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43卷第04期

目的 探讨武汉地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病例的阳性率及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的情况，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实验室检测及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荧光定量PCR方法检测2020年1月20日至2月9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COVID-19疑似人群8 274例，标本类型包括呼吸道标本（鼻咽、口咽、痰和肺泡灌洗液）和非呼吸道标本（尿、粪便、肛拭子、血液和结膜囊拭子）。以核酸检测结果分组，ORF1ab及N基因同时阳性归为核酸检测阳性组；同时阴性归为阴性组；单一基因靶标阳性归为可疑组。以性别分为男性组和女性组。同时对其中316例进行非2019-nCoV感染的13种常见呼吸道病原体多重PCR检测。 结果 在8274例受检者中，2 745例（33.17%）2019-nCoV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5 277例（63.77%）结果为阴性，252例（3.05%）结果　为可疑。2019-nCoV阳性组（56岁）和可疑组（52岁）年龄中位数均高于2019-nCoV阴性组（40岁）（t=27.569，P<0.001；t=6.774，P<0.001）。2019-nCoV阴性组中其他常见呼吸道病原体核酸阳性率（18.39%）高于2019-nCoV阳性组其他常见呼吸道病原体核酸阳性率（5.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4.105，P=0.003）。4种呼吸道标本和5种非呼吸道标本均可检出2019-nCoV核酸。 结论 男性2019-nCoV核酸阳性率高于女性，2019-nCoV核酸阳性患者会发生合并感染，非呼吸道标本也存在2019-nCoV病毒。

目的 探讨多种炎症指标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中的表达水平以及临床应用价值，为临床诊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2020年1至2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收治的164例COVID-19确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按疾病程度分为普通型、重型、危重型3组，另选取同期66例已排除感染的患者作为阴性对照组，回顾性分析和比较各组患者白细胞（WBC）、淋巴细胞（LYM）、C反应蛋白（CRP）、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和前降钙素原（PCT）各指标的表达水平，并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评价WBC、CRP、SAA及三者联合在COVID-19中及在普通型和重型/危重型COVID-19间的诊断价值。 结果 与对照组WBC计数[8.13（6.51，9.42）×109/L]和LYM计数[2.00（1.28，2.43）×109/L]相比，COVID-19患者的WBC计数[4.94（4.05，6.67）×109/L]和LYM计数[1.33（0.94，1.96）×109/L]均明显降低（Z=-7.435，P<0.01；Z=-4.906，P<0.01）；确诊病例组的CRP[7.93（2.45~23.98）mg/ml]和SAA[34.13（4.83~198.40）mg/ml]水平均较对照组[CRP：1.36（0.57~5.67）mg/ml；SAA：4.98（4.80~15.75）mg/ml]的高（Z=-5.72，P<0.01；Z=-4.166，P<0.01），对照组与病例组的PCT水平分别是0.100 0（0.030 6~0.100 0）ng/ml和0.044 5（0.031 6~0.077 0）ng/ml，两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Z=-1.451，P=0.147）；WBC、CRP和SAA诊断COVID-19患者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是0.814、0.742和0.673（P<0.01），三者联合诊断COVID-19患者的ROC曲线下面积是0.882，特异度和敏感度分别83.33%（55/66）和84.76%（139/164），P<0.01；WBC、CRP及SAA预测重型/危重型COVID-19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是0.799、0.779和0.886（P<0.01），三者联合预测重型/危重型COVID-19的ROC曲线下面积是0.924，特异度和敏感度分别78.67%（118/150）和14/14（P<0.01）。 结论 联合WBC、CRP和SAA三者可提高COVID-19诊断的特异度和敏感度，同样对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目的 分析血清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免疫球蛋白M（IgM）和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在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的临床价值。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20年1至2月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NCP确诊患者共计116例为疾病组，非NCP人群包含非NCP住院患者84例和健康体检者50名，共计134例为对照组。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血清标本。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中2019-nCoV IgM和IgG抗体浓度。2019-nCoV IgM、IgG抗体单项检测及其联合检测3种方式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比较采用χ2检验；NCP患者2019-nCoV核酸转阴前后其IgM、IgG抗体阳性率和浓度的比较分别采用χ2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NCP患者病程中2019-nCoV抗体浓度变化趋势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 结果 2019-nCoV IgG的敏感度（90.5%，105/116）高于2019-nCoV IgM（75.9%，88/11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91，P<0.05）；2019-nCoV IgG的特异度（99.3%，133/134）高于2019-nCoV IgM（94.0%，126/13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63，P<0.05）。2019-nCoV IgM联合IgG后的敏感度（89.7%，87/97）高于2019-nCoV Ig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89，P<0.05）；2019-nCoV IgM联合IgG后的特异度（100%，125/125）高于2019-nCoV Ig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70，P<0.05）。在2019-nCoV核酸转阴后血清2019-nCoV IgM抗体阳性率（9/17）及浓度[13.0（4.9，24.7）AU/ml]均显著低于核酸转阴前IgM抗体阳性率（15/17）和浓度[29.5（14.0，61.3）AU/ml]（χ2=5.10，Z=-3.195，P均<0.05）。在NCP病程中，从确诊第1天到每隔3天留取患者血清标本，共留取3次。第1次2019-nCoV IgM和IgG抗体浓度[分别为19.4（12.4，63.7）AU/ml，105.8（74.8，126.1）AU/ml]均显著高于第2次的浓度[15.8（7.1，40.3）AU/ml，80.5（66.7，105.9）AU/ml]（Z分别为-2.897、-3.179，P均<0.05）。 结论 2019-nCoV IgG抗体用于诊断NCP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2019-nCoV IgM抗体浓度与2019-nCoV核酸检出有一定的关联性；2019-nCoV IgM和IgG抗体联合2019-nCoV核酸检测可能是目前诊断NCP最佳实验室指标。

