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 第41卷第01期

对感染性疾病病原体进行溯源和监测有利于控制疾病的爆发流行，传统的基于表型的分型方法因其分辨力低的缺点正在被高分辨力的分子技术所取代，但目前广泛使用的分子分型技术仍有很多不足，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日益兴起，但更需要专业的生物信息学技术去挖掘和解读数据。因此在病原体溯源和监测中，需要联合使用分子分型技术，具有更加显著优势的分子技术还有待开发。(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1－4)

在人体肠道内寄居着数以万亿的细菌，这些细菌组成人体最大的微生物群落，即肠道菌群，它与宿主作为整体一起参与或影响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本文着重阐述肠道菌群与消化系统疾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肠道菌群与这类疾病发生、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有助于临床工作者扩展对相关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拓宽对该类疾病的诊疗思维，从而更利于对患者的救治。(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13－16)

目前临床微生物学检验面临已知病原不断变异和"新病原"不断出现的巨大挑战。针对当前临床微生物检验所存在的问题及国内外微生物参考实验室的建设现状，本文就临床微生物参考实验室的定位和职责，以及如何建设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17－19)

随着仪器技术的快速发展，拉曼光谱仪已成为分子光谱中发展最快的一类仪器。近年来，拉曼光谱仪逐渐在生物和医学领域的应用中崭露头角，拉曼光谱技术因其快速、高效、灵敏、无创、可重复性等独特优势，在微生物的快速鉴定和分类方面不断出现新的拓展。本文阐述了拉曼光谱技术在细菌、病毒、真菌等病原微生物快速检测中的应用，并展望其在临床检验工作中的应用前景。(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5－8)

侵袭性曲霉病(IA)是一种由曲霉菌引起的侵犯深部组织器官的预后极差的全身感染性疾病。早期准确诊断和及时的抗真菌治疗对改善曲霉菌感染患者的预后和降低病死率均具有重要意义。由于IA临床症状往往缺乏特异性，易被原发疾病掩盖，诊断主要依赖实验室检查，本文就目前应用于临床IA诊断的主要检测技术和未来有应用潜力的诊断技术做一介绍和评价，以期对IA早期诊断技术的临床应用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9-12)

流式细胞术是一种基于单颗粒的高通量、高内涵检测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和临床诊断，诞生至今已有52年的历史。近年来，流式细胞仪在液路、光路(包括新型染料)和信号转化、数据采集、计算等方面发展迅速，而且和质谱、微流控、图像处理和拉曼光谱等技术结合衍生出新型的流式细胞仪，为个性化医疗背景下血液学、免疫学、肿瘤学等提供单细胞水平的更快、更精、更广的组学信息。流式细胞术的标准化和质控管理的不断完善为流式细胞术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20－23)

目的 研究克林霉素诱导耐药B族链球菌(GBS)的同源性和耐药基因，为临床预防和治疗克林霉素诱导耐药GBS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GBS 921株，使用VITEK2－compact全自动细菌药敏仪检测这些菌株对7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挑选红霉素耐药、克林霉素敏感或中介的D－抑菌圈试验阳性菌株63株，采用多位点序列分型方法确定菌株序列型，使用PCR方法检测红霉素耐药基因mefA和ermB，分析耐药性、多位点序列分型和耐药基因的相关性。 结果 921株GBS中红霉素耐药率53.4%(492/921株)，克林霉素耐药率50.2%(462/921株)，左氧氟沙星耐药率34.7%(320/921株)，呋喃妥因耐药率7.5%(69/921株)；63株克林霉素诱导耐药GBS菌株左氧氟沙星耐药率27.0%(17/63株)，未检出青霉素、万古霉素和呋喃妥因耐药的菌株；克林霉素诱导耐药GBS菌株包含12种ST型，以ST12(31.7%)(20/63株)和ST19(25.4%)(16/63株)最常见，发现一个新的ST型：ST1072；ST19左氧氟沙星耐药率(75.0%)(12/16株)较其他ST型更高；63株GBS中mefA、ermB检出率分别为27.0%(17/63株)和41.3%(26/63株)。 结论 本研究检出克林霉素诱导耐药的GBS具有遗传多样性，不同ST型耐药性及相关耐药基因的检出亦有显著差异。(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24－28)

