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41卷第01期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神经外科领域的应用前景备受关注。在神经外科临床应用中，脑机接口技术可以用于恢复运动功能、改善神经康复，以及帮助大脑与外界的沟通，尤其是对瘫痪或失语的患者。本文针对当前脑机接口技术在神经外科领域的应用现状、挑战以及前景进行了论述，以期为研究者和临床医生提供参考，从而促进脑机接口技术在神经外科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目的 探讨以前庭神经束膜为界面的听神经瘤膜性结构分类及以此为依据对听神经瘤患者实施个体化手术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300例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前庭神经束膜的完整性、清晰度及其与面神经的位置关系依次将听神经瘤膜性结构分为a(72例)、b(195例)、c(33例)三类并实施个体化手术切除，分析并比较三类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术后1周行头颅MRI检查评估并比较三类患者的肿瘤切除程度。术后1个月、1年对患者进行临床随访，采用House-Brackmann(H-B)分级评估并比较三类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情况，其中H-B分级Ⅰ～Ⅱ级为面神经功能良好；通过美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听力分级标准评估并比较三类患者术后听力保留情况，其中纯音听阈均值>50 dB、言语分辨率≥50%为有效听力。 结果 300例患者中，肿瘤全切除262例(87.33%)，近全切除29例(9.67%)，部分切除9例(3.00%)。术后10例(3.33%)患者发生并发症，其中脑脊液漏5例，脑积水2例，切口感染、小脑出血、远隔部位出血(额叶)各1例。292例(97.33%)患者术中保留了面神经解剖结构，术前78例(26.00%)无有效听力者术后听力均未恢复。术后1个月、1年随访显示，面神经功能良好率分别为87.33%(262/300)、88.67%(266/300)；术前存在有效听力的患者中，术后有效听力保留率分别为69.37%(154/222)、70.27%(156/222)。三类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侧别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肿瘤质地、Koos分级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中囊性听神经瘤膜性结构的完整性和清晰度较实性差，肿瘤Koos分级3～4级较1～2级膜性结构的完整性和清晰度差，b、c类患者中Koos分级3～4级占比均较a类高，c类较b类高(均P<0.05)。三类患者的肿瘤切除程度、术后1个月及1年的面神经功能和听力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b、c类患者中肿瘤全切除、面神经功能良好、保留有效听力占比均较a类低，c类均较b类低(均P<0.01)。 结论 根据听神经瘤的膜性结构分类进行个体化手术可有助于实现肿瘤全切除、保护面神经功能及保留有效听力。前庭神经束膜完整性和清晰度差且与肿瘤粘连严重的患者，预后欠佳，术中尤其需提高警惕。

目的 分析4例听神经瘤(AN)患者肿瘤组织包膜的病理学结构及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研究2024年1—6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经乙状窦后入路切除的4例AN患者的肿瘤组织标本。术中于鞘瘤包膜游离面、与脑神经交界面、内听道口的包膜等部位留取组织标本。术后对组织分别进行HE、S100和髓鞘碱性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Masson三色染色并对AN包膜结构进行病理学分析。 结果 4例患者术后AN组织的一般特征分析显示，肿瘤组织游离面被覆有一层极薄的结缔组织层，大多数区域厚度<10 μm，是AN起源前庭神经的神经束膜。部分肿瘤表面仅存有神经束膜；部分肿瘤表面可见神经纤维层与肿瘤细胞的交叉层。AN-面神经(FN)交界面组织病理学分析显示，AN-FN交界面存在2种结构类型：(1)由内及外依次是肿瘤实质、变性前庭神经纤维与FN神经纤维交叉带、FN神经纤维。(2)由内及外依次是肿瘤实质、肿瘤实质-FN神经纤维交叉带、FN神经纤维。AN-前庭神经交界面的组织病理学分析显示，AN与前庭神经神经纤维无清楚分界，AN起源于前庭神经。内听道口附近硬膜样膜与前庭神经分界面有时分界清晰、界面为载瘤前庭神经束膜；有时分界不清，硬膜样膜组织内存在较多侵入的肿瘤细胞。鞘瘤包膜最外层的蛛网膜无肿瘤细胞侵入。 结论 AN与脑神经交界面存在多种类型的膜结构；术中正确处理AN包膜结构可在有效切除肿瘤的同时保护患者的面、听神经功能。

