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 第38卷第10期

随着我国精准医学计划的推出，肿瘤的个体化靶向治疗也进入了新阶段，肺癌基因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促进发现了众多的分子靶点。然而如何筛选出适应于靶向治疗的患者，使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得以实现成为临床面临的一个挑战。伴随诊断能够很好的评估患者情况，帮助临床决策，从而使患者获益最大并降低副反应发生风险。高通量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液体活检标本上的应用探索，也为研究肿瘤发生发展和寻找潜在治疗靶点提供了更多的思路。(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 649–652)

microRNAs作为新型肿瘤诊疗检测指标对肿瘤的早期筛查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特别是外周血microRNAs检测因其低侵入性和高灵敏度，临床应用前景广阔。本文分析了近年来外周血microRNAs在结直肠癌诊疗中的应用，同时也对microRNAs作为肿瘤标志物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众多影响因素所致的检测结果不稳定等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探讨。(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653–656)

受环境及生活方式转变等多因素的影响，前列腺癌成为老年男性常见的恶性肿瘤。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广泛应用，显著改变了前列腺癌的诊断和治疗。然而，作为前列腺癌筛选指标的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导致的前列腺癌患者过度诊治引起了学术界较大争议，另其在前列腺癌预测、治疗以及辅助临床决策的准确性也存在缺陷。因此，临床迫切需要新标志物来补充前列腺癌的监测和管理。本文对前列腺癌早期诊断及预后监测方面的新标志物进行了概括阐述，以期为前列腺癌的临床诊断及预后评估提供参考依据。(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657–660)

目的 为保证KRAS基因突变检测质量，加强所使用试剂和方法的性能验证，本研究对2014年中国KRAS基因突变检测室间质量评价的总体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方法 2014年两次室间质评样本盘均包含5支样本。要求各参评实验室收到样本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测样本并将检测结果上传至向中心数据库。依据回报结果计算各实验室和各检测试剂的成绩，汇总和分析每份样本的总体符合率、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 结果 2014年两次室间质评分别收到58份和57份有效回报结果。检测结果完全正确实验室分别为79.31%(46/58)和94.73%(54/57)。阳性样本总体符合率为93.53%(217/232)和96.49%(165/171)，阴性样本总体符合率为100%(58/58)和98.25%(112/114)。样本检测假阴性率分别为1.29%(3/232)和0%，假阳性率分别为4.14%(12/290)和3.15%(9/285)。 结论 各实验室在KRAS基因突变检测总体符合率上有显著提高，但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是影响KRAS基因突变检测的主要问题。各实验室需要标准化基因突变检测流程，严格执行扩增产物污染防治措施；各试剂厂家需要通过改良试剂探针设计，优化结果判读标准，最终提高KRAS基因突变检测质量。(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661–665)

目的 采用3种不同分子学方法检测乳腺癌患者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TC)，并进行对比研究。 方法 回顾性研究。选自2011年1月至2014年6月四川省人民医院门诊、体检和住院部的30名健康女性体检者、71例良性乳腺疾病患者和167例乳腺癌患者，其中83例早期原发性乳腺癌、84例转移性乳腺癌。采用3种分子学方法检测CTC，单一逆转录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 (BCL–2)；多重RT–qPCR检测BCL–2、原癌基因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和人乳腺珠蛋白(HMAM)；AdnaTest试剂盒检测上皮细胞黏附分子(GA733–2)、黏蛋白1(MUC1)和HER–2。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各组间基因标志物表达阳性率，Kappa检验评估方法之间的一致性。 结果 (1)单一RT–qPCR、AdnaTest试剂盒和多重RT–qPCR检测早期乳腺癌阳性率分别为13.3%、16.9%和18.1%，检测转移性乳腺癌分别为31.0%、42.9%和35.7%。3种分子学方法检测健康体检者CTC阳性率分别与良性乳腺疾病和早期原发性乳腺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检验值分别为4.235和4.301; 5.367和5.474；5.894和6.023，均P<0.05)；良性乳腺疾病的CTC阳性率和早期原发性乳腺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检验值分别为0.891、0.748和0.701，均P>0.05)；转移性乳腺癌的CTC阳性率与健康体检者、良性乳腺疾病及早期原发性乳腺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检验值8.429、7.553和7.061；10.24、9.025和8.745；9.658、8.417和8.201；均P<0.05)。(2)在早期原发性乳腺癌中，AdnaTest与单一RT–qPCR、多重RT–qPCR的一致性分别为79.5%、77.1%，均不存在相关性(检验值分别为1.065和1.871，P分别为0.371和0.258)；单一RT–qPCR和多重RT–qPCR的一致性为80.7%，不存在相关性(检验值2.814，P＝0.156)。(3)在转移性乳腺癌中，AdnaTest与单一RT–qPCR、多重RT–qPCR的一致性分别为78.6%、80.9%，均存在相关性(检验值分别为10.986和9.251，P分别为0.002和0.005)；单一RT–qPCR和多重RT–qPCR的一致性为88.1%，存在相关性(检验值12.364，P＝0.001)。 结论 不同分子学方法对早期原发性乳腺癌CTC检出率不具有相关性，而在转移性乳腺癌中具有相关性，提示临床采用分子学方法检测的乳腺癌CTC结果辅助诊断和治疗乳腺癌时，应考虑CTC数量和其本身的异质性造成CTC检出率的差异。(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666–671)