目的 探讨烧伤患者感染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高水平耐药的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烧伤患者分离的非重复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18株。测定菌株最低抑菌浓度(MIC)，对菌株进行特异性PCR扩增和序列分析、质粒接合试验、Southern杂交以及外膜蛋白分析。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分型技术和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分析菌株同源性。 结果 药敏试验显示所有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具有多重耐药，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曲松、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头孢替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全部耐药，耐药率100%(18/18)；对替加环素、复方新诺明、阿米卡星对耐药率分别为0%(0/18)、61.1%(11/18)、72.2%(13/18)。接合试验可使受体菌大肠埃希菌J53对碳青霉烯的MIC值从≤0.0625或0.125 μg/ml上升到16或32 μg/ml。特异性PCR扩增和序列分析发现18株产NDM－1菌株，5株KPC－2菌株。接合试验证实blaNDM－1可以通过质粒传播。Southern杂交显示blaNDM－1基因定位于46Kb大小的质粒上，质粒复制子分型显示为IncX3型。PFGE共7种细菌基因型，而MIST分型发现18株CR－KP分别属于ST11、ST395、ST17、ST37、ST263、ST14和ST76型。外膜蛋白的SDS－PAGE和ompK35/36基因序列分析发现ST11、ST395和ST37型CR－KP菌株OmpK36膜孔蛋白缺失，而其他ST分型菌株OmpK36膜孔蛋白表达量降低。 结论 本院烧伤患者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酶烯类药物高水平耐药的主要机制是质粒介导的NDM－1型金属β－内酰胺酶的产生合并OmpK36膜孔蛋白表达降低或缺失，并且发现了同时携带NDM－1和KPC－2种碳青霉烯酶的肺炎克雷伯菌。(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29－34)

目的 通过与Xpert C．difficile/Epi检测临床粪便样本中艰难梭菌毒素基因方法的对比，系统评价实验室研发的艰难梭菌毒素基因多重荧光PCR检测方法的性能。 方法 2016年8月1日至12月30日采集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和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临床腹泻患者粪便样本176份，平行采用Xpert C．difficile/Epi和实验室研发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同时进行艰难梭菌分离培养和PCR毒素鉴定。采用SPSS 20.0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交叉表分析。 结果 以Xpert C．difficile/Epi检测结果为标准，本实验室研发方法的敏感度为91.7%(22/24)、特异度为100%(152/152)、阳性预测值为100%(22/22)、阴性预测值为98.7%(152/154)，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好(Kappa＝0.950，P<0.001)。以厌氧分离培养和PCR毒素检测结果为标准，本实验室研发方法的敏感度为90.0%(18/20)、特异度为97.0%(152/156)、阳性预测值为81.8%(18/22)、阴性预测值为98.7%(152/154)(Kappa＝0.838，P<0.001)；Xpert C．difficile/Epi的敏感度为90.0%(18/20)、特异度为96.0%(150/156)、阳性预测值为75.0%(18/24)、阴性预测值为98.7%(150/152)(Kappa＝0.792，P<0.001)。 结论 实验室研发的艰难梭菌毒素基因多重荧光PCR检测方法与Xpert C．difficile/Epi检测性能基本一致，可直接用于临床腹泻标本中产毒型艰难梭菌检测。该方法的临床应用为国内临床艰难梭菌感染病例的诊断提供一种国产化的检测方法。(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35－40)

