRAME诊断黑色素瘤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0%和100.0%。BRAF V600E抗体免疫组织化学阳性仅见于黑色素瘤（56.0%，14/25）。入组CCS均经分子学证实存在EWSR1重排，且未见与BRAF V600E抗体免疫组织化学阳性共存。 结论 PRAME弥漫阳性对提示黑色素瘤具有很高的特异度，尤其在复发灶活检或转移灶穿刺且色素不明显时、原发小病灶的活检、或因溃疡未取到表皮的标本中，PRAME弥漫阳性更具提示意义，适合基层实验室及组织量有限的活检样本推广应用。

目的 探讨结节性硬化症（TSC）相关多灶微结节性肺泡上皮增生（MMPH）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TSC1/TSC2基因突变状态。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9月至2024年8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诊断的8例MMPH病例，收集其临床信息、影像学表现，行组织病理学分析及二代测序检测。 结果 8例患者中，男女各4例，年龄44（36，50）岁，均无明确TSC家族史。仅1例在就诊时出现呼吸系统症状。4例有TSC相关皮肤病变（2例有鲨鱼皮斑，1例有色素脱失斑，1例有色素脱失斑合并头皮纤维斑块及血管纤维瘤）；3例患者本人或直系亲属有癫痫病史；5例本人或直系亲属有肝/肾囊肿或有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手术史。CT检查均显示双肺多发磨玻璃结节影，直径10.5（8.5，11.0）mm。6例为手术切除，2例为支气管镜冷冻肺活检。6例手术病例术中冷冻均误诊为早期肺腺癌（原位腺癌/微浸润性腺癌/浸润性非黏液腺癌），术后更正诊断为MMPH，其中1例MMPH合并良性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PEcoma）。镜下表现为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多灶性增生，细胞温和，无异型性及浸润性生长，合并PEcoma者可见透亮的上皮样细胞巢团状、片状生长。免疫组织化学示增生上皮细胞甲状腺转录因子（TTF）-1阳性，Ki-67低表达；PEcoma细胞表达Melan A和小眼畸形转录因子（MiTF）。二代测序检测示6例TSC1突变，1例TSC2突变，且同时检出BRAF（G466E）Ⅲ类错义突变，1例未检出突变（总检出比率为7/8）；8例均未发现其他肺癌相关驱动基因变异。均获得随访信息，其中1例随访中出现双肺散在薄壁透亮影，但未行病理检查。患者总体生存状况良好，随访时间14.0（9.5，47.0）个月。 结论 MMPH是一种少见的、良性的TSC相关肺部病变，常表现为双肺多发磨玻璃结节，易被误诊为早期肺腺癌，诊断需结合临床、影像、组织病理及TSC1/2基因突变结果综合判断。

目的 探讨子宫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肿瘤（UIMT）的临床病理及分子遗传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常州市妇幼保健院2018年1月至2025年7月诊断的8例UIMT患者，包括6例不具侵袭性行为UIMT、1例具有侵袭性行为UIMT和1例上皮样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肉瘤（EIMS），总结临床病理学特征、分子遗传学特点、治疗及预后。 结果 患者年龄44.5（38.5，46.0）岁，肿瘤直径6.35（5.05，8.70）cm。肿瘤1例位于子宫黏膜下、4例位于子宫肌壁间、3例位于子宫浆膜下。形态呈现异质性：不具有侵袭性行为UIMT表现为细胞稀少的黏液样模式或者致密束状（类似平滑肌）模式，肿瘤边界清晰或者浸润性生长；具有侵袭性行为的UIMT，肿瘤呈浸润性生长，细胞呈现更大的异型性，更多的核分裂象，伴有坏死；EIMS呈浸润性生长，主要由上皮样细胞组成伴有小灶梭形细胞形态，细胞呈现较大异型性，核分裂象活跃，上皮样细胞之间少量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8例均检测到ALK重排。RNA二代测序结果显示所有肿瘤均由ALK重排驱动，其中EIMS检测出新的融合基因KANK2：：ALK。DNA二代测序结果显示，具有侵袭性行为的UIMT和EIMS检测出更多的致病基因，包括TP53和ATM突变及CCNE1基因扩增。除EIMS外，7例UIMT免疫组织化学染色ALK蛋白阳性表达。EIMS和1例侵袭性行为的UIMT p16或者p53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异常表达。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随访4~84个月，1例侵袭性行为UIMT患者在术后4个月发生肝脏和肺转移，口服靶向治疗药物克唑替尼，术后18个月因多脏器衰竭死亡。 结论 UIMT是一类形态异质性肿瘤，其生物学行为可从良性过程到高度侵袭性不等，此类肿瘤主要由ALK基因重排驱动。具有侵袭性行为的UIMT和EIMS通常具有更多的基因变异，p53或p16蛋白的异常表达，并结合临床病理学参数可作为预测不良肿瘤生物学行为的指标。

