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17卷第08期

近期发布的CREATE研究是一项为期20周、前瞻性、单组、开放标签且非干预性的研究，纳入878例中国成人2型糖尿病（T2DM）患者，既往曾接受口服降糖药（OAD）、其他胰岛素或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降糖治疗，并将其治疗方案启动或切换至德谷门冬双胰岛素（IDegAsp），结果显示，总体研究人群的平均糖化血红蛋白（HbA1c）降低1.27%（95%CI -1.36%~-1.19%，P<0.000 1）、空腹血糖降低1.61 mmol/L（95%CI -1.81~-1.41 mmol/L，P<0.000 1），单纯OAD、基础胰岛素或预混胰岛素联合/不联合OAD切换各亚组趋势一致。患者偏好与糖尿病治疗满意度问卷总分从基线的（26.4±7.1）分升至研究结束时的（31.6±4.9）分。非严重及夜间非严重低血糖发作率显著降低（非严重低血糖发作率比0.37，95%CI 0.24~0.59，P<0.000 1；夜间非严重低血糖发作率比0.45，95%CI 0.21~0.94，P=0.032 6），且无显著或意外耐受性、安全性问题。可见，在中国成人T2DM患者现实诊疗中，启用或切换至IDegAsp，可改善血糖控制、降低低血糖风险，为血糖管控不佳或有治疗惰性患者提供有效治疗路径。CREATE研究填补了IDegAsp在真实世界中国成人T2DM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面的数据空白。

2型糖尿病（T2DM）是一种涉及多重病理生理机制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随着病程进展，单药或双药治疗往往难以维持血糖达标，通常需要采取三种及以上药物联合治疗。以二甲双胍、二肽基肽酶Ⅳ抑制剂（DPP-4i）、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为基础的口服三联方案，通过互补机制覆盖了T2DM的多重病理缺陷，可改善多种代谢指标，适用人群广泛。近年来，随着二甲双胍+DPP-4i+SGLT2i三联方案相关的循证证据不断更新，为进一步优化T2DM的管理，由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牵头发起，在2021版《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口服降糖药物三联优化方案（二甲双胍+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中国专家共识》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指南制定原则，采用德尔菲方法和专家共识会议法，聚焦关键临床问题，综合现有循证证据及我国临床实践，形成了11条关于二甲双胍+DPP-4i+SGLT2i三联方案的临床应用推荐意见，并就该方案的安全性、禁忌证、特殊人群应用等注意事项进行了总结，旨在为内分泌科医师规范应用二甲双胍+DPP-4i+SGLT2i三联方案提供参考和指导。

中国超重/肥胖患病率已超50%，且有逐渐增长的趋势，肥胖相关的合并症及其慢性疾病严重影响人们身体健康。超重/肥胖患者的体重管理对于控制肥胖合并症，减少慢性疾病十分重要。肠促胰素类减重药物具有强效的减重作用，同时能够改善多种代谢紊乱和肥胖相关器官功能障碍，且未发现严重副作用，越来越多的超重/肥胖患者将接受这类药物治疗。为进一步规范肠促胰素类减重药物的临床使用，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与内分泌代谢科肥胖诊疗联盟组织内分泌领域专家，基于大量循证医学证据，制订《肠促胰素类减重药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5版）》，内容包括肠促胰素类药物种类、适应证、起始治疗、维持治疗、减重目标、肥胖合并症获益、特殊人群使用注意事项及安全性等，为使用这类药物的内分泌代谢科及其相关学科临床医师提供参考。