目的 探讨肝癌患者血清miR－122－5p和miR－486－5p的表达水平，及两指标单独或与甲胎蛋白(AFP)联合诊断肝癌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的60例肝癌患者(HCC组)，20例肝炎患者(肝炎组)，20例肝硬化患者(肝硬化组)，20例乳腺癌患者(乳腺癌组)，20例胃癌患者(胃癌组)及20名健康体检人员(正常对照组)，提取总R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血清中miR－122－5p和miR－486－5p的相对表达量。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分析miRNA对肝癌诊断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并与肿瘤标志物AFP的测定结果进行比较。根据ROC曲线下面积判断诊断效能，评估其在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各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 肝癌组、肝炎组、肝硬化组、乳腺癌组、胃癌组及健康对照组中血清miR－122－5p的相对表达量分别是0.14(0.05～0.51)、0.45(0.32～0.58)、0.53(0.34～0.67)、0.14(0.07～0.28)、0.29(0.13～0.36)和0.73(0.63～0.95)，血清miR－486－5p的相对表达量分别是0.50(0.23～0.77)、0.62(0.48～0.82)、0.65(0.54～0.85)、0.23(0.08～0.40)、0.29(0.15～0.45)和0.76(0.69～1.23)。肝炎组、肝硬化组、肝癌组中血清miR－122－5p的相对表达量较健康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值分别为315.37，393.46，429.08, P均<0.01)，肝炎组、肝硬化组、肝癌组中血清miR－486－5p的相对表达量较健康对照组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值分别为103.67，156.18，207.35，P均<0.05)。单项检测HCC时，AFP的敏感度最高(73.7%)，miR－122－5p的特异度最高(95%)。双项检测HCC时，AFP＋miR－122－5p的敏感度最高(93%)，miR－122－5p和miR－486－5p的特异度最高(70%)，AFP＋miR－122－5p的联合检测与单项AFP相比，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02，P<0.01)，而AFP＋miR－486－5p及miR－122－5p＋miR－486－5p较AFP单项检测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57，1.39，P均>0.05)。三项联合检测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6.5%和55%，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91(95%CI：0.818～0.964)，三项联合检测时高于单独检测，且与AFP、miR－122－5p及miR－486－5p相比，AU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26，3.72，4.25，P均<0.01)。 结论 血清miR－122－5p和miR－486－5p有可能成为肝癌辅助诊断的血清学标志物。(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41－46)

目的 探讨临床全自动分析平台回报CD8＋T细胞结果与CD8lowT、CD8highT细胞亚群结果的关系。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收集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患者及健康人群淋巴细胞亚群流式检测数据1 316例，其中恶性肿瘤患者287例，自身免疫病患者389例，健康人320名，HIV感染者320例，得到全自动分析平台回报的CD8＋T细胞结果。流式检测数据同时采用FlowJo软件画门，分析上述患者CD8lowT、CD8highT细胞亚群结果，与临床全自动分析平台回报的CD8＋T细胞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不同疾病患者临床回报CD8＋T细胞结果与CD8highT细胞的结果趋势一致，与CD8lowT细胞结果不完全一致，差异表现为HIV感染者CD8lowT细胞明显低于健康人(56.2±42.0，68.8±45.9，个/μl，P<0.001)，与临床回报CD8＋T细胞结果趋势不同。临床回报的CD8＋T细胞结果与CD8highT细胞、CD8lowT细胞均具有统计学相关性，其与CD8highT的相关系数明显高于CD8lowT细胞。HIV感染者CD8lowT细胞与CD4＋T细胞绝对计数呈正相关趋势(r＝0.204，P<0.001)，抗病毒治疗后CD8lowT明显高于未治疗组(58.3±43.9，42.9±26.5，个/μl，P<0.001)，治疗2年以上患者中，CD4<500个/μl组中CD8lowT细胞明显低于CD4>500个/μl组(50.1±47.0，66.3±46.6，个/μl，P<0.001)。 结论 临床回报CD8＋T细胞结果与CD8highT细胞结果趋势一致，与CD8lowT细胞结果存在差异。HIV感染者CD8lowT细胞明显减少，抗病毒治疗可有效重建CD8lowT细胞。(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47-52)

