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40卷第12期

结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在西方国家尤其常见。结直肠癌患者存在肠道微生态紊乱的现象。在病理机制方面，结直肠癌相关富集菌如具核梭形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和厌氧消化链球菌(Peptostreptococcus anaerobius)等被证实具有促进结直肠癌发生、发展的作用。现概述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微生态特点、肠道细菌改变及其致病机制，其他肠道微生物与结直肠癌的关系，以及肠道微生态在结直肠癌诊断、防治方面的应用。

H．pylori感染与众多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是预防胃癌最重要且最可控的危险因素，诊断和根除H.pylori可作为预防胃癌的一级措施。尿素呼气试验(UBT)是目前临床检测H.pylori的最常用方法，具有非侵入性、准确、特异、快捷的特点。目前国内医疗机构应用UBT诊断H．pylori感染较多，亟需建立UBT检测H.pylori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提高UBT的规范性，推广UBT在H.pylori检测中的应用，推动早期胃癌筛查和H.pylori感染的防控。

IBS是临床常见病，近年来对其认识不断更新，为更好地指导我国IBS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功能性疾病协作组牵头，组织国内相关领域多名专家对IBS的定义与病因流行病学、病因与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进行讨论投票，最终形成本专家共识意见。

目的 评估血清胃蛋白酶原(PG)和胃泌素17联合检测对无症状胃癌高危人群萎缩性胃炎(AG)的价值。 方法 于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选择居住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无症状胃癌高危人群377名，根据内镜检查和病理组织学表现分为无萎缩性胃炎(NAG)组、轻至中度萎缩性胃炎(MAG)组和重度萎缩性胃炎(SAG)组，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PGⅠ、PGⅡ、胃泌素17水平。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Z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血清胃蛋白酶原Ⅰ与胃蛋白酶原Ⅱ比值(PGR)、胃泌素17和两者联合检测(联合预测因子)对SAG的预测价值。 结果 373例无症状胃癌高危人群中，NAG组146例，MAG组136例，SAG组91例，3组无症状胃癌高危人群的性别、年龄、BMI和H.pylori免疫球蛋白G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SAG组无症状胃癌高危人群的血清PGⅠ、PGR和胃泌素17水平均低于NAG组和MAG组[PGⅠ：92.73 pmol/L(20.39 pmol/L，119.28 pmol/L)比133.69 pmol/L(103.44 pmol/L，183.70 pmol/L)、120.64 pmol/L(23.37 pmol/L，173.91 pmol/L)。PGR：7.40(1.63，9.52)比13.71(12.38，16.73)、10.06(4.49，15.87)。胃泌素17：2.31 pmol/L(0.59 pmol/L，3.24 pmol/L)比4.59 pmol/L(1.96 pmol/L，10.86 pmol/L)、12.51 pmol/L(11.96 pmol/L，15.60 p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PGⅠ＝8 262.500、3 360.000，P＝0.024、P<0.01；UPGR＝4 999.000、2 377.500，P均<0.01；U胃泌素17＝3 748.500、1 688.000，P均<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PGR(β＝-0.423，OR＝0.655，95%CI 0.516～0.885，P<0.01)和胃泌素17(β＝-0.509，OR＝0.601，95%CI 0.415～0.859，P<0.01)均是避免SAG发生的保护因素，血清PGR和胃泌素17对SAG的联合预测因子L＝3.621-0.423×PGR-0.509×胃泌素17。血清PGR、胃泌素17和两者联合预测因子预测SAG的ROC AUC值分别为0.714、0.655和0.859，预测SAG的灵敏度分别为91.11%、100.00%和100.00%，特异度分别为83.56%、95.74%和99.29%；联合预测因子预测SAG的ROC AUC值高于PGR和胃泌素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12.354，P<0.01；Z＝6.116，P＝0.031)。 结论 监测社区无症状胃癌高危人群的PGR、胃泌素17和两者联合均可用于预测SAG，且两者联合检测的预测效能较PGR或胃泌素17单独检测更高。