目的 分析子宫内膜癌前病变及子宫内膜癌不同组织学亚型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的发生和分布情况，并比较错配修复蛋白缺失（dMMR）和MSI-H符合率；探讨微偏移的发生率，并探索准确判读MSI-H的可能解决方案。 方法 收集2023年1月至2024年1月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行分子分型检测的848例子宫内膜病变样本，包含93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和755例子宫内膜癌。通过组织学、错配修复蛋白免疫组织化学和二代测序分析其微卫星状态、错配修复蛋白表达、MMR基因突变及POLE等基因突变。微卫星状态通过检测34个微卫星位点计算MSI-score，MSI-score<0.3为微卫星稳定（MSS），≥0.3为MSI-H，0.30±0.05为临界区间。同时建立可视化图形进行微偏移分析鉴定。 结果 848例病变包含93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442例低级别子宫内膜样癌（G1~G2）、143例高级别子宫内膜样癌（G3）、20例透明细胞癌、20例癌肉瘤、16例混合性腺癌、12例去分化/未分化癌以及其他类型内膜癌102例（包括94例浆液性癌、6例中肾样腺癌和2例胃型黏液腺癌）。研究结果显示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dMMR发生率为4.3%，MSI-H发生率为3.2%，显著低于子宫内膜癌的24.9%和23.0%（dMMR：χ²=16.85，P<0.001；MSI-H：χ²=17.05，P<0.001）。102例包含浆液性癌的其他类型均为pMMR/MSS。dMMR和MSI-H总体上有较好的符合率，达90.6%，但在病程不同阶段和不同组织学亚型符合率为75%~100%。不典型增生和癌肉瘤仅为75.0%，去分化/未分化癌为87.5%，低级别内膜样腺癌为90.7%，高级别子宫内膜样癌为91.5%，其他高级别腺癌均为100%符合，不同的分子分型中POLE突变型符合率最低，仅66.7%，显著低于MSI-H型的93.1%总体符合率（χ²=13.35，P<0.001）。MSI-H病例中，高达84.5%的子宫内膜癌存在至少1个微卫星位点的微偏移现象，其中67.8%存在≥3个位点微偏移。通过34个微卫星位点检测并进行可视化图形分析比较，20例MSI-score为临界区间（0.3±0.05），存在多个位点微偏移，可视为微卫星状态极难判断病例，在174例MSI-H病例中占11.5%。这些MSI-score临界病例中，MLH1-/PMS2-共缺失占12/20，其中半数（6/12）检出MLH1突变；MSH6单独缺失占6/20，其中5例检出MSH6突变。这20例临界值MSI-H病例具有普通类型MSI-H子宫内膜癌的全部病理学特征。 结论 MSI-H在子宫内膜癌前病变与子宫内膜癌中的发生率和分布存在显著的组织学亚型差异。dMMR与MSI-H总体符合率较好，但在不同病程阶段、组织学类型及分子亚型中具有一定差异。微偏移现象在MSI-H病例中普遍存在，部分病例因处于临界区间而判读困难。增加微卫星位点检测数量、结合可视化图形比对并参考错配修复蛋白免疫表型及组织学特征，可有效提高MSI-H的判读准确性。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累及肠道的临床病理学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 方法 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病理科2017—2019年3例SLE累及肠道的病例，分析其临床病理学特征。 结果 3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30、39和44岁，既往均有SLE病史，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等症状，其中有2例患者肠穿孔；手术标本组织学显示肠黏膜及固有肌层呈缺血改变。肠系膜及浆膜下见中-小血管血管炎，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见少量中性粒细胞，动静脉同时累及，伴有血管腔狭窄。黏膜及黏膜下层未见明显血管炎。固有肌层变性坏死，肠系膜见膜性脂肪坏死。有2个病例肠系膜见片状紫色物质沉积。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累及肠道多表现为肠系膜及浆膜下中小动静脉淋巴细胞性血管炎、血管狭窄，导致（严重病例）肠壁全层缺血坏死及穿孔。