目的 对遗传性多发性骨软骨瘤致病基因EXT1一个新的剪接突变进行分析，并研究其致病机制。 方法 2013年4月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骨肿瘤科收治的多发性骨软骨瘤患者即先证者因全身多处关节畸形20余年于门诊收入院，采集先证者及父母外周血并提取基因组DNA，PCR扩增EXT1/EXT2基因编码区及邻近内含子序列并测序；生物信息学分析所得突变；以先证者、母亲及正常人血组织cDNA为模板，扩增EXT1基因编码区并将产物做TA克隆测序，用卡方检验统计分析各组异常转录本数以研究该突变的致病机制。 结果 基因测序发现先证者及母亲EXT1基因第4内含子5′剪接位点存在杂合性缺失突变(c.1284＋2del)；生物信息学预测该突变可导致外显子4跳跃或异常剪接；TA克隆测序及统计分析表明先证者及母亲含外显子4跳跃的转录本其比例均明显高于正常人(P＝0.000，P<0.01)。 结论 EXT1基因突变c.1284＋2del导致较大数量的EXT1基因转录本外显子4跳跃，而影响其正常转录翻译。(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672-676)

目的 探讨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亚单位(β-HCG)、甲胎蛋白(AFP)在纵隔生殖细胞源性肿瘤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4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的133例初诊并经病理确诊为各类纵隔肿瘤及肿瘤样病变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第八版《外科学》进行纵隔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类型分组。病例研究组是42例纵隔生殖细胞源性肿瘤患者，对照组是91例其他纵隔肿瘤及肿瘤样病变患者(包括胸腺瘤31例、纵隔神经源性肿瘤10例、胸内甲状腺肿2例、纵隔囊肿25例、纵隔脂肪瘤2例、纵隔淋巴瘤11例及胸腺癌10例)。采用化学发光发检测AFP，采用电化学发光发检测β-HCG。对数据进行K-S正态性检验，呈非正态分布的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两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ROC曲线分析诊断价值并确定临界值(cut-off)。 结果 病例组的血清AFP和β-HCG的检测水平分别为13.26(2.39～48.09) ng/ml和1.99(0.10～15.7) IU/L，显著高于对照组[AFP：2.47(1.78～3.16) ng/ml, β-HCG: 0.10 (0.10～0.55) IU/L]和对照组中的各疾病。病例组和对照组整体比较AFP和β-HCG的水平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为0.000)。分别比较时，除β-HCG在病例组和胸内甲状腺肿间无显著差异外，病例组的两指标水平与对照组各疾病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单独检测AFP和β-HCG从纵隔肿瘤及肿瘤样病变中鉴别诊断出纵隔生殖细胞源性肿瘤的cut-off值分别为5.07 ng/ml和2.32 IU/L；敏感度分别为57.1%和50.0%，特异度分别为97.8%和96.7%，准确性分别为54.9%和46.7%，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73和0.755，阳性似然比分别为26.00和15.17。AFP与β-HCG并联将鉴别诊断出纵隔生殖细胞源性肿瘤的敏感度提高到71.4%；由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获得预测概率P＝1/[1＋exp(–0.319AFP-0.253HCG＋2.850)]，在其cut-off值取0.30时，特异度、AUC、阳性似然比分别提高到98.9%、0.835及65.00，阴性似然比降低到0.29，阳性预测值(96.8%)和阴性预测值(88.2%)也有所提高。 结论 血清β-HCG、AFP联合诊断的预测概率P对纵隔生殖细胞源性肿瘤的诊断可能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677-681)