目的 探讨自噬和UCH－L3在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相互关系，为白血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策略。 方法 选取2014至2015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84例AML患者(男47例，女37例)及健康体检对照组25名(男13名，女12名)。AML初发组40例(男24例，女16例)，中位年龄54岁(23～85岁)；缓解组30例(男14例，女16例)，中位年龄45岁(22～74岁)；难治组14例(男9例，女5例)，中位年龄50岁(18～80岁)，其中M1型3例、M2型42例、M3型18例、M4型3例及M5型18例。HL－60细胞采用Real Time PCR及Western Blot法检测TCID处理前后UCH－L3和LC3II的表达变化。AML患者及对照组采用Real Time PCR方法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UCH－L3和LC3II基因mRNA的表达情况；比较其在初发组、缓解组、难治组及对照组间表达情况；分析AML不同型别之间UCH－L3和LC3II的表达水平；比较AML初发组LC3Ⅱ基因表达的高低与临床特征、临床分期、实验室检查结果及治疗效果的关系。追踪同一患者治疗前后UCH－L3及LC3ⅡmRNA的表达变化。计量资料用t检验，率的比较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秩相关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用非参数检验。 结果 TCID处理HL－60细胞后，UCH－L3及LC3 II在基因和蛋白水平上与未处理组相比表达均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435及－8.105，P均<0.05)；AML初发组的UCH－L3表达量较健康对照组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87，P<0.05)；AML缓解组UCH－L3表达量与初发组和难治组相比均高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分别为－6.70和－4.09，P均<0.05)；AML初发组LC3Ⅱ的表达量与健康对照组，缓解组和难治组相比均高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分别为－6.96、－5.32和－3.52，P均<0.05)；LC3Ⅱ高表达组患者细胞遗传学异常更为常见(χ2＝6.510，P<0.05)；同一患者治疗前后UCH－L3及LC3Ⅱ的相对表达量均有显著差异(t＝5.315及－7.353，P均<0.05)，经化疗缓解后UCH－L3的表达量较初发治疗前上调，而LC3Ⅱ的表达量下调；初发与缓解组的AML患者各型别间UCH－L3及LC3Ⅱ的相对表达量无差异(F分别为0.014及0.143，P均>0.05)。 结论 UCH－L3和自噬可以通过相互协同作用而调控AML的发生发展。(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53－58)

目的 评价并比较用于检测血浆EBV-DNA的3种核酸提取方法的分析性能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分别采用硅膜离心柱法、浓缩煮沸裂解法或自动化磁珠吸附法平行提取核酸，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测定EBV-DNA。利用第三方定值参考物质，比较三种方法的检测性能，并配对检测100例NPC患者及100名健康体检者血浆，评估3种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3种方法提取并检测EBV-DNA的正确度、不精密度均符合要求，且对临床样本的测定结果均呈线性相关。但磁珠法的重复性不精密度和中间不精密度较离心柱法与煮沸法均小且稳定(均<3%)；最低检测限(约3.334×101 IU/ml)较离心柱法(4.159×101 IU/ml)与煮沸法(8.511×101 IU/ml)稍灵敏；线性范围(5.4×101～5.4×105 IU/ml)较煮沸法(5.4×102～5.4×105 IU/ml)稍宽；抗Hb干扰能力优于煮沸法；而且对NPC样本检测的阳性率及平均病毒载量(95%，8.342×103 IU/ml)均显著高于离心柱法(84%，4.707×103 IU/ml)与煮沸法(78%，2.571×103 IU/ml)(P均<0.05)。 结论 采用自动化磁珠吸附法提取检测血浆EBV-DNA可以实现更好的检测性能，并具备更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59-65)