目的 探讨病毒灭活处理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弱阳性结果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2020年1至2月2019新型冠状病毒不同浓度的3例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核酸检测阳性患者的鼻咽拭子标本。采用不灭活处理和56 ℃ 30 min水浴、56 ℃ 60 min干浴及60 ℃ 30 min干浴3组灭活处理方式对鼻咽拭子保存液标本进行病毒灭活，提取RNA，然后3种商品化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实时荧光RT-PCR试剂分别进行检测，用循环阈值（Ct）评价病毒灭活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影响。 结果 灭活前ORF1ab基因Ct值分别为23.28±0.28、25.25±0.25、28.93±0.44、32.06±0.47、35.20±0.38、32.89±0.38、36.24±0.23、33.30±0.46，灭活后ORF1ab基因Ct值分别为灭活组1：23.60±0.20、27.29±0.30、31.83±0.51、37.41±0.46，灭活组2：24.25±0.34、27.18±0.42、31.84±0.61、34.99±1.01、34.89±0.45，灭活组3∶23.37±0.17、26.89±0.52、32.05±0.50；灭活前N基因Ct值分别为24.38±0.09、26.64±0.11、30.35±0.12、33.29±0.33、36.93±0.11、34.50±0.12、35.63±0.12，灭活后N基因Ct值分别为灭活组1：24.66±0.11、28.52±0.14、32.71±0.14、37.00±0.13，灭活组2：25.41±0.10、28.79±0.15、33.29±0.28，灭活组3：23.37±0.11、28.68±0.11、33.54±0.13、37.18±0.23。灭活前后扩增Ct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F1ab基因：t=-1.416；N基因：t=-1.379，P均>0.05），3组灭活处理组间Ct值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ORF1ab基因：t=-0.460；N基因：t=-0.132，P均>0.05）。但不同稀释倍数下的灭活组（1，2，3）与未灭活组Ct值比较，未灭活组和灭活组（1，2，3）Ct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稀释：ORF1ab Ct值：未灭活组：25.25±0.25，灭活组1，2，3分别为27.29±0.30、27.18±0.42和26.89±0.52，t（ORF1ab）=-7.327，P<0.01；N基因Ct值：未灭活组：26.64±0.11，灭活组1，2，3分别为28.52±0.14、28.79±0.15和28.68±0.11，t（N）=-19.340，P<0.01。100×稀释：ORF1abCt值：未灭活组：28.93±0.44，灭活组1，2，3分别为31.83±0.51、31.84±0.61和32.05±0.50，t（ORF1ab）=-9.462，P<0.01；N基因Ct值：未灭活组：30.35±0.12，灭活组1，2，3分别为32.71±0.14、33.29±0.28和33.54±0.13，t（N）=-18.583，P<0.01。灭活后2019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率下降，未灭活组阳性检出率（7/11、8/11、5/11）和灭活组（灭活组1：4/11、4/11、3/11，灭活组2：3/11、3/11、3/11，灭活组3：3/11、3/11、2/11）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70，P<0.01），不同灭活组之间（灭活组1：4/11、4/11、3/11，灭活组2：3/11、3/11、3/11，灭活组3：3/11、3/11、2/1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413，P>0.05），3种试剂阳性检出率比较（试剂1：7/11、4/11、3/11、3/11，试剂2：8/11、4/11、3/11、3/11，试剂3：5/11、3/11、3/11、2/1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199，P>0.05）。 结论 病毒灭活处理会使2019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降解，导致检测Ct值增加，使低浓度标本出现假阴性结果。