目的 探讨血浆miR–127–3p在乳腺癌患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收治的80例乳腺癌患者、70名良性乳腺肿瘤患者及70名健康体检者血浆标本，采用SYBR Green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血浆中miR–127–3p含量，评价检测方法的线性、重复性及特异性，并对乳腺癌患者血浆miR–127–3p含量与癌胚抗原(CEA)、CA153浓度进行相关性分析。Mann–Whitney检验分析血浆miR–127–3p的表达与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成功建立血浆miR–127–3p的检测方法，乳腺癌患者血浆中miR–127–3p的相对表达量(RQ)14.158(5.424～16.465)显著高于乳腺良性肿瘤患者3.015(1.987～5.035)(P＝0.000 6)和健康对照者2.375(1.173～4.370)(P＝0.000 2)。而乳腺良性肿瘤患者与健康对照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43)。miR–127–3p相对表达量与CA153浓度正相关性(R2＝0.457，P＝0.003)。miR–127–3p 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63，高于传统乳腺肿瘤标志物CEA和CA153。乳腺癌患者血浆miR–127–3p的表达水平在不同肿瘤直径、分化程度和TNM(tumor node metastasis)分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iR–127–3p在乳腺癌患者中高表达，可能是诊断乳腺癌患者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38：682–685)

目的 探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和稳定性冠状动脉性心脏病(SCAD)患者血清miR-133a的水平变化及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选取2011年10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住院的64例ACS、62例SCAD患者及70名常规体检的健康对照者，其中ACS和SCAD根据欧洲心脏病学会发布的诊断标准；采用TaqMan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血清miR-133a水平；同时分析其血脂、心肌损伤指标及冠状动脉疾病Gensini积分；采用ROC曲线分析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置信区间(CI)，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风险比(OR)值及其95% CI。 结果 与健康对照者[ΔCt: 1.00±0.05]相比，ACS[ΔCt: 2.34±0.24] (t＝6.059, P<0.001)和SCAD[ΔCt: 1.45±0.13] (t＝3.265, P＝0.001)患者血清miR-133a水平均显著升高，且ACS患者miR-133a水平显著高于SCAD患者(t＝3.133, P＝0.002)。相关性分析显示，ACS和SCAD患者血清miR-133a水平与心肌型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r＝0.402, P<0.001)、肌钙蛋白I (cTNI) (r＝0.410, P＝0.001)及Gensini积分(r＝0.438, P<0.001)呈正相关。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miR-133a区分冠状动脉疾病(CAD)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的AUC为0.717 (95%CI: 0.645～0.788, P<0.001)；区分ACS与SCAD患者的AUC为0.667 (95%CI: 0.573～0.761, 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年龄、性别及血脂水平的影响后，血清miR-133a水平的升高与ACS (OR＝6.00, 95% CI: 1.93～18.67, P＝0.002)、SCAD (OR＝2.81, 95% CI: 1.03～7.68, P＝0.044)的发生相关，且对ACS、SCAD的区分具有显著意义(OR＝2.13, 95% CI: 1.20～3.78, P＝0.010)。 结论 CAD患者血清miR-133a水平显著升高，且ACS患者的水平变化较SCAD患者更为显著；血清miR-133a可能是CAD病情评估与判断的潜在标志物。(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686-690)

