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 第44卷第10期

鼻咽癌是我国华南地区最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是危及当地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数十年来广大医务工作者为攻克鼻咽癌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索.1957年中山医学院的谢志光和梁伯强教授在广州举行了关于鼻咽癌诊疗的学术研讨会,于1961年倡议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召开了首届全国鼻咽癌学术会议,启动了对鼻咽癌诊断治疗的生物学、流行病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全面的学术研究[1].随着现代医学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CT和MRI应用于鼻咽癌诊断以来,对鼻咽癌及其侵犯范围的显示准确率明显提高,因此,影像学检查在鼻咽癌的临床分期和治疗随访工作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精确放射治疗技术快速发展以及MRI技术进一步提高,目前鼻咽癌的5年总生存率由50%提高至68%～83%[24].为此,本刊组织了关于<鼻咽癌2008分期方案>的解读[5]和鼻咽癌影像学研究重点号,介绍鼻咽癌临床分期的历史和重要性。

鼻咽癌好发于东南亚,也好发于我国南方地区(包括广东、香港、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移居的中国人,具有明显的种族和地域分布特点[1],因此,提高鼻咽癌的诊治水平对提高中国人及华裔的健康水平具有深远的意义.近年来,影像学技术飞速发展,放射治疗技术尤其是调强放射治疗技术(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日趋成熟,对鼻咽癌生物学行为的认识不断提高,影响鼻咽癌分期的预后因素不断变化,鼻咽癌分期系统不断发展,放、化疗联合应用已逐步成为鼻咽癌的标准治疗方案,这些进步既提升了鼻咽癌的诊断、分期和治疗水平,也明显提高了鼻咽癌局部控制率和5年总生存率[2-6].尽管如此,鼻咽癌影像学的检查、诊断规范以及相关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深入研究。

肿瘤分期的目的是通过临床客观检查明确肿瘤的病变范围、指导合理治疗方案的制定、评估疗效及预后,同时又便于不同国家、不同单位间的学术交流.其中肿瘤分期又分为基于临床检查为基础的临床分期(clinical staging)和根据手术标本的组织病理学检查为基础的病理分期(pathologic staging)2种.由于放射治疗是鼻咽癌的主要治疗方法,因此鼻咽癌的分期以临床分期为主。

目的 应用MRI探讨鼻咽癌侵犯周围结构的规律及其与肿瘤T分期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1573例经病理证实的鼻咽癌初诊患者,根据2008年鼻咽癌T分期,观察鼻咽癌向周围结构侵犯的MRI表现和规律.对鼻咽癌周围不同方向结构的侵犯率均采用Z检验分析.结果 鼻咽癌对周围结构的侵犯:咽颅底筋膜1299例(82.58%)、咽旁间隙1090例(69.29%)、鼻腔304例(19.33%)、口咽49例(3.12%)、颈动脉间隙514例(32.68%)、翼内肌661例(42.02%)、翼外肌210例(13.35%)、颅底骨质943例(59.95%)、颅神经630例(40.05%)、鼻窦242例(15.38%).T分期分布:T1期为242例(15.38%),T2期为288例(18.31%),T3期为410例(26.06%),T4期为633例(40.24%).鼻腔受累的病例中90.46%(275/304)合并T3以上的结构受累;口咽受累均伴有T3以上结构受累;翼内肌受累的病例中69.14%(457/661)伴有T4结构侵犯;鼻窦受累的病例中92.15%(223/242)伴有T4结构侵犯.鼻咽癌侵犯周围结构的模式为向侧方(1299例)多于向上(943例)侵犯(Z=14.025,P＜0.01);向侧方侵犯多于向下(49例)(Z=45.032,P＜0.01);向上侵犯多于向下(Z=34.301,P＜0.01);向前侵犯(304例)多于向下(Z=14.404,P＜0.01).结论 鼻咽癌侵犯周围结构的模式为向侧方侵犯多于向上;向侧方侵犯多于向下;向上侵犯多于向下;向前侵犯多于向下。