目的 探讨垂体催乳素(PRL)细胞肿瘤患者的手术疗效并分析影响术后生化缓解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283例PRL细胞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1、3、6、12个月通过电话及门诊方式对患者进行临床随访，获知患者术后药物服用情况；通过实验室检查血清PRL水平；采用头颅MRI检查评估患者肿瘤切除程度及术后是否复发。根据术后血清PRL是否降至正常水平(即生化缓解)分为缓解组(196例)和未缓解组(87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并将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术后生化缓解的因素。 结果 283例患者的手术均顺利完成。其中肿瘤全切除196例(69.26%)，近全切除76例(26.85%)，部分切除11例(3.89%)。148例(52.30%)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包括短期并发症133例(47.00%)，其中脑脊液鼻漏16例、尿崩症34例、暂时性垂体功能低下53例、颅内感染15例、视力恶化8例、鼻出血7例，经对症治疗后均缓解；长期并发症15例(5.30%)，其中永久性垂体功能低下12例、嗅觉丧失3例。术后达到生化缓解196例(69.26%)，未缓解87例(30.74%)。283例患者均获得临床随访，随访时间[M(Q1，Q3)]为11.2(5.0，17.0)个月。术后未缓解组患者中，79例口服溴隐亭后血清PRL降至正常水平，8例改口服卡麦角林后血清PRL降至正常水平。末次随访显示，所有患者的肿瘤均未见复发。缓解组与未缓解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术前发生肿瘤卒中、肿瘤血供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缓解组的术前血清PRL水平较未缓解组低，Knosp分级0～2级、微小型PRL细胞肿瘤、神经内镜经鼻入路手术、肿瘤存在假包膜、手术全切除、肿瘤质软的患者占比均较未缓解组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血清PRL水平(OR＝1.98，95%CI：1.96～1.99，P＝0.022)为术后生化缓解的独立危险因素；Knosp分级0～2级(OR＝0.69，95%CI：0.47～0.99，P＝0.049)、肿瘤存在假包膜(OR＝0.45，95%CI：0.31～0.74，P＝0.027)和手术全切除(OR＝0.75，95%CI：0.44～0.85，P＝0.031)均为术后生化缓解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 手术治疗PRL细胞肿瘤虽术后短期并发症较高但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术前血清PRL水平、肿瘤存在假包膜、Knosp分级、手术全切除是影响术后生化缓解的主要因素。

目的 探讨海绵间窦引流模式对双侧岩下窦取样(BIPSS)预测库欣病患者肿瘤侧别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2018年8月至2024年2月期间实施BIPSS的65例库欣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结果判断海绵间窦引流模式，分为对称引流和不对称引流。根据岩下窦(IPS)与外周血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比值(IPS/外周血ACTH)预判肿瘤侧别，采用连续校正χ2检验分析其与经蝶手术中所见肿瘤侧别的相关性，并采用Fisher精确检验分别分析对称引流或不对称引流患者中两者的相关性。采用Apriori算法对非优势侧IPS/外周血ACTH<1、非优势侧IPS/外周血ACTH≥1、肿瘤位于优势侧、肿瘤位于非优势侧4个事务项进行关联分析。 结果 65例库欣病患者中，经蝶手术证实肿瘤位于左侧28例(43.1%)，位于右侧36例(55.4%)，居中1例(1.5%)；BIPSS结果显示，肿瘤位于左侧23例(35.4%)，右侧39例(60.0%)，居中3例(4.6%)；连续校正χ2检验结果显示，BIPSS预测肿瘤侧别与手术证实肿瘤侧别相关(校正χ2＝34.93，P<0.001)。海绵间窦不对称引流25例(右侧优势16例，左侧优势9例)，对称引流40例。40例对称引流患者中，BIPSS预测结果与手术证实肿瘤侧别一致者37例(准确率为92.5%)；25例不对称引流患者中，BIPSS预测结果与手术证实肿瘤侧别一致者10例(准确率为40.0%)；准确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校正χ2＝4.60，P<0.001)。Fisher精确检验显示，对称引流时BIPSS预测肿瘤侧别与手术证实肿瘤侧别相关(P<0.001)；不对称引流时BIPSS预测肿瘤侧别与手术证实肿瘤侧别无相关关系(P＝0.411)，但非优势侧IPS/外周血ACTH是否≥1与肿瘤侧别具有相关性(P<0.001)。进一步关联分析结果显示，非优势侧IPS/外周血ACTH≥1时肿瘤位于非优势侧，非优势侧IPS/外周ACTH均值<1时肿瘤位于优势侧是两个强关联规则。 结论 海绵间窦引流模式可影响BIPSS对库欣病患者肿瘤侧别的预测。对于海绵间窦对称引流的患者，可根据BIPSS结果判断肿瘤侧别；对于不对称引流的患者，非优势侧IPS/外周血ACTH<1，则肿瘤可能位于优势侧，而非优势侧IPS/外周ACTH≥1，则肿瘤可能位于非优势侧。