目的 探讨轻型β地中海贫血对4个糖化血红蛋白A1c检测系统的影响。 方法 方法学比对研究。收集2014年3月至8月来自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65例全血样本，分为正常对照组(40份)、非糖尿病组(20份)和糖尿病组(5份)，其中非糖尿病组和糖尿病组同时合并轻型β地中海贫血。以通过美国国家糖化血红蛋白标准化计划(NGSP)Ⅰ级实验室认证的美国Bio–Rad Variant Ⅱ系统为参比系统，美国Bio–Rad Variant ⅡTurbo、美国Primus Ultra2、瑞士Roche Modular PPI为比较系统，通过新鲜全血赋值传递方法达到比较系统与参比系统结果可比。分别用4种检测系统检测65份全血样本的HbA1c的浓度，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各个系统正常对照组和非糖尿病组HbA1c结果的差异。按照NGSP判断标准，比较Bio–Rad Variant ⅡTurbo、Bio–Rad Variant Ⅱ、Roche Modular PPI与Primus Ultra2系统结果的差异，采用配对设计定量资料的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通过新鲜全血赋值传递后，Bio–Rad Variant Ⅱ Turbo、Primus Ultra2、Modular PPI与Bio–Rad Variant Ⅱ的相对偏差在–6%～＋6%之间，3个系统与Bio–Rad Variant Ⅱ系统结果可比。4个检测系统正常对照组和非糖尿病组HbA1c测定结果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Bio–Rad Variant Ⅱ Turbo、Bio–Rad Variant Ⅱ、Roche Modular PPI系统与Primus Ultra2系统检测结果的相关系数r分别是：0.995、0.999及0.995，P值均小于0.01。且Bio–Rad Variant Ⅱ Turbo、Bio–Rad Variant Ⅱ、Roche Modular PPI系统与Primus Ultra2系统检测结果的相对偏差在–6%～＋6%之间。 结论 轻型β地中海贫血对Bio–Rad Variant Ⅱ、Bio–Rad Variant Ⅱ Turbo、Primus Ultra2及Roche Modular PPI 4个系统检测HbA1c无明显影响。(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38：691–695)

目的 评价基于Pre-NAT全自动核酸提取系统的高敏HBV核酸定量试剂的检测性能。 方法 方法学性能验证。于2014年5月和7至9月分别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病原生物学系实验室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进行实验，采用HBV WHO标准品验证正确度与检测下限，A、B、C、D型标准血浆(6个浓度)重复检测验证精密度，高浓度HBV假病毒颗粒梯度稀释验证线性范围，以及144份临床血清评价与罗氏系统的相关性。 结果 正确度方面，该试剂在5个浓度水平的实测值与标准品理论值偏差均小于±0.35 lg IU/ml(–0.17～0.32 lg IU/ml)。精密度方面，A、B、C、D型标准血浆的检测重复性(CV)分别为：3.87%～6.32%、0.45%～14.68%、0.16%～8.36%、0.64%～13.01%；中间精密度(CV)分别为：5.67%～9.69%、1.28%～15.68%、0.36%～9.05%、1.69%～13.65%。线性范围评价显示在20～1×1010 IU/ml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r＝0.998，P<0.001)。检测下限验证结果，20 IU/ml浓度水平检出率5/5。临床标本检测中，与国际通用Roche试剂符合率为100%(144/144)；104份阳性标本两者数据显著相关(r＝0.984，P<0.000 1)。 结论 该高敏HBV DNA检测的正确度、精密度、检测下限和线性范围均表现良好，并与Roche试剂有良好相关性，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696-700)

目的 探讨甲状腺球蛋白自身抗体(TgAb)对2种化学发光免疫学方法检测甲状腺球蛋白(Tg)的干扰。 方法 回顾性收集北京协和医院2012年11月至2015年4月检测TgAb和Tg的全部患者及查体者信息共计199 315例，分析TgAb和Tg水平的关系，并计算查体人群TgAb的阳性率。收集290例TgAb浓度水平不同的患者血清，加入Tg确证血清进行回收实验，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比较Tg确证血清回收率与TgAb浓度的关系。 结果 按TgAb浓度进行分组，无论是健康查体人群、其他疾病人群还是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Tg浓度均随着TgAb浓度的升高而降低。查体人群TgAb阳性率为10.84%(8 416/77 634)，女性高于男性，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Roche和Beckman系统TgAb阴性血清的Tg确证血清平均回收率分别为107.28%(86.30%～117.60%)和107.94%(85.60%～124.10%)，回收实验结果可接受。Roche和Beckman系统TgAb阳性血清的Tg确证血清平均回收率分别为88.59%(35.85%～141.53%)和95.77%(36.48%～131.78%)，回收率<80%的分别占全部TgAb阳性血清的12.63%(24/190)和13.68%(26/190)。Tg确证血清回收率与TgAb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oche和Beckman系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r＝–0.239(P＝0.001)和r＝–0.251(P<0.001)。 结论 TgAb阳性，尤其是高浓度TgAb明显干扰Tg的测定，检测Tg的标本均应该同时检测TgAb以了解是否存在TgAb对Tg测定的干扰，同时当TgAb阳性时应告知临床医师其对Tg测定的干扰，以防贻误诊断和治疗。(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701–704)

