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49卷第06期

《肺移植全程康复指南》基于循证医学原则和多学科专家共识，围绕术前预康复、围术期重症、术后亚重症及出院后维持性康复四大阶段，整合呼吸治疗、物理康复、营养支持、吞咽功能管理等核心干预措施，最终形成连续性的康复评估与干预路径。指南共纳入14个关键临床问题，形成16条推荐意见，主要涵盖康复评估、个体化康复策略及多学科协作模式等，以促进肺移植受者的功能快速恢复、生活质量改善及长期预后提升，为我国肺移植康复临床实践提供标准化参考。

耐多药结核病（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MDR-TB）与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ifampicin-resistant tuberculosis，RR-TB）是全球结核病防治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MDR/RR-TB的化学治疗仍存在疗程较长、治疗成功率偏低等问题。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在2019年发布了《中国耐多药和利福平耐药结核病治疗专家共识》，为我国MDR/RR-TB的规范化诊疗和临床处置能力提升提供了重要指导。为进一步响应全球循证医学进展，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组织结核病领域专家，制订了《中国耐多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化学治疗指南（2026年版）》。本指南重点围绕耐药结核病定义、短程与长程治疗方案的选择及调整策略、治疗期间的监测、特殊人群的治疗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的规范化管理等方面，提出更新建议及推荐意见，并辅以循证依据、临床疑问及实施建议。本指南共形成14条推荐意见，旨在为MDR/RR-TB的规范化治疗提供坚实的临床证据和决策依据。主要推荐意见如下。推荐意见1：对于14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MDR/RR-TB患者，应采用6个月BPaLM治疗方案，而非 9 个月或更长（18 个月）疗程方案（1B）。推荐意见2：对于伴或不伴氟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的MDR/RR-TB患者（包括全年龄段儿童、妊娠和哺乳期妇女），可采用6个月BDLLfxC治疗方案（1B）。推荐意见3：对氟喹诺酮类药物敏感的MDR/RR-TB患者，可使用9个月全口服治疗方案［4~6Bdq（6m）-Lfx（Mfx）-Pto（Lzd2m）-Cfz-E-Hhigh-dose-Z/5Lfx（Mfx）-Cfz-E-Z］，而非更长疗程（18个月）方案（2B）。推荐意见4：对氟喹诺酮类药物敏感的MDR/RR-TB患者，可使用9个月全口服方案（BLMZ、BLLfxCZ和BDLLfxZ）替代更长疗程（18个月）方案。优先级使用顺序依次为：BLMZ、BLLfxCZ、BDLLfxZ（2B）。推荐意见5：在药物可及性受限时，对于氟喹诺酮类药物及阿米卡星敏感的MDR/RR-TB患者，可使用9~12个月的含注射剂短程治疗方案替代长程（18个月）治疗方案（2B）。推荐意见6：对氟喹诺酮类敏感的MDR/RR-TB患者，也可选用9个月Bdq-Lzd-Lfx-Cfz-Cs方案替代长程（18个月）治疗方案（2D）。推荐意见7：对于接受长程治疗的MDR/RR-TB患者，治疗方案应包含全部3种A组以及至少1种B组药物，以确保治疗初期至少有4种可能有效药物；同时保证停用贝达喹啉后，方案至少包含3种有效药物；如仅能使用1~2种A组药物，则需同时包含2种B组药物。若仅通过 A 组和 B 组药物无法组成有效治疗方案，则应加入C组药物以完善治疗方案（1B）。推荐意见8：对MDR/RR-TB患者实施最佳方案需基于患者可靠的基线药敏试验结果、既往治疗史及临床特征等进行个体化决策。优先选择短程治疗方案，对于不适用短程方案的患者，可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个体化长程方案（GPS）。推荐意见9：短程方案属于固定标准化治疗组合，当患者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时，可以进行剂量调整，但不建议过早停用或替换任何药物（利奈唑胺相关不良事件除外）来修改方案。若因疗效不佳或组合方案中药物无法继续使用时，需经过临床专家组讨论后调整方案（GPS）。推荐意见10：对于接受治疗的MDR/RR-TB患者，需进行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的监测，包括临床症状、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以及胸部影像学检查，必要时进行心电图、听力、视力视野等检查。接受长程治疗方案的患者，若条件允许，最好在治疗期间每月同时开展痰涂片镜检及痰分枝杆菌培养检查以监测治疗效果，接受短程治疗方案者可适当增加监测频率（1B）。推荐意见11：全年龄段儿童及青少年、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及老年人MDR/RR-TB治疗原则与普通MDR/RR-TB患者一致，仍优先选择短程治疗方案（1B）。推荐意见12：MDR/RR-TB和HIV/AIDS共病患者的抗结核治疗方案制定与HIV阴性患者相同，但需要注意抗结核药物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相互作用（1A）。推荐意见13：MDR/RR-TB和HIV/AIDS共病患者，应在抗结核治疗的同时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不考虑CD4+T淋巴细胞计数），最好于8周内启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结核时，应在抗结核治疗开始4周后、8周内启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2D）。推荐意见14：MDR/RR-TB合并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具有抗病毒治疗指征者，应尽快开启抗乙型肝炎病毒治疗，抗结核治疗可同时或待肝功能稳定后尽快启动。合并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建议同时启动抗结核和直接抗病毒药物抗丙型肝炎病毒治疗（2D）。