目的 探讨根除H.pylori对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后异时性胃癌(MGC)发生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3月至2016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ESD治疗的早期胃癌和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随访至2020年1月20日。运用卡方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阴性组、根除组和持续感染组的MGC发生率，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ESD术后MGC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纳入187例患者(阴性组91例，根除组50例，持续感染组46例)，中位随访时间为43个月。随访期间17例患者发生MGC，总体发生率为9.1%(17/187)。阴性组、根除组和持续感染组MGC发生率分别为5.5%(5/91)、6.0%(3/50)和19.6%(9/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22，P＝0.030)；两两比较结果显示持续感染组MGC发生率高于阴性组和根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149、4.031，P＝0.023、0.04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危险比(HR)＝1.078，95%CI 　1.015～1.146，P＝0.015]、黏膜下层浸润深度<500 μm(HR＝5.794，95%CI 1.256～26.718，P＝0.024)和H.pylori持续感染(HR＝5.596，95%CI 1.799～17.407，P＝0.003)是ESD术后MGC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持续感染组相比，根除H.pylori能降低ESD术后MGC的发生率(HR＝0.234，95%CI 　0.061～0.908，P＝0.036)。 结论 年龄、黏膜下层浸润深度<500 μm和H.pylori持续感染是ESD术后发生MGC的独立危险因素，根除H.pylori能降低MGC的发生率。

目的 探讨CT增强图像结合动脉期纹理分析对胃肠道间质瘤(GIST)危险度分级的评估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7月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经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确诊的81例原发性单发GIST患者的CT图像和临床资料。81例GIST患者中，极低危7例，低危18例，中危19例，高危37例。在图像存档与传输系统工作站中测得CT增强扫描动脉期、静脉期、延迟期肿瘤实质CT值，强化峰值为动脉期、静脉期、延迟期最大CT值。利用FireVoxel软件提取14组CT纹理分析参数，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峰度、偏度、不均匀性、熵值，以及10%、25%、50%、75%、90%分位像素值。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Kruskal-Wallis H检验，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以ROC曲线和AUC值评估诊断效能，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联合诊断效能。 结果 极低危、低危、中危、高危GIST动脉期CT值和强化峰值[分别为(51.57±12.16)、(61.89±20.95)、(60.32±21.33)、(82.35±17.36) HU和(71.71±6.57)、(74.83±15.34)、(77.37±18.06)、(85.38±16.58) HU]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0.299、2.772，P＝0.001、0.047)，而不同危险度分级GIST静脉期、延迟期CT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0.757、1.082，P＝0.522、0.362)。极低危、低危、中危、高危GIST增强动脉期CT纹理分析参数中最小值和熵值(分别为881.57±229.75、942.00±73.82、934.21±66.71、788.18±307.38和3.45±0.36、3.68±0.59、3.79±0.50、4.06±0.6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2.759、3.425，P＝0.047、0.021)，而其他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最小值、熵值、动脉期CT值、强化峰值鉴别极低危、低危、中危、高危GIST的AUC值(95%CI)分别为0.643(0.516～0.769)、0.701(0.579～0.823)、0.509(0.362～0.656)、0.661(0.530～0.79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熵值和强化峰值联合诊断的AUC值(95%CI)为0.829(0.731～0.927)，灵敏度为77%，特异度为80%。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熵值、强化峰值与GIST危险度分级均呈正相关(r＝0.406，P<0.01；r＝0.341，P＝0.002)。 结论 CT增强图像结合动脉期CT纹理分析可以作为GIST危险度分级鉴别诊断的定量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为GIST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 比较在H.pylori根除治疗同时或之后添加嗜酸乳杆菌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从肠道菌群角度为探索合适的益生菌使用时机提供依据。 方法 纳入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在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门诊进行H.pylori根除治疗的患者30例，分成单用四联组、四联同时用嗜酸乳杆菌组、四联后用嗜酸乳杆菌组，每组10例。主要通过16S rRNA高通量测序技术，在第8周末治疗结束时，检测3组患者肠道菌群的α多样性指数PD_whole_tree和Shannon，主要分析相对丰度>1%的优势菌门、优势菌属的相对丰度和增长或减少的趋势。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平均秩多重比较和Bonferonni校正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第8周末治疗结束时，单用四联组和四联同时用嗜酸乳杆菌组的PD_whole_tree指数均低于四联后用嗜酸乳杆菌组[22.43(21.39，23.45)和22.86(20.93，24.46)比24.93(24.17，27.00)]，单用四联组优势菌属柯林斯菌的相对丰度低于四联后用嗜酸乳杆菌组[0.00(0.00，0.01)比0.02(0.01，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200、-2.667、-3.581，P＝0.004、0.023、0.001)；单用四联组与四联同时用嗜酸乳杆菌组的PD_whole_tree指数，四联同时用嗜乳杆菌组与四联后用嗜乳杆菌组的优势菌属柯林斯菌的相对丰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单用四联组、四联同时用嗜酸乳杆菌组、四联后用嗜酸乳杆菌组的Shannon指数，优势菌门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的相对丰度，优势菌属拟杆菌属、链球菌属、布劳特菌、肠杆菌属、栖粪杆菌属、毛圈瘤胃球菌属、克雷伯菌属、活泼瘤胃球菌属、霍氏真杆菌属、双歧杆菌属、乳杆菌属、Fusicatenibacter的相对丰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优势菌属中，有益菌属栖粪杆菌属、双歧杆菌属、乳杆菌属均表现正性增加趋势，而潜在致病菌属肠杆菌属、克雷伯菌属、链球菌属均呈负性减少趋势。相对丰度差折线图显示，第8周末治疗结束时，四联同时用嗜酸乳杆菌组与单用四联组的致病菌或有益菌属的相对丰度差大于四联后用嗜酸乳杆菌组与单用四联组的相对丰度差。 结论 在含铋剂四联H.pylori根除后添加嗜酸乳杆菌方案更有利于提高肠道菌群多样性，而根除同时添加嗜酸乳杆菌的方案较后添加方案在调节有益菌增长、减少潜在致病菌方面的效果可能更佳。

