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61卷第12期

在全球近视眼患病率居高不下的公共卫生挑战下，近视前期管理成为近视防控的关键环节。本文通过确定近视前期的理论框架，从重视儿童近视前期管理的必要性、紧迫性、科学性、战略性、经济性和前瞻性入手，系统解析儿童近视前期管理的重要性，提出应重视儿童近视前期的管理，以期指导临床开展工作，为完善标准体系以及构建覆盖近视前期的近视全周期防控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高发、低龄化的严峻趋势，近视早发显著增加高度近视眼及其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因此对远视储备量不足的近视前期儿童进行早期干预，是推动近视防控关口前移的关键。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眼视光学分会联合北京眼视光学会专家，整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临床经验和专家意见，通过文献回顾、专家讨论等方式，经过多轮论证，针对儿童近视前期管理的内容、方法等达成共识性意见，旨在为眼科医务人员开展临床工作提供指导，以提升近视防控效率。

目的 探讨14种人工晶状体（IOL）度数计算公式（IOL公式）计算高度近视眼白内障IOL度数的准确性、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24年1月至2025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中心行白内障摘除手术的高度近视眼白内障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和前房深度进行分组，记录并比较Barrett Universal Ⅱ（Barrett UⅡ）、Kane、正视眼验证光学（EVO）2.0、Pearl-Debellemanière Gauvin Saad（Pearl-DGS）、Hoffer Q Savini Taroni（Hoffer QST）、Cooke K6、Castrop、Zhu-lu、经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后IOL计算公式（Lisa）共9种现代IOL公式，第三代理论公式（SRK-T）、Haigis、Holladay 1、Holladay 2、Hoffer Q共5种传统IOL公式及其分组的预测误差、绝对误差以及绝对误差度数≤0.25、≤0.50、≤0.75和≤1.00 D的患眼比例。使用方差分析、Friedman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Dunn检验、Cochran Q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纳入293例（293只眼）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100例，女性193例；年龄为（57.8±9.9）岁。14种IOL公式绝对误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Hoffer QST的绝对误差最低［0.32（0.14，0.54）D］，其次为EVO 2.0［0.34（0.17，0.58）D］和Barrett UⅡ［0.34（0.17，0.60）D］，而Hoffer Q的绝对误差最高［0.74（0.35，1.14）D］。在14种IOL公式中，EVO 2.0（β=0.106、0.084和-0.028）和Castrop（β=0.098、0.078和0.026）的绝对误差与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和前房深度无相关性（P>0.05）。在分组比较中，Barrett UⅡ、SRK-T、Hoffer Q、Haigis、Holladay 1以及Holladay 2的绝对误差在不同眼轴长度分组中的差异，以及Barrett UⅡ的绝对误差在不同角膜曲率分组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高度近视眼白内障患者中，现代IOL公式的准确性普遍优于传统IOL公式。眼轴长度是影响IOL公式准确性的主导因素，而角膜曲率与前房深度的影响相对有限。EVO 2.0和Castrop的稳定性较好。

