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 第27卷第10期

1995年美国胃肠病学会发表了胃食管反流病(GERD)诊治指南,并于1999年和2005年两次更新[1].2003年新加坡举行的亚太地区消化疾病周通过了亚太地区GERD诊治共识[2].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国、内外有关文献,经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动力学组有关专家反复讨论,提出如下GERD治疗共识意见。

目的 比较经皮经肝α-氰基丙烯酸(TH胶)栓塞与无水乙醇、明胶海绵及金属钢圈栓塞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76例食管静脉曲张患者分为经皮经肝TH胶栓塞40例(TH胶栓塞组)和经皮经肝无水乙醇、明胶海绵和金属钢圈栓塞36例(对照组),两组均联合部分脾动脉栓塞(范围50%～80%).比较两组近期疗效,1、2年静脉曲张复发率、再出血率、死亡率及并发症.结果 两组操作成功率及急症止血率均为100%,术后1～2个月TH胶栓塞组和对照组静脉曲张消失率分别为62.5%(25/40)和63.9%(23/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H胶栓塞组和对照组1、2年静脉曲张复发率分别为12%(3/25)和20%(5/25)、39.1%(9/23)和86.9%(20/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2年再出血率TH胶栓塞组为17.5%(7/40),对照组为52.8%(19/36);两组死亡率分别为17.5%(7/40)和38.9%(14/36).腹痛、发热、胸腹水、异位栓塞等并发症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皮经肝TH胶注射能彻底栓塞食管下段曲张静脉及其供血血管,具有较好的远期效果,优于传统的无水乙醇、明胶海绵和金属钢圈栓塞。

目的 探讨胃底静脉栓塞联合部分性脾动脉栓塞预防肝硬化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的有效性.方法 将125例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随机分为胃底静脉栓塞联合部分性脾动脉栓塞组(A组,60例)和胃底静脉断流加脾切除组(B组,65例)分别进行治疗,对比两组治疗前后内镜下食管胃底曲张静脉变化、血清ALT、总胆红素水平、再出血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术后死亡率等.结果 治疗后1个月A、B两组共112例患者接受胃镜复查,两组食管胃底曲张静脉消失率(分别为90.9%和87.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1周,B组血清ALT、总胆红素水平(分别为156 U/L和86μmol/L)显著高于A组(分别为65 U/L和34 μmol/L)及治疗前(分别为51 U/L和45 μmol/L).A、B两组曲张静脉破裂再出血率分别为7.3%和1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3.3%和18.5%)、Child-Pugh C级患者死亡率(分别为1/15和6/11)及急性胃黏膜出血发生率(分别为20.0%和4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胃底静脉栓塞联合部分性脾动脉栓塞预防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近期疗效优于胃底静脉断流加脾切除术.该技术对患者创伤小、并发症少、手术死亡率低,特别对于肝功能较差、不能耐受外科手术的患者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目的 探讨肝细胞肝癌射频灭活后肝内复发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2001年3月至2006年8月共47例患者55个肿瘤接受射频治疗.患者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或B级,肿瘤直径小于5 cm,病灶数目不超过3个.随访肿瘤多发情况,时间6～71个月,射频后的肝内复发分为肿瘤局部复发与肝内远处转移.分析因素包括患者全身情况(有无肝炎肝硬化、肝功能Child-Pugh分级、血清甲胎蛋白水平)、肿瘤局部情况(大小、位置、数目)与治疗方法.采用Kaplan-Meier模型计算无瘤生存期,Log-rank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全组共25例患者出现肝内复发,其中8例肿瘤局部复发,14例肝内远处转移,3例同时合并局部及远处转移.射频术后1、2、3年肝内累计无瘤生存率分别为57.3%、40.3%、35.3%.单因素Log-rank检验显示肝内复发与肿瘤大小、位置与肝功能Chil-Pugh分级相关.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肿瘤大小和肝功能Child-Pugh分级是影响肿瘤局部复发的危险因素,肿瘤数目是影响肝内远处转移的危险因素.结论 选择肝功能Child-Pugh A级,直径≤3 cm的单发肿瘤患者进行射频治疗,有助于提高疗效,降低术后肝内复发的风险。

