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60卷第07期

目的 探讨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技术在产前诊断中意外发现无家族史胎儿DMD基因变异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因高危因素选择CMA技术进行产前诊断的12 629例孕妇的羊水样本，对CMA结果提示存在DMD基因变异的样本进一步采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MLPA）技术进行验证。 结果 （1）在12 629例孕妇的羊水样本中，经CMA检测意外发现11例存在DMD基因缺失或重复的胎儿，其中男胎6例、女胎5例，同时采用MLPA技术验证了变异。（2）11例DMD基因变异胎儿均无单基因遗传病家族史，其中DMD基因缺失5例、重复6例。缺失的5例均为男胎且均为致病性变异，孕妇选择终止妊娠；重复的6例胎儿中，1例为男胎，为致病性变异，孕妇选择终止妊娠，其余5例为女胎，1例为致病性，4例为可能致病性，均选择继续妊娠至分娩，分娩后随访均无DMD基因变异的临床表现。（3）经家系分析，11例DMD基因变异中，新发突变3例，遗传自母亲7例，来源未知1例。 结论 对于无假性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家族史但因其他指征需进行侵入性产前诊断的胎儿，CMA有助于DMD基因变异胎儿的检出。进一步对孕妇进行DMD致病基因携带者的检测，可有效避免假性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患儿的出生。

目的 分析不同磁共振成像（MRI）分型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差异以及应用地诺孕素后的治疗效果差异。 方法 纳入2017年6月至2023年2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诊的子宫腺肌病患者176例为观察对象，均经盆腔MRI检查明确分型（分为内源型、外源型及贯穿型），并应用地诺孕素治疗（治疗时长均>3个月）。回顾性收集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情况，分析不同MRI分型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影像学特征及应用地诺孕素后治疗效果的差异。 结果 （1）内源型、外源型、贯穿型患者例数分别为72例（40.9%，72/176）、62例（35.2%，62/176）、42例（23.9%，42/176）。内源型患者发生痛经的比例（90.3%，65/72）明显低于外源型（100.0%，62/62）及贯穿型（97.6%，41/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853，P=0.020），而外源型与贯穿型间无明显差异（P>0.05）。3种分型患者的初潮时间、月经周期、经期无明显差异（P均>0.05），出现月经异常（包括月经量增多及月经淋漓不尽）的比例也无明显差异（P>0.05）。外源型及贯穿型患者合并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内源型（P均<0.05）。（2）3种分型患者用药后痛经评分均明显低于用药前（P均<0.001）；外源型患者用药后痛经完全缓解的比例（62.9%，39/62）虽然在数值上高于内源型（49.2%，32/65）和贯穿型（46.3%，19/41），但用药后痛经缓解程度（以痛经评分的变化分度）在3种分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648，P=0.590）。（3）内源型（OR=0.361，95%CI为0.147~0.883；P=0.026）、未先期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OR=0.208，95%CI为0.083~0.518；P<0.001）、合并囊性变（OR=2.671，95%CI为1.108~6.437；P=0.029）及合并月经异常（OR=3.466，95%CI为1.464~8.209；P=0.005）是地诺孕素用药后出现不规则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1）不同MRI分型的子宫腺肌病患者临床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外源型和贯穿型患者更易出现痛经症状。（2）地诺孕素可显著缓解子宫腺肌病患者痛经症状。（3）内源型、未先期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合并月经异常是应用地诺孕素后出现不规则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通过检测宫腔液中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自身抗体（AT1-AA）的水平，探讨AT1-AA与子宫内膜厚度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3年3月至2024年1月因不孕症在太原市中心医院辅助生殖中心行宫腔镜检查及子宫内膜活检的122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根据宫腔镜检查及子宫内膜活检结果将患者分为子宫内膜正常不孕症者（NE不孕组）52例和慢性子宫内膜炎不孕症者（CE不孕组）70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两组患者宫腔液中的AT1-AA水平，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宫腔液AT1-AA水平（以吸光度值表示）及子宫相关指标（包括子宫内膜厚度、子宫体积、子宫内膜形态等），并分析宫腔液AT1-AA水平与差异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CE不孕组患者的孕次（中位数分别为1、1次；Z=7.029，P=0.030）、产次（中位数分别为0、0次；Z=12.258，P=0.002）均显著高于NE不孕组；宫腔液中存在AT1-AA，且CE不孕组患者的宫腔液AT1-AA水平显著高于NE不孕组，中位数分别为2.07、1.4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099，P=0.029）；CE不孕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显著低于NE不孕组，中位数分别为6.0、7.0 mm（Z=-2.179，P=0.029）；两组患者的其余指标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相关性分析显示，NE不孕组患者的宫腔液AT1-AA水平与产次、子宫内膜厚度及孕次均无相关性（P均>0.05）；而CE不孕组患者的宫腔液AT1-AA水平与产次呈正相关（Spearman′s r=0.339，P=0.004），与子宫内膜厚度呈负相关（Spearman′s r=-0.499，P<0.001），但与孕次无相关性（P>0.05）。 结论 不孕症患者宫腔液中存在AT1-AA，CE不孕症患者宫腔液中AT1-AA水平升高与子宫内膜变薄有关。