目的 评估不同眼轴长度人群的角膜曲率分布特征。 方法 横断面研究。收集2012年4月至2023年11月湖北省5家三级甲等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荆州市中心医院及孝感市中心医院）接受IOL Master生物测量仪检查患者，采集该仪器检查结果中的眼轴长度、平均角膜曲率及角膜散光情况等数据。年龄>25 岁的受试者再按眼轴长度分为≤22 mm、>22且≤24.5 mm、>24.5且≤26 mm、>26且≤28 mm及>28 mm 5个组，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Tamhane 法）比较>25岁人群各亚组角膜曲率；分段多元线性回归、线性趋势检验分析角膜曲率与眼轴相关性；偏相关分析、Kendall′s τc 检验分析角膜散光（度数和类型）与眼轴关系。 结果 共纳入49 641例患者（75 529只眼），其中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2 452只眼，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8 438只眼，宜昌市中心医院19 040只眼，荆州市中心医院18 810只眼，孝感市中心医院6 789只眼。患者中位年龄53岁；眼轴长度为（24.07±1.98）mm，角膜曲率为（43.90±1.54）D，角膜散光度数为（1.13±0.72）D。角膜曲率与眼轴长度的关系随眼轴长度变化呈现不同特征，25岁以上眼轴长度≤22 mm及>22且≤24.5 mm的人群角膜曲率与眼轴长度呈负相关（β=-0.343，-1.062；均P<0.001）；眼轴长度>24.5且≤26 mm的人群则转为正相关（β=0.500，P<0.001）；眼轴长度>26 mm的人群则无相关性（均P>0.05）。趋势检验结果表明，眼轴长度≤24.5 mm时，角膜曲率随眼轴长度增加有下降趋势（β=-1.147，P<0.001），眼轴长度>24.5 mm时，角膜曲率随眼轴长度增加有上升趋势（β=0.126，P<0.001），眼轴长度>26 mm时，角膜曲率随眼轴长度增加变化微弱（β=0.045，P<0.001）。其中眼轴长度≤22 mm时角膜曲率最陡峭，为（45.95±1.35）D，眼轴长度>24.5且≤26 mm时角膜曲率最平坦，为（43.45±1.56）D，不同眼轴长度范围角膜曲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25岁及以下人群中，角膜曲率与眼轴长度呈弱负相关（r=-0.342，P<0.001）。角膜散光与眼轴长度相关性微弱（P<0.05）。 结论 25岁及以下的人群角膜曲率随眼轴长度增长呈下降分布。25岁以上人群中，眼轴长度分别为24.5 mm和26 mm是角膜曲率随眼轴长度变化的关键转折点。角膜散光与眼轴长度相关性不显著。

目的 探讨云南省墨江县学龄儿童远视储备水平及4年动态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为该地区儿童近视防控中远视储备的保护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队列研究设计，基线调查始于2016年，末次随访完成于2020年。在云南省墨江县15个乡镇中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随机数字表）选取12所小学，纳入连续居住至少1年且计划未来继续在墨江县居住4年2 432名小学一年级儿童为基线研究对象。眼部参数方面，睫状肌麻痹后采用自动电脑验光仪获取等效球镜度数（SE），并利用眼部生物测量仪测定眼轴长度、晶状体厚度、前房深度、角膜曲率及轴率比（眼轴长度/平均角膜曲率半径）；全身发育指标方面包括体质量指数（BMI）、血压（含收缩压与舒张压）及腰围；行为因素方面，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近视风险因素问卷，收集儿童的学习习惯与用眼行为相关信息，其中用眼行为涵盖照明方式、动态场景用眼等内容。 结果 最终2 169名（89.2%）儿童完成4年随访，包括男生1 192人，女生977人，基线年龄（7.64±0.58）岁。其中1 520人（70.11%）存在远视储备；随访第4年仍有远视储备者降至715（32.98%），4年近视累计发病率为43.17%。1 520名基线有远视储备的儿童中，不同年龄层正视/近视化的比例及远视储备降幅存在差异：7岁年龄层正视/近视化为42.48%，4年远视储备下降0.75 D（年降幅0.19 D）；8岁年龄层正视/近视化为49.77%，4年远视储备下降0.86 D（年降幅0.22 D）；9岁年龄层正视/近视化为64.71%，4年远视储备下降1.00 D（年降幅0.25 D）。随访期间始终保有远视储备的715名儿童，7、8、9岁年龄层4年远视储备分别下降0.22、0.15、0.33 D。SE>+2.00 D、+1.50 D<SE≤+2.00 D、+1.00 D<SE≤+1.50 D、+0.50 D<SE≤+1.00 D的人群近视累计发病率分别为0、1.71%、3.95%、10.07%，其中基线 SE≥+2.00 D 的儿童无一例发生近视。相关性分析显示，远视储备4年变化值与轴率比、最陡角膜曲率、眼轴长度、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中央角膜厚度、BMI、舒张压的4年变化值显著相关（均P<0.05）；行为因素中，“每天放学后看书/写作业时间”“每晚读书写作业用灯类型”“走路时看书或玩电子设备”“车船上看书或玩电子设备”与远视储备变化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云南省墨江县7~9岁学龄儿童远视储备年降幅随年龄增长递增；对于小学一年级儿童，≥+1.50 D的远视储备量可满足其小学阶段的消耗需求，高自然光照、合理用眼行为或有助于延缓远视储备消耗。