目的 研究鼻咽癌2008年分期、1992年分期及2002年国际抗癌联盟(UICC)分期3种方法的区别,并探讨2008年分期方法改变的依据.方法 对285例病理确诊的鼻咽癌进行回顾性分析,以3种不同的分期方法分别进行分期,对比分期结果,率及构成比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 纳入统计的285例中,采用2008年分期时,T分期T1期66例、T2期84例、T3期72例、T4期63例,N分期N0期12例、N1期48例、N2期169例、N3期56例,临床分期Ⅰ期5例、Ⅱ期30例、Ⅲ期141例、Ⅳ期109例;采用2002年UICC分期法时,T分期T1期66例、T2期83例、T3期55例、T4期81例,N分期N0期26例、N1期50例、N2期201例、N3期8例,临床分期Ⅰ期6例、Ⅱ期40例、Ⅲ期153例、Ⅳ期86例;采用1992年分期法时,T分期T1期62例、T2期91例、T3期71例、T4期61例,N分期N0期26例、N1期189例、N2期61例、N3期9例,临床分期Ⅰ期6例、Ⅱ期110例、Ⅲ期98例、Ⅳ期71例.2008年与1992年分期结果比较,T分期3例上升,9例下降;N分期216例上升,1例下降;临床分期121例上升,2例下降.2008年分期与2002年UICC分期结果比较,T分期8例上升,27例下降;N分期77例上升;临床分期54例上升,20例下降.对各期构成比的差异进行χ2检验,结果显示,T分期3种分期法间总体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916,P=0.329),N分期3种分期法间总体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75.169,P＜0.0125),临床分期3种分期法间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515,P＜0.0125).结论 鼻咽癌2008年分期以MRI为依据,操作更简便,明确了一些模糊的解剖结构,与以往分期法结果比较,主要对N分期影响较大且以升级为主,从而影响到最终的临床分期,并使分期构成比发生一定改变。

目的 评价MRI与CT检查在鼻咽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并对鼻咽癌2008年分期、1992年福州分期及2002年国际抗癌联盟(UICC)分期系统进行比较.方法 分析76例鼻咽癌初诊患者MRI和CT影像资料,依据2008年分期以MRI为标准,评价MRI与CT对鼻咽癌新分期的差异.并以MRI为标准,比较鼻咽癌不同分期系统间的差异.MRI与CT对肿瘤侵犯范围比较采用McNemar法检验.结果 MRI判断鼻咽癌翼内肌(22例)、翼外肌(15例)、颅底(35例)及颅内(11例)侵犯方面与CT(分别为24、11、32、6例)存在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MRI在判断咽旁间隙侵犯(50例)、咽后组淋巴结转移(48例)、T1期(18例)、T2期(15例)、N0期(18例)、N1期(33例)上,与CT(分别为61、23、11、22、24、27例)不一致者分别为11例、25例、7例、7例、6例及6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T多显示的11例咽旁间隙侵犯,MRI证实5例为咽旁间隙受压,6例为咽后组淋巴结转移,而MRI较CT共多显示咽后组淋巴结转移25例,以上2点为引起T、N分期差异的主要原因.鼻咽癌2008年分期与1992年分期比较,T分期上升9例,下降1例,N分期上升16例,临床分期上升15例,下降1例;与2002年UICC分期比较,T分期上升7例,N分期上升10例,临床分期上升12例.结论 与鼻咽癌2008分期规定的MR检查比较,CT在显示病变咽旁间隙侵犯及咽后组淋巴结转移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1992年分期及2002年UICC分期,鼻咽癌2008分期主要使肿瘤T、N分期上升、临床分期上升。

目的 前瞻性地探讨背景抑制扩散加权成像(DWIBS)评价头颈部鳞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对20例经颈部淋巴结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头颈部鳞癌患者(舌癌5例、鼻咽癌5例、喉癌3例、口底癌3例、口咽癌1例、喉咽癌1例、面颊癌1例和唇癌1例)进行颈部常规MR和DWIBS扫描,测量淋巴结的ADC值,选定鉴别转移性和良性淋巴结的最佳ADC阈值,并比较DWIBS与常规MRI显示和诊断转移性淋巴结的能力.两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常规MR检查计数淋巴结共101枚,诊断转移性淋巴结58枚;常规MRI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78%(47/60)、特异度为81%(44/54)、准确度为80%(91/114)、阳性预测值为82%(47/57)、阴性预测值为77%(44/57).DWIBS计数淋巴结共114枚,转移性淋巴结(60枚)的平均ADC值为(0.945±0.122)×10-3mm2/s,低于良性淋巴结(54枚)的平均ADC值(1.210±0.151)×10-3 mm2/s(t=-10.354,P＜0.01).以1.090×10-3 mm2/s作为ADC阈值,诊断颈部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8%(53/60)、80%(43/54)、84%(96/114)、83%(53/64)和86%(43/50).结论 DWIBS有助于诊断头颈部鳞癌的颈部淋巴结转移,较常规MRI可提高其检出率。