目的 分析阑尾开口炎症(AOI)和阑尾周围红斑(PARP)对UC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7年9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479例内镜下疑似初发或活动期UC的病例，根据病理结果确诊，以溃疡性结肠炎内镜下严重程度指数(UCEIS)评估内镜下特征和疾病严重程度。根据病变累及范围将患者分为直肠炎组、直肠乙状结肠炎组、左半结肠炎组、横结肠受累组和全结肠炎组，比较各组，以及是否合并AOI或PARP的UC患者的UC诊断率和各项内镜特征的差异。采用2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k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和Spearman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直肠炎组、直肠乙状结肠炎组、左半结肠炎组、横结肠受累组和全结肠炎组的UC诊断率分别为61.4% (94/153)、76.9%(83/108)、88.0%(44/50)、97.3%(36/37)和76.9%(83/1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9.874，P<0.01)，其中直肠炎组的UC诊断率最低。病变侵及范围与UC诊断准确率呈正相关(r＝0.231，P<0.01)。直肠炎组、直肠乙状结肠炎组、左半结肠炎组、横结肠受累组和全结肠炎组确诊UC患者中分别有50.0% (47/94)、20.5%(17/83)、11.4%(5/44)、11.1%(4/36)和37.4%(40/107)合并AOI或PAR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272，P<0.01)，其中直肠炎组确诊UC患者AOI或PARP的发生率最高。AOI或PARP的发生率与病变受累范围呈负相关(r＝-0.112，P＝0.032)。不合并AOI或PARP的直肠炎组患者的UC内镜确诊率低于总体直肠炎组患者[44.3%(47/106)比61.4%(94/1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381，P＝0.007)。确诊直肠型UC与其他直肠病变的内镜下特点主要差异表现在血管纹理、黏膜的颗粒样改变、黏液脓性改变、糜烂和溃疡的范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0.806、40.897、18.578、25.548，P均<0.01)。确诊直肠型UC患者的UCEIS评分高于非UC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分(4分，6分)比4分(4分，5分)，Z＝-5.922，P<0.01]。合并AOI或PARP与不合并AOI或PARP的直肠型UC的直肠内镜下表现和UCEI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合并AOI或PARP的UC患者阑尾局部与受累直肠的结肠镜下表现具有一致性。 结论 AOI或PARP有助于直肠型UC与其他直肠黏膜病变的鉴别。