目的 研究化学合成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小干扰RNA(siRNA)对肝星状细胞(HSC)PAI-1基因表达及生物学特性的影响.方法 将化学合成抗PAI-1 siRNA以Lipofectamine包裹,转染HSC-T6细胞,设阴性对照和空白对照,抽提细胞总RNA及蛋白质,收集培养上清液,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和免疫细胞荧光法检测细胞PAI-1表达,应用MTT法和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增殖和细胞周期变化,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培养上清液中Ⅰ、Ⅲ型胶原含量.结果 转染siRNA的HSC-T6细胞PAI-1基因表达水平明显下调,HSC-T6细胞增殖抑制明显,48 h和72 h时培养上清液中Ⅰ型胶原表达水平显著减少,分别比阴性对照下降(20.71±8.40)%和(37.97±6.40)%(F=42.69,P=0.000 1),Ⅲ型胶原含量于72 h时降低(35.98±4.60)%(F=105.52,P=0.0001).结论 化学合成抗PAI-1 siRNA能高效抑制HSC-T6 PAI-1表达,抑制HSC-T6细胞增殖,显著减少Ⅰ、Ⅲ型胶原的合成和分泌,具有预防及治疗肝纤维化的潜力。

目的 研究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对人肝细胞和肝星状细胞(HSC)LX-2细胞株增殖和氧应激及转化生长因子(TGF)-β1表达的影响.方法 分别用浓度为0.5～50 mmol/L和浓度为0.5～10 mmol/L的GSH培养肝细胞和HSC,MTT法检测GSH对肝细胞和HSC增殖的影响.用次氮基三乙酸铁(Fe-NTa)和GSH共同培养肝细胞和HSC,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和丙二醛(MDA)含量.用高(5.0 mmol/L)、中(2.5 mmol/L)、低(0.5 mmol/L)3个浓度的GSH培养HSC,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荧光实时定量PCR方法检测TGF-β1蛋白和mRNA表达水平.结果 在2.5～10 mmol/L浓度范围内,GSH可促进肝细胞增殖,各浓度GSH对HSC增殖均未见影响.GSH可增加肝细胞和HSC的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降低其丙二醛含量,同时可抑制HSC的TGF-β1表达.结论 GSH可促进肝细胞增殖,保护肝细胞和HSC免受氧应激损伤,抑制HSC分泌TGF-β1,显示其具有肝细胞保护、抗氧化和抗肝纤维化作用。

目的 研究突触可塑性在急性束缚应激所致内脏高敏感中的作用.方法 20只雄性SD大鼠均分为对照组和急性束缚应激模型组.急性束缚应激1 h诱导内脏高敏感性.观察不同结、直肠扩张压力下腹壁肌电图改变,采用10 s内放电次数评估内脏高敏感性.用透射电镜技术了解结肠突触超微结构的改变,采用逆转录(RT)-PCR和Western印迹法检测回盲部、近端结肠和远端结肠突触素mRNA和蛋白质水平的表达.结果 ①单位时间内腹壁放电次数与直、结肠扩张压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对照组r=0.992,P=0.008;模型组r=0.978,P=0.022);模型组在40、60、80 mm Hg(1 mm Hg=0.133 kPa)压力下行结直、肠扩张时,腹壁肌放电次数显著多于对照组(P值分别为0.043、0.024、0.038).②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突触前终末聚集有较多的突触囊泡,突触后膜电子致密物质增厚.③模型组近端结肠和远端结肠突触素mRNA(P值分别为0.015、0.010)和蛋白质(P值分别为0.033、0.045)表达水平均显著增加.结论 急性束缚应激所致内脏高敏感性的形成与突触可塑性有关。