目的 探讨胰腺混合性浆液-神经内分泌肿瘤（mixed serous-neuroendocrine neoplasm，MSNN）的临床病理学特征。 方法 收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2019—2025年诊断的3例MSNN病例，分析其临床资料、病理学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3例患者中男性2例，女性1例，分别以黄疸、体检发现胰腺肿块和腹部不适入院，例1显示胰腺头部囊性病灶，同时合并胰腺尾部结节状等密度影，例2腹部CT提示胰腺体尾部多发囊性灶，例3腹部CT检查发现胰腺头体部囊性占位，同时合并肝脏血管瘤。镜下3例囊性病灶的组织学图像类似，均可见大小不一的囊腔，囊与囊之间有厚薄不均的纤维组织间隔，囊肿内衬单层立方或扁平的小细胞，胞质透亮，核居中、圆形，符合浆液性囊腺瘤（serous cystadenoma，SCA）。例1胰腺尾部见实性细胞增生区，直径约1.0 cm，细胞大小较为一致，排列成条索样或缎带样，例2距囊肿约1.0 cm见一实性细胞增生区域，镜下径约0.1 cm，细胞大小较为一致，核染色均匀细腻呈胡椒盐样，例3于术中偶然发现胰腺尾部实性结节直径约1.2 cm，细胞大小一致，核染色质均匀细腻呈胡椒盐样，间质富于血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提示3例实性细胞增生区域突触素、嗜铬粒素A阳性，Ki-67阳性指数均为1%，符合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PNET），分级为G1，同时3例SCA区域行PAS染色均为阳性。 结论 MSNN临床较为罕见，在日常工作中对诊断胰腺SCA的病例，如果怀疑可能合并VHL综合征，大体取材需多切面剖开标本观察，同时镜下诊断时应仔细观察组织学图像是否合并PNET，以避免漏诊的发生。

目的 探讨AT丰富结构域1A（ARID1A）缺失性子宫内膜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共5例ARID1A缺失性子宫内膜癌的临床病理资料，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蛋白表达、聚合酶链反应和二代测序技术检测基因等，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5例ARID1A缺失性子宫内膜癌患者，年龄分别为60、60、64、71、66岁。4例患者为绝经后阴道出血或分泌物增多，1例患者体检发现盆腔肿块。镜下观察：3例子宫内膜样癌，肿瘤细胞以腺管状、筛状分布为主，细胞核卵圆形，染色质呈颗粒状至空泡状，偶见小核仁，局灶间质炎性细胞浸润。1例去分化癌，肿瘤细胞呈实性巢状，伴较多坏死，细胞中等大小，部分核膜不规则，染色质粗糙，核仁明显，胞质嗜双色性。1例透明细胞癌，肿瘤细胞呈巢片状、乳头状排列，肿瘤细胞圆形、卵圆形，核膜不规则，胞质丰富嗜酸性，核分裂象可见。免疫组织化学ARID1A表达缺失（5/5），EZH2表达阳性（3/4），PR阴性（3/5）。分子分型dMMR型+POLE（p.P476T罕见位点）患者1例，dMMR型+POLE（p.P1547S，Ⅲ类变异）患者1例，dMMR型患者1例，NSMP型患者2例。5例患者均行手术及化疗。随访时间13~36个月，4例存活，1例死亡。 结论 ARID1A缺失性子宫内膜癌多数为错配修复缺陷的子宫内膜癌，并常伴发EZH2过表达。可具有不同的组织学形态，准确识别及诊断对预后及避免过度治疗有重要意义。

患者男，66岁。2024年5月因“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疼痛”就诊，影像学提示盆腔见卵圆形软组织密度影，考虑良性肿瘤可能性大。患者行肿物切除术。病理示肿瘤呈囊性，囊壁纤维化明显，局灶钙化，有少量长梭形细胞；囊壁部分区域见带状炎性细胞浸润，囊壁内附着纤维素样物，在纤维素样物与囊壁交界处以及纤维素样物中，见多处成簇的大细胞，呈免疫母细胞形态。免疫组织化学示梭形细胞S-100蛋白、SOX10阳性，成簇的大细胞CD20、MUM1、PAX5、CD30阳性，原位杂交示大细胞EB病毒编码的RNA（EBER）约50%阳性。诊断为神经鞘瘤囊性变伴发纤维蛋白相关大B细胞淋巴瘤。