目的 探讨以眼科症状首诊的鼻咽癌患者的MRI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22例鼻咽癌患者Ⅲ、Ⅳ和(或)Ⅵ组颅神经侵犯的临床及MRI表现.结果 22例鼻咽癌患者病变均沿眼运动神经走行分布区浸润扩散.22例患者中复视者14例.发生外展神经、动眼神经和滑车神经不全麻痹者分别为12例(16侧)、6例(7侧)和3例(4侧).MRI表现:海绵窦受累表现为增厚型(8例共10侧)或肿块型(14例共16侧);眶上裂扩大4例4侧,眶上裂软组织信号影9例共10侧;眼外肌受累8例共10侧,表现为眼外肌增粗、周围脂肪间隙模糊伴异常强化;10例动态增强扫描显示鼻咽部病变与海绵窦、眶内病变的动态增强扫描曲线一致,均表现为速升平台型.结论 眼运动神经损害是鼻咽癌的首诊症状之一,应用MR检查可以明确诊断。

目的 分析小甲状腺癌的CT表现,探讨其CT征象.方法 对40例CT平扫及增强扫描后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直径在1.0～2.0 cm的小甲状腺癌的CT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1)38例为单发癌灶,2例为双侧双发癌灶;2例合并对侧结节性甲状腺肿,1例合并对侧甲状腺腺瘤;(2)边缘光整,包膜完整者8个病灶;边缘不光整,包膜不完整者34个病灶,但未见明显周围软组织及重要器官侵犯;(3)病灶平扫密度均匀或较均匀,未见明显出血或坏死囊变区;病灶内伴钙化者30个病灶,钙化形态各异,以砂粒状多见(20个病灶),也可见不规则结节状、蛋壳状或桑椹状钙化;(4)增强后41个病灶明显强化(强化幅度＞40 HU,CT值在90～140 HU之间),其中38个病灶均匀强化,3个病灶中央强化明显,边缘可见一环形低密度影,呈镶嵌征;(5)伴颈部淋巴结肿大者24例(60.0%),可呈实性、囊实性或囊性,增强后可呈均匀明显强化、不规则环形强化或壁结节样强化;8例淋巴结内可见砂粒状、结节状或蛋壳状钙化.结论 砂粒状钙化、甲状腺包膜不完整、强化明显的甲状腺实性结节及伴钙化、囊变、实性部分明显强化的颈部肿大淋巴结为小甲状腺癌较为特征性的CT表现。

目的 采用1H-MRS定量分析肝硬化患者肝移植前后脑代谢的变化.方法 选取37例肝硬化患者(患者组)和22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进行神经心理学测试及点分辨自旋回波波谱序列(PRESS)MRS,并于肝移植术后1、3个月对18例患者进行随访,测量数字连线试验(NCT-A)、数字符号试验(DST)、符号数字试验(SDT)等神经心理学各指标及后扣带回、左侧基底节MRS各代谢物的含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对照组和患者组术前的神经心理学、MRS各参数;利用方差分析统计肝移植前后神经心理学测试、MRS的变化;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各时间点扣带回和左侧基底节MRS各指标与神经心理学测试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1)移植术前患者组与对照组比较,后扣带回N-乙酰天冬氨酸(NAA)/肌酸(Cr)、胆碱(Cho)/Cr、肌醇(mI)/Cr、谷氨酸复合物(Glx)/Cr分别为1.96±0.21和1.73±0.12、0.65±0.12和0.83±0.09、0.41±0.14和0.72±0.11、2.37±0.38和1.92±0.32,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5.42、5.96、8.62、-4.72,P值均＜0.01);基底节Cho/Cr、mI/Cr、Glx/Cr分别为0.63±0.16和0.77±0.10、0.38±0.17和0.53±0.21、1. 70±0.36和1.29±0.3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64、3.07、-4.58,P值均＜0.01);(2)患者组的NCT-A测试时间[(5 8.17±19.12)s]明显长于对照组[(37.68±8.0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14,P＜0.01);而DST[(36.67±9.91)分]及SDT[(31.67±9.49)分]成绩明显低于对照组[(55.36±9.27)、(50.73±8.3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4.60、4.65,P值均＜0.01).移植术后1个月患者组NCT-A、DST、SDT分别为(53.06±12.71)s、(41.89±8.17)、(37.44±7.68)分,术后3个月分别为(35.72 ±5.20)s、(54.39±5.69)分、(49.39±5.65)分,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33.554、85.772、83.061,P值均＜0.01).(3)术后1个月患者组后扣带回NAA/Cr、Cho/Cr、mI/Cr、Glx/Cr分别为1.79±0.19、0.90士0.14、0.39±0.15、1.86士0.32,术后3个月分别为1.66±0.18、0.92±0.08、0.71±0.10、1.75±0.25,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12.658、38.178、75.186、19.420,P值均＜0.01).术后1个月患者组基底节Cho/Cr、mI/Cr、Glx/Cr分别为0.81±0.08、0.47 ±0.25、1.30 ±0.20,术后3个月分别为0.80 ±0.09、0.61±0.27、1.23±0.25,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9.447、8.027、17.952,P值均＜0.01).(4)术前扣带回的mI/Cr与NCT-A及DST、SDT之间具有相关性(r值分别为0.743、0.597、0.615,P值均＜0.01).结论 肝硬化患者脑代谢异常是可逆性的,后扣带回mI/Cr可作为监测肝移植后脑代谢恢复状况的指标。

