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 第45卷第02期

促甲状腺激素（TSH）是垂体前叶产生的主要激素之一。由于血清TSH水平与血清T4之间密切的负反馈关系，TSH成为诊断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减）的重要的第一线指标，已经在临床应用了20多年。随着TSH测定方法的不断改进，它的特异性、灵敏性和精确性显著提高，以固相化学发光酶免疫法（ICMA）为代表的第三代TSH检测技术（也称为敏感TSH，sTSH），其灵敏度已经达到了0.02mIU/L，同时以非核素标记代替了核素标记。TSH方法学的改进拓宽了它的应用范围，赋予了它新的临床意义。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我国许多大医院，sTSH已经基本替代了传统的131碘摄取率，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刺激试验和T3抑制试验，成为临床诊断和筛查甲亢的首选和确诊指标。同时，sTSH推动了内分泌学界的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研究，一大批亚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亢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成果问世，甲状腺疾病的研究进入了更高、更深、更细的层次。

糖尿病肆虐全球！其“高死亡、高致残”使各大洲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民深受其害。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糖尿病总人数为1.71亿，到2030年将达到3.66亿，发展中国家的糖尿病发病率高于发达国家，糖尿病人数前4位的国家依次是：印度、中国、美国和印度尼西亚。2000年全球死于糖尿病的人数290万，占总死亡率的5.2％，排列为主要死亡原因的第8位。糖尿病心脑血管、肾脏及眼并发症的高额医疗花费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负担。鉴于现行的治疗方法已被证明很难有效地阻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如何预防糖尿病已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2003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主席Alberti教授在巴黎举行的IDF会议开幕式演讲中指出：“预防比治疗更好”，并大声疾呼：“预防，预防，预防！”可以说世界范围内一场大规模的糖尿病预防战役已经拉开序幕。

我院是一家市属三级甲等医院，从正式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开始，历经十载，现就我们认为基层医院内科医生培训中应重视的问题探讨如下。

由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艾滋病、丙型肝炎学术会议于2005年10月13－15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与会代表200余人，共收到论文233篇。大会邀请了19位国内艾滋病、丙型病毒性肝炎学界知名专家进行专题报告，并展开热烈讨论。为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大会特邀来自WHO、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的专家就艾滋病领域的研究进展做学术报告。此外，为激励年轻学者的科研热情和加强梯队建设，还选出11位青年学者进行大会发言，汇报了各自的研究课题。翁心华教授任名誉主席，他对艾滋病学组近年的工作和本次学术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

目的　了解老年人群中体重指数（BMI）与代谢综合征患病及相关代谢异常之间的关系。方法　683例65岁以上（平均71.2岁）的老年男性，以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制订的代谢综合征工作定义作为标准，按照BMI进行分层，分析不同BMI人群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及各项代谢指标的异常情况。结果　（1）当BMI≥23kg/m2时，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随BMI的增加显著上升，BMI和代谢异常数量之间呈现一种正相关趋势（r=0.557）；（2）BMI增加与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血甘油三酯之间正相关（r值分别为0.189、0.198和0.201），与血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之间负相关（r=-0.157）；（3）在血压正常人群和在非糖尿病人群，BMI与SBP、DBP、空腹血糖及餐后2h血糖之间显著正相关；（4）冠心病和肾脏损害患者的BMI显著高于无相关疾病人群（P<0.05）；（5）冠心病、肾脏损害和脑血管病变患者中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显著高于没有这些疾病的人群（P<0.05）。结论　随着BMI的增加，代谢指标异常的数量逐渐增加，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也逐渐升高。BMI的增加与冠心病、肾脏损害和脑血管病变的发病相关。