目的 探讨硬膜外磨除前床突切除前床突脑膜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11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接受硬膜外磨除前床突切除前床突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共30例。术前肿瘤Al-Mefty分型Ⅰ型7例，Ⅱ型17例，Ⅲ型6例。术后3、6个月及1年通过门诊复查对患者进行临床随访。采用头颅MRI评估患者肿瘤切除程度及术后是否复发；通过眼科门诊复查评估视力情况，并比较不同Al-Mefty分型患者术后视力改善的差异。 结果 30例患者的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均无神经血管损伤情况发生。肿瘤全切除26例(86.7%，其中Al-Mefty分型Ⅰ型5例，Ⅱ型15例，Ⅲ型6例)，次全切除4例(13.3%，其中Al-Mefty分型Ⅰ型2例，Ⅱ型2例)。术后病理学证实，世界卫生组织(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级1级28例，2级(非典型)2例。术后5例(16.7%)患者发生并发症，其中出现术区少量渗血1例，癫痫发作1例，动眼神经麻痹1例，严重脑水肿2例，均经对症治疗后好转。所有患者均无颅内感染、脑梗死及死亡。术前存在视力下降的26例患者中，术后19例视力明显改善，5例无改变，2例恶化。4例患者[肿瘤次全切除、WHO 1级3例，肿瘤全切除、WHO 2级(非典型)1例]术后行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30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31.0±16.1)个月(4～58个月)；末次随访显示，2例患者肿瘤复发，1例行二次手术切除，1例肿瘤体积增大继续随访观察。不同Al-Mefty分型患者术后视力情况的比较结果显示，Al-Mefty分型Ⅰ、Ⅱ、Ⅲ型患者术后视力明显改善分别为5、11、3例，无改变或恶化分别为2、6、3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69)。 结论 硬膜外磨除前床突切除前床突脑膜瘤的肿瘤全切除率高，并发症轻，且不同Al-Mefty分型患者的术后视力受益情况相似。