目的 探讨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DG)PET-CT鉴别诊断心脏、心包病变良恶性的可行性.方法 对23例经病理或临床证实的心脏、心包良恶性病变进行18F-FDG PET-CT扫描,其中恶性病变13例,良性病变10例.测得病灶、心腔(血本底)的最高标准摄取值(SUVmax)及SUVmax病灶/SUVmax心腔比值(lesion/blood),并观察病灶的内部密度及与周围组织关系.采用两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分析SUVmax及SUVmax lesion/blood良恶性病灶中有无统计学差异.同时分别计算出CT、PET-CT鉴别诊断心脏、心包病变良恶性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结果 良性病变及恶性病变SUVmax中位数分别为1.5和6.5,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601,P＜0.01).良性、恶性病变的SUVmax lesion/blood分别为0.9和3.4,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600,P＜0.01).病灶SUVmax值以3.5～4.0或SUVmax lesion/blood值以1.3～2.0为PET-CT鉴别心脏、心包病变良、恶性的最佳临界值.单独CT及PET-CT鉴别诊断心脏、心包病变良恶性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6.9%(10/13)、100.0%(10/10)、87.0%(20/23)、100.0%(10/10)、76.9%(10/13)和100.0%(13/13)、90.0%(9/10)、95.7%(22/23)、92.9%(13/14)、100.0%(9/9).结论 18F-FDG PET-CT可用于鉴别诊断心脏、心包病变的良、恶性,并为较为准确的鉴别诊断手段。

目的 探讨肾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EAML)的CT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10例EAML患者的临床资料及CT图像,10例均行平扫及增强检查,观察影像表现特征.结果 肿瘤平扫呈相对高密度、向肾外突出、乏脂肪;增强明显不均性强化(快进慢出)、瘤体较大但无分叶、包膜完整,多与肾分界清晰;其内常有轻度变性坏死区.镜下见密集分布的上皮样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示黑色素瘤相关抗原(HMB45)均为阳性、上皮膜抗原(EMA)均为阴性.结论 EAML的CT表现有一定的有助于定性诊断的特点,与病理结构明显相关。

目的 探讨DR胸部摄影的适宜检查参数.方法 选择73、90、125 kV分别代表低、亚高、高kV,分别选择感度200、400、800以及各级感度±4微调,使用自动曝光控制(AEC)模式对内嵌有CDRAD 2.0的胸部体模曝光,记录每次曝光的剂量面积值(DAP).应用CDRAD 2.0配套分析软件Artinis CDRAD Analyzer 1.1自动分析每次曝光的图像质量(IQFinv)值.选择10名志愿者进行73 kV,S800-2;90 kV,S800+2;125 kV,S400+2,3种组合曝光,由2名医师进行评分,记录其DAP值,所得数据应用SPSS12.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1)3种组合志愿者曝光图像质量评分73、90、125 kV分别为(2.7±0.5)、(2.9±0.3)、(2.8±0.4)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587,P＞0.05).73、90、125 kV的DAP分别为(29.1±7.9)、(30.5±4.5)、(40.4±7.6)mGy·c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803,P＜0.01).(2)3种kV体模曝光DAP值随着感度的增高而下降.每级感度间,DAP值相差11%;相同感度等级,DAP值73 kV＞90 kV＞125 kV.(3)3种kV体模曝光IQFinv 值均随着感度的增高而下降,相同曝光剂量下,IQFinv值73 kV＞90 kV＞125 kV.结论 90 kV与感度S800+2～S800+4组合是DR胸部X线摄影较为适宜的检查参数。