目的　观察人甲状旁腺素氨基端1-34片段（简称PTH）与阿仑膦酸钠（简称Alen）对骨质疏松大鼠骨生物力学的影响。方法　70只Wister大鼠随机分为7组：（1）基线处死组；余大鼠行去卵巢（OVX）或假手术后再分（2）OVX后治疗前对照组（OVXb）；（3）假手术组；（4）OVX后治疗末对照组（OVXe）；（5）PTH组；（6）Alen组；（7）联合（A+P）组：Alen和PTH联合治疗。（5）～（7）组均于OVX6周后开始干预，疗程8周。采用凹入试验测量股骨松质骨最大载荷和刚度；采用三点弯曲试验测量股骨皮质骨最大载荷、弹性载荷、能量吸收，并计算骨截面惯性距、刚度和最大应力等指标。结果　（1）OVX后6周，股骨远端最大载荷、刚度显著低于基线组（P值均<0.01），提示骨质疏松模型建立。（2）凹入试验显示，PTH组、Alen组和A+P组股骨远端最大载荷[（36.3±9.2）、（42.7±13.0）、（44.3±18.2）N]和骨刚度[（160.7±48.0）、（122.9±35.6）、（105.2±58.4）N/mm2]均高于OVXe组[（19.5±8.5）N、（83.2±37.7）N/mm2，P<0.01或P<0.001]；三点弯曲试验显示，PTH组、Alen组和A+P组股骨中段最大载荷和弹性载荷均高于OVXe组（P值分别<0.05，<0.01或<0.001）。（3）Alen组和A+P组增加股骨远端刚度不如PTH组明显（P<0.05）；Alen组增加股骨中段最大载荷、弹性载荷及能量吸收不如PTH组和A+P组（P<0.05），A+P组和Alen组最大应力改善也不如PTH组（P<0.05）。结论　PTH和Alen均有效改善骨质疏松大鼠骨力学性能，但Alen和两药联合应用效果不如PTH，提示可能Alen明显抑制骨转换，减弱了PTH促进骨形成的作用，因此这两种药物不宜同时应用。

目的　加深临床医师对POEMS综合征的认识，比较国内外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32例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并与国内外大宗病例报告进行比较。结果　32例患者，平均年龄45.8岁，男女比例2.2∶1。临床特征：（1）多发性周围神经病（P）：麻木（84.4％）、感觉异常（87.5％）、肌无力（90.6％）等。肌电图92.9％为神经源性改变，神经活检75.0％为轴索变性。（2）脏器肿大（O）：肝肿大71.9％、脾肿大87.5％、淋巴结肿大62.5％。9例淋巴结活检中5例为Castleman病。（3）内分泌病变（E）：男性勃起功能障碍72.7％、女性月经改变60.0％。（4）单克隆浆细胞增生（M）：血清M蛋白阳性率72.0％（18/25）。（5）皮肤色素沉着（S）：93.8％的患者有皮肤色素沉着。与其他报道相比，临床特征基本相似，但视乳头水肿、脾肿大、多汗等方面有一定差异；M蛋白的发生率与国外报道无差异，显著高于国内既往报道。结论　本组POEMS综合征临床特征与国外基本相似，血清M蛋白的发生率并不低于国外。免疫电泳以及骨髓活检轻链组化染色可能有助于提高“M”的检测敏感性。

目的　分析腺苷负荷试验心肌核素显像对于冠心病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其特点。方法　住院患者同时行冠状动脉（冠脉）造影和腺苷负荷试验心肌核素显像。腺苷总量为840μg/kg，6min匀速静脉泵入，腺苷泵入3min时静脉推注99m锝-甲氧基异丁基异腈核素显像925MBq，1.5h后进行心肌断层显像，若异常，次日行静息心肌显像。结果　冠脉造影阳性50例中，心肌核素显像阳性44例。29例冠脉造影无明显狭窄，其中19例心肌核素显像阴性。腺苷负荷试验心肌核素显像对于冠心病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88.0％和65.5％。前降支病变40例，心肌核素前壁区域低灌注32例，回旋支病变27例，侧壁区域低灌注21例，右冠脉病变32例，下壁区域低灌注31例，右冠脉病变较前降支或回旋支病变的心肌核素显像阳性率高（P<0.05）。结论　腺苷负荷试验心肌核素显像对于冠心病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较高。