目的 探讨BRAF-V600E突变蛋白VE1在脑肿瘤中的表达特点及其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于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病理科行病理学检查的120例脑肿瘤患者的组织病理学标本。其中神经节细胞瘤(GC)/神经节细胞胶质瘤(GG)48例，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DNT)17例，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PXA)11例，上皮样胶质母细胞瘤(E-GBM)12例，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PA)13例，乳头状颅咽管瘤(P-CPG)14例，造釉细胞型颅咽管瘤(A-CPG)5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方法检测VE1蛋白的表达情况，根据其表达模式分为弥漫性阳性、单个细胞阳性、涂布状阳性及阴性；将弥漫性阳性和单个细胞阳性判读为VE1蛋白阳性结果(BRAF-V600E突变型)，涂布状阳性和阴性判读为VE1蛋白阴性结果(BRAF-V600E野生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法检测BRAF-V600E的类型。以RT-qPCR检测结果为标准，分析IHC染色方法评估BRAF-V600E类型的准确性。 结果 120例标本中，IHC染色结果显示，VE1蛋白呈弥漫性阳性表达55例(45.8%)、单个细胞阳性10例(8.3%)、涂布状阳性20例(16.7%)、阴性35例(29.2%)；其中48例GC/GG中上述4种表达模式均存在一定比例，14例P-CPG中VE1均呈弥漫性阳性表达，5例A-CPG中VE1蛋白均呈阴性表达；10例单个肿瘤细胞VE1蛋白阳性者仅存在于GC/GG中；最终判定VE1蛋白阳性表达者65例，阴性者55例。RT-qPCR检测结果显示，120例标本中，BRAF-V600E突变型67例，野生型53例。其中GC/GG的BRAF-V600E突变率为75%(36/48)，DNT的突变比例为2/17、PXA为7/11、E-GBM为7/12、PA为1/13，14例P-CPG均存在BRAF-V600E突变，5例A-CPG均未见BRAF-V600E突变。IHC检测结果与RT-qPCR检测结果的一致率为98.3%(118/120)，其中2例不一致者均为涂布状阳性者。 结论 不同脑肿瘤中BRAF-V600E突变率不同；通过IHC染色法检测VE1蛋白判断BRAF-V600E突变与RT-qPCR检测结果符合率较高；但对于VE1蛋白呈涂布状阳性表达者存在误判的可能，最终判读结果应慎重，建议进一步行分子病理学检测。

目的 探讨影响脑膜瘤发生周边骨质侵蚀的相关因素及合并骨质侵蚀患者的预后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诊治的198例脑膜瘤与周边骨质密切接触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肿瘤侵蚀骨质的程度将患者分为无骨质侵蚀组(149例)和骨质侵蚀组(49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一般资料、影像学指标、生化检验指标、病理学指标，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一步分析。随访患者术后肿瘤复发情况，应用Kaplan-Meier法计算两组患者术后的无进展生存率，并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率的差异。 结果 骨质侵蚀组患者的肿瘤最大径和瘤周水肿最大径较无骨质侵蚀组均增大(均P<0.05)，骨质侵蚀组患者的血清镁离子浓度较无骨质侵蚀组低(P<0.05)，与无骨质侵蚀组比较，骨质侵蚀组的高级别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占比高(P<0.05)，无骨质侵蚀组的神经胶质原纤维酸性蛋白质(GFAP)阳性表达率较骨质侵蚀组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镁离子浓度升高(OR＝0.01, 95%CI: 0.01～0.95)及肿瘤组织GFAP表达阴性(OR＝0.45, 95%CI: 0.21～0.96)均是脑膜瘤发生骨质侵蚀的独立保护因素(均P<0.05)。术后患者的随访时间为(40.66±6.45)个月(30～53个月)。至末次随访，共6例患者出现肿瘤复发，其中无骨质侵蚀组的复发率为0.7%(1/149)，骨质侵蚀组的复发率为10.2%(5/49)；198例患者的无进展生存分析显示，骨质侵蚀组的无进展生存率较无骨质侵蚀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血清镁离子浓度升高及肿瘤组织GFAP表达阴性是脑膜瘤发生周边骨质侵蚀的独立保护因素。合并周边骨质侵蚀的脑膜瘤患者复发率高，预后较差。

