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56卷第02期

中国的角膜屈光手术以激光手术为代表，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30余年的发展历程，目前每年近百万人接受此类手术。新技术革新速度快，使手术效果不断提高，并发症不断减少，同时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实力不断接近国际水平。尤其近年来，各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学术研究成果的增多以及相关规范的制定，均标志着我国角膜屈光手术步入了多元化、智能化和规范化阶段。回顾30余年的发展历程，面对成绩的同时，仍应认识到不足。让我们携手同行，继续为我国屈光不正患者提供更高质量和更趋于自然的视觉矫正效果。谨以此文祝贺《中华眼科杂志》创刊70周年。（中华眼科杂志，2020，56：81-85）

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SMILE）手术以切口微小（2 mm）、无开放角膜瓣以及眼表功能恢复快、舒适度好等优点，受到眼科医师和近视眼患者的青睐，近年来在国内得以推广开展。但正是其切口微小及角膜帽内存在腔隙，为微生物滋养提供了良好环境。本文通过阐述SMILE手术的特点及术后感染的特殊性，提出手术前和手术中操作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要点以及手术后感染类型的鉴别和处理原则，以期临床进一步强化SMILE手术围手术期工作，为手术患者保驾护航。（中华眼科杂志，2020，56：86-88）

近视眼矫正手术在我国发展近30年，手术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眼内屈光手术因具有矫正范围广、无需去除角膜组织、视觉质量稳定等优点，在临床得到逐步推广。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视光学组针对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适应证，在眼部条件、年龄范围、屈光度数等方面给予了指导意见。本文通过阐述中、低度近视眼不应推荐眼内屈光手术，部分特殊职业目前不接受行眼内屈光手术者，眼内屈光手术并发症及应对措施，提出近视眼矫正手术个性化选择原则，强调眼内屈光手术在近视度数、职业需求、眼部个体差异及并发症等方面，临床应以更加谨慎的态度选择适应证。（中华眼科杂志，2020，56：89-92）

目的 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 方法 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术前两组间年龄（t=0.20）、CCT（t=1.64）、DA（t=-1.85）、BIOP（t=0.73）、M（t=-0.24）、DR（t=-1.00）、屈光度SE（t=-0.97）与BCVA（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t=-2.17，-6.78，-4.37；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t=2.58，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t=0.00，-0.22，0.90，0.73）及M（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t=-3.13，-3.09；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t=-2.72，-3.39，-2.51；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t=2.11，2.73，3.70；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t=-3.01，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61，-1.40，-0.61；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t=0.50，-1.10，-0.73，2.12）、ΔM（t=-1.52，-1.41，0.01，-0.79）、ΔSPA1（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目的 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1）、第1次压平长度（AL1）、第1次压平速度（AV1）、第2次压平时间（AT2）、第2次压平长度（AL2）、第2次压平速度（AV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 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3.311，-1.808，-2.359；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8.492，31.547，10.773，70.167；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2.204，1.108；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t=-4.292；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t=4.492，4.618；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t=2.796，2.515；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t=3.235，8.353，4.282；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r=-0.614，-0.304，-0.396，-0.661；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r=0.332，0.361，0.382；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F=37.221，P<0.001，调整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 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目的 探讨飞秒激光制瓣的LASIK（FS-LASIK）、波前像差引导的LASIK（WF-LASIK）和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矫正近视散光后的视觉质量及高阶像差。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本研究纳入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来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手术的108例（212只眼）单纯近视或复性近视散光患者进行研究，其中男性34例（66只眼），女性74例（146只眼）；年龄27（24，32）岁。按术式将患者分为3个组，其中FS-LASIK组37例（71只眼），WF-LASIK组35例（69只眼），SMILE组36例（72只眼）。术前及术后12个月记录患者的屈光度、角膜参数、高阶像差值以及对比敏感度值，并进行秩和检验比较不同时间的差异。 结果 术后12个月时，FS-LASIK组、WF-LASIK组和SMILE组分别有69（97.18%）、67（97.10%）和69只眼（95.83%）裸眼视力≥1.0，3个组分别有59（83.10%）、60（86.96%）和61只眼（84.72%）术后裸眼视力好于术前最佳矫正视力。WF-LASIK组角膜表面规则指数（SRI）从0.11（0.07，0.28）降低为0.07（0.06，0.20）（Z=-2.662，P=0.008），低于FS-LASIK组和SMILE组（Z=-3.236，-3.118；P=0.001，0.000），角膜表面不对称指数（SAI）从0.34（0.25，0.43）增加为0.38（0.30，0.52）（Z=-2.140，P=0.032），均低于FS-LASIK组和SMILE组（Z=-2.910，-3.779；P=0.004，0.000）。FS-LASIK组总高阶像差均方根值从0.32（0.27，0.41）增加为0.53（0.40，0.65）（Z=-6.228，P=0.000），高于WF-LASIK组和SMILE组（Z=-3.595，-4.086；P=0.000，0.000），WF-LASIK组彗差从0.16（0.11，0.24）增加为0.26（0.15，0.37）（Z=-3.816，P=0.000），低于FS-LASIK组（Z=-3.528，P=0.000），FS-LASIK组和WF-LASIK组分别球差从0.10（0.05，0.21）和0.08（0.04，0.12）增加到0.24（0.13，0.34）和0.15（0.09，0.26）（Z=-5.141，-4.864；P=0.000，0.000），高于SMILE组（Z=-2.549，-4.682；P=0.011，0.000）。术后12个月时，WF-LASIK组在12.0周/度空间频率下暗环境对比敏感度从1.34（1.18，1.48）增加为1.48（1.34，1.63）（Z=-2.985，P=0.003），高于FS-LASIK组和SMILE组（Z=-3.194，-2.977；P=0.001，0.003），有眩光对比敏感度在12.0周/度空间频率下从1.26（1.18，1.34）增加为1.34（1.34，1.63）（Z=-3.608，P=0.000），高于FS-LASIK组和SMILE组（Z=-4.033，-2.913；P=0.000，0.004）。 结论 FS-LASIK、WF-LASIK及SMILE术后12个月均可获得理想的视力，其中WF-LASIK术后角膜对称性最好，高阶像差增加最少，视觉质量最好。（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8-125）

