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 第39卷第02期

我国原发性肝癌导致的死亡率仅次于肺癌，居第二位，已成为威胁我国国民健康最主要的恶性肿瘤之一。早期诊断和治疗可显著改善原发性肝癌的预后。异常糖基化水平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随着蛋白质组学和糖组学检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异常糖基化结构及丰度变化在肝癌患者血清中被发现，如岩藻糖、唾液酸及多天线糖链水平的升高等。异常糖基化产物及代谢通路分子，如糖链、糖基转移酶及糖基化特定蛋白等有望作为新型肝癌血清标志物实现临床转化应用，在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动态监测、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应用前景。(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73－75)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尚缺乏准确可靠的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血清学指标。肿瘤相关抗原的自身抗体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优点，检测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的肿瘤自身抗体有望实现肝癌的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本文对该类标志物的研究现状和应用前景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76－78)

肝细胞癌是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恶性肿瘤，治疗的关键在于早期诊断。DNA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探讨DNA甲基化致癌机制的改变可为肝细胞癌诊断提供理论依据，同时特定基因的甲基化水平也可作为生物标志物用于肝细胞癌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79-81)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是慢性胆汁淤积性自身免疫性肝病，熊去氧胆酸(UDCA)是治疗的一线药物。目前国际上有多个标准用于预测PBC患者预后和疗效判断，指导患者的个体化医疗。本文阐释了近年来常用的PBC预后评估方法及其在UDCA治疗监测中的应用，并展望面临的挑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82－84)

目的 探讨福州地区乙型肝炎患者HBV P区耐药突变模式与基因型、乙型肝炎e抗原(HBeAg)和乙肝进程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2011年10月至2015年1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病中心住院及门诊的1 115例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及其临床资料，抽提HBV DNA并采用Sanger测序法进行HBV基因分型和P区耐药突变检测，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HBeAg、乙型肝炎e抗体(HBeAb)浓度，分析P区耐药突变模式与HBV基因型、血清HBeAg及乙肝进程的关系。采用χ2检验比较耐药率和阳性率。 结果 14种耐药位点与基因型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0.788，P＝0.004)，3个常见耐药位点(rtM204V/I、rtL180M、rtA181T/V)其C和B基因型比值分别为85/82、49/25、27/9，三者均是C基因型比例高于B基因型；肝癌、肝硬化、慢性乙型肝炎、乙肝携带者的耐药率分别为31.4%(11/35)、37.6%(65/173)、27.3%(146/535)、21.8%(43/197)，4种临床诊断耐药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858，P＝0.008)，耐药率最高的为肝硬化，其次是肝癌和慢性乙型肝炎；HBeAg(＋)组与HBeAg(－)组患者C基因型HBeAg阳性率为37.53%(295/786)高于B基因型35.62%(280/78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093，P＝0.001)。HBeAg(＋)组与HBeAg(－)组总耐药检出率分别为23.7%(136/573)和24.6%(52/211)，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7，P＝0.791)。 结论 HBV基因型与耐药率、HBeAg水平及乙肝进程有关。C基因型耐药率、HBeAg阳性率均高于B基因型，且C基因型患者临床结局更差。HBV耐药率及HBeAg水平与乙肝进程有关，耐药率越高，临床结局越差。(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85－89)

目的 分析不同厂家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化学发光法(CLIA)筛查试剂S/CO值与重组免疫印迹(RIBA)确证实验阳性结果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应用3种国产试剂(山东莱博、北京源德、北京科美)和1种进口试剂(美国雅培)对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收集的2 616例血清样本进行抗HCV筛查，反应性标本再通过RIBA进一步确证。对阳性预测值与抗HCV S/CO值的相关性分析比较。不同试剂间差异比较采用χ2检验方法。 结果 山东莱博1≤S/CO<26.8时，阳性预测值为33.3%，S/CO≥26.8时，阳性预测值为97.8%；北京源德1≤S/CO<16.6时，阳性预测值为20%，S/CO≥16.6时，阳性预测值为96.7%；北京科美1≤S/CO<16.7时，阳性预测值为9.8%，S/CO≥16.7时，阳性预测值为97.0%；美国雅培1≤S/CO<5时，阳性预测值为12.8%，S/CO≥5时，阳性预测值为96.9%。 结论 抗HCV CLIA筛查试剂盒检测S/CO值与RIBA确证实验阳性结果有一定相关性，国产试剂可参考进口试剂确定S/CO值与阳性预测值的关系。不同试剂相同阳性预测值对应不同S/CO值，提示厂家可根据情况设定产品特定S/CO值，为临床实验结果判定提供参考。(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90－94)