儿童1型糖尿病胰岛素泵治疗相关性皮肤并发症主要包括脂肪增生、脂肪萎缩、接触性皮炎、感染、瘢痕和色素沉着。目前临床中缺乏相关的预防和护理规范指导。而规范化的护理操作细节对预防和减少胰岛素泵治疗相关性皮肤并发症具有重要作用。为更好地指导医护人员认识相关皮肤并发症并能给予规范的预防和处理，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儿科护理联盟小儿内分泌（糖尿病）亚学组、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分会胰岛素泵师培训工作组共同组织邀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基于大样本数据分析、证据总结及专家会议，形成该共识，该共识主要包括皮肤并发症概述及定义、高危因素、预防措施、治疗手段及健康教育等内容，旨在为儿童糖尿病治疗从业人员提供胰岛素泵治疗相关性皮肤并发症预防和管理知识的全面指导，帮助1型糖尿病儿童患者实现皮肤的长远保护和血糖管理的持续获益。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合并代谢综合征（MetS）组分数量与糖尿病肾脏病（DKD）的风险关联。 方法 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02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台湾李氏联合诊所6个中心进行个案管理的基线无DKD的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基线时血压、空腹血糖（FPG）、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总胆固醇（TC），每年对研究对象进行4次健康体检，随访期间每年重新评估1次患者DKD状态，结局事件为DKD，研究终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MetS组分包括体型肥胖、高血糖、高血压、高甘油三酯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高胆固醇血症，根据T2DM患者基线合并MetS组分数量将其分为Q1组（单纯T2DM）、Q2组（T2DM+1种MetS组分）、Q3组（T2DM+2种MetS组分）、Q4组（T2DM+3种MetS组分）、Q5组（T2DM+4种MetS组分）5组。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T2DM合并相关MetS组分与DKD发生风险的关系，以及T2DM患者合并不同MetS组分数量与DKD发病风险的关系。 结果 最终共纳入T2DM患者2 096例。其中，Q1组371例，Q2组746例，Q3组609例，Q4组294例，Q5组76例。经过（4.18±1.81）年随访后，共有512例患者发生DKD。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校正多个混杂因素后，有体型肥胖的T2DM患者发生DKD的风险是无体型肥胖T2DM患者的1.64倍（HR=1.64，95%CI 1.34~2.01，P<0.001），有高血压的T2DM患者发生DKD的风险是无高血压T2DM患者的1.33倍（HR=1.33，95% CI 1.08~1.63，P=0.007），有高甘油三酯血症的T2DM患者发生DKD的风险是无高甘油三酯血症T2DM患者的1.28倍（HR=1.28，95%CI 1.04~1.58，P=0.019）。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显示，Q3至Q5组T2DM患者发生DKD的风险分别是Q1组的1.56倍（HR=1.56，95%CI 1.15~2.12，P=0.004）、1.78倍（HR=1.78，95%CI 1.26~2.51，P=0.001）和2.88倍（HR=2.88，95%CI 1.79~4.64，P<0.001）。 结论 MetS组分数量的增加与T2DM患者发生DKD的风险增加有关。

目的 探究人胰岛β细胞中多巴胺D2类受体（DRD2）表达水平在2型糖尿病（T2DM）进程中的变化特征。 方法 利用9例非糖尿病、8例糖尿病前期和9例T2DM器官捐献者的胰腺样本，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检测DRD2和胰岛素的表达，分析T2DM进程中DRD2在人胰岛β细胞中表达的变化特征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在非糖尿病和T2DM人胰岛中DRD2的相对基因表达差异。利用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DRD2表达水平与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体重指数以及血脂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人胰腺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DRD2在人胰岛β细胞的胞质中表达。与非糖尿病供体相比，DRD2+INS+细胞占胰岛内总细胞数的比例在糖尿病前期以及T2DM供体的胰岛内显著降低（P<0.01）。RT-qPCR结果显示，与非糖尿病供体相比，T2DM人胰岛中DRD2相对基因表达水平降低（P<0.01）。DRD2+INS+细胞占胰岛内总细胞数的比例与HbA1c水平呈负相关（r=-0.600，P<0.01），但与血脂水平以及体重指数并无相关性（均P>0.05）。 结论 T2DM进程中人胰岛β细胞DRD2表达水平下调。