目的 探讨2017至2024年间人工智能在近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方法 文献计量学研究。基于中国知网、万方及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检索2017至2024年间主题为“近视”与“人工智能”的中英文文献，使用CiteSpace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涵盖年发文量、国家和机构合作、期刊分布、共被引文献及突现关键词等维度，同时结合时间维度采用分阶段的分析方式，以展示不同时期人工智能在近视研究中的特征演变。 结果 共纳入英文文献211篇、中文文献72篇。中国以48.35%的发文量居首，中国、美国、新加坡发文量占比超70%。主要研究机构包括首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中华眼底病杂志》和Translational Vision Science & Technology分别为该领域中、英文发文数第1的期刊。共被引分析显示经典研究集中于全球近视流行病学、人工智能眼底识别模型及黄斑病变分级系统。突现关键词揭示研究热点从“防控”“筛查”向“屈光手术”“高度近视”演进。研究呈两阶段发展：2017至2021年为“病理识别奠基期”，人工智能主要完成眼底图像的病变识别，为青少年近视早筛和老年近视并发症诊断奠定技术基础；2022年起进入“精准干预拓展期”，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延伸，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儿童近视防控的行为干预、成人屈光手术个性化测算及术后预测等。 结论 人工智能在近视研究中的应用已由图像识别走向全周期精准管理，形成“数据驱动、全程协同”的新防控模式。未来需加强国内机构协同、跨周期数据整合及全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近视防控中的临床落地与政策转化。

目的 探讨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术后白内障患者囊袋内植入单焦点与双焦点人工晶状体（IOL）的术后视觉效果。 方法 前瞻性非随机对照试验。连续收集2022年10月至2024年2月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成功接受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及IOL植入术且有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史的白内障患者，取单眼纳入研究。根据患者选择植入的IOL类型将其分为单焦点组和双焦点组。术前采用光学生物测量仪进行眼部生物参数测量，通过Barrett True-K公式计算IOL度数，同时用角膜地形图仪评估角膜形态（如有效光学区、角膜不规则散光），用眼前节相干光层析成像术（OCT）检查眼前节结构；术后3个月检测视力［包括裸眼远视力（UDVA）、最佳矫正远视力（CDVA）、最佳矫正远视力下近视力（DCNVA）］、屈光预测误差（RPE）、光学质量参数［包括客观散射指数（OSI）、调制传递函数（MTF）、斯特列尔比（SR）］及角膜和全眼像差，并完成视觉质量问卷。对两组术后3个月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共纳入患者63例（63只眼）。其中单焦点组32例（32只眼），男性17例，女性15例，年龄（46.00±5.27）岁，双焦点组31例（31只眼），男性16例，女性15例，年龄（45.10±5.83）岁。无失访病例。两组患者基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焦点组UDVA（0.126±0.137）和OSI（2.275±0.888）与双焦点组（0.087±0.077、2.436±0.79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双焦点组DCNVA（0.294±0.137）优于单焦点组（0.582±0.120）（P<0.05）。单焦点组与双焦点组RPE在±0.50 D范围内的眼数分别为21（65.63%）和22只（70.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角膜和全眼像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视觉质量问卷评分方面，单焦点组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困扰程度分值为39.06±6.90、31.03±8.21、36.69±12.04；双焦点组分别为44.99±10.71、34.73±8.03、37.98±16.51，其中发生频率维度得分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焦点组和多焦点组眩光发生率分别为62.5%（20/32）和22.58%（7/31），光晕发生率分别为6.25%（2/32）和77.42%（24/3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既往接受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的白内障患者，植入双焦点IOL可获得良好的远、近视力效果，其视觉质量与单焦点IOL相比无明显下降。

1例50岁因双眼一过性视物模糊伴头痛、恶心24 d男性患者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眼科，检查发现双眼视乳头水肿，影像学检查提示脑静脉窦血栓形成，因病因不明，于眼科先行双眼视神经鞘减压术，有效保护视神经。术后继续查找病因，易栓因素检查均为阴性，白细胞及血小板计数持续性升高，基因突变JAK2（V617F）阳性，提示骨髓增生性肿瘤，行骨髓穿刺和活体组织检查，诊断为原发性骨髓纤维化。神经内科和血液内科给予相应治疗。