目的 构建含幽门螺杆菌(Hp)粘附素(HpaA)基因和白细胞介素(IL)-2的核酸疫苗,体外转染COS-7细胞,鉴定其表达蛋白的免疫原性和免疫保护作用.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从Hp标准菌株CCUG17874基因组DNA扩增HpaA基因;从重组质粒pCIneo-IL-2扩增小鼠IL-2基因,并通过TA克隆分别克隆入pUCmT载体.检测HpaA及IL-2的核苷酸序列,酶切、连接反应将HpaA和IL-2同时克隆入真核表达载体pIRES,再经PCR法和酶切反应进行鉴定;通过脂质体法将重组载体pIRES-HpaA-IL-2转染COS-7细胞,SDS-PAGE及Western印迹法检测表达蛋白的免疫原性.重组载体转化减毒鼠伤寒沙门菌LB5000,抽提质粒,转化入SL7207,反复传代,鉴定重组核酸疫苗菌的稳定性.以该疫苗菌经口接种小鼠,4周后再用Hp攻击,鉴定感染状况.结果 测序结果证实扩增的HpaA基因与HpHpaA序列一致,IL-2序列和小鼠IL-2序列一致.PCR和酶切鉴定结果证实,HpaA和IL-2基因克隆入载体pIRES,成功构建含HpaA和IL-2基因的核酸疫苗质粒pIRES-HpaA-IL-2,Western印迹法检测到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30 000和14 000的HpaA和IL-2蛋白条带.小鼠体内实验显示HpaA-IL-2及HpaA组分别有75.0%、58.4%获免疫保护,与PB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成功构建了HpaA和IL-2的Hp减毒沙门核酸疫苗菌,其免疫原性和保护性均得到证实,免疫佐剂IL-2可提高免疫保护率。

目的 检测信号转导和转录活化因子6(STAT6)在溃疡性结肠炎(UC)中的表达,探讨其在UC发病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选择结肠镜诊断并经病理证实的UC患者30例,均为活动期患者,且未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同时选择性别年龄相匹配的正常对照者30例.用Western印迹法分别检测标本核蛋白与胞质蛋白中磷酸化和非磷酸化STAT6的表达,同时用凝焦电泳迁移率改变分析法(EMSA)检测STAT6的DNA结合活性.结果 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在轻度UC患者,细胞核磷酸化STAT6表达低于细胞质,而在中、重度UC患者则胞核表达高于胞质.EMSA结果亦显示,UC组STAT6的DNA结合活性高于对照组,且随炎症程度加重而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结论 STAT6可能参与UC的发病过程并在UC的发病中起作用。

目的 研究蚯蚓纤溶酶对人胃癌细胞株MGC803的增殖抑制作用以及对胃癌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粘附性和粘附分子CD44v6表达的影响.方法 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法检测蚯蚓纤溶酶对人胃癌细胞株MGC803增殖的影响;体外粘附实验观察蚯蚓纤溶酶对胃癌细胞MGC803与血管内皮细胞ECV304粘附性的影响;流式细胞术观察蚯蚓纤溶酶作用于MGC803细胞后CD44v6蛋白表达的变化;RT-PCR法检测蚯蚓纤溶酶对MGC803细胞CD44v6 mRNA表达的影响.结果 蚯蚓纤溶酶各用药组(2、4、8 uku/ml)对MGC803细胞均有抑制生长作用(P＜0.01),且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呈剂量依赖关系.蚯蚓纤溶酶4、8 uku/ml作用于MGC803细胞48 h后,与对照组相比,胃癌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粘附性明显下降(P＜0.01).2、4、8 uku/ml蚯蚓纤溶酶作用后,CD44v6蛋白表达水平呈剂量依赖性下降,平均荧光强度分别为84.80±2.14、30.69±3.66、21.75±2.25,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DNA半定量分析表明,各实验组CD44v6 mRNA表达也明显减少(P＜0.01).结论 蚯蚓纤溶酶有抑制胃癌细胞增殖的作用,并可降低胃癌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粘附性、降低胃癌细胞粘附分子CD44v6的表达,提示蚯蚓纤溶酶可能具有潜在抗肿瘤转移作用。