目的 探讨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和胰高糖素样肽-1（GLP-1）对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诱导人主动脉内皮细胞（HAEC）线粒体功能障碍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 将HAEC分为对照组、AGE组、AGE+GLP-1组、AGE+GIP组、AGE+GIP+GLP-1组，及阴性对照小干扰RNA（siRNA）组、AGE+阴性对照siRNA组、AGE+叉头框蛋白O1（FOXO1）siRNA组。每组设置3个平行组。培养48 h后，利用透射电镜及超高分辨显微镜观察线粒体形态，流式细胞仪检测活性氧（ROS）水平及线粒体膜电位变化，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细胞动力蛋白相关蛋白1（Drp1）、线粒体分裂蛋白1（Fis1）、视神经萎缩蛋白1（Opa1）、线粒体融合蛋白1/2（Mfn1/2）、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Ser-473位的磷酸化蛋白激酶B（p-AKT）及FOXO1蛋白水平。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检验。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AGE组线粒体形态异常，ROS升高，线粒体膜电位水平降低，线粒体融合蛋白Opa1、Mfn1/2蛋白水平表达降低，线粒体断裂蛋白Drp1、Fis1蛋白水平表达升高（P<0.05），PI3K蛋白的表达水平升高（P<0.05），p-AKT/AKT蛋白的表达水平升高（P<0.01），FOXO1蛋白表达水平升高（P<0.05）。与AGE组相比较，GIP及GLP-1对AGE诱导的HAEC线粒体形态有明显改善作用，线粒体ROS降低，线粒体膜电位升高，Opa1、Mfn1/2蛋白表达上调（P<0.05），Drp1、Fis1蛋白表达下调（P<0.05），PI3K蛋白的表达降低（P<0.05），p-AKT/AKT蛋白的表达降低（P<0.05），FOXO1蛋白表达降低（P<0.05）。与AGE+阴性对照siRNA组相比，AGE+FOXO1 siRNA组的PI3K蛋白表达降低（P<0.05），p-AKT/AKT蛋白表达降低（P<0.05），FOXO1蛋白表达降低（P<0.05），Opa1、Mfn1/2蛋白表达升高，Drp1、Fis1蛋白表达降低（P<0.05）。 结论 GIP及GLP-1可以减少AGE诱导的HAEC线粒体功能障碍，其影响线粒体动力学的机制可能与调控PI3K/AKT/FOXO1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 基于转录组联合单细胞分析法筛选糖尿病足溃疡（DFU）免疫相关特征基因，并在动物模型中进行验证。 方法 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O）中搜索表达矩阵数据集，下载4个包含DFU与正常组织样本的转录组数据集（GSE68183、GSE37265、GSE80178、GSE83286）和1个单细胞数据集（GSE165816）。将转录组数据GSE68183和GSE37265合并为训练集，GSE80178和GSE83286合并为验证集。借助差异分析和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获取与免疫相关的差异基因；运用随机森林（RF）算法、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算法、支持向量机-递归特征消除（SVM-RFE）算法对免疫相关差异基因进行筛选，从而获得特征基因；以特征基因为参数构建诊断列线图，并通过训练集和验证集的校准曲线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验证其诊断效能并计算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应用CIBERSORT算法分析DFU中的免疫浸润情况。通过单细胞分析技术进一步确认筛选特征基因的准确性。收集成年健康清洁级雄性SD大鼠12只（8周龄，体重180~200 g），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DFU组（高蔗糖、高脂肪饮食持续喂养10周，制作直径为1.0 cm的全层皮肤）和对照组（正常饲养，不进行创面造模）。分别通过实时定量PCR（qPCR）法和Western blotting法测定特征基因的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通过差异基因分析和WGCNA分析共筛选出80个免疫相关差异基因。通过RF、LASSO、SVM-RFE 3种算法筛选出了DFU的2个特征基因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3（SOCS3）和趋化因子配体18（CCL18）。以特征基因为参数构建诊断列线图，校准曲线结果显示，训练集和验证集的C指数分别为0.982和1.000；ROC曲线结果显示，训练集中，SOCS3和CCL18的AUC分别为0.973和0.929，验证集中SOCS3和CCL18的AUC均为0.972。CIBERSORT分析表明，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的人DFU样本中的M1型巨噬细胞、中心粒细胞浸润程度均高于正常样本，而CD8+T细胞和静息期肥大细胞在人DFU样本中的浸润程度均低于正常样本（P<0.05）。单细胞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转录组分析结果，发现特征基因在DFU样本中的表达水平均高于正常样本，其中CCL18主要在DFU样本的巨噬细胞中表达，SOCS3主要在DFU样本中的成纤维细胞、基质细胞和巨噬细胞中表达。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DFU组大鼠中特征基因的表达量高于正常组，与前述转录组和单细胞分析所得的结果趋势一致。 结论 该研究筛选出了DFU中2个与免疫相关的特征基因SOCS3和CCL18，并通过单细胞分析技术和动物实验对2个特征基因进行了验证。