目的 研究结直肠镜下结直肠腺瘤切除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青岛市市立医院2014年1月至2016年8月行结肠镜下结直肠腺瘤切除术且在切除术后3年内有结肠镜随访结果的患者501例。分析性别、年龄、BMI、是否吸烟、是否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否合并糖尿病，腺瘤最大径、数量、病理类型，以及手术方式对患者术后腺瘤复发率的影响，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腺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501例结肠镜下结直肠腺瘤切除术患者术后3年的腺瘤复发率为25.5%(128/501)。腺瘤复发率在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患者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BMI为<25、25～29和>29 kg/m2的患者的腺瘤复发率分别为19.2%(32/167)、27.5%(44/160)和29.9%(52/174)，其中BMI>29 kg/m2者的腺瘤复发率高于BMI<25 kg/m2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78，P<0.05)，腺瘤复发率在BMI<25 kg/m2与25～29 kg/m2、BMI为25～29 kg/m2与>29 kg/m2的患者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吸烟、合并NAFLD、合并糖尿病的患者的腺瘤复发率分别高于不吸烟、不合并NAFLD、不合并糖尿病的患者[32.9%(51/155)比22.3%(77/346)、27.6%(61/221)比23.9%(67/280)、31.3%(25/80)比24.5%(103/42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8.132、7.232、6.874，P均<0.05)。腺瘤最大径为≤5、>5～<10、10～<20和≥20 mm的患者腺瘤复发率分别为11.6%(23/198)、18.5%(23/124)、41.7%(43/103)、51.3%(39/76)，其中最大径为10～<20 mm和≥20 mm的患者腺瘤复发率均高于最大径为≤5 mm和>5～<10 mm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5.990、14.690、49.440、23.650，P均<0.05)，腺瘤复发率在最大径≤5 mm与>5～<10 mm、最大径为10～<20 mm与≥20 mm的患者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有1、2和≥3个腺瘤的患者的腺瘤复发率分别为19.6%(20/102)、23.2%(46/198)和30.8%(62/201)，其中有3个腺瘤的患者的腺瘤复发率高于有1个腺瘤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956，P<0.05)，有1个与2个、有2个与3个腺瘤的患者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进展性腺瘤患者的腺瘤复发率高于非进展性腺瘤患者[28.8%(98/340)比18.6%(30/1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539，P<0.05)。在腺瘤最大径为10～<20 mm和≥20 mm的患者中，分块切除(内镜下分块黏膜切除术与内镜下分块黏膜剥离术合并)组的局部复发率均高于整块切除(内镜下黏膜切除术与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合并)组[5/19比4.8%(4/84)、45.7%(16/35)比14.6%(6/4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9.027、8.868，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腺瘤最大径、腺瘤数量、腺瘤病理类型均为影响腺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OR值＝3.673、1.523、1.989，95%CI 1.759～6.528、1.096～2.897、1.564～4.089，P均<0.05)。 结论 高BMI、吸烟、合并NAFLD和合并糖尿病的患者结直肠腺瘤切除术后复发率高。腺瘤的最大径越大，数量越多，病理类型为进展性腺瘤，患者结直肠腺瘤术后复发率越高。在较大腺瘤的患者中，接受分块切除术的患者局部复发率比整块切除术高。