目的　分析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不可逆性昏迷患者的脑血流改变与脑功能临床判断的吻合性。方法　对92例多种原因所致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3分、脑干反射消失患者经颞窗探测双侧大脑中动脉；其中42例患者还经枕窗或枕旁窗探测基底动脉的血流频谱。以大脑中动脉为靶血管，以出现特征性频谱-振荡波、钉子波和血流信号消失任一判断为阳性。结果　92例患者大脑中动脉第一次检查出现阳性结果68例，阳性率为73.9％；12h后检查，阳性病例74例，阳性率为80.4％。结论　经颅多普勒超声可作为判断不可逆性昏迷患者脑功能不可逆终止的一项有效客观指标。

目的　评价以发作性意识障碍为主要表现的脑缺血发作病理生理机制和治疗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12例以发作性意识障碍为主要表现的脑缺血发作病人临床和治疗随访资料。结果　过度降压是常见的发作诱因，临床表现为短暂的不同程度意识障碍，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血管造影可分为颈内动脉系统严重狭窄（双侧多见），椎基底动脉系统严重狭窄和多血管病变。血管造影及脑灌注检查发现颈内动脉系统严重狭窄患者存在大脑半球低灌注。结论　发作性意识障碍是脑大动脉狭窄的少见表现，低灌注可能是该类病人发病机制。病人存在脑卒中的高度风险，血运重建可能改善病人的症状和预后，远期疗效有待于观察。

目的　评价负荷剂量的抗肿瘤坏死因子α单克隆抗体infliximab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S）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本研究为2个中心的开放性Ⅱ期临床试验，患者为确诊的AS患者，并且疾病处于活动期。患者分别在试验的第0、2、6周接受静脉输注infliximab5mg/kg，并随访至10周，主要疗效指标为达到AS疗效评价标准20（ASAS20）的患者比例，次要疗效指标包括达到临床显效的患者比例，与基线值相比BathAS疾病活动指数（BASDAI）、BathAS功能指数、BathAS测量指数、脊柱痛、夜间痛、脊柱炎症、病人总体评估指数、肌腱端炎指数、整体关节肿胀指数、生活质量健康问卷SF-36改善的状况。结果　63例患者（男性占79％，平均年龄32岁，平均病程10年，HLA-B27阳性占90％）纳入研究，第10周试验结束时，84％的患者达到ASAS20的改善程度；有30％的患者达到临床显效标准；70％的患者达到BASDAI评分改善大于50％，54％的患者达到BASDAI评分改善大于70％。其他各项疗效指标也反映出相似的改善程度及趋势。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上呼吸道感染和皮肤及其附属器官的损害，其次是肝功能异常，2例患者发生严重的皮炎伴有脱发，1例患者在第3次输注药物过程中因出现输注反应而停药。近期随访结果显示，疗效可持续2～8个月，停止治疗后无新的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负荷剂量infliximab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好，能迅速减轻AS的症状和体征，并可改善AS患者的功能、活动范围和生活质量。

目的　探讨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的临床和病理学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52例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的临床表现、淋巴结活检病理学特点及其诊治。结果　52例患者中女性41例（79％），主要表现为持续发热（100％），单发（23％）或多发（77％）淋巴结肿大（以颈部多见），多形性皮疹（35％），外周血白细胞计数降低（76％），血沉增快（100％），抗生素治疗无效（100％），小剂量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81％）等。26例患者（50％）肝酶升高，仅7例（13％）伴流感样上呼吸道症状。淋巴结活检病理学特点为不同程度的凝固性坏死伴多种形态的组织细胞、淋巴细胞浸润，无中性粒细胞浸润。免疫组化染色示组织细胞CD68及T细胞CD3、CD45RO阳性，CD15、CD20及CD30均阴性。结论　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较易误诊，确诊主要依靠病理活检及免疫组化检查。