目的 比较儿童青少年起病肥胖患者在青少年期接受代谢手术与成年后手术对心血管疾病（CVD）风险的影响。 方法 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鼓楼临床医学院接受代谢手术的儿童青少年期起始肥胖患者为研究对象。定期对研究对象进行随访，研究结局事件为CVD事件，研究终止时间为2023年1月。收集研究对象基线时及随访1年后的血压、体重、身高、人体成分、空腹胰岛素（FINS）、空腹血糖（FPG），计算体重指数（BMI）和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计算研究对象严重CVD和全部CVD事件风险值（基于弗明汉30年CVD风险预测的2个模型，模型1不包括BMI，模型2包括BMI），以及严重CVD和全部CVD事件风险回归正常范围者占比，评估术后1年高血压缓解率情况。根据手术年龄将研究对象分为青少年手术组（≤19岁）和成人手术组（>19岁）。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χ2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对于重复测量的定量资料，在调整基线值后，通过协方差分析评估组间差异。组内基线及术后1年相关指标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Wilcoxon秩检验或McNemar检验。采用多变量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探讨两组术后1年严重CVD及全部CVD事件风险回归正常的可能性。 结果 共纳入102例肥胖患者。其中，青少年手术组33例，成人手术组69例。代谢术后1年，青少年手术组和成人手术组严重CVD及全部CVD风险值较基线均下降；与成人手术组相比，青少年手术组严重CVD及全部CVD事件风险值均更低，严重CVD和全部CVD事件风险回归正常范围者占比均更高（均P<0.05）。多变量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后1年青少年手术组肥胖患者严重CVD事件风险回归正常的可能性分别是成人手术组的5.21倍（95%CI 1.78~15.26，P=0.006，模型1）和2.67倍（95%CI 1.07~6.66，P=0.041，模型2），全部CVD事件风险回归正常的可能性分别是成人手术组的2.59倍（95%CI 1.03~6.52，P=0.044，模型1）和2.90倍（95%CI 1.23~6.83，P=0.021，模型2）。与成人手术组相比，术后1年青少年手术组舒张压下降幅度更大，FINS和HOMA-IR下降幅度均更小，高血压缓解率更高（均P<0.05）。 结论 儿童青少年起病肥胖患者在青少年期接受代谢手术比成年后手术更有可能降低CVD风险。

