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50卷第08期

主动脉疾病病情危急，若不及时干预死亡率极高。腔内治疗因创伤小、恢复快、治疗效果确切，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各种主动脉疾病的救治。不同区域病变的治疗难度不同，涉及主动脉弓和腹部内脏区分支血管的病变对术者和器具都是巨大的考验。术后管理也是治疗过程的重要一环，通过识别危险因素筛选高危患者有助于早期处理和改善预后。虽然腔内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但随着治疗技术和器具的进步，有望实现更加完善的全主动脉腔内微创治疗。

微循环障碍已被认为是系统性的微血管疾病，冠状动脉微循环障碍（CMD）与外周微循环障碍间存在着紧密联系。CMD患者合并有不同程度的外周微循环异常，通过评价外周微血管功能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冠状动脉微循环情况。外周微血管系统可发挥间接评估冠状动脉微循环的作用，具有临床应用前景，但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大样本研究来确定可有效预测CMD的外周微循环检测方法和诊断界值。该文对外周微循环障碍与CMD的联系进行了综述，以期从外周微循环角度为间接评估冠状动脉微循环提供新思路。

急性主动脉综合征（AAS）是致命性急危重症之一。临床上通常将AAS分为主动脉夹层（AD）、主动脉壁间血肿（IMH）和穿透性溃疡（PAU）等。Stanford A型AAS，因其累及升主动脉而首选外科开放手术。Stanford B型AAS，因不累及升主动脉，如近端锚定区足够，可首选单纯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如近端锚定区不够，可选择先外科弓上分流而后TEVAR的“杂交”手术，或纯腔内的方式施行烟囱、开窗技术或分支支架置入术。复杂型AAS指患者出现反复疼痛、难以控制的高血压、器官灌注不良、濒临破裂等临床表现，需要急诊手术治疗。而非复杂型AAS可考虑延期至亚急性期进行手术。早期脑脊液引流可改善脊髓缺血患者的预后。术后发热的患者需考虑置入后综合征，抗炎治疗或许有效。

目的 探讨合并单纯性肾囊肿（SRC）对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BAD）患者施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后近中期不良事件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连续性入选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间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诊断为TBAD并接受TEVAR的患者，根据是否合并SRC，分为SRC组和无SRC组。以性别、年龄±2岁作为匹配因素，按1∶1匹配SRC组和无SRC组。收集并比较两组临床资料的差异，并通过门诊、电话随访及住院复查，记录患者随访期间不良事件。校正影响预后的混杂因素后，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主动脉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SRC组及无SRC组生存曲线。 结果 共纳入692例TBAD患者，其中SRC组235例，非SRC组457例。1∶1匹配后，SRC组和无SRC组各229例，SRC组年龄（62.3±10.4）岁，男性209例（91.3%），无SRC组年龄（62.0±10.2）岁，男性209例（91.3%）。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合并SRC（HR=1.991，95%CI：1.090~3.673，P=0.025），急性期介入（HR=13.635，95%CI：5.969~31.147，P=0.001），全麻（HR=2.012，95%CI：1.066~3.799，P=0.031）为TBAD患者施行TEVAR后主动脉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SRC组主动脉相关死亡和主动脉不良事件发生率较无SRC组高（log-rank P=0.031、0.005）。 结论 合并SRC是TBAD患者接受TEVAR治疗后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严重创伤性主动脉损伤（TAI）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策略。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成组病例分析。选取2005年8月至2021年3月于北部战区总医院明确诊断为TAI且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治疗的25例患者，根据患者入院与TEVAR时间间隔，入院24 h内行TEVAR的患者为急诊TEVAR组（14例），入院先行外科手术或骨折复位固定等处理严重合并伤，24 h后行TEVAR的患者为择期TEVAR组（11例）。收集并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创伤严重度评分（ISS）、入院与实施干预时间间隔、住院时长、胸腔闭式引流比例、腹部脏器修复比例等。对患者进行临床随访及术后1年主动脉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TA）影像学随访，记录患者是否死亡、主动脉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外伤恢复情况。 结果 25例TAI患者年龄（41.4±14.4）岁，其中男性20例（80.0%）。21例（84.0%）持续性胸背痛，17例（68.0%）胸腔积液，5例（20.0%）纵隔血肿。与急诊TEVAR组相比，择期TEVAR组ISS更高［（24.9±14.4）分比（35.5±9.3）分，P=0.044］，入院与实施干预时间间隔［（1.0±0.0）d比（3.4±0.9）d，P<0.001］、入院与TEVAR时间间隔［（1.0±0.0）d比（11.5±13.8）d，P=0.030］及住院时长［（6.1±2.3）d比（26.8±7.7）d，P<0.001］更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急诊TEVAR组相比，择期TEVAR组接受胸腔闭式引流比例更低［9例（64.3%）比2例（18.2%），P=0.042］，接受腹部脏器修复比例更高［0例比4例（36.4%），P=0.0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5例患者均存活出院，随访（84.0±30.5）个月，患者无死亡，均完成术后1年CTA复查，无主动脉不良事件发生，外科手术未遗留后遗症，骨折及脏器伤愈合良好。 结论 严重TAI的临床特征为多发急性外伤伴有持续性胸背痛、胸腔积液、纵隔血肿，需及时明确诊断。多发伤处理应选择优先处理危及生命的损伤，严重TAI首选行TEVAR治疗策略，安全可行。