目的 比较超声面积测量法与膈肌移动度测量法评估脓毒症相关膈肌功能障碍的效能。 方法 选取2024年2月至2025年2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确诊脓毒症的住院患者39例，招募同时期健康志愿者47人作为对照组。利用床旁超声分别测量平静呼吸与深呼吸过程中的胸腔侧面积变化及膈肌移动度，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间各指标差异，并通过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曲线下面积，评估不同呼吸状态下两种测量方法对脓毒症相关膈肌功能障碍（SIDD）的早期预测价值。 结果 （1）平静呼吸状态下，胸腔侧面积变化在脓毒症组［13.42（8.35，19.60）cm2］和对照组［22.02（16.70，31.62）c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214，P=0.001），而脓毒症组膈肌移动度［13.04（10.04，15.80）mm］与对照组膈肌移动度［14.40（10.84，18.80）mm］无统计学意义（Z=-1.258，P=0.208）；深呼吸状态下，脓毒症组的胸腔侧面积变化［29.26（19.08，38.27）cm2］及膈肌移动度［23.21（17.79，27.03）mm］均低于对照组的胸腔侧面积变化［78.96（59.18，106.14）cm2］及膈肌移动度［40.83（31.20，45.82）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平静呼吸与深呼吸状态下超声测量胸腔侧面积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02和0.964，平静呼吸与深呼吸状态下膈肌移动度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579和0.856。 结论 超声面积测量法在基础呼吸状态下即可检测脓毒症相关的早期膈肌功能障碍，且不受患者呼吸配合程度的限制，较移动度测量法具有更广泛的临床应用潜力。在不同呼吸状态下，超声面积测量法的诊断效能均显著高于移动度测量法，展现出更优异的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肺动脉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CNEC）的临床特征、诊断方法及治疗策略，提高临床对该罕见疾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1例以抗凝无效肺栓塞为首发表现的肺动脉LCNEC患者资料，并行系统性文献复习。检索中外数据库，总结其临床表现、病理特征、分子标记及治疗进展。 结果 患者为59岁男性，经肺动脉内膜剥脱术后确诊为肺动脉LCNEC，分子病理提示NRAS外显子3复合突变。患者先后接受EP方案、伊立替康、以及斯鲁利单抗+安罗替尼+替莫唑胺三线治疗，截至末次随访总生存期已超过33个月。文献检索仅纳入1例相似病例，表明该病极为罕见。 结论 原发性肺动脉LCNEC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易误诊为肺栓塞或肺动脉肉瘤。根治性手术联合铂类化疗为主要治疗方式。分子检测可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多线综合治疗可能为患者带来更长的生存获益。