目的 通过比较双胎妊娠时出现双胎之一胎死宫内孕妇的资料和血清学产前筛查结果与单胎妊娠时有无差异，指导产前筛查风险临床咨询。 方法 采用对照试验收集2011至2014年宁波市产前诊断中心双胎妊娠一胎停育56例，均为自然妊娠，发现停育时孕周均小于14周以及4 993例自然单胎妊娠孕妇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和秩和检验比较停育组和单胎组之间孕妇资料和血清学产前筛查结果的差异；分别根据双胎及单胎计算该56例产前筛查风险值，两者风险值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合随访情况，比较其差异。 结果 孕妇资料两组比较，双胎妊娠一胎停育孕妇与单胎妊娠孕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停育组与单胎组年龄分别为(28±3)和(27±3)岁，t＝2.56，P>0.05；体重分别为(55.2±10.23)和(56±10.34) kg，t＝4.268，P>0.05。停育组与单胎组的分娩孕周分别为(39.21±0.78)周和(39.1±0.91)周，t＝1.3，P>0.05；停育组与单胎组的新生儿体重分别为(3.38±0.41)和(3.31±0.43)kg，t＝1.9，P>0.05。停育组与单胎组的甲胎蛋白中位数倍数(AFPMOM)分别为1.41(0.99，1.83)和1.02(0.84，1.24)，Z＝5.337，P<0.05；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游离β亚基中位数倍数分别为1.04(0.62，1.64)和0.99(0.67，1.51)，Z＝0.275，P>0.05；未结合雌三醇中位数倍数分别为1(0.79，1.16)和1.01(0.85，1.21)，Z＝1.334，P>0.05。停育组与单胎组的21三体风险分别为7 750(2 200，28 000)和5 300(2 000，12 000)，Z＝2.093，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6例双胎妊娠一胎停育孕妇按单胎计算和按双胎计算风险结论一致的结果为42例，风险结论不一致的结果为14例。其中按单胎计算高风险为3例，按双胎计算高风险为17例，χ2＝12.1，P<0.05；经随访出生后新生儿均正常。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自然妊娠，双胎妊娠一胎停育的孕妇，如停育孕周小于14周，其血清学产前筛查结果应按单胎计算其风险报告较合理，双胎妊娠产前筛查方法需进一步探索。(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705–708)

随着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的发展，PCR核酸扩增类体外诊断试剂在临床应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于检测目标的复杂性以及临床对测量线性、准确度、分析特异性、亚型检测能力、精密度、检测限/定量限和干扰物质等要求，针对PCR扩增类试剂有严格的控制体系。国际学术界为了确保定量PCR实验数据的质量，已有关于实时定量PCR实验需要满足的最低要求试验信息量(MIQE)等标准，对样本处理、实验设计、体系设置及质量控制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在核酸扩增类体外诊断试剂的应用中，对体系设置的要求尚有很多不明确之处。本文针对PCR扩增类检测试剂在开发、生产及使用中的规范要求，依次对PCR体系设置、质量控制体系建立、核酸提取和纯化的方法学要求等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以推动相关设计与检测标准的建立。(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709–712)

本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0至2014年检验医学领域有关生物标志物项目的受理与资助情况进行了总结，对各类生物标志物从生化性质、疾病种类进行了分类统计，并分析了"生物标志物"项目近5年来呈现的特点，同时指出了今后本领域科研应注意的若干事项。(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713–715)

医学虚拟仿真教学环境是虚拟仿真技术和医学教学训练的高级、复杂结合，是信息化教学的高级应用，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根据医学检验的教学特点，南方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设计了一套医学虚拟仿真教学环境的架构，建立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将各个虚拟仿真软件及工具软件在实验教学中充分应用。实践表明，此仿真教学环境具有安全无风险、高效率、学习体验真实、应用前景广阔等优点。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实践操作条件对课程实施的限制，极大提高了课程教学效果。(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5, 38：716–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