目的 探讨丙型肝炎患者抗－HCV水平性与病毒基因型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3至2014年上海市15家医疗机构抗－HCV阳性标本603份，应用雅培Architect I1000免疫分析系统进行复检。对复检阳性标本检测HCV RNA及进行基因分型，并以患者的抗HCV浓度水平的四分位间距为区间，分析不同基因型患者抗HCV浓度水平的分布规律，探讨机体对病毒应答的抗体产生与病毒基因型的相关性。各基因型在不同抗体浓度区间分布率比较采用χ2检验。 结果 603份标本中抗HCV双试剂复检阳性412份(68.33%)，其中174(42.3%)份标本检测出HCV RNA；174份HCV RNA阳性标本中169份得到丙肝基因型结果。以抗体浓度四分位间距为区间，不同基因型患者中不同抗体浓度患者的分布为：1a型(8份)1/8、11/8、4/8、2/8；1b型(112份)25.9%(29/112)、17.0%(19/112)、25.9%(29/112)、31.3%(35/112)；2a型(14份)3/14、4/14、5/14、2/14; 3a型(11份)3/11、6/11、2/11、0/11；3b型(16份)4/16、11/16、1/16、0/16；6a型(8份)为2/8、2/8、1/8、3/8。在HCV患者中不同基因型的HCV患者的抗体浓度不同，1b、2a、6a型患者抗体浓度分布均匀，1a型患者的抗体浓度(13.65)相对较高，3b型的患者的抗HCV水平(8.77)相对较低，各基因型在不同抗体浓度区间分布率有差异(χ2＝35.2，P<0.05)。 结论 HCV患者的抗体水平与病毒基因型可能存在相关性。由于部分基因型的例数较少，相关性需要更大标本量的研究证实。(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95－98)

目的 评价Carba NP试验检测碳青霉烯类非敏感的肠杆菌科细菌产碳青霉烯酶的效果。 方法 采用Carba NP试验和改良的Hodge试验检测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临床标本中分离的253株碳青霉烯类非敏感的肠杆菌科细菌，以PCR基因检测结果为金标准，采用SPSS 19.0版本软件对其进行χ2检验。 结果 253株碳青霉烯类非敏感的肠杆菌科细菌，用改良Hodge试验检出188株阳性，65株阴性；Carba NP试验检出175株阳性，77株阴性，1株无效；PCR法检测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177株阳性，76株阴性。Carba NP试验的敏感度为98.9% (175/177)，改良的Hodge试验的敏感度为98.3% (174/177)，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P＝0.48)；Carba NP试验的特异度为100.0%(76/76)，改良的Hodge试验的特异度为81.6%(62/76)，Carba NP试验明显优于改良的Hodge试验(χ2＝12.1，P<0.05)。Carba NP试验阳性出现时间以产KPC型酶菌株最快。 结论 Carba NP试验快速简便，具有很好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但还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99-102)

目的 监测我国主要城市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肠杆菌科细菌及嗜血杆菌耐药状况，掌握耐药流行趋势，为抗生素合理使用提供科学数据。 方法 按照统一方案，定点收集来自全国19座城市19家医院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临床分离致病菌，每家医院约190株。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作为中心实验室，统一采用平皿二倍稀释法测定抗菌药物MIC，参照美国CLSI或欧洲药敏委员会(EUCAST) 2015标准判定细菌敏感、耐药，以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MIC50、MIC90、MIC范围及敏感率、耐药率。 结果 共2 762株细菌进入MIC结果统计。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出率分别为66.0%(532/806)和38.7%(226/584)。对肠杆菌科细菌抗菌作用较好的药物包括：碳青霉烯类、替加环素、拉氧头孢、酶抑制剂复方制剂、阿米卡星、磷霉素等，但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比例达9.1%～12.5%，较前次监测的3.5%～5.9%增加明显。不同年龄患者来源的菌株耐药率比较提示，儿童患者(≤14岁)分离肺炎克雷伯菌对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药物耐药率70%左右，明显高于老年患者(≥65岁)的45%左右(t＝2.085, P＝0.042)；儿童患者分离流感嗜血杆菌对部分β内酰胺类药物以及阿奇霉素耐药率21.9%～43.8%，也明显高于老年患者的3.3%～19.7%(t＝2.229, P＝0.031)，我国儿童中细菌耐药问题不容忽视。 结论 大肠埃希菌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率高于国外报道，为我国主要耐药问题之一。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增加趋势明显，应当引起临床注意。我国嗜血杆菌耐药在儿童中更为严重。(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103－119)