目的　观察亲属间HLA半相合干细胞移植（SCT）治疗难治复发性白血病（RL）的疗效。方法　对自1998年8月至2004年8月期间进行HLA半相合SCT治疗30例RL的治疗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30例患者均为RL，其中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13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0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6例，Ⅳ期淋巴瘤1例。男18例，女12例，中位年龄25（3～52）岁。30例患者均接受HLA半相合SCT。12例为父母给子女，4例为子女给父母，其余为同胞。HLA3个位点不合12例，HLA2个位点不合13例，5例HLA1个位点不合。预处理方案为氟达拉宾、马利兰、环磷酰胺方案，部分患者在此方案基础上加用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平均移植单个核细胞数5.0（2.9～8.0）×108/kg,CD+34细胞数为5.5（3.0～6.5）×106/kg。30例中24例完全供者植入，3例供、受者部分嵌合，经供者淋巴细胞输注转为完全供者型；1例移植失败，1例移植后2d死于重症霉菌感染，1例移植后28d死于重症肝静脉阻塞病；移植后WBC>1.0×109/L平均时间14（11～18）d，血小板>20×109/L时间15（11～18）d。6例发生Ⅲ～Ⅳ度重症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7例发生慢性GVHD，白血病缓解率90％，随访3～60个月，平均生存时间为16.9个月。7例复发，其中2例脑膜白血病复发，复发中位时间为10（3～24）个月，14例生存，10例仍无病生存。结论　HLA半相合SCT能使大部分RL患者缓解，也能使部分RL患者获长期生存；HLA半相合SCT具有较强的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但在疾病状态下进行HLA半相合SCT，白血病仍会复发。

目的　探讨髓细胞白血病基因1（MCL-1）、Survivin在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B-NHL）表达及其与细胞凋亡的关系。方法　应用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介导的dUTP缺口末端标记技术和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43例B-NHL和10例反应性增生（RH）淋巴组织细胞凋亡率和MCL-1、Survivin的表达水平。结果　MCL-1和Survivin在43例B-NHL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8.1％（25/43）和69.8％（30/43），而MCL-1在RH淋巴组织阴性表达，Survivin在RH淋巴组织低表达10.0％（1/10），MCL-1在侵袭性B-NHL表达的频率和强度明显高于惰性B-NHL（70.0％,30.8％,P<0.05），Survivin在侵袭性B-NHL中表达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惰性B-NHL（80.0％,46.2％,P<0.05）；MCL-1阳性表达组与凋亡指数（AI）无相关，Survivin阳性表达组与AI正相关（r=0.429,P<0.01），此外，两者表达呈显著正相关（r=0.598,P<0.001）。结论　MCL-1对B-NHL细胞凋亡作用不如Survivin明显，后者可能参与了B-NHL细胞凋亡调节，二者在B-NHL的共表达与其发生发展有关。

多药耐药（MDR）的分子机制至今尚未完全被阐明，膜转运蛋白P-糖蛋白（P-gp）、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RP）和肺耐药蛋白（LRP）过度表达对于白血病治疗失败的影响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一个具有特异形态学和细胞遗传学特征的在细胞生物学和临床方面被明确定义的一种白血病亚型。该病如果DIC能够被很好地控制，绝大多数患者可获得长期完全缓解（CR）。因此，我们应用流式细胞仪对49例APL患者骨髓白血病细胞P-gp、MRP和LRP的表达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对初治与难治复发患者之间膜转运蛋白表达的相关性亦进行了描述。

目前感染成了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化疗后首要并发症，尤其是大剂量化疗中性粒细胞缺乏的状态下，条件致病菌及非条件致病菌均可侵犯机体，感染的高发生率、高耐药率已经严重影响了白血病的预后。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帕尼培南-倍他米隆治疗恶性血液病患者并发细菌感染的疗效及安全性，旨在为尽早尽快控制恶性血液病的各种感染提供经验。