目的 探讨吲哚菁绿视频血管造影(ICG-VA) FLOW800技术在中央沟区肿瘤切除术中的静脉保护作用。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至2023年10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中央沟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共23例；其中脑膜瘤19例，转移瘤2例，胶质母细胞瘤2例。均采用ICG-VA FLOW800技术，在肿瘤切除术前明确肿瘤与中央沟静脉的关系，在肿瘤切除前、后评估中央沟静脉及瘤周引流静脉通畅情况。观察肿瘤切除情况、手术相关并发症，随访临床及影像学预后。采用Karnofsky功能状态(KPS)评分评估临床预后。 结果 23例患者术中显微镜下显示肿瘤均为完全切除；中央沟静脉及瘤周引流静脉均解剖保留。ICG-VA FLOW800分析证实，肿瘤切除后中央沟静脉回流通畅者21例(91.3%)，回流受阻者1例；1例患者肿瘤切除前因肿瘤压迫导致瘤周血管闭塞、上矢状窦回流受阻，肿瘤切除后，中央沟静脉向上矢状窦回流，瘤周静脉血流通畅。术后术区渗血1例，肌力较术前下降2例，肺部感染1例，癫痫发作2例。术后随访时间[M(Q1，Q3)]为20(6，36)个月。至末次随访，KPS评分90分19例(82.6%), 60～80分4例(17.4%)；1例转移性腺癌患者肿瘤复发需再次行手术。 结论 ICG-VA FLOW800技术在中央沟区肿瘤切除术中有助于明确肿瘤与中央沟静脉的关系，在完整地切除肿瘤的同时可对静脉系统予以保护。

目的 探讨弥漫性中线胶质瘤(DMG)伴H3K27改变的临床影像及病理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7年10月至2024年7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诊治的21例DMG伴H3K27改变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CT、MRI及磁共振波谱(MRS)成像检测肿瘤影像学特征；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并分析肿瘤组织的病理学特征；应用特异性试剂盒检测患者相关基因突变特征。 结果 21例患者的术前影像学结果显示，肿瘤主要发生于脑干(8例)、丘脑及侧脑室(7例)等中线部位。肿瘤组织通常表现为边界不清的结节样或片状团块，CT上可表现为等密度(42.9%，9/21)、混杂密度(23.8%，5/21)、稍高(19.0%，4/21)、稍低(14.3%，3/21)密度影；MRI显示稍长T1混杂信号或长T1信号，稍长T2混杂信号或长T2信号，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或弥散加权成像(DWI)等或高信号；增强MRI出现明显环状(28.6%，6/21)、结节样(38.1%，8/21)、片状强化(19.0%，4/21)。MRS分析显示，66.7%(14/21)的患者均表现为N-乙酰天冬氨酸(NAA)峰明显降低、胆碱(Cho)峰增高、肌酸(Cr)峰降低、NAA/Cho降低、NAA/Cr降低。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21例患者的H3K27M染色均为阳性，肿瘤细胞胞核呈弥漫阳性或"斑驳状"样、"马赛克"样阳性，相对应的H3K27Me表达往往缺失或者下降；21例患者的神经胶质原纤维酸性蛋白质表达均为阳性，异柠檬酸脱氢酶1表达均为阴性；90.5%(19/21)患者的H3K27Me3表达下降或缺失，23.8%(5/21)患者的α-地中海贫血伴智力低下综合征基因缺失，81%(17/21)患者的少突胶质细胞转录因子2表达阳性，Ki-67增殖指数为1%～15%。基因检测显示，9.5%(2/21)患者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9.5%(2/21)患者的细胞周期蛋白依赖的激酶抑制剂2A基因缺失。 结论 DMG伴H3K27改变患者的MRI T1、T2、FLAIR、DWI信号具有一定的特征，增强扫描后肿瘤表现为环状、结节样、片状强化，有助于该病的鉴别；患者MRS影像学呈明显特征性；H3K27M和H3K27Me分子联合检测可作为临床诊断的重要手段。