报道1例发生于13岁男性腓骨的EWSR1：：SMAD3阳性纤维母细胞肿瘤，镜下呈特征性的分带结构：外周为细胞丰富的梭形细胞区，中央为细胞稀少伴玻璃样变性区。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ERG弥漫核表达。基因二代测序结果显示EWSR1：：SMAD3融合。原发于骨的EWSR1：：SMAD3阳性纤维母细胞肿瘤极为罕见，了解其存在并熟悉相关的组织学形态、免疫组织化学特征，结合二代测序结果有助于诊断与鉴别诊断。

本文报道1例胎盘内绒癌合并胎母输血综合征，并对临床表现、临床病理特征及生物学行为进行研究。患者女，32岁。在妊娠34+2周时因胎母输血综合征导致宫内胎儿急重度贫血，自觉胎动减少2 d入院。入院后紧急行剖宫产手术，术后胎盘送病理。胎盘大体经仔细检查可见小灶灰白灰黄病灶，组织学检查显示胎盘内绒毛膜癌。术后该患者的定量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检测结果显示808.34 IL/L，行PET-CT显示无转移性病灶，并在产后1年进行连续的β-hCG检测呈明显下降，并降至正常范围。3年后，该患者成功分娩1名活足月男婴。虽然胎母输血综合征是胎盘内绒癌的一种罕见临床表现，但应始终提醒临床医师及病理医师通过紧急和仔细的胎盘组织病理学检查来进一步调查分析病因。

不典型细胞性蓝痣（ACBN）是介于细胞性蓝痣和蓝痣样黑色素瘤之间的一种黑色素细胞肿瘤，临床罕见。本文报道1例16岁女性患者肛门ACBN。组织学示病变位于真皮内，呈非对称性生长，周界不清，伴大量黑色素沉着，穿插于皮下脂肪及横纹肌组织内；痣细胞呈交织状、巢团状及片状排列，局部区域似神经纤维瘤样结构；痣细胞呈梭形、圆形及卵圆形，部分可见小核仁，核分裂象难查见，无坏死。免疫组织化学显示痣细胞S-100蛋白、Melan A、PNL2、SOX10均阳性，HMB45部分阳性，Ki-67阳性指数2%。恶性黑色素瘤多位点荧光原位杂交检测阴性。高通量测序检测到GNAQ基因突变。熟悉ACBN的形态学特征，并结合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检测技术，可与其他伴有黑色素沉着的疾病鉴别，避免误诊与漏诊。

在医学教育智能化转型背景下，人工智能赋能的多模态知识图谱技术正推动新一代智慧课程体系构建。病理学作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知识体系复杂，亟需智能化技术破解教学痛点。本文基于北京大学病理学智慧课程建设实践，构建了以多模态知识图谱为基础、大语言模型驱动人工智能助教为支撑的病理学智慧课程，并依托该课程建立“线上智能平台+线下实体课堂”的混合教学模式。学业成绩与满意度调查显示，口腔、预防医学、护理及医学技术专业采用该模式后，学生成绩较上一年度传统教学模式均有提升，课程总体满意度为4.06分（5分制），72.3%的学生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本文系统阐述课程设计、实施路径及技术融合优势，探讨建设挑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病理学智慧课程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实施路径与实践经验。

研究生课程教育长期存在的教学形式单一、缺乏兴趣引领等问题，叠加当下学生习惯刷短视频、时间碎片化等现状，我们探索了结合慕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5年的运营和不断优化，形成了一定的教学特色并在教育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平台（以下简称“智慧教育平台”）持续保持选课领先。本文以《分子病理学：基础与前沿》课程为案例，展开在医学院/医院环境中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形成了以下特色：（1）顺应学生刷手机习惯，可随时利用碎片化时间接入学习；（2）跨地域汇集名师：“国家精品资源课程”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一起打造高端课堂；（3）对外走出国门（欧美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学员选课）；（4）对内实现了西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公平输出；（5）智慧教育平台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辅助统计学习行为数据，有助于识别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问题；（6）线下邀请专病领域专家，多结合案例讨论，面对面思维碰撞，提升创新思维能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医学生课程教育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