目的 探讨不同灭活处理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0年1月两例冠状病毒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核酸检测阳性患者的咽拭子标本。56 ℃ 30 min和75%乙醇分别处理1∶2，1∶4，1∶8，1∶16，1∶32比例稀释的咽拭子洗脱液，比较未灭活处理与灭活处理后样本的qPCR结果，并进行相关性及Bland-Altman分析。 结果 未灭活处理与56 ℃ 30 min和75%的乙醇灭活处理后样本循环阈值（Ct）的相关系数均在0.99以上，P<0.001。未灭活与56 ℃ 30 min和75%的乙醇灭活Ct值差异均在1以下。结果相关性明显并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结论 使用56 ℃ 30 min和75%乙醇处理咽拭子标本，对后续2019新型冠状病毒核酸qPCR检测均无明显的影响。呼吁全国同行共同关注和参与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灭活后检测验证，推动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灭活检测，保护实验室检测人员的安全。

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致疾病传染性强，严重危害了公共健康。本文从冠状病毒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进展及其实验室检测方面进行阐述，旨在为检验科和检测机构开展工作提供相关依据。

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工作，有效降低医疗机构内的传播风险，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在生物安全Ⅱ级实验室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势在必行。但各个生物安全Ⅱ级实验室硬件设施、实验室仪器设备、人员、环境等均不相同，即使从事相同的实验活动，存在的风险因素也不同，应该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对从事的实验活动进行风险评估，达到检验人员零感染的目标。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所导致的冠状病毒感染疾病-19流行之际，包括核酸检测在内的实验室检测在疾病诊断和治疗评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出现了对检验结果的质疑，使2019-nCoV的核酸检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本文将2019-nCoV的核酸检测放置在病毒性肺炎背景中，结合流行病、发病机制、临床特点及检验前质量控制，分析常见临床问题，探讨提高核酸检测效果的措施。

实验室检查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诊疗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早期由于缺乏对该病毒的了解给临床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结合对该病毒现有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现，就疫情下检验人员生物安全防范提出了一些见解，供相关的实验室人员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处于关键阶段，核酸检测作为确诊手段，在快速诊断、疗效评估、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突发疫情，核酸检测方法应用于临床的时间短，尚未进行足够的性能验证及临床应用评估，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部分与临床诊断不符的假阴性现象。因此，优化当前的检测手段、提高检测灵敏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新型冠状病毒最新研究成果及发现，对核酸检测的现状及应用前景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医生及科研工作者提供参考。

自身免疫病是一类由基因和环境因素导致的免疫功能紊乱性疾病，目前，早期诊断、预后评价及疗效评估都存在一定的困难。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自身抗体被发现并证实其与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准确的自身抗体检测有助于提高自身免疫病患者的诊断效率、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涎液化糖链抗原6（KL-6）是ILD的血清无创生物标志物，其水平变化与ILD的活动性及治疗效果相关，近年来受到了临床上的关注。本文就KL-6在ILD诊断、监测和评估中的临床意义进行阐述。

近年来，食物特异性IgG抗体检测在国内外广泛开展，但也存在争议。争议点主要集中于该检测是否适用于变态反应疾病诊断、有无明确临床意义、国际过敏指南中的相关描述、作用机理等问题。本文主要就上述问题展开阐述，对食物特异性IgG抗体检测的临床适用性进行分析。

遗传性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CD）是纤维蛋白原（Fg）基因缺陷导致Fg分子结构异常与功能缺陷的一种遗传性疾病，绝大多数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CD患者临床表现呈多样性，如无症状、出血、血栓形成或既有出血表现又有血栓形成，因此，CD诊断主要依赖实验室检查。CD具有极大诊断价值的凝血功能检查结果为纤维蛋白原抗原/活性比值（PT演算法结果/Clauss法结果）大于1.43，凝血酶时间（TT）延长，凝血酶原时间（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通常无异常。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凝血功能检查结果，结合家系调查即可明确CD诊断。质谱分析能够快速鉴别CD患者纤维蛋白原缺陷类型，DNA测序能够直接确定其纤维蛋白原缺陷基因位点。