目的 监测我国主要城市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革兰阳性菌耐药状况，掌握耐药流行趋势，为抗生素合理使用提供科学数据。 方法 按照统一方案定点收集来自全国19座城市19家医院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临床分离致病菌，每家医院约140株，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作为中心实验室，统一采用琼脂或肉汤二倍稀释法测定抗菌药物MIC，参照美国CLSI或欧洲药敏委员会(EUCAST) 2015标准判定细菌敏感、耐药，以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MIC50、MIC90、MIC范围及敏感率、耐药率。 结果 共2 382株细菌进入MIC结果统计。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甲氧西林耐药表皮葡萄球菌(MRSE)检出率分别为43.9%(330/751)和86.6%(129/149)。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利奈唑胺、替考拉宁和达托霉素100%(751/751)敏感，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上述3个药物均有耐药菌出现，此外，发现1株万古霉素中介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分别为5.8%(18/311)和90.1%(309/343)。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VRE)检出率2.1%(14/654)，利奈唑胺不敏感率为2.6%(17/654)，较前次监测略有增加。青霉素不敏感肺炎链球菌(PNSSP)检出率按非脑膜炎、非肠道系统给药折点计算为17.9%(61/340)，按口服青霉素V折点计算为72.1%(245/340)。不同病房、不同年龄以及不同标本来源菌株耐药率比较显示均无统计学差异(t≤1.487, P≥0.145)，儿童患者分离菌中MRSA检出率为49.4%(76/154)，较2009至2010年的18.0%(25/139)持续上升。 结论 革兰阳性菌中主要耐药菌如：MRSA、VRE检出率稳定，糖肽类及新菌药物保持较好抗菌活性，但利奈唑胺不敏感肠球菌和喹诺酮不敏感无乳链球菌有增加趋势，值得注意。我国儿童中细菌耐药问题不容忽视。(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120－129)

目的 监测我国主要城市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非发酵革兰阴性菌耐药状况，掌握耐药流行趋势，为抗生素合理使用提供科学数据。 方法 按照统一方案定点收集来自全国19座城市19家医院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临床分离致病菌，每家医院约100株，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作为中心实验室，统一采用平皿二倍稀释法测定抗菌药物MIC，参照美国CLSI或欧洲药敏委员会(EUCAST) 2015标准判定细菌敏、耐药，以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MIC50、MIC90、MIC范围及敏感率、耐药率。 结果 共1 535株细菌进入MIC结果统计，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28.0%(180/644)和70.5%(456/647)，多重耐药(MDR)菌检出率分别为34.9%(225/644)和79.6%(515/647)，泛耐药(XDR)菌检出率分别为9.8%(63/644)和72.2%(467/647)。不同病房、不同年龄以及不同标本来源菌株耐药率比较显示，分离自ICU菌株的耐药率高于非ICU菌株，其中鲍曼不动杆菌更为明显，来自ICU菌株耐药率多在52.4%～90.9%，明显高于分离自非ICU菌株的34.0%～73.3%(t＝2.209, P＝0.032)；儿童患者分离菌中非发酵菌所占比例及耐药率均显著低于成人患者与老年患者(3.2%～50.0%、7.1%～81.3%, t＝－2.800～－5.671, P均<0.01)；来自痰标本的铜绿假单胞菌较来自血和引流液的菌株更耐药(18.7%～74.2%、0.0%～75.4%,t＝2.337～2.707, P均<0.05)；来自引流液的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显著高于来自尿标本的菌株(19.7%～88.2% vs 6.0%～66.0%,t＝2.884, P＝0.006)。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近年来耐药率稳定，但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持续增长，特别对于原本具有较好体外抗菌作用的药物，如米诺环素等。非发酵革兰阴性菌多重耐药已成为世界关注问题。(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130－138)

微小RNA(miRNA)是长约21个碱基的单链非编码RNA，可于转录后靶向作用于信使RNA(mRNA)分子从而使基因表达沉默。近来研究表明，miRNAs在信号转导、干细胞发育、肿瘤发生发展、感染与免疫等多种生理、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循环中的miRNAs广泛存在且非常稳定，随着疾病发生发展，循环miRNAs表达谱也会发生特异性改变，因此有可能成为疾病诊断、预后判断及疗效评价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同时，探索疾病相关miRNAs表达谱变化以及建立实验室检测的标准化质量评价体系也是未来分子诊断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6, 39：139-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