目的 评估聚卡波非钙片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C-IBS)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本试验设计为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经过1周筛选期后,双盲治疗期共入选受试者449例,试验组225例,对照组224例.试验组给予聚卡波非钙片2片,每日3次,三餐后用200 ml水送服,连续服用4周.对照组给予安慰剂,服法同试验组.受试者记录每天腹部不适或疼痛及腹部胀气的严重程度、大便次数、大便Bristol分型、排便不尽感、排便费力症状及每周IBS总体症状(便秘和腹部不适/疼痛等)和便秘的严重程度.同时记录试验期间的不良事件.结果 在治疗第2周,聚卡波非钙片改善C-IBS患者总体症状及便秘等级较安慰剂更显著.两组患者腹部不适/疼痛、腹部胀气、大便Bristol分型,减少周无排便不尽感天数及周排便不费力天数均有改善,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第3周,试验组患者的排便次数显著多于对照组,但治疗后其余各周次两组间周排便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发生不良反应率为2.28%,对照组为4.63%,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996).结论 聚卡波非钙片治疗C-IBS是有效而安全的。

2007年<中华消化杂志>第8期刊登了"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为使读者能正确理解规范精神,现将其要点解读如下。

参与溃疡性结肠炎(UC)肠黏膜炎性反应的细胞和细胞因子不同于克罗恩病(CD).在UC,聚集于肠黏膜固有层的CD4 T淋巴细胞分泌大量白细胞介素(IL)-5等细胞因子,而IL-4、IL-12和γ干扰素(IFNγ)等却无显著变化;值得注意的是,CD1d标志的自然杀伤T细胞(NK T)分泌IL-13显著增高.UC的这种以IL-5和IL-13增高为特征的肠黏膜病变被称之为非典型Th2型免疫性炎症损伤[1]。

安慰剂最早来自拉丁语,其意思是"它令我愉快",后被引入医学领域,用于表示一种无药效、无不良反应、由中性物质构成、外形似药的制剂,成分多为葡萄糖、淀粉等无药理作用的惰性物质.随着医学的发展,安慰剂的定义和作用逐渐广泛。

患者男,34岁.因间断腹泻、脓血便2年,加重伴发热、皮肤溃疡1周于2007年1月25日入院.入院前2年因饮食不当而出现腹泻,黄稀便每日10余次,偶见少量脓血,持续2～3 d,自服中药缓解,平均每月发作1次.2005年曾经结肠镜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累及全结肠、直肠)".近1年常于下肢出现绿豆大小的脓疱,局部应用激素软膏可结痂痊愈.患者于入院前10 d右下股内侧和头顶部先后出现黄豆大小的红色丘疹,顶部针尖大白色脓疱,自行应用激素类软膏无好转,继而破溃糜烂,中央坏死,1周内溃疡扩大,脓性分泌物多,有恶臭,触痛致跛行.脓血便加重,每日10余次,出血量10～40 ml/次,伴脐周绞痛,里急后重,发热,食欲不振。

患者女,61岁,因腹胀、间歇性腹痛伴体质量进行性下降5年,加重3个月于2006年11月29日入院.患者5年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腹部不适、腹胀,进脂餐后症状明显,无恶心、呕吐.此后症状反复发作,2003年因腹痛、腹胀行B超检查提示胆囊有胆固醇结晶,给予消炎利胆药后症状无改善.此后患者体质量进行性减轻,至2005年下降15 kg而再次入住他院,胃镜(-),B超示胆囊息肉,肠镜示结肠息肉并予套切,腹部平片及小肠造影无异常.出院后出现腹胀、腹痛,嗳气发作频繁,且进食后加剧,无纳差但惧食,肛门排气减少,大便3～7 d解1次。