目的 探讨慢性荨麻疹（CU）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可溶性IgE高亲和力受体α（sFcεRⅠα）、IgG型抗IgE、IgG型抗FcεRⅠ自身抗体的水平及意义。 方法 收集2018年1至7月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首诊的43例CU患者作为CU组，同时选择37例皮炎湿疹患者及51名健康体检者分别作为疾病对照（DC）组及健康对照（NC）组。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IgE，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抗IgE、抗FcεRⅠ和sFcεRⅠα。采用非参数检验分析各组指标水平的差异，Spearman相关分析评估各指标间的相关性及其与病情的关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各指标诊断价值。 结果 CU组血清IgE、抗IgE、抗FcεRⅠ水平显著高于NC组，中位数分别为65.70 IU/ml比17.10 IU/ml，χ2=28.541，P=0.001；0.61比0.39，χ2=27.408，P=0.001；0.64比0.51，χ2=29.102，P<0.001。CU组抗FcεRⅠ水平显著低于DC组，0.64比0.83，χ2=25.869，P=0.007。CU、DC、NC组血清sFcεRⅠα中位数分别为5.74、5.38和4.50 ng/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463，P=0.177。IgE与sFcεRⅠα、抗IgE与抗FcεRⅠ水平呈正相关（r=0.455，P<0.001；r=0.611，P<0.001）。四指标与病程、症状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关系，P>0.05。IgE、抗IgE、抗FcεRⅠ对CU的诊断效能（AUC均=0.72）优于sFcεRⅠα（AUC=0.61），四项联合检测可达最高诊断效能（AUC=0.83）；抗FcεRI对CU与DC具鉴别诊断价值，AUC=0.70，P=0.002。 结论 CU患者血清IgE、抗IgE及抗FcεRⅠ水平显著升高。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具有成为CU诊断指标的潜能。

目的 监测2018年中国院内革兰阴性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18年1至12月全国13家教学医院革兰阴性杆菌。采用琼脂稀释法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Cs）。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9年M100S（第29版）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判断。数据分析采用WHONET-5.6软件。 结果 共收集1 214株非重复革兰阴性杆菌，血和无菌体液标本来源占96.7%（1 174/1 214）。主要抗菌药物对871株肠杆菌科细菌的敏感率依次为阿米卡星（93.2%，812/871）、美罗培南（92.0%，801/871）、厄他培南（88.9%，774/871）、亚胺培南（88.4%，770/87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4.0%，732/871）、头孢哌酮/舒巴坦（83.1%，724/871）、头孢吡肟（71.4%，622/871）、米诺环素（68.9%，600/871）、头孢他啶（66.9%，583/871）及左氧氟沙星（54.4%，474/871）。大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61.5%（155/252）（头孢曲松）和60.7%（153/252）（头孢噻肟）。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56.3%（125/222）（头孢曲松）和57.7%（128/222）（头孢噻肟）。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4%（127/252）和18.0%（40/222），且全部ESBLs阳性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率均>95%。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发生率分别为2.8%（7/252）和20.3%（45/222）。对阴沟肠杆菌、产气克雷伯菌和弗劳地柠檬酸杆菌，抗菌活性最高的药物依次为替加环素（96.3%~100%）、阿米卡星（94.9%~97.1%）、美罗培南（89.8%~96.6%）及亚胺培南（89.8%~94.9%）。奇异变形杆菌、摩根摩根菌和黏质沙雷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均大于90%。对67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进行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CIM）显示，45株为丝氨酸型碳青霉烯酶，20株为金属酶。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敏感率分别为73.2%（112/153）和66.0%（101/153）。鲍曼不动杆菌对黏菌素的敏感率最高（100%，163/163），其次是替加环素（87.1%，142/163）。血标本与其他感染来源的标本相比较，肺炎克雷伯菌[17.6%（27/153）比21.7%（15/69）]和鲍曼不动杆菌[68.3%（71/104）比71.2%（42/59）]碳青霉烯耐药比例低，而大肠埃希菌[2.5%（4/198）比0%（0/54）]和铜绿假单胞菌[37.0%（33/89）比18.8%（12/64）]碳青霉烯耐药比例高。 结论 碳青霉烯类对肠杆菌科细菌仍保持较高的抗菌活性，尤其是仅产ESBLs的菌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足够重视。产碳青霉烯酶是当前我国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最重要的耐药机制。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RNA（lncRNA）结肠癌相关转录物2（CCAT2）在宫颈癌（CC）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辅助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南通市肿瘤医院确诊的100例CC患者、60例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患者、80名健康者的血清标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的方法分别检测CC患者及对应的术后患者、CIN患者及健康对照者血清CCAT2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和CC传统辅助诊断指标糖类抗原125（CA125）、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之间的相关性，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CCAT2对宫颈癌的辅助诊断价值。 结果 宫颈癌患者、术后患者、CIN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清CCAT2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689（0.616，4.776）、1.018（0.227，3.328）、0.815（0.453，1.266）和0.740（0.271，1.670）。宫颈癌患者CCAT2的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术后患者、CIN患者和健康对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999、8.193、9.345，P<0.001）。CIN患者与健康对照者CCAT2的相对表达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27，P>0.05）。宫颈癌患者血清CCAT2相对表达量在不同年龄[1.636（1.000，2.370），1.705（1.095，2.243）（χ2=0.137，P=0.712）]、绝经期与否[1.672（1.059，2.342），1.659（1.068，2.298）（χ2=0.000，P=1.0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不同肿瘤大小[1.189（0.916，1.725），2.019（1.537，2.497）（χ2=17.508，P=0.000）]、国际妇产科联合会（FIGO）分期[0.993（0.779，1.266），2.056（1.547，2.549），3.987（3.699，4.275）（χ2=36.075，P=0.000）]、淋巴结转移与否[1.434（1.007，2.251），2.019（1.731，3.098）（χ2=8.634，P=0.003）]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宫颈癌患者血清CCAT2相对表达量与CA125之间无相关性（r2=0.003，P=0.563），与SCC之间有相关性（r2=0.128，P=0.000）。用ROC曲线分析血清CCAT2、CA125及SCC对宫颈癌患者的诊断效能，宫颈癌患者与CIN患者比较时，其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90、0.549、0.744；宫颈癌患者与健康者比较时，其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57、0.650、0.758。 结论 宫颈癌患者血清CCAT2含量显著高于宫颈癌术后患者、CIN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清CCAT2可能成为宫颈癌的一个重要的诊断及预后标志物。