目的 探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诱发肺泡蛋白沉积症（pulmonary alveolar proteinosis，PAP）的临床特征、诊疗要点及转归，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TKI导致该种罕见间质性肺病的认识。 方法 本研究为病例系列研究，收集来自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1例自身免疫性PAP患者，以及对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和PubMed数据库中2025年10月31日前报道的所有PAP进行文献检索，最终纳入4例TKI诱发PAP患者，总结分析5例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影像学资料、病理结果、治疗和临床转归。 结果 5例患者中男性1例，女性4例。使用TKI后诱发PAP的中位发病时间为5个月（1.3~21个月）。原发病包括肺癌2例，血液肿瘤3例。其中3例使用伊马替尼（其中1例先后更换为尼洛替尼、达沙替尼），使用奥希替尼和布格替尼患者各1例。4例患者血清涎液化糖链抗原-6（Krebs von den Lungen-6，KL-6）水平显著升高。3例患者血清抗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macrophag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抗体水平升高，其中1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中GM-CSF水平上升。胸部影像学上，双肺磨玻璃影2例，双肺斑片状渗出1例，典型“铺路石征”2例。5例患者均经肺泡灌洗液细胞学和（或）肺组织病理学明确诊断PAP。治疗上，2例患者PAP未治疗，2例给予全肺灌洗（whole lung lavage，WLL），1例雾化吸入GM-CSF。PAP转归：1例因呼吸衰竭死亡，1例更换TKI药物后因原发病进展死亡，2例症状改善，病情稳定，另有1例预后良好。 结论 TKI治疗肿瘤疾病中，可诱导自身免疫性PAP发生，但相当罕见。当TKI诱发肺部出现间质性肺炎改变，经停药和激素治疗无效时，需要仔细分析胸部影像学特征，并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和（或）支气管镜肺活检明确诊断。本例及文献回顾提示，雾化吸入GM-CSF或WLL可能是治疗TKI诱导的自身免疫性PAP的有效手段。

回顾性分析2024年1月至2025年1月应急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22例难治性支气管胸膜瘘患者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支气管镜下气管支架联合凡士林纱条封堵治疗，其中，中央型瘘口18例［81.8%，直径（5.22±1.96）mm］，周围型瘘口4例［18.2%，直径（1.38±0.75）mm］；单发瘘口20例，多发瘘口2例；合并脓胸14例（63.6%）。比较治疗前后患者气促评分及Karnofsky功能状态（KPS）评分，记录残腔闭合、引流管拔除及并发症情况。随访6~12个月，20例患者实现残腔闭合，中位闭合时间为2.5个月，胸腔引流管拔除中位时间为3个月，气促评分及KPS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改善。2例治疗失败，1例转为开窗引流，1例术后9个月因其他疾病死亡。术后并发1例重度肉芽组织增生，经支架取出后好转。初步结果表明，支气管镜下支架联合凡士林纱条封堵是一种治疗难治性支气管胸膜瘘有效且安全的微创介入方法。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相关高免疫球蛋白E综合征（STAT3-HIES）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的患者病情进展快，易出现全身播散，治疗周期长，治疗后易复发，预后差。部分STAT3-HIES患者合并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ABPA），传统ABPA以糖皮质激素治疗为主要治疗手段，但是STAT3-HIES患者存在免疫功能缺陷，糖皮质激素将进一步抑制免疫功能，亟需探索生物制剂对STAT3-HIES合并ABPA的治疗新方案。本文分享1例口服泊沙康唑+支气管镜下灌注两性霉素B+奥马珠单抗治疗STAT3-HIES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及ABPA的患者，经治疗后患者咳嗽缓解，肺功能提高，黏液栓消失，血清总IgE明显下降。通过本例患者的总结及文献回顾，希望提高对STAT3-HIES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及ABPA的认识并提升治疗手段。