目的 探讨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及与血压交互作用对2型糖尿病（T2DM）发病风险的预测作用。 方法 选取NAGALA纵向队列数据库1994年5月至2016年12月纳入的18~79岁人群数据进行回顾性队列分析。收集纳入人群的年龄、性别、体重、身高、体重指数（BMI）、腰围、血压、饮酒状况、吸烟状况、运动习惯、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数据。计算AIP对研究对象进行随访，研究结局为糖尿病。根据AIP四分位数将受试者分为Q1、Q2、Q3、Q4组；根据是否患有高血压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高血压亚组和正常血压亚组。采用多元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Kaplan-Meier生存曲线探讨在所有人群及不同年龄、性别、BMI人群中AIP与T2DM发病风险的关系，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AIP预测T2DM发病风险的价值，分析血压在AIP与T2DM发病风险间的相乘和相加交互作用。 结果 研究共纳入基线人群15 453名，年龄（43.71±8.90）岁，随访期间373例（2.41%）被确诊为新发T2DM。Q1组为AIP≤-1.20（3 865例）、Q2组为-1.20<AIP≤-0.68（3 863例）、Q3组为-0.68<AIP≤-0.10（3 863例）、Q4组为AIP>-0.10（3 863例）。中位随访时间为5.39年。高AIP组（Q4组）新发T2DM患者222例（5.75%），显著高于低AIP组（Q1组）的22例（0.57%，P<0.001）。Cox比例风险模型提示，AIP每升高1个单位，T2DM发病风险增加174.9%（95%CI 2.428~3.111，P<0.001），调整性别、年龄、BMI、收缩压、ALT、TC后，AIP仍是该人群患T2DM的独立危险因素，发病风险增加79.0%（95%CI 1.529~2.095，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随着AIP由最低组到最高组，患者发生T2DM的风险升高（P<0.001）。在不同年龄、性别、BMI亚组中，AIP与T2DM发病风险关系类似。ROC曲线分析显示，基线AIP预测10年T2DM发病风险的最佳切点值为0.345，灵敏度为0.701，特异度为0.644。另外，血压与AIP对T2DM发病风险有相乘交互作用，无相加交互作用。AIP每升高1个单位，在高血压亚组（962例）中，T2DM发病风险增加74.8%（P<0.05）；在正常血压亚组（14 491例）中，T2DM发病风险增加78.0%，AIP水平最高组（Q4组）的T2DM发病风险是AIP最低组（Q1组）的2.114倍（95%CI 1.274~3.509，P<0.001），趋势P值<0.001。 结论 高AIP对T2DM发病风险有较强的预测价值。血压在AIP对T2DM发病风险存在相乘交互作用，在正常血压人群中，高AIP更应受到关注。

在糖尿病全球患病率攀升的背景下，非内分泌科住院糖尿病患者激增。针对当前信息化血糖管理存在的信息采集单一、平台端口互通不足、协作模式滞后及专科医师负担过重等问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创新构建全院血糖管理“3I模式”，即以通过胰岛素泵治疗（insulin pump therapy）为核心，整合物联网信息化平台（internet of things），建立专职胰岛素泵师主导的医护协作体系（integration of nurse-physician collaboration）。此模式能有效控制非内分泌科住院患者血糖水平，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并缩短住院周期；减轻内分泌科诊疗压力，拓展糖尿病专科护士职业路径；同时提升非专科医护人员的血糖管理效能与满意度。这一创新方案为我国院内血糖管理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范式。

总结3例叉头状转录因子p3（Foxp3）基因突变致X连锁多内分泌腺病肠病伴免疫失调综合征（IPEX）婴儿的临床表型、基因型特点及诊治经过，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临床认识。3例患儿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56 d、34 d、3个月15 d，1例出生小于胎龄（出生体重1 987 g），3例均有湿疹样皮炎、腹泻、生长发育迟缓及甲状腺功能减低（1例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阳性），2例早发型新生儿糖尿病并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1例谷氨酸脱羧酶抗体阳性）。WES测序及家系验证诊断为IPEX（Foxp3 c.1150G>A，p.Ala384Thr；Foxp3 c.1010 G>A，p.Arg337 Gln和Foxp3 c.748-750del，p.Lys250del）。以上提示，临床表现为早发新生儿糖尿病等多腺体自身免疫性疾病、湿疹、顽固性腹泻、免疫功能缺陷等患儿，需考虑IPEX，WES检测可早期诊断，免疫抑制剂治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为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

报道1例15岁男性患者，9岁时被误诊为1型糖尿病，合并肝肿大、身材矮小和发育迟缓，长期接受胰岛素（地特胰岛素晚睡前10 U、门冬胰岛素三餐前6 U皮下注射）治疗，其间多次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诊治经过。患者于2024年4月经基因检测确诊为内向整流型钾离子通道亚家族J成员11（KCNJ11）基因突变（c.601C>T，p.Arg201Cys）导致的青少年起病的成人型糖尿病（MODY）13，并改用磺脲类药物［格列本脲（3.75 mg，3次/d）、格列美脲（2.00 mg，1次/d）］替代胰岛素治疗。更改治疗方案后，患者血糖控制显著改善，肝肿大缓解。该文期望通过对该患者的报道，提醒临床医师KCNJ11基因突变导致的MODY13易被误诊为1型糖尿病，早期基因检测和磺脲类药物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