目的 探讨脑室－腹腔分流术(VPS)相关迟发性脑出血(DICH)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3月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行VPS治疗的315例脑积水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DICH分为未出血组(271例)和出血组(44例)。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输入法)分析法明确发生DICH的重要影响因素。 结果 出血组较未出血组男性[75.00%(33/44)对比51.66%(140/271)]、有吸烟史[36.36%(16/44)对比21.40%(58/271)]、饮酒史[36.36%(16/44)对比18.82%(51/271)]、分流管周围脑水肿[70.45%(31/44)对比32.47%(88/271)]及术后剧烈咳嗽[29.55%(13/44)对比6.27%(17/271)]的患者占比均高，收缩压极差[M(Q1，Q3)][51(37，65)mmHg(1 mmHg＝0.133 kPa)对比41(31，51)mmHg]大(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分流管周围脑水肿(OR＝6.07，95%CI：2.72～13.57，P<0.001)、收缩压极差增加(OR＝1.03，95%CI：1.01～1.05，P＝0.014)、术后剧烈咳嗽(OR＝6.67，95%CI：2.35～18.90，P<0.001)均为VPS相关DICH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VPS后存在分流管周围脑水肿、收缩压大幅波动、剧烈咳嗽的患者发生DICH的风险较高。

目的 探讨血管压迫类型对经皮球囊压迫术(PBC)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TN)效果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神经外科首次接受PBC治疗的原发性TN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前三维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成像检查结果显示的压迫三叉神经的血管数目和特征进行分组：多支血管或大血管压迫者为复杂组，非多支血管及非大血管压迫者为简单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术前和术后以及末次随访的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术后复发比例，以及手术至复发的间隔时间。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探讨与TN患者PBC术后疼痛复发有关的因素。 结果 共纳入384例患者，复杂组184例(47.92%)，简单组200例(52.08%)。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症状侧别、疼痛累及分支、合并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简单组相比，复杂组患者的术前疼痛VAS评分更高[分别为(8.1±0.8)分和(8.6±0.9)分]，初次疾病进展至手术干预的时间更短[分别为(42.7±24.1)个月和(34.5±16.8)个月](均P<0.001)。此外，复杂组较简单组2年随访终点的疼痛复发比率更高[分别为19.6%(36/184)和7.5%(15/200)](P<0.001)，其6个月内[分别为3.3%(6/184)和0.5%(1/200)]、6个月至1年[分别为7.1%(13/184)和2.5%(5/200)]、1～2年[分别为9.2%(17/184)和4.5%(9/200)]疼痛复发的比率均更高(均P<0.05)。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多支血管或大血管压迫和术前疼痛VAS评分较高与患者术后疼痛复发均有关(均P<0.05)，而患者的年龄、性别、症状侧别、疼痛累及分支、合并症、术后VAS评分与术后复发均无明显相关(均P>0.05)。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多支血管或大血管压迫与原发性TN患者较早的疼痛复发相关(P<0.001)。 结论 非多支血管及非大血管压迫的原发性TN患者在PBC后表现出更好的远期治愈效果，而多支血管或大血管压迫的患者术后发生疼痛复发的风险相对较高。

目的 通过解剖学研究探讨实施单切口经颈椎后路硬膜外入路健侧颈7神经移位手术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5具新鲜的头颈部标本，模拟单切口经颈椎后路硬膜外入路行健侧颈7神经移位手术，显微镜下观察手术相关的解剖标志及其与周边结构的解剖关系，测量并分析相关解剖数据。 结果 在5具标本上均顺利完成经颈椎后路硬膜外入路健侧颈7神经移位手术。颈7神经与颈7椎体横突平面的垂直距离为(2.6±0.3)cm(2.3～3.0 cm)，颈7神经与脊柱垂直线的夹角为(65.5±1.5)°(63.0°～67.5°)。颈7神经根的远端分为前股和后股，颈7神经根椎间孔外段的长度为(6.4±0.4)cm(6.0～6.9 cm)。通过椎间孔内口引出的颈7神经的长度为(7.8±0.3)cm(7.4～8.2 cm)。硬膜外入路颈7神经移位所需的最短距离为(3.3±0.3)cm(3.0～3.6 cm)。 结论 初步解剖学研究表明，采用单切口经颈椎后路硬膜外入路健侧颈7神经移位手术是可行的，该方法无需桥接神经，为临床上椎管内硬膜外入路健侧颈7神经移位手术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的 通过解剖学研究，探讨神经内镜经鼻入路减压术治疗创伤性动眼神经麻痹的解剖基础和可行性。 方法 采用3具干性颅骨和6具10%甲醛溶液固定的汉族成人尸体头颅冰冻标本(其中1具因蝶窦气化不良导致无法辨认蝶窦外侧壁相关解剖结构)进行研究。分别采用显微镜和神经内镜观察眶上裂和蝶窦外侧壁的解剖结构，从不同视角观察动眼神经裂段的解剖结构，并在神经内镜下模拟依次对眶尖、眶上裂、视神经管、视柱的减压过程。 结果 在干性颅骨上，眶上裂内侧缘从上到下由蝶骨小翼、视柱外侧缘、部分蝶骨体、上颌柱组成；动眼神经在经过眶上裂前分为上、下两支，紧靠视柱底端进入眼眶。在开颅显微镜和神经内镜经鼻入路视角下均确认视柱分别毗邻颈内动脉、动眼神经、眼动脉，证实动眼神经与视柱关系密切。在6具头颅标本上均成功模拟完成对眶尖、眶上裂、视神经管、视柱的依次减压手术过程。 结论 动眼神经与视柱关系密切；神经内镜经鼻入路可依次完成对眶尖、眶上裂、视神经管、视柱的减压，当蝶窦气化不良时仍可以顺利完成。