乳头状瘤的发病率很难估计，在美国每年每百万人中约有7例新患者。病变主要在喉、鼻咽部，少部分在气管、支气管[1,2]。赵燕玲等[3]报道的75例乳头状瘤患者中，7例（9.3％）波及气管；其中有47例为成年型（≥20岁）乳头状瘤，波及气管者2例（4.3％）。复习文献，自1995－2004年，仅报道3例成人气管、支气管乳头状瘤[4-6]。我科收治了2例气管乳头状瘤，现报告如下。

患者男性，68岁。因发热、皮疹3个月于2005年1月21日入院。

患者女，69岁。因咽痛、四肢关节疼痛在私人诊所给予“安痛定”（产地及批号不详）肌肉注射1次，并静脉输入氨苄青霉素，当晚8：30患者周身皮肤呈暗紫色大片淤斑、斑丘疹、水疱疹，部分融合成大疱，并迅速增多，遂来我院。

心脏起搏器治疗适应证已从病窦综合征等心脏传导系统疾病扩展到诸如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心衰）、心室颤动（室颤）等非传导系统疾病[1,2]，目前我国人工（电子）起搏器的置入量已达到每百万人近10台，且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其中90％以上的永久起搏器为进口起搏器[3]。而美、法、德、澳等发达国家每百万人逾486台以上。目前美国安装人工起搏器的人数已超过100万，全世界每年安装起搏器的人数超过60万，美国每年有约25万的患者安装起搏[4]。心脏起搏器无论在提升心血管患者生活质量还是预防心脏源性猝死，越来越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电子起搏器有其缺点[5,6]，最主要的是：（1）不能随患者生理状态自动进行有效的生理性起搏频率调节；（2）价格不菲；（3）电池寿命有限，起搏器需8～10年再手术更换；（4）可发生感染、电极脱位和起搏器奔放等并发症，经病理活检证实＞50％的患者安装电子起搏器后有感染迹象；（5）年龄太小者不宜；（6）易受周围环境中的电磁场干扰等。如果能使患者自身心脏细胞重新获得符合生理要求的起搏功能，即制造生物起搏器，不但可以避免上述电子起搏器的不足，而且更加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生物心脏起搏器就是利用生物学及其相关技术，对肌体受损的自律性节律点或发生传导障碍的传导系统的组织进行修复或替代，使肌体心脏自身的起搏和传导功能得以恢复。这种生物起搏器无需靠能源维持、经久耐用、无需维修和保养，并且能够受体内内分泌神经体液的生理性调节。近来，随着基因工程学、遗传工程技术、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细胞电生理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生物起搏器的研制成为可能[7]。

糖皮质激素（以下简称激素）是目前治疗支气管哮喘（以下简称哮喘）最有效的药物，也是哮喘长期治疗的一线药物。多数哮喘患者，尤其是轻、中度患者对激素治疗的反应良好。但有少数中、重度哮喘患者对激素治疗的反应较差，这部分患者被称为难治或激素抵抗性哮喘。目前这部分患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曾有许多术语来描述和定义这类患者，如激素抵抗性哮喘（steroid-resistant asthma）、难治性哮喘（difficult asthma）、难控制哮喘（refractory asthma）、激素依赖性哮喘、控制不良的哮喘（poorly controlled asthma）、脆性哮喘（brittle asthma）、重症哮喘（severe asthma）、致死性哮喘等。由于对这些术语的定义仍有较大的歧义和争议，不利于在临床实践中应用，1999年欧洲呼吸协会（ERS）[1]、2000年美国胸科协会（ATS）[2]分别发表了有关的推荐指导意见。但有关的认识仍未完全统一，甚至ERS、ATS对难治性哮喘的使用术语均不相同。