目的 通过梯度回波采样自旋回波序列(GESSE)测量脑组织R2'值与传统梯度回波序列(GRE)间接测量R2'值的方法在正常志愿者内进行比较,初步评价该序列的稳定性及重复性.方法 8名正常健康志愿者,平静状态下进行头颅单层GESSE序列和该层面T2图(T2 map)和有效横向弛豫时间图(T2*map)扫描.1 d之后,再重复进行相同层面的上述序列扫描.应用北大医院和北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共同自主开发的软件对GESSE序列原始图像进行后处理得到R2'图(R2'map)及氧摄取分数图(OEF map),将左、右大脑半球等分为前、中、后3个区域,测量该区域R2'值和OEF值;T2 map及T2*map的数据在Functool工作站上进行后处理得到自旋-自旋弛豫率图(R2 map)和表观自旋-自旋弛豫率图(R2*map),利用公式计算得到R2'值(R2'=R2*-R2,R2*=1/T2*,R2=1/T2),ROI测量方法及部位同GESSE序列.通过配对t检验比较GESSE序列及传统序列2次测得R2',初步评价该序列的稳定性,通过配对t检验比较GESSE序列前后2次扫描得到的OEF值,初步判断该序列测量OEF值的重复性.结果 GESSE序列前后2次扫描得到的R2'值分别为(4.21±0.92)、(4.45±0.94)Hz,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83,P＞0.05).前后2次传统方法得到R2'平均值分别为(7.37±1.47)、(6.42±2.33)Hz,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80,P＜0.05),第1次GESSE序列和传统方法所测R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71,P＜0.05).GESSE序列前后2次所测OEF值分别为0.327±0.036和0.336±0.0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8,P＞0.05).结论 在正常被试者中GESSE序列测量R2'值与传统方法相比稳定性较好.GESSE序列测量的OEF值重复性较好.该技术有进一步临床应用的前景。

目的 探讨高场MR下肢动脉增强造影(contrast-enhanced MRA,CE-MRA)使用较低剂量对比剂的可行性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应用3 T MR仪,测定对比剂Gd-DTPA浓度(0.5～6.0 mmol/L)与CE-MRA信号强度的关系.选定临床可能应用的浓度值(0.5、1.5、2.5、4.0 mmol/L),对人造血管狭窄模型进行CE-MRA扫描并与DSA相对比,依据管腔表现能力初步确定适合于临床应用的对比剂低剂量范围.之后选用较低剂量13 ml Gd-DTPA(相当于1.1～1.3 mmol/L血液浓度)对78例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进行了三段法CE-MRA扫描,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价,并对小腿动脉狭窄诊断率及其静脉污染影响程度进行了Fisher's确切检验.将其中有DSA检查的22例按照不同动脉节段(共220节段)及狭窄程度(划分为4级)与DSA结果进行了Kappa一致性检验.结果 Gd-DTPA在0.5～6.0 mmol/L范围内,浓度与信号强度呈线性正相关,应用较低浓度(1.5 mmol/L)Gd-DTPA进行CE-MRA可获得血管模型狭窄信息.临床数据分析表明低剂量对比剂对于膝以上动脉成像可诊断率达97.4%(76/78),膝以下动脉造影质量受静脉污染显著影响,污染存在与否其诊断率分别为20.0%(31/155)及43.2%(67/155)(P＜0.01).22例患者以DSA为标准,CE-MRA诊断狭窄的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96.0%(168/175)及73.3%(33/45)(K=0.72,P＜0.01);但膝以下动脉诊断符合率(K值0.43～0.63)低于膝以上动脉(K值0.75～0.82).结论 低剂量13mlGd-DTPA可以应用于临床下肢动脉狭窄性病变的CE-MRA检查,并且与DSA相比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度及特异度,但小腿静脉污染是CE-MRA检查中需要克服的缺陷。

目的 评价有关兔软组织VX2肿瘤血管生成的2个病理学指标,即微血管密度(MVD)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水平与MR动脉自旋标记(ASL)灌注成像所测血流量(BF)值的相关性.方法 将VX2肿瘤接种于18只新西兰兔右侧后腿肌肉内,3～4周后对实验兔行ASL灌注成像检查.所得图像被传输到一台独立的计算机进行处理,生成BF参数图,测量在肿瘤内所选2～4个ROI的BF值.随后处死实验用兔,获取肿瘤标本,在与ASL灌注图像上的ROI相对应的非坏死部分进行取材,对所获肿瘤组织行CD31和VEGF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然后测量其MVD和VEGF表达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评价VX2肿瘤组织的MVD和VEGF表达水平与BF值的相关性.结果 BF参数图显示存活肿瘤组织与肌肉相比呈明显的高BF值,部分肿瘤内可见血流灌注缺失区.显微镜下,CD31抗体标记染色的微小血管呈棕黄色染色区域;VEGF染色阳性者则表现为胞质内出现棕红色的区域.共分析了39块VX2肿瘤组织,其BF(M值为6.4 ml·100 g-1·min-1)与肿瘤的MVD(M值为6.8条/个视野)呈显著正相关(r=0.906,P＜0.01),与VEGF表达水平(M值为8%)无明显相关(r=0.116,P=0.483).结论 BF值通过反映肿瘤的MVD可用于评价肿瘤的血管生成情况,从而帮助判断其预后并指导治疗。