目的 探讨子宫体积对子宫内膜损伤所致宫腔粘连（IUA）的预测价值，为IUA的一级预防提供新的角度。 方法 收集2018年6月至2019年11月期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微创中心门诊所有行宫腔镜检查的7 007例育龄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回顾性分析，纳入无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的IUA患者为IUA组（351例），同期无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的非IUA患者为对照组（2 986例），比较两组患者子宫体积是否存在差异；采用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确定子宫体积是否为IUA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子宫体积与IUA患者月经量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子宫体积对子宫内膜损伤所致IUA的预测价值。 结果 （1）IUA组的子宫体积显著小于对照组（中位数分别为44.15、62.59 cm3；Z=-15.742，P<0.001）。（2）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子宫体积减小是IUA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0.184，95%CI为0.139~0.245；P<0.001）。（3）子宫体积预测IUA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56，子宫体积预测IUA的最佳截断值为51.49 cm3。（4）子宫体积≤51.49 cm3的患者发生子宫内膜损伤所致IUA的风险是子宫体积>51.49 cm3患者的4.658倍（95%CI为3.681~5.893；P<0.001）。（5）子宫体积越小（β=-0.032，95%CI为-0.046~-0.018；P<0.001），IUA患者出现月经量减少及闭经的可能性越大。 结论 子宫体积对于子宫内膜损伤所致IUA的发生有一定的预测价值，针对子宫体积较小（≤51.49 cm3）的患者，临床需警惕子宫内膜损伤所致IUA的发生，并提高一级预防的意识。

目的 探讨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宫腺肌病的常用药物——孕激素类药物的禁忌证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宫腺肌病患者中的患病率。 方法 选取2024年4月至8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行腹腔镜或开腹手术治疗，无论是否已经或计划使用孕激素类药物，年龄在15~49岁的育龄期患者（绝经期及恶性肿瘤患者除外），将其分为2组：病例组为病理确诊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或子宫腺肌病患者，对照组为其他妇科良性疾病患者。详细询问患者病史并收集其临床资料。 结果 本研究共入组745例患者，病例组362例（48.6%，362/745），对照组383例（51.4%，383/745）；有孕激素类药物禁忌证的患者共61例（8.2%，362/745），其中病例组32例（8.8%，32/362），对照组29例（7.6%，29/383），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398，P>0.05）。禁忌证中，肝脏疾病共33例，为肝肿瘤（本研究中仅发现了肝血管瘤）33例，其中病例组18例（5.0%，18/362），对照组15例（3.9%，15/383）。性激素依赖或相关性肿瘤（本研究中仅发现了乳腺癌）共11例，病例组4例（1.1%，4/362），对照组7例（1.8%，7/383）。糖尿病血管病变4例，其中病例组2例（0.6%，2/362），对照组2例（0.5%，2/383）；静脉血栓3例，其中病例组2例（0.6%，2/362），对照组1例（0.3%，1/383）；心脑血管疾病3例，其中病例组1例（0.3%，1/362），对照组2例（0.5%，2/383）。肾功能不全共7例，为：慢性肾炎合并肾功能不全3例，其中病例组2例（0.6%，2/362），对照组1例（0.3%，1/383）；膜性肾病合并肾功能不全2例，均在病例组（0.6%，2/362）；糖尿病肾病合并肾功能不全1例，在对照组（0.3%，1/383）；尿毒症1例，在病例组（0.3%，1/362）。以上疾病两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孕激素类药物禁忌证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宫腺肌病患者与其他妇科良性疾病患者之间相比无差异；两组患者中均以肝肿瘤较为常见。