过去的10年是脂肪内分泌学发展金色的10年，人们对脂肪组织功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脂肪组织已不再是惰性的以甘油三酯形式贮存能量的“仓库”，而是一个代谢活跃的分泌（内分泌）器官[1]。数十种脂肪细胞分泌因子（adipocyte-secreted factors）在近10余年来已被相继发现，并引起广泛重视。这些因子有时被统称为脂肪细胞因子（adipocytokines）或简称脂肪因子（adipokines）。其中有一些为传统意义上的激素，如瘦素、脂联素仅只能由白色脂肪组织所分泌；另一些则为酶（如脂蛋白酯酶、17β-羟胆固醇脱氢酶）或脂肪分解产物（如游离脂肪酸），还有更多的脂肪因子与传统的与炎症及免疫相关的细胞因子（cytokine）相似、重叠，如TNFα、IL-6等。脂肪组织通过这些分泌因子与许多器官、组织，如肝脏、肌肉、胰腺、心血管、炎症细胞以及下丘脑进行对话，从而广泛地影响和调节机体的能量代谢及各种功能[2,3]。

食物不耐受是一种复杂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它的发生是免疫系统把进入人体内的某种或多种食物当成有害物质，从而针对这些物质产生过度的保护性免疫反应，产生食物特异性IgG抗体，IgG抗体与食物颗粒形成免疫复合物，可能引起所有组织发生炎症反应，并表现为全身各系统的症状与疾病。食物不耐受是当前各国的研究热点，其应用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

慢性乙型肝炎是我国常见的慢性传染病之一，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为进一步规范慢性乙型肝炎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在参考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循证医学的原则，制订了《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其中推荐意见所依据的证据共分为3个级别5个等次，文中以括号内斜体罗马数字表示。

中国防治认知功能障碍专家共识

我国属HBV感染高流行区，自1992年将乙型肝炎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以来，一般人群的HBsAg阳性率已经有所下降，但未接种乙型肝炎疫苗人群的HBsAg阳性率仍然高达9.51％[1]。因为HBV是慢性HBV感染者发生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因素，所以，近年美国、欧洲、亚太地区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发布的慢性乙型肝炎治疗指南或共识均提出了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目前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药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α干扰素类，另一类是核苷（酸）类似物。前者包括常规干扰素和聚乙二醇干扰素，后者主要为拉米夫定（lamivudine，LVD）、阿德福韦和新近批准上市的恩替卡韦（entecavir，ETV，商品名博路定）。ETV是环戊酰鸟苷类似物，具有显著的抗HBV作用，能够抑制HBV聚合酶全部3个作用环节：启动、逆转录和DNA依赖的DNA合成[2]。关于ETV与LVD对照用于核苷（酸）类似物初治慢性乙型肝炎（CHB）的两项Ⅲ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ETV的疗效均显著优于LVD[3-5]。

在动脉血栓栓塞性疾病中，血栓形成大多于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的基础上发生的。粥样斑块破裂，内皮下的胶原纤维与血液中的成分相接触，凝血过程被启动，最终形成血栓，造成组织缺氧性损伤直至坏死。动脉血栓是各类动脉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核心环节。

由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广谱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大量使用，糖尿病、恶性肿瘤、艾滋病等疾病的增加，导致临床上真菌病、特别是深部真菌病的大量增加，有必要加强对真菌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同时，加深对医学真菌学的了解和提高实验室操作技术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汉英对照医学真菌学（Medical Mycology, in Chinese and English）》一书应运而生。它是由世界著名医学真菌学专家、真菌学教育学家Glenn S. Bulmer和我国著名医学真菌学专家郑岳臣教授共同合作编写而成的。

患者男，67岁。因“腰痛2个月，晕厥后精神障碍10d，加重1d”于2003年8月31日急诊收入院。

编辑同志：您好!贵刊2005年第8、9、10期的临床病例讨论中，在人院体检段落里有这么几句：“肝脾肋下未及”，“全身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和“腹股沟可及数个质硬、活动、无痛性淋巴结”。类似词语在以前的文章中也屡见不鲜。上述的“及”似乎是指“触及”，本人认为欠妥。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