目的 探讨双切口囊外白内障摘除术（ECCE）治疗低角膜内皮细胞数的硬核白内障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09年6月至2018年12月于山东省眼科医院就诊的角膜内皮细胞数低的硬核白内障患者46例（47只眼），其中男性22例，女性24例，年龄（63.8±6.3）岁。入选标准：患者术前角膜内皮细胞计数<1 000个/mm2且白内障核硬度≥Ⅳ级。根据ECCE手术方法分为两组：单切口组（24只眼），双切口组（23只眼）。双切口组手术方法为：采取先行上方巩膜预切口，从颞侧或鼻侧2.6 mm透明角膜隧道切口完成常规撕囊，水分离，切开上方巩膜切口，娩出晶体核，巩膜切口缝合，从角膜切口灌吸残余皮质，折叠式人工晶状体植入，吸除黏弹剂。观察术中前房维持情况，术后角膜水肿情况。术后随访6个月，对比两组角膜内皮计数及视力、散光情况。采用χ2检验对计数资料、t检验对计量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术前视力、核硬度分级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双切口与单切口组患者术前角膜内皮细胞计数分别为（827±164）和（802±121）个/mm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2，P=0.28）。术后6个月双切口组与单切口组患者角膜内皮细胞计数分别为（793±147）和（706±101）个/m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37，P<0.01）；角膜内皮细胞丢失率分别为4.16%±3.12%和11.69%±2.96%，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t=9.52，P<0.01）；角膜内皮六边形细胞比例分别为9.67%±6.11%和28.33%±8.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2，P<0.05）。随访6个月，双切口组所有患者均未出现角膜内皮功能失代偿，单切口组3只眼出现角膜大泡、角膜内皮功能失代偿。两组患者术后散光度数和术源性散光度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71，0.15；P>0.05）。 结论 采用巩膜大切口娩出硬核联合角膜隧道切口完成其余手术步骤的双切口ECCE，对低角膜内皮细胞数硬核白内障是安全、有效的手术治疗方式。（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26-130）