目的 探讨柔性电极电刺激在大鼠坐骨神经鞘瘤术后神经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体质量为200～250 g、周龄为8～10周的雄性SD大鼠27只，其中19只大鼠用于建立坐骨神经鞘瘤术后神经损伤模型，8只作为健康对照组。3只建模后取坐骨神经组织检测损伤神经结构，另16只建模大鼠采用随机分组数字表法分为电刺激组和未刺激组(各组n＝8)。电刺激组大鼠置入柔性电极并进行2周坐骨神经电刺激，而未刺激组仅置入电极但不进行电刺激；健康对照组不进行任何手术。取三组大鼠的坐骨神经组织，通过HE染色、甲苯胺蓝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免疫荧光染色方法，评估神经纤维排列、髓鞘厚度和神经再生相关标志物的表达水平，以验证电刺激对神经修复的效果。同时，提取标本的RNA进行高通量RNA测序，分析免疫细胞浸润分数、差异基因表达情况，并进行差异基因的功能富集分析。 结果 HE染色显示电刺激组的神经纤维排列更为紧密，结构更接近健康对照组，而未刺激组则显示出明显的纤维紊乱及损伤表现。甲苯胺蓝染色结果表明电刺激促进髓鞘再生，电刺激组髓鞘厚度较未刺激组增加[电刺激组：M(Q1，Q3)为2.59(2.26，2.76)μm，未刺激组：0.41(0.14，0.86)μm，P<0.00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电刺激组的神经丝蛋白中链(电刺激组：3.96±0.65，未刺激组：3.03±1.12，健康对照组：1.58±0.53，F＝16.13，P<0.001)和神经生长因子[电刺激组：M(Q1，Q3)为1.29(1.08，1.36)，未刺激组：0.64(0.57，0.78)，健康对照组：0.76(0.75，0.87)，H＝6.14，P＝0.047]表达均较未刺激组、健康对照组明显上调(均P<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与未刺激组比较，电刺激组神经组织中的细胞数量较多、神经丝蛋白200和S100蛋白的表达水平均增高(均P<0.001)。高通量测序结果显示，未刺激组的免疫细胞浸润水平高于电刺激组和健康对照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电刺激组和未刺激组的免疫细胞浸润分数和巨噬细胞浸润分数均较高，且未刺激组的巨噬细胞浸润分数和M1型巨噬细胞浸润分数均高于电刺激组(均P<0.05)。功能富集分析显示，电刺激组在细胞黏附连接组装、纤溶酶系统的负调控和细胞骨架重构等多个与神经生长相关的通路中显著富集，同时在白细胞介素6介导的信号通路等炎症相关通路中显著富集。 结论 柔性电极电刺激在大鼠坐骨神经鞘瘤术后神经损伤修复中通过调控炎性反应等多种机制促进神经再生。