目的 了解皮肤软组织感染（SSTIs）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CA-MRSA）的分子特征、耐药率及毒力基因携带情况，为临床抗生素使用及感染防控提供流行病学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衢州市人民医院2014至2018年皮肤软组织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从中筛选出CA-MRSA菌株共72株，采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方法进行分子分型，采用纸片扩散法（K-B法）和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药敏试验，使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方法对所收集菌株的7种毒力基因包括纤连蛋白结合蛋白基因（fnbA，fnbB）、溶血素基因（hla，hlb）、肠毒素基因（sec，seh）、杀白细胞素基因（PVL）进行分析，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对ST59组和非ST59组之间耐药率和毒力基因携带率之间的差异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衢州地区SSTIs CA-MRSA以ST59型（55.56%，40/72）为主要流行克隆株。所有分离株对红霉素（90.28%，65/72）、克林霉素（68.06%，49/72）、四环素（41.67%，30/72）具有较高的耐药率，对万古霉素、呋喃妥因、达托霉素及利奈唑胺全部敏感，序列型59（ST59）型对克林霉素的耐药率为（85.00%，34/40），ST59对克林霉素的耐药率明显高于其他克隆型（χ2=11.886，P<0.01）。其余抗生素的耐药率在两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72株皮肤软组织感染CA-MRSA毒力基因的携带率分别为hla（97.22%，70/72）、hlb（33.33%，24/72）、fnbA（50.00%，36/72）、fnbB（48.61%，35/72）、PVL（63.89%，46/72）、sec（4.17%，3/72）、seh（4.17%，3/72），PVL基因在ST59中的携带率为（77.50%，31/40），ST59 PVL携带率显著高于在其他非ST59中的携带率（χ2=7.227，P<0.01）。 结论 衢州地区SSTIs CA-MRSA的主要克隆为ST59型，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致，ST59型分离株PVL基因的携带率明显高于其他分离株。SSTIs CA-MRSA对红霉素及克林霉素具有较高的耐药率，治疗中不宜作为经验性用药的首选。