患者男,50岁,因突发腹痛,解血便3 d入院.患者在出差第3天晚无诱因下突发左上腹持续性绞痛,无放射痛,痛时大汗淋漓伴恶心,无呕吐,随之解稀便7次,带暗红色血性液体,量约100 ml/次,排便后腹痛无明显缓解,无里急后重,立即到当地医院治疗,予"氧氟沙星"静脉输液及止血治疗2 d,病情无明显好转而回长沙治疗.起病以来,无发热、盗汗,精神食纳欠佳.患者既往体健,但常有间歇性腹泻、便秘交替史,服用抗生素可自行缓解,发病前2个月内未使用抗生素。

脆性组氨酸三联体(FHIT)基因是近年发现的抑癌基因之一,有研究表明胃癌中存在较高频率的FHIT基因转录异常和(或)FHIT基因表达降低或缺失,提示FHIT基因异常表达可能与人类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本研究通过脂质体转染技术,将FHIT基因转染到有FHIT基因表达缺失的MGC-803胃癌细胞株,观察FHIT表达对肿瘤细胞生长和化学治疗敏感性。

近年来,钾通道与癌的相关性研究受到广泛重视[1].Eag1钾通道(etherà go-go,Kv10.1)为延迟整流电压门控钾通道,已被证实具致癌性[2],可作为潜在的癌症诊断和治疗工具。

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甘肃省是我国胃癌高发区,而以河西地区最为高发.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胃癌调整死亡率比70年代增长58%[1].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镜技术逐渐应用于甘肃省各级医院,并成为恶性肿瘤诊断的主要手段,同时也为上消化道恶性肿瘤普查或筛查提供重要方法.本研究选取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河西地区东部)、武威市肿瘤医院(河西地区中、东部)以及酒泉市医院(河西地区西部)胃镜检查患者相关临床和病理资料,统计分析河西地区胃癌发病状况及可能的演变趋势。

目前反流性食管炎(RE)发生率逐年增高,已成为我国临床上的多发病和常见病.本文对10例正常食管组织,50例RE组织和9例食管鳞癌组织中p16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进行对照检测,以探讨反流性食管炎和食管鳞癌间的可能相关性。

国内、外大量临床研究表明,淋巴结转移程度是影响早期食管癌预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根据早期食管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程度,对潜在的高危人群给予术后辅助化疗,以降低复发率,改善预后[1,2].大量研究表明,在判断进展期食管癌预后时以阳性淋巴结个数为标准的方法要优于以转移淋巴结解剖位置为标准的分期法[3]。

急性肺损伤是急性胰腺炎时最常见的胰外并发症,常进展为呼吸窘迫综合征,是患者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本实验通过建立大鼠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模型后,给予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1抑制剂宾达利(Bindarit)进行干预,探讨SAP的发病机制,观察宾达利对SAP相关肺损伤的治疗效果。

近几十年来由于我国人群饮食结构的改变,高脂血症已成为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的常见病因之一[1].治疗高脂血症性AP以降低血清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浓度为主.近年来我们使用二次膜分离血浆置换(double filtration plasmaphersis,DFPP)方法治疗高脂血症性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现分析报道如下。

肠易激综合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消化系统常见病,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IBS的主要症状是腹胀、腹痛和大便习惯改变,这些与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SIBO)的表现相似[1].我们应用氢呼气试验(hydrogen breath test,HBT)检测31例IBS患者,旨在研究SIBO与IBS的关系及应用抗生素根除SIBO能否改善IBS患者胃肠道症状。

双气囊小肠镜自2001年应用以来,已成为一种有效的小肠疾病检查方法[1].自2004年12月以来,我院对32例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行双气囊小肠镜检查,检出23例疑有小肠疾病且有手术适应证的患者,行手术治疗,术中再次行小肠镜检查,记录病变性质及数量。

肝细胞、库普弗细胞等表达多种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其信号传导通路及基因多态性在多种炎性损伤中起重要作用[1].本研究探讨中国汉族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TLR2表达及其基因多态性与肝硬化内毒素血症损伤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