目的 对1个遗传性凝血因子Ⅶ(FⅦ)与因子Ⅹ(FⅩ)联合缺陷症患者进行表型及F7与F10基因突变检测，探讨其分子发病机制。 方法 2016年7月12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门诊收治1例48岁子宫肌瘤患者。采集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共3代8人)外周静脉血标本，采用一期凝固法检测其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血浆FⅦ活性(FⅦ：C)、FⅩ活性(FⅩ：C)等凝血指标，ELISA法检测FⅦ抗原(FⅦ：Ag)和FⅩ抗原(FⅩ：Ag)；用DNA直接测序法分析先证者F7、F10基因的全部外显子、侧翼、5′和3′非翻译区及家系成员相应的突变位点区域，用反向测序证实所发生的突变；采用生物信息学预测软件(SIFT和PolyPhen－2)分析突变对蛋白质功能的影响；以蛋白质数据库(Protein Data Bank)中提供的三维结构(PDB ID：FⅦ，1dan；FⅩ，1xka)为模型，用Swiss－pdbViewer软件程序分析突变位点对FⅦ及FⅩ蛋白分子内氨基酸相互作用的影响。 结果 先证者的PT(17.2 s)和APTT(52.4 s)延长，FⅦ：C、FⅦ：Ag与FⅩ：C、FⅩ：Ag下降，分别为42%、55%与35%、43%；母亲、女儿的FⅩ：C分别为40%和42%及FⅩ：Ag分别为43%和47%；父亲、大哥的FⅦ：C、FⅦ：Ag均下降至正常对照的一半左右。测序发现先证者的F7基因第8外显子的c.1238G>A杂合突变导致Arg353Gln多态性，F10基因第4外显子的c.361T>C杂合突变导致Cys81Arg错义突变；父亲、大哥存在F7基因的Arg353Gln多态性及母亲、女儿存在F10基因Cys81Arg错义突变。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结果表明Cys81Arg错义突变可影响蛋白质的功能。蛋白模型分析发现：FⅩ蛋白第81位不带电荷的Cys被带正电荷的Arg取代后，其Cys81与Cys72间的二硫键消失，并且产生空间位阻效应；FⅦ蛋白第353位带正电荷的Arg被不带电荷的Gln取代后，Arg353与Tyr352间的氢键消失。 结论 该遗传性凝血因子Ⅶ与Ⅹ联合缺陷症家系先证者的F7基因存在Arg353Gln多态性及F10基因存在Cys81Arg杂合错义突变，且分别遗传自父亲和母亲。F10基因Cys81Arg为国际上鲜见报道的突变，其和F7基因Arg353Gln多态性与该家系的FⅩ和FⅦ水平降低有关。(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66－69)

目的 应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与第二代测序技术对假性肥大型肌营养不良(DMD/BMD)家系进行产前诊断，创建可靠的、高效的DMD产前诊断技术平台。 方法 对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来自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就诊的87个DMD家系，使用MLPA技术进行DMD基因外显子缺失或重复突变检测，应用第二代测序技术对未检测出外显子缺失或重复突变的家系进行DMD基因全外显子及侧翼序列检测。同时对这87个DMD家系进行产前诊断。 结果 87个家系先证者中，55例为DMD基因外显子缺失突变，23例为DMD基因外显子重复突变，9例为DMD基因微小突变。产前诊断结果为24例DMD患病胎儿，9例DMD基因突变携带胎儿，54例正常胎儿。 结论 建立MLPA结合第二代测序产前诊断技术平台，可全面检测DMD基因缺失、重复及微小突变，提高DMD基因突变检测率。(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70－72)

目的 探讨Robinsoniella peoriensis(R.peoriensis)与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的鉴别诊断。 方法 2016年12月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从1例疑似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患者的粪便标本中分离到了1株R.peoriensis，采用实验室检测方法与本实验室收集的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进行鉴别诊断。对分离株进行革兰染色、生长特性、形态特点、生化特征、酶免疫法检测、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以及16S rRNA序列分析。 结果 R．peoriensis是一种革兰阳性厌氧芽孢短杆菌，MALDI－TOF MS与谷氨酸脱氢酶(GDH)均不能将R.peoriensis与艰难梭菌区别开，16 srRNA测序是唯一能准确鉴定R.peoriensis的方法。 结论 传统的鉴定系统尚不能识别或错误识别R.peoriensis，易与艰难梭菌产生混淆，干扰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的诊断。(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73－76)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体内会出现多种自身抗体，通过自身抗体的检测，可用于疾病的诊治。目前已用于临床诊断的抗体主要有抗环瓜氨酸抗体和类风湿因子等。最近，新型自身抗体抗氨甲酰化蛋白抗体受到广泛关注，有望成为RA早期诊断和评价疾病活动性及骨质破坏等的指标之一。(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8, 41：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