报道1例乳腺巨大叶状肿瘤过度分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IGF2）导致的发作性低血糖病例，以期为临床同类患者的诊治提供参考。本例为52岁女性，以“突发意识障碍8 h”为主诉入院，查体示左侧乳房一巨大肿物，入院时测得指尖血糖低至测不出，完善低血糖发作时的血清胰岛素和C肽水平均明显降低，排除了内源性高胰岛素血症引起的低血糖，遂针对患者左乳肿物进行穿刺取病理活检考虑左侧乳腺叶状肿瘤，并行左侧单侧乳房切除术，肿瘤切除后，患者的低血糖未再发作，术后IGF2浓度明显下降（从1 728.6 pg/ml下降至416.5 pg/ml）。临床遇到反复发作性低血糖，而血清胰岛素水平明显降低的患者，要考虑非胰岛细胞肿瘤所致低血糖的可能。

维布妥昔单抗（BV）是一种CD30定向抗体-药物偶联物，被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和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据文献报道，BV存在较多药物不良反应，其中内分泌系统相关的药物不良反应占3.28%，但国内关于BV治疗导致血糖失控的报道较少。该文报道了1例合并2型糖尿病的混合细胞型经典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经BV治疗后出现胰岛素抵抗及血糖失控的病例，旨在为血液科医师和内分泌科医师诊治该类患者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患者为72岁男性，因“口干10年余，血糖失控2 d”入院，入院前8 d接受第1次BV+AVD（多柔比星、长春地辛、达卡巴嗪）抗淋巴瘤治疗，当时空腹血糖8~9 mmol/L，2 d前发现随机静脉葡萄糖27.8 mmol/L，指尖血酮0.6 mmol/L，入院后胰岛素联合口服药物降糖，胰岛素用量达1.53 U·kg-1·d-1（总量88.6 U，其中静脉输注60.0 U、皮下注射28.6 U），8 d后胰岛素迅速减量，出院时患者胰岛素减为25 U/d（德谷胰岛素16 U，1次/晚+门冬胰岛素3 U，3次/d），2周后胰岛素减量为德谷胰岛素10 U，1次/晚。在治疗期间监测到患者血清中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5、IL-6、IL-8和肿瘤坏死因子-α的动态变化，提示细胞因子的变化可能与BV治疗后胰岛素抵抗有关。

Masquelet诱导膜技术又称抗生素骨水泥诱导膜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糖尿病足溃疡（DFU）创面，其联合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均获得满意的临床效果。该文通过查阅、归纳、整理分析现有文献，阐述糖尿病足创面形成、Masquelet诱导膜技术促进创面愈合的机制，以及Masquelet诱导膜技术辅以其他治疗方法在DFU中的应用进展，以期为糖尿病足的治疗提供多种参考。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是一种新兴的无创性眼科影像学技术，通过对视网膜脉络膜血管的实时成像，可用于观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脉络膜新生血管等疾病的进展，因其在临床的检查中具有无创性、高分辨率、快速成像、分层显示的优势，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眼科疾病的诊疗与随访。该文就DR诊疗中OCTA的应用进行综述。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与高血糖高渗状态（HHS）是1型糖尿病及2型糖尿病中最危急的高血糖状态。早期诊断和管理DKA和HHS对改善糖尿病患者预后至关重要。2024版《成人高血糖危象管理专家共识》为更好地管理高血糖急症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建议。该文将从成人高血糖危象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标准、推荐治疗、治疗期间并发症、特殊人群管理、预防和总结与展望等方面进行介绍及述评，以帮助临床医师更加规范地处理此类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