目的 探讨近红外光谱（NIRS）脑氧饱和度监测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脑卒中的相关性，为术中NIRS监测提供证据。 方法 纳入2018—2020年在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接受急诊手术治疗及经右腋动脉选择性单侧脑灌注的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193例。NIRS用于术中脑灌注的监测，记录基础值和深低温停循环期间的最低值。根据术后有无卒中发生分为无卒中组（n=178，92.2%）和卒中组（n=15，7.8%）。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术前、术中和术后临床差异，并分析最低NIRS值和NIRS变化值［（基础-最低）/基础］与术后卒中发生的关系。 结果 与无卒中组相比，卒中组术前合并心房颤动（6.7%比0.6%，P=0.026）和低血压（26.7%比9.0%，P=0.031）发生比例更高。两组患者手术方式无差异，但卒中组手术中体外循环时间长于无卒中组［（256.1±84.8）h比（217.8±58.4）h，P=0.020］。卒中组术后机械通气时间［（139.3±172.8）h比（35.6±45.6）h，P<0.001］，气管切开（20.0%比1.1%，P<0.001）、急性肾损伤（73.3%比30.3%，P=0.001）和连续性肾替代治疗比例（46.7%比11.8%，P<0.001），以及死亡率（20.0%比5.1%，P=0.022）均高于非卒中组。两组患者术中左侧和右侧基础NIRS、深低温停循环期间最低NIRS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卒中组右侧NIRS变化值大于无卒中组（15.2%±15.7%比9.2%±7.0%，P=0.006）。 结论 NIRS用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术中深低温停循环期间的脑氧饱和度监测对控制脑氧供需平衡具有指导价值，相较于最低NIRS值，NIRS变化值与术后卒中更具有相关性。

目的 比较分支型覆膜支架完全重建左锁骨下动脉（LSA）与直管型覆膜支架部分覆盖LSA治疗近LSA破口的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短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1年3月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的125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LSA处理方式的不同分为LSA完全重建组（n=25）和LSA部分覆盖组（n=100）。比较两组患者一般情况资料、手术相关指标及术后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随访术后1年间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分析两组患者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并应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及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累积生存率的差异。 结果 相较于LSA部分覆盖组，LSA完全重建组近端破口距LSA距离较短［（8.69±2.32）mm 比（13.77±1.71）mm］、住院费用较高［17.54（16.60~18.99）万元 比 14.37（13.81~15.18）万元］、平均支架长度［200.00 mm 比 150.00（150.00~150.00）mm］及手术时间较长［155.00（140.00~170.00）min 比 95.00（80.00~100.00）min］、造影剂使用量较多［300.00（200.00~300.00）ml 比 200.00（200.00~300.00）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LSA完全重建组术后发热的发生率高于LSA部分覆盖组（56% 比 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随访期间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全因死亡、卒中、支架移位、夹层复发、内漏、截瘫、LSA分支血管闭塞）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术后短期随访2组患者总体上累积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725）。 结论 完全重建LSA术式与部分覆盖LSA术式用于治疗近LSA破口的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手术成功率高、安全性好，2种术式短期疗效相当，需延长随访时间进一步评估中、远期疗效。