生物靶向药物在重度支气管哮喘的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根据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2025版及我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版）》，对于经高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联合长效β2受体激动剂（LABA）治疗后症状仍控制不佳的患者，推荐将已获批的生物靶向制剂作为附加治疗方案。此外，部分该类药物亦适用于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特应性皮炎、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及变应性鼻炎等过敏性疾病。然而，临床实践中，对于伴有共病的重度哮喘患者，生物靶向药物的精准选择仍面临挑战。尽管生物制剂可显著改善部分重度哮喘患者的预后，但仍有部分患者初始应答不佳，因此生物制剂的转换已成为临床常用策略。本文报道1例先后接受3种生物制剂治疗的重度哮喘合并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通过分析其临床特征演变与治疗方案调整过程，最终明确有效治疗方案，以期为伴有共病的重度哮喘患者生物制剂选择及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作为一种全球高发疾病，与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和交通事故密切相关。当前OSA防治面临三大困境包括公众认知率低、非专科医师筛查意识薄弱以及高比例无症状OSA患者未被及时识别。主动干预对降低公共卫生负担及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本文对主动干预OSA患者的获益、未来的策略及方向进行综述。

肺纤维化是一种高致死率的慢性进行性肺部疾病。目前，传统治疗药物存在生物利用度低、肺部药物浓度低、靶向性差及全身毒性大等问题，肺纤维化临床疗效受限。近年来，纳米技术的发展为其治疗提供了新策略。纳米载体显著提高了肺纤维化的药物递送效率与治疗效果，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因此，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在肺纤维化药物递送中广泛应用的纳米载体，以期为肺纤维化的药物递送提供新的见解。

高碳酸血症作为临床上普遍存在的病理生理现象，在呼吸系统疾病的病理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高碳酸血症与认知障碍的关联日益受到关注。本文通过回顾现有研究，系统梳理了高碳酸血症诱发认知功能损伤的临床特征与多重潜在机制，为临床实践中早期识别、预防及治疗高碳酸血症相关认知障碍提供理论支撑。

纤维纵隔炎（fibrosing mediastinitis，FM）是一种罕见疾病，其主要表现为纵隔内组织器官受压所引起的相关症状。目前，FM的诊疗重点主要聚焦在机械性并发症的处理上，而对其病因学和发病机制的认识仍显不足。FM的病因复杂多样，且不同病因是否通过共通机制致病尚不明确。本文通过系统回顾现有文献，从原发病或合并症的角度出发，梳理常见病因所致FM的潜在发病机制，重点涉及炎症激活、免疫应答及纤维化进程在其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表明，不同病因驱动的FM在发生起始与维持机制上存在差异，提示未来需进一步开展针对特定病因的机制研究，以推动该疾病的精准诊治。

为创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推动结核与呼吸领域学术创新，“《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学术创新大会 2026”于2026年3月27—29日在太原召开。大会汇聚国内顶尖专家，围绕呼吸危重症、结核病、肺部肿瘤、慢性气道疾病、睡眠呼吸障碍等热点领域开展主旨报告、专题讲座及圆桌研讨，全面展示最新研究进展与临床实践成果。会议共征集论文349篇，500余名参会代表参加，在学术交流、青年人才培养及期刊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对引领学科发展、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侵袭性肺真菌病诊断与治疗指南（2025年版）》中隐球菌荚膜抗原（CrAg）诊断定位及肺隐球菌病严重程度分级标准的相关条目进行讨论。本文围绕CrAg在指南中的诊断层级定位、CrAg“敏感度低”表述是否恰当、多发肺结节在轻重分级中的争议，以及基于影像学分级指导两性霉素B治疗的合理性等问题提出商榷意见。旨在为指南条目进一步细化与优化提供参考，以促进临床实践中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决策。

针对读者提出的以下4个问题：CrAg阳性在不同表格与诊断分级中的定位存在不一致；关于“CrAg敏感度低”的表述是否需要区分检测场景；肺隐球菌病轻重分级中“多个小结节”的归类仍存在争议；基于影像学分级是否足以筛选两性霉素B获益人群仍需验证，进行了阐述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