目的 研究兔眼部局部应用小檗碱溶液的安全性及其对兔眼角膜上皮修复的影响。 方法 实验研究。日本大耳白兔92只，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一般情况组（32只兔，64只眼）和角膜损伤组（60只兔，60只眼）。一般情况组再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个组，每组8只兔（16只眼），根据给予去离子水或0.5、1.0、1.5 mg/ml小檗碱溶液，分为一般情况对照组及一般情况A、B、C组；双眼给药，每只眼先单次给药，观察72 h后再连续4周多次给药。角膜损伤组兔右眼制作角膜上皮损伤模型后，根据给予去离子水或0.5、1.0、1.5 mg/ml小檗碱溶液，分为角膜损伤对照组及角膜损伤A、B、C组，每组15只兔（15只眼），连续给药1周。一般情况组兔进行行为学观察，并应用Draize眼刺激性评分系统，对兔角膜、结膜、虹膜受累的面积、程度和反应进行评分，测量不同时间眼压，视网膜电图（ERG）检测b波振幅。角膜损伤组兔于角膜缺损后1、2、3、4、5、6、7 d观察角膜上皮缺损修复情况。所有兔停药后进行角膜组织病理学观察。兔泪液pH值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Draize眼刺激性评分采用秩和检验，眼压、视网膜电图b波振幅及角膜上皮损伤面积和修复时间的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及SNK-q检验。 结果 单次给药和多次给药后一般情况组兔均无明显异常行为。一般情况对照及A、B、C组在多次给药1、2、4周时Draize眼刺激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中一般情况C组的Draize眼刺激评分分别为7（0，12）、6（0，10）、6（0，16）分（χ2=1.640，0.265，1.963，1.381；P>0.05）。一般情况对照及A、B、C组在多次给药前后不同时间的眼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0.065，0.292，0.015，0.041；P>0.05）。在多次给药前及给药后2、4周一般情况对照组的b波振幅分别为（127.75±17.12）、（129.18±15.83）、（128.81±13.58）μV，一般情况A组为（130.68±18.75）、（131.38±16.96）、（130.62±12.18）μV，一般情况B组为（128.00±16.74）、（128.44±16.64）、（129.06±16.16）μV，一般情况C组为（131.81±19.37）、（132.13±18.36）、（129.94±12.60）μV，各组在给药前后不同时间b波振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0.037，0.011，0.017，0.702；P>0.05）。一般情况对照组与一般情况A、B、C组角膜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无明显差异。角膜损伤各组在不同时间的角膜上皮缺损面积有统计学意义（F=5.316，25.864，127.613；P<0.05），角膜损伤对照组与角膜损伤A、B、C组之间两两比较，角膜损伤C组的角膜上皮缺损面积明显大于其他3个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q=5.153，10.313，6.976；P<0.05）。角膜损伤对照及A、B、C组的修复愈合时间为（83.0±1.85）、（82.9±2.07）、（83.7±2.09）和（101.6±2.20）h，角膜损伤C组角膜上皮缺损修复时间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1.437，P=0.000），角膜损伤对照组及角膜损伤A、B组之间比较，角膜上皮缺损修复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813，P=0.450）；修复结束后，角膜损伤组之间角膜组织的病理学检查结果无明显差异。 结论 兔眼局部应用小檗碱溶液较安全，兔眼眼表未见明显的毒性反应，对视网膜未见明显影响。1.5 mg/ml浓度小檗碱溶液可延迟兔眼角膜上皮缺损修复，但对修复后的角膜组织结构的完整性无影响。（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31-137）