目的 探讨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ASD）在心动周期不同时相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对封堵器选择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在阜外医院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全心动周期心电门控扫描并成功行介入封堵的ASD患者35例。CCTA影像学数据以5%递增的顺序自0开始依次重建至95%RR间期，合计20个时相。采用CT内镜辅助测量技术（CTVE）观察每个时相的ASD形态，利用CT横断序列辅助测量技术（CTAS）测量出ASD在各时相的横径（Da）及上下径（Db），运用等周长转换公式计算其等效圆直径［De，De=短径+2×（长径-短径）÷3，Da、Db中较大者为长径，较小者为短径］。取75%RR间期时相的数据，将患者分为Da（75%RR间期）≥Db（75%RR间期）组和Da（75%RR间期）<Db（75%RR间期）组。依据术后胸部X线片测量封堵器在左前斜位平片的腰部直径，以校正公式计算得出其校正值（CR-PODlaoc）。绘制Da、Db及De均值随心动周期变化的散点图。分别计算Da、De在35%及75%RR间期时测值的差值（下文简称改变量）及比值。计算Da（75%RR间期）≥Db（75%RR间期）组和Da（75%RR间期）<Db（75%RR间期）组患者的De改变量与Da改变量之比，并进行组间比较。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CR-PODlaoc与De（35%RR间期）及De（75%RR间期）的相关性。 结果 共纳入35例患者，年龄（42.7±15.0）岁，其中男性10例。Da（75%RR间期）≥Db（75%RR间期）组8例，Da（75%RR间期）<Db（75%RR间期）组27例。散点图显示Da与Db均随心动周期各时相呈规律性变化，Da变化明显，最大值出现在35%~45%RR间期，最小值出现在90%~0 RR间期；Db在10%~90%RR间期无明显改变，在0~10%及90%~0 RR间期先增加后变小。Da的改变量为（6.35±2.46）mm，在35%及75%RR间期时测值的比值为0.77±0.08；De的改变量为（2.28±1.32）mm，在35%及75%RR间期时测值的比值为0.93±0.05。Da（75%RR间期）≥Db（75%RR间期）组的De改变量与Da改变量之比为0.67±0.13；Da（75%RR间期）<Db（75%RR间期）组为0.34±0.0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CR-PODlaoc与De（35%RR间期）（r=0.99，P<0.001）、De（75%RR间期）呈正相关（r=0.98，P<0.001）。 结论 继发孔型ASD多呈横径小于上下径的椭圆形，且二者在心动周期中（10%~90%RR间期）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横径变化明显，上下径基本保持不变，二者均在收缩期末（35%~45% RR间期）达到并维持最大值。对于缺损巨大的ASD而言，参考35%RR间期时相De选择封堵器是手术成功的最低要求。

目的 评价李氏导管应用于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的临床效果。 方法 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入选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就诊的具有CRT装置植入指征的患者。根据是否应用李氏导管将患者分为李氏导管组和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进行CRT装置植入）。通过电子病历系统获得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李氏导管是由李学斌医师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的冠状窦造影球囊导管（专利号：201320413174.1）。主要观察指标为CRT装置植入成功率，次要观察指标包括有效性指标和安全性指标。有效性指标包括手术时间、冠状窦造影时间、左心室电极植入时间、X线曝光时间、左心室电极阈值、膈肌刺激。安全性指标包括冠状窦夹层、心包填塞和心包积液发生率。 结果 研究共入选患者170例，其中李氏导管组90例，对照组80例。两组患者的年龄、男性占比，合并缺血性心肌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者占比，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Ⅰ、Ⅱ、Ⅲ级者占比，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束支传导阻滞者占比，术前QRS波宽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李氏导管组中植入CRT除颤器34例（37.8%），对照组为28例（3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10）。李氏导管组CRT装置植入成功率为100%（90/90），高于对照组的93.8%（75/80）（P=0.023）。李氏导管组的手术时间为57.0（52.0，62.3）min、完成冠状窦造影时间为8.0（6.0，9.0）min、左心室电极植入时间为8.0（7.0，9.0）min，对照组分别为91.3（86.3，97.0）、18.0（16.0，20.0）、25.0（22.0，27.7）min，李氏导管组均用时较短（P均<0.05）。李氏导管组患者X线曝光时间为15.0（14.0，17.0）min，亦短于对照组的32.5（29.0，36.0）min（P<0.001）。李氏导管组中无患者出现冠状窦夹层和心脏压塞，1例（1.1%）患者出现了膈肌反应，对照组中6例（6.7%）患者出现了冠状窦夹层，1例（1.1%）患者出现了心包积液，3例（3.3%）患者出现了膈肌反应，李氏导管组冠状窦夹层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1）。李氏导管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左心室阈值分别为1.80（1.60，2.38）V/0.5 ms和1.80（1.60，2.40）V/0.5 m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0）。 结论 使用李氏导管进行CRT装置植入可提高手术成功率，缩短冠状窦造影和左心室电极植入时间，减少术中X线暴露，降低冠状静脉夹层的发生率，临床效果好。