男性患儿，2岁7个月，因“双眼先天性白内障合并牙齿、面部及神经系统异常2年余”就诊于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眼科。患儿主要表现为双眼先天性白内障，既往3月龄行双眼白内障超声乳化抽吸术，2岁行双眼人工晶状体植入+后囊膜切开+前段玻璃体切除术；查体可见锯齿状门牙、耳廓大前倾等典型特殊面容，同时伴智力障碍、言语语言发育障碍及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罕见神经系统异常。患儿母亲为女性携带者，表现为双眼轻度白内障，以及锯齿状门牙、脸型狭长、鼻梁高凸、耳廓大前倾等特征性面容。家系全基因组测序显示，患儿NHS基因存在c.3596delA（p.Asn1199Thrfs*6）半合子变异；经Sanger测序进一步验证，患儿母亲及妊娠胎儿均为该变异杂合子。依据相关遗传学指南，该变异因未在千人基因组及gnomAD东亚人群数据库收录（PM2）、携带者表型高度符合单基因病（PP4）、导致蛋白提前终止且符合单倍剂量不足机制（PVS1），被评定为致病性变异（PM2+PP4+PVS1），此变异为该家系的致病原因。结合患儿临床表现及基因检测结果，最终诊断为Nance-Horan综合征。持续给予患儿康复训练以改善神经系统发育问题，随访期间经睫状肌麻痹验光检查，目前予配镜及弱视训练以改善视力。患儿妹妹年幼时发现双眼晶状体点状混浊，目前混浊未进展，部分牙齿略有异常。

患者男性50岁，因“右眼眼红、视物模糊1年余”就诊。其经营养殖场，3年前右眼被树枝打伤后致真菌性角膜溃疡行穿透性角膜移植术，于2024年3月起右眼反复眼红，多次复诊示视力渐降至眼前手动，角膜先后出现混浊、浸润及溃疡灶，眼压波动，共聚焦显微镜见大量炎症细胞，曾予抗菌、抗病毒及抗炎治疗，病情反复。2025年4月因角膜溃疡加重伴后弹力层膨出行穿透性角膜移植。术后角膜刮片吉姆萨染色见卵圆形孢子，宏基因组检测证实为条纹微孢子虫感染，确诊为重度溃疡型微孢子虫性角膜基质炎。术后角膜透明，随访无复发。

眼部新生血管疾病、干眼、葡萄膜炎等难治性眼病现有治疗手段疗效有限，临床亟需更优治疗方案。替尼类药物作为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靶向性强且安全性较高，在恶性肿瘤治疗中已显成效，近年在眼部疾病治疗中潜力渐显。本文综述了乌帕替尼、舒尼替尼等替尼类药物依托胶束、纳米粒等新型制剂技术，在角膜新生血管、眼后节新生血管疾病、干眼、葡萄膜炎及结膜炎中的临床前机制与疗效，同时整合了相关临床研究进展，为临床拓展其在眼部疾病的应用提供参考。

视觉行为学评估能够在动态、量化和任务依赖的条件下，反映眼科疾病动物模型中从视觉感知到行为输出的全链路功能状态，是连接神经环路机制与临床表型的重要研究工具。近年来，随着刺激控制、自动化识别和多模态融合等技术的发展，视觉行为学评估方法在检测灵敏度、数据一致性及跨实验室可比性方面均取得显著提升。根据反应特征，可将视觉行为学评估大致分为自发反应范式与操作性任务范式。前者包括视动反应、视动性眼震反应、光暗偏好测试和突现视觉刺激响应等，依托先天性反射或本能行为，适于早期功能筛查和病程监测；后者包括Morris水迷宫、视觉梯形水迷宫、二选一强迫选择任务、触摸屏判别系统及虚拟现实导航平台等，可在严格控制的刺激与反馈条件下，解析图形识别、对比敏感、空间导航与感知决策等高级功能。多项研究证实，这些方法的功能学指标与视网膜结构、电生理参数及干预疗效具有良好相关性，且这些功能学指标已在基因治疗、干细胞移植及药物干预等研究中得到验证。当前的挑战主要在于跨实验室重复性不足、结果易受非特异因素干扰及任务参数缺乏统一标准。未来，应加强任务流程与刺激参数的标准化建设，推动与在体成像、电生理等技术的多模态联合，实现从刺激输入、神经环路处理到行为输出的因果推断，并在任务设计中与临床功能评估构念对齐，建立跨物种、跨阶段的功能比较框架，从而进一步提升临床前研究的机制解释力与临床转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