目的 回顾性分析2018—2023年天津市子宫颈癌筛查结果，探讨子宫颈癌筛查策略的选择。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2023年12月在天津市参加免费子宫颈癌筛查的30~65岁妇女的筛查和随访结果，按筛查政策不同分为A组［2018—2020年；筛查方案包括子宫颈刮片初筛、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初筛、人乳头状瘤病毒（HPV）DNA+TCT联合初筛］和B组（2021—2023年；以HPV E6/E7 mRNA初筛+TCT分流为初筛方案，简称HPV E6/E7 mRNA初筛）；同时，按子宫颈癌初筛方法不同分为子宫颈刮片初筛、TCT初筛、HPV DNA+TCT联合初筛、HPV E6/E7 mRNA初筛组。分析不同筛查政策、筛查方法下子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检出率、子宫颈癌早诊率的差异。 结果 （1）共有1 634 155例妇女参加子宫颈癌筛查，子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检出率为216.3/10万（3 535/1 634 155）；其中，子宫颈癌前病变检出率为200.3/10万（3 274/1 634 155），子宫颈癌检出率为16.0/10万（261/1 634 155）。（2）B组筛查妇女的子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检出率、子宫颈癌早诊率［分别为480.3/10万（2 132/443 924）、97.56%（2 080/2 132）］均显著高于A组［分别为117.9/10万（1 403/1 190 231）、92.37%（1 296/1 403）；P均<0.001］。（3）子宫颈刮片初筛、TCT初筛、HPV DNA+TCT联合初筛、HPV E6/E7 mRNA初筛组妇女的子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检出率分别为106.8/10万（1 098/1 028 227）、167.7/10万（190/113 319）、236.2/10万（115/48 685）、480.3/10万（2 132/443 924），其中HPV E6/E7 mRNA初筛组最高（χ2=2 017.59，P<0.001）。 结论 2021年开始天津市采用的HPV E6/E7 mRNA初筛+TCT分流的子宫颈癌筛查方法，是有效的子宫颈癌初筛方法，更适合大人群普筛。

目的 探讨女性下生殖道不同部位上皮病变发生的相关性以及年龄与病变发生部位的关系。 方法 收集2010年1月—2021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存档阴道镜子宫颈活检标本的患者共406 148例，其中70 309例（17.31%）同时有阴道活检标本，16 073例（3.96%）同时有外阴活检标本。（1）根据送检时间按3年间隔划分为4个年份时间段，比较不同年份患者的阴道、外阴活检情况及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及以上病变（HSIL+）的检出率；（2）分析子宫颈上皮病变与阴道、外阴上皮病变发生的相关性；（3）根据患者年龄分为<30岁、30~49岁和≥50岁3个年龄段，比较不同年龄段患者阴道、外阴HSIL+的检出率。 结果 子宫颈活检患者的年龄为（41.3±11.0）岁，同时行阴道、外阴活检患者的年龄分别为（47.4±12.5）、（41.9±13.2）岁，阴道活检患者的年龄显著高于子宫颈、外阴活检患者（P均<0.001）。（1）随着时间推移阴道活检率明显增加，从最初（2010—2012年）的7.37%逐渐增高至近3年（2019—2021年）的22.76%（χ2=9 205.01，P<0.001）；外阴活检率也明显增加，从最初的2.80%逐渐增高至近3年的5.69%（χ2=1 777.52，P<0.001）。随着时间推移、活检率的增高，阴道HSIL+的检出率也明显增高，从最初的0.28%增高至近年来的>0.5%（2013—2015、2016—2018、2019—2021年分别为0.56%、0.59%、0.51%；χ2=134.70，P<0.001）；外阴HSIL+的检出率从最初的0.03%逐渐增高至近3年的0.33%（χ2=56.54，P<0.001）。（2）在同时有子宫颈和阴道活检标本的70 309例患者中，两部位之间的病变程度存在弱相关性（r=0.28，P<0.001）；在同时有子宫颈和外阴活检标本的16 073例患者中，两部位之间的病变程度也存在弱相关性（r=0.22，P<0.001）。（3）阴道HSIL+的检出率在30~49岁和≥50岁的子宫颈HSIL+患者中较高，分别为26.65%和26.79%，而在<30岁的子宫颈HSIL+患者中较低，仅为14.63%，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外阴HSIL+的检出率正好相反，在<30岁的子宫颈HSIL+患者中较高（23.08%），而在30~49岁和≥50岁的子宫颈HSIL+患者中较低（分别为13.83%和12.89%），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阴道和外阴上皮病变的检出率随着活检率的增高而增高；阴道上皮病变与子宫颈上皮病变存在一致性，而外阴上皮病变与子宫颈上皮病变相对独立。在子宫颈HSIL+患者中，<30岁者更易出现外阴HSIL+，而≥30岁患者更易出现阴道HSIL+，提示不同部位上皮病变的年龄分布特点对活检策略有参考意义。