目的 比较出口梗阻型便秘(OOC)与非OOC患者的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结果，探讨肛门直肠动力异常和直肠感觉功能障碍在OOC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消化内科就诊的103例功能性便秘患者的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检查结果，根据诊断标准将其分为OOC组(56例)和非OOC组(47例)。比较OOC组与非OOC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年龄、性别构成)，以及肛门直肠动力(肛管静息压、肛门括约肌长度、肛管最大收缩压、肛管持续收缩时间、肛门残余压和直肠排便压)和直肠感觉功能(初始感觉阈值、初始排便阈值和最大耐受阈值)指标。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OOC组患者的年龄与非OOC组比较[(63.5±14.2)岁比(61.6±13.4)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OOC组的男性比例高于非OOC组[41.1%(23/56)比23.4%(11/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607，P<0.05)。OOC组患者的肛管静息压、肛门括约肌长度、肛管最大收缩压、肛管持续收缩时间、初始感觉阈值、初始排便阈值和最大耐受阈值与非OOC组比较[(71.77±26.28) mmHg比(69.98±24.18) mmHg(1 mmHg＝0.133 kPa)、(4.13±4.10) cm比(3.51±0.74) cm、(170.75±51.13) mmHg比(175.50±64.80) mmHg、(18.44±7.27) s比(16.39±7.98) s、(55.96±40.90) mL比(47.70±24.77) mL、(77.13±39.97) mL比(77.11±36.12) mL、(133.92±62.85) mL比(142.15±48.68) m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OOC组患者的排便时肛门残余压和直肠排便压均高于非OOC组[(67.00±21.13) mmHg比(51.43±0.74) mmHg、(51.52±23.70) mmHg比(36.49±12.55)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734、-3.909，P均<0.01)。OOC组和非OOC组中直肠感觉功能障碍者分别占46.4%(26/56)和51.1%(24/47)。 结论 OOC患者普遍存在肛门直肠动力异常和直肠感觉功能障碍，其中排便时肛管松弛不足可能是OOC特有的重要的发病相关因素。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大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方法 雄性Sprague Dawley大鼠24只，适应性喂养2周后，将其分为健康对照组、NAFLD组和二甲双胍治疗组，每组8只。采用高脂饮食诱导建立NAFLD大鼠模型。采集血液标本检测各组ALT、AST、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水平。采用H-E和油红O染色观察肝脏组织病理学变化。根据操作分类单元聚类信息对大鼠肠道菌群结构进行α多样性分析(Chao指数和Shannon指数等)和主坐标分析(PCoA)。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二甲双胍治疗组大鼠血清ALT、AST、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水平均低于NAFLD组[分别为(58.43±4.89) U/L比(80.14±4.18) U/L、(160.14±13.04) U/L比(203.29±15.11) U/L、(1.534±0.113) mmol/L比(2.003±0.180) mmol/L、(0.724±0.105) mmol/L比(1.030±0.149) 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926、-5.719、-5.828、-4.446，P均<0.05)。H-E和油红O染色结果显示，二甲双胍治疗后大鼠肝细胞排列较整齐，肝细胞肿胀程度较NAFLD组减轻，脂肪空泡数量减少，肝细胞红染明显减轻，脂滴数量减少，脂滴体积小且分布不均匀。二甲双胍治疗组Chao指数和Shannon指数均低于NAFLD组[690(668，703)比722(683，743)和4.16(4.09，4.42)比4.40(4.20，4.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106、-2.083，P均<0.05)。PCoA结果表明，NAFLD组和二甲双胍治疗组间的整体群落组成不同。在门水平，NAFLD组大鼠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丰度均高于健康对照组(54.7%比45.5%、3.5%比2.1%、0.2%比0.1%)，而拟杆菌门、柔膜菌门丰度均低于健康对照组(41.3%比51.9%、9.4×10-7比2.7×1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866、-2.726、-2.351、-2.901、-4.881，P均<0.05)。在属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NAFLD组丰度增加的菌属主要有布劳特氏菌属、拟杆菌属、罗斯氏菌属(0.6%比11.8%、0.9%比6.5%、1.1%比7.1%)，而普氏菌属、未分类的紫单胞菌属、未分类的瘤胃球菌属、乳酸杆菌属丰度均较低(29.2%比25.7%、16.8%比6.6%、8.8%比4.1%、10.0%比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4.846、-4.192、-2.831、-1.993、-5.362、-3.405、-4.225，P均<0.05)。与NAFLD组相比，二甲双胍治疗显著增加了普氏菌属、未分类的瘤胃球菌科、未分类的紫单胞菌科、未分类的毛螺菌科、梭状芽孢杆菌属ⅪⅤb的相对丰度，降低了罗姆布茨菌属、气球菌属、脱硫弧菌属的相对丰度。 结论 二甲双胍可明显改善NAFLD大鼠的肠道菌群结构，抑制NAFLD的发生、发展。

选择因诊断需行内镜下食管碘染色的患者33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在卢戈氏碘溶液染色内镜检查后分别用0.9%氯化钠溶液、5%硫代硫酸钠溶液、2%维生素C溶液脱色，根据脱色标准给予相应评分。脱色后5和30 min后询问患者有无胸骨后不适、反酸烧心、咽痛、心慌、腹痛、腹胀和其他特殊不适。结果显示与0.9%氯化钠溶液组比较，5%硫代硫酸钠溶液组和2%维生素C溶液组脱色评分较高，可有效缓解染色后出现的胸骨后不适、反酸烧心、咽痛，且2%维生素C溶液在缓解迟发性胸骨后不适、反酸烧心方面优于5%硫代硫酸钠溶液。提示2%维生素C溶液脱色效果好，安全、方便，可替代5%硫代硫酸钠溶液用于卢戈氏碘溶液染色后脱色。