目的 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G 3′非翻译区（human leucocyte antigen-g 3′ untranslated region，HLA-G 3′ UTR）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以及单倍型在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中的分布情况及可能的预测作用。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温州市中医院70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URSA）妊娠患者（病例组）以及54例产前检查健康妇女（对照组），采集外周全血和血清。离心柱法提取外周全血基因DNA，PCR扩增HLA-G 3′UTR DNA。Sanger测序法测得基因序列并进行基因分型。SHEsis在线软件分析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的频率，比较分析对照组和病例组的分布差异。Phase软件构建单倍型。ELISA检测血清可溶性HLA-G（soluble human leucocyte antigen-G，sHLA-G）浓度。两组间SNP位点基因型及单倍型比较采用χ2检验，两组sHLA-G浓度比较采用t检验。 结果 URSA组和对照组均检测出8个多态性位点，包括14bp ins/del、+3003C/T、+3010G/C、+3027A/C、+3035C/T、+3142C/G、+3187A/G及+3196C/G，均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Hardy-Weinberg，H-W）检验平衡检验，比较分析显示+3010G/C、+3142C/G、+3187A/G三个位点在两组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514，P=0.004；χ2=0.552，P=0.021；χ2=8.183，P=0.005）。携带+3010C等位基因、+3142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高（OR=2.131，95%CI=1.278~3.552，χ2=8.514，P=0.004；OR=1.813，95%CI=1.091~3.013，χ2=0.552，P=0.021）；携带+3187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低（OR=0.476，95%CI=0.285~0.794，χ2=8.183，P=0.005）。8个位点紧密连锁，单倍型分析显示UTR-1（DTGCCCGC）可能是URSA的保护因素（OR=0.497，95%CI=0.295~0.837，χ2=6.987，P=0.008），UTR-3（DTCCCGAC）可能是URSA的危险因素（OR=1.732，95%CI=1.009~2.974，χ2=3.998，P=0.045）。UTR-1/UTR-1纯合子频率在URSA患者中显著低于健康妊娠人群（OR=0.381，95%CI=0.165~0.879，χ2=5.292，P=0.024），可能是URSA的一个保护因素。未发现血清sHLA-G与HLA-G 3′UTR基因单倍型的关联性（t=1.578，P=0.119）。 结论 HLA-G 3′UTR基因多态性及单倍型与URSA具有一定相关性，可能为临床诊疗和预测提供依据。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血清外泌体来源的miR-223-3p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就诊于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的68例新诊断未经治疗的MM患者（Ⅰ期16例、Ⅱ期22例、Ⅲ期30例），同期56名健康对照和30例复发MM患者以及随访到的初诊后经过3个月化疗的患者的血清标本。纯化鉴定血清外泌体，提取RNA，通过RT-qPCR比较各组间血清外泌体中miR-223-3p的表达情况，分析其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资料的相关性，并通过ROC曲线评价其诊断效能。 结果 与健康对照者（0.92±0.29）相比，初诊的MM患者血清外泌体miR-223-3p的表达水平（0.52±0.23）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565，P<0.000 1）。根据MM的国际分期系统，Ⅰ期患者血清外泌体miR-223-3p的表达水平（0.67±0.26）明显高于Ⅱ期（0.47±0.21）和Ⅲ期患者（0.48±0.19）（U值分别为96.5、138，P均<0.05）。此外，在随访的30例MM患者中，经过3个月化疗后血清外泌体miR-223-3p的表达水平（0.69±0.19）较化疗前（0.50±0.22）（U=228.5，P=0.000 8）有所上升。而与健康对照组（0.84±0.21）相比，复发的MM患者组（0.65±0.18）中血清外泌体miR-223-3p的表达水平也是下降的（U=244，P=0.002）。同时，血清外泌体miR-223-3p的表达水平可能与白蛋白低表达（U=411.5，P=0.043 1）和骨损害（U=309，P=0.001）有关。ROC曲线表明血清外泌体miR-223-3p诊断MM的AUC为0.853，高于β2-微球蛋白（β2-MG）（AUC=0.805）和白蛋白（AUC=0.743）。三者联合检测AUC为0.918。 结论 血清外泌体miR-223-3p可作为MM潜在的辅助诊断指标，将其与β2-MG和白蛋白联合应用可提高MM的诊断效能。