目的 探讨TET甲基胞嘧啶双加氧酶1(TET1)对胶质母细胞瘤(GBM)免疫微环境的影响。 方法 基于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CGGA)数据库(504例)、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142例)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23例GBM患者肿瘤样本RNA测序数据库数据，以TET1表达量的中位数为标准分为TET1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3个数据库对应例数分别为252和252、70和72、12和11例)。筛选3个数据库中TET1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间的差异表达基因(DEGs)及其互作网络图中的关键节点基因。采用基因本体论(GO)、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对同时存在于3个数据库的DEGs进行富集分析，采用"xCell"分析TET1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在3个数据库中免疫细胞浸润及相关评分情况。慢病毒转染GBM细胞株LN18获得TET1干扰RNA(shTET1)组和空载转染(shNC)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和蛋白质免疫印迹(WB)法检测TET1敲低后TET1的表达情况。收集shNC组和shTET1组LN18细胞上清液(即得到相应的GBM细胞条件培养基)后分别与U937巨噬细胞共培养，流式细胞术检测共培养后U937细胞M1、M2型巨噬细胞的占比。采用RT-qPCR检测shNC组和shTET1组LN18细胞中趋化因子2(CCL2)、色氨酸2, 3双加氧酶(TDO2)及Toll样受体2(TLR2)的表达情况。 结果 共筛选出73个DEGs同时存在于上述3个数据库中，其中CCL2 、TDO2、TLR2等为DEGs互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基因。GO和KEGG富集分析显示，DEGs主要参与GBM细胞的免疫微环境调控相关通路等。"xCell"分析显示，与TET1低表达组相比，在CGGA和TCGA数据库中，TET1高表达组表现出B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浸润明显改变，而在23例GBM患者肿瘤样本RNA测序数据库中，TET1高表达组仅表现出巨噬细胞的浸润明显下降。免疫评分结果显示，与TET1低表达组比较，在CGGA和TCGA数据库中，TET1高表达组的免疫评分和微环境评分均降低(均P<0.05)。RT-qPCR结果显示，shTET1组、shNC组TET1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66±0.09、1.03±0.03(t＝4.33，P＝0.012)；WB结果显示，shTET1组、shNC组TET1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46±0.14、1.00±0.28(t＝2.73，P＝0.042)。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shTET1组GBM细胞条件培养基与U937细胞共培养后诱导其分化为M1、M2型巨噬细胞的占比分别为(13.97±0.37)%、(17.43±0.93)%，均高于相对应的shNC组[M1型：(7.99±0.40)%，M2型：(6.52±0.16)%](均P<0.001)。RT-qPCR结果显示，shTET1组LN18细胞中CCL2、TDO2、TLR2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2.39±0.11、1.65±0.07、2.05±0.07，均高于shNC组(CCL2：1.01±0.06，TDO2：1.03±0.28，TLR2：1.00±0.04)(均P<0.05)。 结论 TET1影响GBM免疫微环境中B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浸润，TET1低表达可能通过调节免疫相关基因CCL2、TDO2和TLR2促进巨噬细胞的M1、M2型极化。

诺卡菌所致脑脓肿极为罕见，早期诊断困难，且病死率高。其治疗方法目前仍存争议。2023年7月山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液科收治1例诺卡菌脑脓肿患者，经以甲氧苄氨嘧啶－磺胺甲恶唑为主的双联抗生素治疗6个月，患者的原有症状缓解，病灶消失，随访1年无复发。此外，通过文献复习，总结已报道的28例国人诺卡菌脑脓肿的资料，分析诺卡菌脑脓肿的危险因素、临床特征、治疗方法及预后。

创伤性颅脑损伤作为目前致死率及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其急性期被证实存在显著的内分泌功能改变，严重增加了患者不良结局的风险。因此，进一步阐明创伤性颅脑损伤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机制对于有针对性地纠正内分泌紊乱、改善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创伤性颅脑损伤急性期的内分泌改变特征、具体机制和临床干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综述，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损伤控制理论"指导下的创伤性颅脑损伤急性期综合管理模式、改善患者的整体预后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