为明确钠氢交换体8(NHE8)在胃溃疡组织中的表达和作用，本研究检测了16对胃溃疡组织和相应正常胃黏膜组织，以及60份胃溃疡标本和32例慢性胃炎伴糜烂患者的正常胃黏膜组织中NHE8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NHE8在胃溃疡组织与正常胃黏膜组织中均有表达，但其在胃溃疡组织的表达水平低于正常胃黏膜组织。干扰NHE8表达后检测人正常胃上皮细胞株GES-1细胞的增殖、迁移和凋亡情况，结果显示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干扰NHE8表达后GES-1细胞的增殖、迁移能力均降低，凋亡细胞比例升高，活化型胱天蛋白酶-3表达增高，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表达降低。表明NHE8在胃溃疡组织中表达降低，且其可能通过影响胃上皮细胞增殖、迁移和凋亡参与胃溃疡发生。

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符合上消化道出血诊断的患者的临床资料。中青年组(年龄<60岁)中第1位病因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38.1%，184/483)，老年组(年龄≥60岁)中第1位病因为急性胃黏膜病变(27.9%，114/408)。2014至2018年度，维吾尔族人群中急性胃黏膜病变构成比有下降趋势，而汉族人群中变化不大。维吾尔族人群的重度贫血(16.8%，102/606比7.7%，22/285)、极重度贫血患者占比(1.0%，6/606比0)和病死率(2.1%，13/606比0.4%，1/285)均高于汉族人群，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3.435、4.645、4.035，P均<0.05)。

腹水是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病因多样，需要临床医师进行鉴别，必要时需经多学科共同探讨以明确诊断和治疗。现报告1例以腹水为首发表现的代谢综合征合并精神分裂症的年轻患者，经消化内科治疗，并与内分泌科、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临床心理中心和临床营养科共同讨论，制定恢复心肺功能、控制血糖、调整代谢和减轻体重等治疗方案，最终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垂体瘤是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常因肿瘤性质不同而表现不同，同时也可有颅内高压相关表现，但以腹胀、恶心、呕吐为首发症状的病例未见报道。现总结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三明市第一医院成功治疗的1例不典型垂体瘤患者诊治过程，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避免误诊和漏诊。

报道1例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行基因检测后发现患者COL5A2基因突变，疑似为新发突变，目前国内外尚无该基因突变所致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的文献报道，完善致病基因库对该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以餐后饱胀、早饱感、上腹痛等症状为主要症状，经检查排除引起此类症状的器质性疾病的一组临床综合征。临床上常用的评价指标包括7分整体症状量表、鲁汶餐后不适症状评分量表、胃肠道症状积分问卷、胃肠道症状等级评估量表、功能性消化不良生活质量量表、尼平消化不良指数、固体胃排空检查和液体营养餐负荷试验等。现就各个评价指标的主要内容和自身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旨在为功能性消化不良疗效指标的选择提供依据。

CD是一种以复发与缓解交替为特点的慢性胃肠道炎性疾病。肛周病变是CD的常见临床表现，但CD肛瘘相关性肛管癌罕见。大部分CD肛瘘相关性肛管癌患者确诊时已为晚期，失去手术机会，预后极差，目前对于此类患者的诊断，以及对高危患者是否需要监测尚无共识意见和指南。现对CD肛瘘相关性肛管癌的发病率、危险因素、诊断、预后和监测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IBD是一类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性疾病，致病因素多种多样，最重要的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肠道菌群失调和宿主免疫异常等。miRNA是一类高度保守、长度很短的内源性非编码单链RNA，在转录后水平调节目的基因表达。研究发现miRNA参与并调控IBD的病理生理过程，且在IBD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中有很大的应用潜力。现综述相关研究，总结miRNA在IBD的病理生理学、诊断和治疗中的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