目的 探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与老年人群心血管疾病（CVD）和全因死亡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参加2006年度开滦集团健康体检且年龄≥65岁的老年人作为观察对象。根据HDL-C水平，将观察对象分为4组：低水平组（HDL-C<1.30 mmol/L），中水平组（1.30 mmol/L≤HDL-C≤1.54 mmol/L），中高水平组（1.55 mmol/L≤HDL-C≤1.80 mmol/L），高水平组（HDL-C≥1.81 mmol/L）。收集并比较各组的年龄、性别、血脂水平等基线资料，随访至2019年12月31日，记录终点事件CVD、全因死亡。校正混杂因素后，以中高水平组为对照组，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HDL-C对CVD及全因死亡事件的影响；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模型评估HDL-C水平与CVD及全因死亡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进行死亡竞争风险分析，分别去除随访1年内发生CVD或全因死亡事件的观察对象、去除女性观察对象后，进行敏感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观察对象14 355例，年龄（71.5±5.5）岁，男性12 607例（87.8%），随访时间（10.9±3.3年）。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与中高水平组相比，低水平组发生CVD事件HR值（95%CI）为1.21（1.06~1.38）（P<0.05），全因死亡HR值（95%CI）为1.02（0.95~1.11）（P>0.05）；高水平组发生CVD事件HR值（95%CI）为1.17（1.03~1.33）（P<0.05），全因死亡HR值（95%CI）为1.07（1.00~1.16），全因死亡风险有增高的趋势（0.05<P<0.1）。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模型显示HDL-C与CVD为非线性相关（非线性关联P<0.1），呈U形曲线趋势，与全因死亡为线性相关（非线性关联P>0.1）。 结论 在老年人群中，HDL-C水平为1.55~1.80 mmol/L时CVD的风险最低，HDL-C过高或过低均是CVD的危险因素，HDL-C过高时全因死亡风险有增高的趋势，未见HDL-C过低致全因死亡的风险增加。

目的 分析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心率指数（HRI）、收缩压比率（SBPR）与峰值氧耗量（peakVO2）的相关性，探讨在无气体分析的情况下，采用运动过程中的HRI和SBPR评测CHF患者运动耐力的可能性。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横断面研究，选取2007年3月—2018年12月在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心脏康复中心行心肺运动试验检测的547例CHF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心力衰竭类型、体重指数（BMI）等临床资料和心肺运动试验参数peakVO2、HRI、SBPR。peakVO2与上述指标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单因素相关性分析，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547例完成心肺运动试验的CHF患者中，男性447例（81.7%），年龄63（56，69）岁。单因素相关性分析显示，HRI、SBPR与peakVO2呈正相关性（r分别为0.323、0.263，P均<0.001），年龄与peakVO2呈负相关性（r=-0.207，P<0.001），男性peakVO2高于女性（r=-0.229，P<0.001），射血分数减少型心力衰竭（HFrEF）peakVO2低于射血分数中间型心力衰竭（HFmrEF）和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HFpEF）（r=0.181，P<0.001），BMI与peakVO2无明显相关性（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RI、SBPR与peakVO2呈正相关（t分别为7.68、5.08，P均<0.05），年龄、BMI与peakVO2呈负相关（t分别为-5.43、-0.31，P均<0.05），男性peakVO2高于女性（t=-6.03，P<0.05），HFrEF患者peakVO2低于HFmrEF和HFpEF（t分别为3.17、4.48，P均<0.05），可构建线性方程（F=33.52，调整R2=0.29）：peakVO2=10.65（男性）或8.53（女性）+4.26HRI+3.31SBPR-0.07年龄-0.13BMI+0（HFrEF）或1.05（HFmrEF）或1.62（HFpEF）。 结论 CHF患者HRI、SBPR与peakVO2呈正相关。在无气体分析的情况下，采用运动过程中的HRI和SBPR评测CHF患者运动耐力具有可能性。

目的 初步评估LAmbre封堵器在大口部直径左心耳封堵术中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本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8年6月至2020年3月在宁波市第一医院心律失常诊疗中心接受经皮置入LAmbre左心耳封堵器，且左心耳口部直径≥31 mm的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并记录左心耳封堵术围术期主要并发症（包括死亡、卒中、器械栓塞、心包填塞及主要出血事件等）。术后45 d、6及12个月进行随访，经食道心脏超声或肺静脉CT记录封堵器边缘分流及器械相关血栓情况，并记录术后血栓栓塞、出血事件及死亡等严重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共纳入32例患者，年龄（70.4±8.4）岁，女性12例（37.5%），左心耳口部直径（34.4±2.9）mm。31例（96.9%）成功置入LAmbre封堵器。围术期未出现主要并发症。术后12个月的随访中，1例（3.2%）患者出现心包填塞，经治疗后好转。经食道心脏超声随访的患者中未出现封堵器边缘分流>5 mm，所有患者未出现器械相关血栓以及血栓栓塞、出血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 结论 LAmbre封堵器在大口部直径左心耳封堵术中可能是可行、安全的。