目的 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基质内透镜取出术（SMILE）与飞秒激光辅助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后角膜上皮厚度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角膜上皮厚度变化与角膜像差的关系。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接受SMILE或FS-LASIK的近视眼散光患者59例（118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2例，年龄（25.64±5.57）岁。根据接受的手术分为两组，SMILE组34例（68只眼），FS-LASIK组25例（50只眼）。各组患者按等效球镜度数是否≥-6.00 D分为中低度及高度患者。傅立叶域相干光层析成像仪检测患者术前、术后1周及1、3、6个月的角膜上皮厚度。将角膜中央直径5 mm范围分为9个区域测量上皮厚度，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上皮厚度变化值与中央角膜厚度减少量、切削比及角膜像差的关系；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及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组间数据的差异。 结果 术前两组中的中低度和高度患者年龄以及屈光状态、9个区域角膜上皮厚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月时，FS-LASIK组中低度患者9个区域角膜上皮增厚量与SMIL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FS-LASIK组高度患者在上方（t=2.670）、鼻上（t=2.506）和鼻侧（t=2.831）区角膜上皮厚度增加量[（4.2±3.2）、（3.4±2.7）、（3.7±2.5）μm]较SMILE组[（2.2±2.2）、（1.6±2.5）、（1.7±2.6）μm]大（P<0.05）。术后3个月时，FS-LASIK组中低度患者在上方区角膜上皮为厚度增加量（2.4±2.9）μm，较SMILE组（0.7±2.1）μm大（t=2.703，P=0.009），FS-LASIK组高度患者在中央（t=2.660）、上方（t=3.229）、鼻侧（t=2.420）、鼻下（t=2.651）、颞下（t=2.153）及颞上（t=2.281）区角膜上皮厚度增加量[（6.7±2.6）、（5.0±2.1）、（3.9±1.9）、（4.8±1.8）、（7.5±2.5）、（6.4±2.7）μm]较SMILE组[（4.7±2.9）、（2.9±2.5）、（2.4±2.4）、（3.3±2.2）、（6.0±2.4）、（4.8±2.4）μm]大（P<0.05）。术后6个月时，FS-LASIK组中低度患者在上方（t=3.340）及鼻侧（t=1.952）区角膜上皮厚度增加量[（1.9±2.6）、（1.2±1.8）μm]较SMILE[（0.1±2.3）、（0.1±2.3）μm]大（P<0.05），FS-LASIK组高度患者在上方（t=2.332）及鼻下（t=2.172）区角膜上皮厚度增加量[（4.1±1.9）、（4.5±1.7）μm]较SMILE[（2.6±2.7）、（3.1±2.8）μm]大（P<0.05）。SMILE组中低度和高度患者透镜中央厚度[（101.53±17.17）、（134.13±11.34）μm]均明显大于FS-LASIK激光切削深度[（71.19±12.54）、（116.96±10.39）μm]（P<0.05）。SMILE组与FS-LASIK组术后1、3、6个月时平均角膜上皮厚度增加量均与中央角膜厚度减少量及切削比呈正相关（P<0.01）。术后1、3、6个月时SMILE组总高阶像差（0.81±0.26、0.79±0.28、0.81±0.31）、球差（0.50±0.21、0.48±0.20、0.52±0.23）均低于FS-LASIK组总高阶像差（0.97±0.34、0.97±0.33、0.93±0.32）、球差（0.72±0.25、0.66±0.30、0.71±0.25），SMILE组与FS-LASIK组角膜像差增加量与平均角膜上皮厚度增加量呈正相关（P<0.05）。 结论 SMILE术后角膜上皮厚度增加小于FS-LASIK，且各区域角膜上皮厚度增加的均一性好于FS-LASIK。SMILE术后球差小于FS-LASIK可能与之相关。（中华眼科杂志，2020，56：93-102）

患者女性，左眼麦粒壳划伤后眼红伴视物不清，抗炎治疗效果不佳。左眼角膜中央色素性隆起病灶，颞上方及颞下方浸润灶处上皮缺损，下方角膜表面散在多处卫星灶，见羽毛状边界。真菌培养及活体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结果均提示刺盘孢属真菌，经测序确诊为刺盘孢属真菌性角膜炎。药敏实验后给予抗真菌治疗效果欠佳，行左眼眼内容物摘除术。（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38-140）

随着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在临床的广泛开展，术中大量的一片式角膜基质透镜被完整地取出，从而引发学者们开始对人体角膜基质透镜的再利用进行了研究。在基础方面，主要从细胞生物学、免疫学及生物力学角度，将透镜用于培养角膜成纤维细胞、构建生物角膜支架、描述角膜的生物力学行为等；在临床方面，将透镜植入自体或同种异体的角膜，以矫治远视和老视、修补角膜溃疡穿孔、治疗角膜缺陷性疾病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44-148）

外层视网膜管状结构（ORT）是指在频域相干光层析成像术（SD-OCT）中观察到的位于视网膜外核层的圆形或类圆形、边缘高反射信号而内腔相对低反射信号的异常结构，伴有局部视网膜外界膜中断、卷曲及视网膜色素上皮萎缩。组织病理学研究认为ORT是光感受器细胞和外层视网膜在病理条件下发生的重构，是外层视网膜严重损伤的表现。ORT可见于多种视网膜退行性疾病的终末阶段，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中较为常见，且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多。ORT在SD-OCT中的形态与视网膜内积液或囊样水肿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其并不是新生血管活动和再治疗的依据，且对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反应不佳，视力预后较差。因此充分认识ORT，对临床开展相关眼底病治疗、判断预后十分重要。本文对目前有关ORT的组织病理学研究及临床研究的进展进行总结，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49-154）

翼状胬肉是我国常见的眼表疾病，以手术治疗为主，其中翼状胬肉切除联合各种类型组织材料移植术效果最佳，复发率明显低于单纯翼状胬肉切除术。为了进一步简化手术操作，改善患者术后不适症状，移植物的固定方式从传统的缝线缝合转变为各种无缝线的固定方式，均取得不错效果。本文总结和分析目前翼状胬肉切除术中常用的移植物类型及其固定方式，以期为眼科临床开展工作提供参考。（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55-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