目的 探讨血清补体C1q水平对多发性肌炎/皮肌炎（PM/DM）患者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风湿科收治的PM/DM患者30例作为病例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30名作为对照组。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中补体C1q、肌酸激酶（CK），同时检测PM/DM患者抗抗合成酶抗体（Jo-1）、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抗核糖核蛋白抗体（RNP）。比较不同临床症状和抗体表达的PM/DM患者血清中补体C1q和CK水平，绘制出研究对象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补体C1q和CK诊断PM/DM的效能。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患者血清中补体C1q[（241.26±26.10）mg/L vs（125.04±11.87）mg/L]和CK[（561.03±29.48）mU/ml vs（161.74±15.86）mU/ml]水平增高（t=22.201，P=0.026；t=65.331，P=0.012），但PM患者和DM患者血清中补体C1q[（254.63±29.24）mg/L vs（240.18±25.72）mg/L]及CK[（557.19±50.10）mU/ml vs（585.42±63.64）mU/ml]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27，P=0.165；t=1.358，P=0.185）；有肌痛、四肢肌无力、雷诺现象、关节痛、向阳疹、肺间质病变、Gottron征、V字征、吞咽困难和其他脏器受累患者血清中补体C1q和CK水平高于无相应症状患者（P<0.05）；Jo-1和ANCA阳性患者血清中补体C1q[（189.25±24.20）mg/L vs（352.19±30.22）mg/L；（207.31±16.29）mg/L vs（298.16±34.29）mg/L]和CK[（524.56±51.32）mU/ml vs（752.56±49.61）mU/ml；（497.36±54.28）mU/ml vs（651.22±58.26）mU/ml]水平低于阴性患者（χ2=8.536，P=0.019；χ2=7.694，P=0.037和χ2=12.696，P=0.027；χ2=10.763，P=0.046）；抗RNP抗体阳性患者血清中补体C1q[（316.00±34.82）mg/L vs（225.46±41.38）mg/L]和CK[（624.18±26.10）mU/ml vs （468.25±24.27）mU/ml]水平高于阴性患者（χ2=6.712，P=0.041；χ2=11.751，P=0.038）；补体C1q和CK诊断PM/DM的ROC曲线分别为0.842和0.783，约登指数分别为0.811和0.534，二者对诊断PM/DM都有一定的价值，但补体C1q的诊断价值高于CK，以231.820 mg/L作为临界值，补体C1q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8.95%和92.10%，均较高于CK（68.42%与85.00%）（约登指数0.811 vs 0.534，P<0.05）。 结论 补体C1q在PM/DM患者血清中表达水平增高，并与PM/DM患者临床症状及抗体水平有关，可能参与了PM/DM疾病进展过程。

目的 探讨社区泌尿系感染大肠埃希菌中整合子的分布及其与系统发育群、细菌耐药性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研究2015年11月至2018年12月非重复分离自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肾内科门诊就诊患者尿液样本的大肠埃希菌152株。采用Phoenix 100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PCR筛查第1、第2类整合酶基因、整合子可变区和各分离株的系统发育群，通过测序分析确定可变区启动子类型及基因盒组合，并分析第1类整合子与系统发育群、细菌耐药性的关系。 结果 152株大肠埃希菌对氨苄青霉素的耐药率为70.39%（107/152），对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低于40.00%。152株大肠埃希菌中65株（42.76%）检测到第1类整合酶基因intI1，共检出68个第1类整合子，8种基因盒组合和14种耐药基因盒，其中基因盒组合dfrA17-aadA5检出率最高（51.47%，35/68），12株intI1阳性菌株未扩增出可变区。第1类整合子可变区中共检出5种可变区启动子，相对较弱的PcH1检出率最高（77.94%，53/68），同时检测出基因盒组合arr-2-cmlA5-blaOXA-10-aadA1。65株intI1阳性菌株中各系统发育群以B2群和D群为主。4株（2.63%，4/152）检出第2类整合酶基因intI2，其可变区基因盒组合均为dfrA1-sat2-aadA1。 结论 社区泌尿系感染中分离到的大肠埃希菌第1类整合子与细菌耐药性密切相关，其携带的第1类整合子可变区启动子以弱启动子为主。intI1阳性菌株中各系统发育群的分布与总体菌株的分布一致。在大肠埃希菌中检出基因盒组合arr-2-cmlA5-blaOXA-10-aadA1。