目的 探讨巨噬细胞活性成像(MAI)对多发性硬化(MS)模型大鼠脑和脊髓病灶的诊断价值.方法 20只正常Lewis大鼠用数字表法随机分成实验组15只,对照组5只.应用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多肽35-55(MOG35-55)致敏实验组大鼠制备MS动物模型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大鼠首次急性发病后第3天行MR检查.分别对大鼠脑和脊髓行T2WI、T1WI和Gd-DTPA增强T1WI的三维容积扫描.经大鼠尾静脉注入超微超顺磁性氧化铁(USPIO)24 h后行USPIO增强T2WI(即MAI).利用工作站专业软件获得大鼠脑和脊髓冠状面、横断面和矢状面的重组图像,并与常规图像进行比较.结果 成功建立MOG35-55-EAE模型大鼠15只.MOG35-55-EAE大鼠急性发病期相关的中枢神经系统病灶多数分布在脑内(58/63),少数位于脊髓(5/63).常规MRI上病灶表现为T2WI高信号、T1WI低信号,部分出现Gd-DTPA强化.在MAI图像上病灶呈低信号,部分USPIO强化病灶在T2WI上呈等信号,病灶的USPIO强化与Gd-DTPA强化表现不完全一致.T2WI(14/15)和MAI(13/15)对MOG35-55-EAE大鼠急性期病灶的敏感度高,两者联合对病灶的检出率高达100%(15/15),增强T1WI的敏感度相对较低(7/15).对照组大鼠MAI未见异常.结论 MAI弥补传统MR检查技术的不足,能监测EAE的炎症反应,与常规T2WI联合能提高MOG35-55-EAE大鼠病灶的检出率;Gd-DTPA增强能显示EAE血脑屏障破坏的早期活动性病灶,MAI与之联合成像对EAE病灶的诊断和监测有互补作用。

目的 研究MSCT、MRI、SPECT对中华小型试验猪急性心肌缺血模型的显示效果.方法 中华小型猪共6只,所有试验猪接受MSCT扫描1次后结扎前降支中远段,在结扎后2、4、6、8 h内,每2 h MSGT扫描1次.术后24 h内进行MR、SPECT及再次完成MSCT扫描各1次,最后处死动物行病理检查.使用重复测量因素的方差分析,比较左心室前壁首过灌注减低区域与左心室侧壁首过灌注无减低区域的首过灌注CT值从术前至术后2、4、6、8、24 h的变化;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术前及术后2、4、6、8、24 h的心功能变化;使用配对t检验分析比较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染色病理、MSCT、MRI相互间测量梗死面积的百分比.结果 术中死亡动物1只,完成检查5只.术后2、4、6、8及24 h的MSCT动脉期减低区域,术后24 h SPECT显示的灌注减低区域,MRI显示的首过灌注减低区,病理显示的心肌梗死大致范围均位于左心室前壁.3只试验猪4～8 h的MSCT延迟扫描出现灌注减低区域边缘强化.动脉期灌注减低区域的术前与术后各时间段的CT值分别为75.9、36.4、35.2、37.8、37.4、33.3 H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2.341,P＜0.01),术后各时间段间的CT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F=2.278,P=0.792).术前及术后2、4、6、8、24 h的每搏输出量(SV)平均容积分别为21.7、11.9、10.3、11.4、12.3、12.6 ml(F=22.349,P＜0.01);收缩末期(ESV)平均容积分别为15.2、23.4、25.0、24.4、25.3、22.8ml(F=8.810,P＜0.01);舒张末期(EDV)平均容积分别为37.0、35.4、35.0、35.7、37.6、37.5 ml(F=2.339,P=0.079);射血分数(EF)平均依次为58.9%、33.8%、29.0%、31.9%、32.6%、33.5%(F=27.240,P＜0.01),除EDV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只猪测得的梗死面积占所测层面整个心肌比例分别为MSCT(39.4±12.6)%、MRI(37.2±10.0)%,TTC(35.9±9.6)%.TTC与MSCT(t=0.612,P=0.574)、TTC与MRI(t=0.820,P=0.458)、MSCT与MRI(t=0.425,P=0.692)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MSCT动脉期、MRI首过灌注、SPECT显示梗死区域与TTC染色梗死部位均位于左心室前壁.MSCT动脉期与MRI首过灌注显示的低灌注面积与TTC染色梗死面积有很好的相关性.急性心肌缺血后24 h内缺血心肌密度、心功能没有随时间发生变化。