目的 评估患者版Caprini评分微信小程序（简称为“患者版Caprini评分”）与医师评估的Caprini评分的一致性。 方法 该研究为诊断性研究。连续纳入2021年2至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风湿免疫科、妇科和骨科的住院患者。收集入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在汉化的患者版Caprini评分表的基础上开发微信小程序，患者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微信小程序，自行录入身高、体重等相关评估内容，小程序根据输入的内容自动计算分数并给出危险分层；同时，医师对于同一患者完成传统的Caprini评分并给出危险分层，对二者的一致性进行评价。 结果 研究共纳入患者200例，年龄（59.6±13.9）岁，女性112例（56.0%），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184例（92.0%）。患者版Caprini评分与医师评估的Caprini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8±2.5）分比（4.7±2.5）分，P=0.336］。患者评估所用时间比医师所用时间长［（2.4±1.2）min比（2.0±1.0）min，P<0.000 1］。通过患者版和医生评估的Caprini评分得到的高危和极高危患者的人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9（84.5%）比166（83.0%），χ2=0.165，P=0.684］。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版Caprini评分与医师评估的Caprini评分相关性良好（r=0.98，P<0.000 1）。Cohen′s κ相关系数评价结果显示患者版Caprini评分与医师评估的Caprini评分所得患者危险分层的一致性极好（κ=0.97，P<0.000 1）。Bland-Altman法评估结果显示仅有3.0%（6/200）的评估分数偏倚较大，不在95%置信区间之内，证明偏倚属于小概率事件，推断患者版Caprini评分与医师评估的Caprini评分的一致性较好。 结论 患者版Caprini评分与医师评估的Caprini评分的一致性好。

下腔静脉不能作为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的入路时，手术路径的选择显得至关重要。本文报道了1例异位综合征合并心房颤动行经皮肝静脉穿刺导管射频消融术的患者，以期为下腔静脉不能作为常规入路并需行左心操作的患者提供一定的经验和依据。

患者男，60岁，因持续性心房颤动拟行左心耳封堵术入院。在手术过程中，LAmbre左心耳封堵器从左心耳脱落，后通过双股静脉通路的14 F鞘管成功取回。术后患者康复出院，随访3年，无不良事件发生。

2022年4月美国心脏协会（AHA）、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和美国心力衰竭协会（HFSA）联合发布了《2022年AHA/ACC/HFSA心力衰竭管理指南》，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心力衰竭预防、诊断和管理建议。该文对指南中的10项更新要点进行了解读。

右心室流出道功能障碍是成人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常见的血流动力学后遗症，因右心室流出道功能不全而再次手术较为常见。虽然外科手术的风险较低，但其创伤大、恢复慢、患者心理负担重，且未来再次手术的风险会随着手术次数增多而逐渐增加。对于这一类患者，经导管肺动脉瓣置换术是一种新的选择。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经导管肺动脉瓣膜使得应用经导管瓣膜置换技术治疗这类患者成为可能。目前，右心室-肺动脉管道及生物肺动脉瓣的经导管肺动脉瓣置换术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远期随访也得到了较好的血流动力学参数。然而，目前的技术不能完全解决具有复杂形态的自体右心室流出道功能障碍。该文描述了自体右心室流出道的复杂解剖形态、目前可用的经导管肺动脉瓣膜系统及未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血管腔内器具和技术的日益成熟，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已经成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主要治疗方法，但TEVAR术后可能发生内漏、逆行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支架诱导的新发裂口、卒中和截瘫等不良事件，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发现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有助于风险分层和早期预警，对精准治疗和改善预后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TEVAR术后不良事件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主动脉夹层（AD）是一种发病突然、进展迅速且致死率高的大血管疾病，目前对AD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手段的认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AD实验模型主要分为在体模型和离体模型两大类：在体模型主要通过化学物质或药物诱导、转基因方式建模和手术（开放手术或腔内手术）诱导，离体模型是指在体外模拟AD的形成。本文就目前报道的AD实验模型的各种建模方式作简要综述。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与心血管疾病有许多共同的致病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肥胖、血脂代谢异常、氧化应激、炎症以及脂肪因子谱改变等。近年研究发现，NAFLD促进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又是NAFLD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NAFLD及其严重程度与冠心病发生发展之间的关联机制是一个热点问题。该文对NAFLD与冠心病的相关性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