目的 探讨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3（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3，MMP-3）在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不同活动状态中的水平及临床意义。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至2018年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苏州市中医医院以及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风湿科确诊为RA的患者130例（男24例，女106例），年龄（52.98±13.24）岁，中位数51岁。同期来自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体检中心的健康对照者100名（男28名，女72名），年龄（45.04±11.55）岁，中位数44岁。分析患者基本临床资料并用免疫比浊法对RA患者稳定期组、轻度活动期组、中度活动期组、重度活动期组和健康对照组进行MMP-3的测定，采用ROC曲线评判MMP-3对RA疾病活动评估的效能。 结果 RA稳定期的血清MMP-3[28.8（21.9~38.7）ng/mL]与健康对照组[28.0（21.7~36.1）ng/mL]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09，P>0.05），而RA轻度活动期的血清MMP-3的值[51.8（41.8~73.1）ng/m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Z=2.942，P<0.01）。MMP-3诊断RA患者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77，敏感度为73.1%，特异度为93%。其中对于RA轻度活动期患者的AUC为0.906，敏感度为77.8%，特异度为88%。另外，血清MMP-3与CRP、ESR相关（r分别为0.242和0.243），而与DAS 28相关性最强（r=0.361）。 结论 MMP-3水平随着类风湿关节炎的病情严重程度而上升。临床上RA患者保持较低水平的MMP-3可用来提示病情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另外，血清MMP-3与DAS28密切相关。

目的 探讨子宫颈微生态与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IL）的关系。 方法 选取2019年3月至5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和妇科就诊的12例子宫颈正常受试者（37~47岁），21例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LSIL）患者（39~48岁），5例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患者（38~45岁）和3例宫颈鳞癌患者（42~43岁），填写调查问卷、行子宫颈检查，同时使用下一代测序技术（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分析子宫颈分泌物的微生态，生物信息学分析NGS结果。根据NGS的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检测结果将受试者分为HPV阴性组、低危HPV（low-risk HPV，lrHPV）、16/18型高危HPV（high-risk HPV，hrHPV）和其他hrHPV感染组。分析数据的韦恩图、微生态的多样性、物种的相对丰度和共现性以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 结果 所有受试者子宫颈分泌物共获得种属水平微生态物种909种，各组之间有重叠。在不同宫颈病变受试者中，总HPV感染率、16/18型hrHPV感染率和其他hrHPV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按HPV感染分组，16/18型hrHPV和其他hrHPV感染患者的子宫颈微生态多样性升高（U分别为39.00和43.00，P均<0.05），而各组之间卷曲乳酸杆菌相对丰度无差异（H=4.37，P=0.213 6）。按子宫颈状况分组，子宫颈病变受试者子宫颈微生态多样性（H=14.60，P=0.002 2）升高，卷曲乳酸杆菌丰度下降（H=13.98，P=0.000 8）。在微生态物种中，支原体、衣原体和B族链球菌具有共现性；惰性乳酸杆菌、阴道加德纳菌、阿托波菌和二路普氏菌具有共现性。以卷曲乳酸杆菌相对丰度作为SIL诊断指标，其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AUC）为0.87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732~0.957]，卷曲乳酸杆菌和詹氏乳酸杆菌以及支原体联合诊断SIL的AUC为0.943[95%CI：0.822~0.991]。 结论 子宫颈卷曲乳酸杆菌相对丰度下降和微生态多样性升高可能与HPV感染和子宫颈病变有关；NGS数据简化后可能有助于SIL诊断。

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克隆性浆细胞恶性增殖性疾病。随着靶向治疗、CART细胞免疫、自体干细胞移植等治疗新方法的引入，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期有了显著提升。同时，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技术，尤其是深层次的疗效评估及预后判断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临床检验方法的敏感度及特异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预后评估标准和实验室检查方法进展进行阐述。

肾小球滤过率（GFR）反映肾脏的滤过功能，其定义为单位时间内从肾脏滤出的血浆量，这无法直接测量，只能通过具有特定性质的物质的清除率来间接测量。目前逐渐被推广使用的基于肌酐和（或）胱抑素C估算的GFR，其估算公式均是以物质清除率测量的GFR为标准拟合出来的数学公式。不同估算公式参照的GFR测量方法不同，有可能会导致在估算GFR时产生差异。本文就物质清除率测量GFR的几个要素，包括物质特性、清除率类型、血浆清除率的采血次数及时间点、不同GFR测量方法间的比较等做一综述，并对新型GFR测量物质进行简要介绍。碘海醇血浆清除率因其可操作性、易标准化、易推广而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代谢组学有可能发现新的标志物用于GFR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