心脏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惟一理想方法,而其中移植心脏血管病变(cardiac allgraft vasculopathy,CAV)是心脏移植术后最难处理的并发症之一[1].因移植心脏处于去神经状态,故患者心肌缺血或心肌梗死相关的心绞痛症状不明显,所以每年均需做血管造影随访或心肌活检等.常规冠状动脉造影(CCA)是诊断冠状动脉病变的金指标,但属于有创检查、价格昂贵,反复检查不易为患者接受,而且已被证明对CAV的敏感性低[2].笔者应用64层MSCT对11例心脏移植术后的患者进行检查,探讨其对移植心脏病变的显示及临床诊断价值。

纵隔积气,亦称纵隔气肿,指气体积聚于纵隔结构的周围.Macklin效应是纵隔积气的一种重要原因,文献报道较少[1-4].笔者复习了2004年6月至2009年6月广东省连平县第二人民医院240例胸部闭合性损伤的CT图像,发现Macklin效应9例,现报道如下。

震级和烈度较强的地震会在短时间内造成重大伤亡,影响地区广泛,而地震是不可准确预测的,因此医院有必要针对地震医疗应急救援制定相应的应急机制.目前国内放射学界尚无关于建立放射科地震应急机制的研究.笔者旨在以我院放射科在汶川地震医疗救援中的经验探讨放射科地震应急预案的建立。

先天性无痛无汗症又称遗传性感觉和自主神经障碍Ⅳ型,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报道1例如下. 　　患儿男,3岁2个月,因右膝关节肿胀20 d于2009年5月4日入院.体检:右膝关节处肿胀,于膝关节前内侧可触及软组织包块,无移动,界限不清;右足肿胀.患儿无疼痛,用针刺全身各部位均无痛感.碘发汗定性试验和热发汗定性试验均证明无汗.既往史:其母陈述患有无汗症3年,全身各部位不出汗,反复发热。

患儿女,出生后1个月发现右眼较左眼突出.此后眼球突出逐渐加重,眼部无红肿、发热,无外伤史.2010年3月11日入院检查:右眼泪腺区肿大,泪囊区按压无脓性分泌物反流,眼球活动无受限.MR检查:右眼球后椭圆形占位,边界清(图1,2),T1呈低信号,T2呈高信号.CT检查:右眼球后肌锥内可见一低密度肿块影,边缘光滑完整,有包膜,大小约26mm×17 mm,平扫CT值约为8 HU,包绕视神经(图3,4).于2010年3月27日行手术治疗,术中见眶内上方眼球后囊性肿瘤,空针穿刺后,瘤内抽出约3 ml清亮液体,取少量囊皮送检.病理诊断:视神经鞘蛛网膜囊肿(arachnoid cyst of the optic nerve)。

患者女,14岁,发现外阴肿物1周,于2009年8月入院.患者尿频2年余,加重伴排尿困难、尿不尽4个月,终末肉眼血尿伴右侧腰背部间断性胀痛20 d.体检:下腹部稍隆起,可触及直径约10 cm肿物,质硬,固定,轻压痛,外阴部可见一肿物自尿道口突出,约3.0 cm×1.5 cm×1.5 cm大小,呈暗紫红色,触诊为囊实性,张力高,无压痛.实验室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患者男,23岁.黑便2 d,突发大呕血1 d入院.既往无肝硬化及上消化道溃疡病史.体检:心率156次/min,血压70/40 mm Hg(1 mm Hg=0.133 kPa),贫血貌、神情淡漠、脉搏细弱、皮肤苍白.腹软,剑突下压痛,肝脾不大,肠鸣音亢进.实验室检查:红细胞3.5×1012/L,血红蛋白78 g/L,血小板58×109/L.胃镜检查:胃底体交界处前壁可见一线样喷射状出血灶,灶旁见血凝块形成,胃内可见大量新鲜血液.行内镜下注射治疗及钛夹止血后,出血未止。

患者男,42岁,6个月前出现进食梗阻感,饮水可缓解,近来症状未加重,无胸闷、气促、胸痛、呼吸困难、咳嗽等不适.来本院体检时胸部正侧位片提示右中纵隔可见一约6.4 cm×2.4 cm×4.6 cm团块影,密度不均,大部分钙化,边界清.食管钡餐造影提示食管中下段长约9 cm的外来弧形压迹.胸部CT示后纵隔见一约4.8 cm×7.6 cm×10.0 cm不规则闭块,密度混杂,大部分为粗大钙化灶,夹杂少许软组织密度影,CT值88～424 HU,增强扫描病灶未见明显强化.胸部MRI示病灶位于后纵隔气管隆突下方,T1WI、T2WI呈等、低混杂信号,边缘不规则,肺动脉主干受压前移.本例术前CT及MRI诊断为后纵隔良性占位,畸胎瘤可能大。

患者男,21岁.左侧大腿后上部被刺伤,左下肢麻木、运动障碍.次日上午在外院行显微手术,术中见股二头肌断裂,坐骨神经干大部分横断,分别行神经干和股二头肌吻合术.2007年5月8日,术后41 d,因"垂足和下肢时有放射性疼痛"来我院骨科就医。

先天性肾积水是小儿泌尿外科的常见疾患,产前超声筛查中胎儿的发生率约为1/500～1/100[1].但是,梗阻性尿路病变最终仅发生于这些被筛查出的患儿中的一部分,而其中许多患儿日后并无进行性肾功能损害,不需要外科治疗.小儿肾积水的原因多为先天性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狭窄导致的梗阻,其次是输尿管远端梗阻.这些梗阻通常是慢性的、部分性的.在临床工作中,小儿肾积水就诊患者基于年龄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前者为产前和(或)产后超声检查发现肾积水,其中仅25%～50%需要外科治疗,而其余患儿长期随访肾功能及积水情况保持稳定或改善缓解[2];后者往往因腹痛、血尿或尿路感染等症状而发现,多需要手术治疗。

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作为一种微创治疗手段,在治疗中晚期肺癌或肺转移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报道[1-2].但是,近几年国外学者将RFA用于治疗Ⅰ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也取得了初步效果[3-4],并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广泛兴趣和重视.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尚无这方面的研究报道,因此笔者根据国外文献就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综述如下,以期对肺癌的综合治疗有所帮助和指导。

最近的研究表明,干细胞和祖细胞可以用来修复或替代缺陷和受损的机体细胞,从而恢复机体的功能[1].基于干细胞和祖细胞移植的细胞治疗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消化和泌尿系统疾病等的治疗。

CT的诞生在探索人类自身奥秘的过程中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而能谱成像的问世让CT完成了从单参数成像到多参数成像的飞跃。单能量图像和基础物质图像的联合临床应用更是有助于疾病的早发现和早治疗，提高疾病的检出率。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知能谱成像理论，挖掘能谱技术在影像诊断中的新成果，《中华放射学杂志》与通用电气医疗集团联合举办“能谱成像技术临床应用与研究征文大赛”。具体如下。

由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关怀与治疗工作委员会艾滋病临床影像学组和《中华放射学杂志》编辑部主办，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华放射学杂志编辑部、广州市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联合承办的“第三届全国艾滋病临床影像学研讨会暨培训班”定于2010年12月10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现开始征文。会议将安排国内外著名影像学专家、学者进行艾滋病影像学新进展专题学术讲座、大会论文交流。

目前医学影像设备发展空前迅速，新设备的临床应用大大提高了影像诊断水平。为了发掘和快速传播先进设备在心、脑血管和外周血管疾病影像诊断中新技术、新成果、新理论，进一步提高疾病的知晓率、控制率和治愈率，降低患病率、致残率、病死率和影像检查的副作用，中华医学会《中华放射学杂志》与飞利浦医疗保健集团将联合举办“影像设备血管成像技术临床应用与研究征文大赛”。

2010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影像提高学习班于2010年7月26—28日在贵阳市贵州省人民医院举行。本次会议由贵州省人民医院主办，大会邀请了来自北京、广州、昆明医学影像学界9名著名专家以及贵州省人民医院放射科4名专家为会议做专题学术讲座，内容涉及神经、呼吸、循环、消化、骨关节系统及儿科影像。

2010年7月17日，GE医疗集团正式在北京发布全新数字x线摄影产品Discovery XR650，这一数字x线摄影系统在临床使用便捷性、准确性和安全性上，都实现了全新的突破，备受业内专家及用户关注。Discovery XR650强调“功能化”和“移动化”，独具特点的“三板移动，三维容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