目的 探讨女性生殖系统不同部位具有中肾形态特征的腺癌［包括中肾管腺癌（MA）和中肾样腺癌（MLA）］的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及预后。 方法 收集2022年1月至2024年4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诊治的女性生殖系统MA和MLA患者共4例，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包括形态学特征、免疫表型、分子改变）、治疗及预后。 结果 （1）临床特征：4例MA和MLA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2.5岁（范围：45~61岁）；均因腹痛或阴道异常流血就诊；病变分别位于子宫腔、肌壁间、子宫颈及右侧卵巢；中位肿瘤最大径为7.0 cm（范围：5.1~10.0 cm），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Ⅰ期1例，Ⅱ期2例，Ⅲ期1例。（2）病理特征：4例MA和MLA患者的肿瘤细胞排列成筛孔状、导管状、乳头状、腺体状及密集小管状，部分区域可见梭形细胞成分；部分肿瘤腺腔内可见嗜酸性分泌物。肿瘤细胞形态呈立方形，细胞核拥挤重叠，轻度异型性，呈空泡样，可见核仁，核膜不规则，部分可见核沟。免疫表型，4例（4/4）患者的肿瘤细胞均表达配对盒基因（PAX）2、PAX8、GATA结合蛋白3（GATA3）、CD10，均不表达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和Wilms瘤基因1（WT-1）。KRAS基因突变检测显示，4例患者均检测到2号外显子的点突变，包括p.G12V（2/4）、p.G12D（1/4）、p.G13D（1/4）。（3）治疗及预后：4例MA和MLA患者均采用手术联合化疗的综合治疗。手术方式采用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清扫术，化疗以紫杉醇+卡铂方案为主。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17.5个月（范围：8~31个月），随访期内3例无瘤生存，1例出现远处转移（转移至肺及肝，带瘤生存）。 结论 MA和MLA为罕见的高度恶性的妇科肿瘤，好发于中老年女性，具有早期肺转移倾向，临床表现无特异性。病理检查显示特征性的形态学改变和免疫表型，KRAS基因突变是其重要的分子特征。手术联合化疗是主要的治疗方案，但预后不容乐观。由于其形态学易与其他病变混淆，临床诊断时需要结合免疫组化和分子检测结果，以提供准确的诊断和合适的治疗方案。

子宫颈浸润性复层产黏液性癌（ISMC）是一种女性生殖系统特殊而少见、主要依赖病理检查诊断的恶性肿瘤，其常见临床表现为接触性出血及阴道不规则流血。子宫颈ISMC具有侵袭性生物学行为，恶性程度高；多为中~低分化、Silva C型；具有淋巴脉管浸润、淋巴结转移、预后差的特点，可考虑结合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治疗以期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本文报道的2例子宫颈ISMC患者，经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后行手术治疗，通过多学科团队讨论为患者制定后续治疗方案，规律随访34个月，2例患者均未复发、预后良好。本文结合文献复习，旨在提高临床和病理科医师对子宫颈ISMC的认识，有助于本病的规范诊治。

子痫前期（PE）是以高血压和多器官功能障碍为特征的严重妊娠并发症，其发病机制涉及螺旋动脉重塑障碍、免疫炎症失衡及代谢异常等多重因素。近年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在PE病理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健康孕妇妊娠期肠道菌群呈现动态演化，以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为主，而PE孕妇则表现为α多样性显著降低，产生短链脂肪酸的阿克曼菌属等有益菌丰度下降，促炎菌群比例升高。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通过作用于PE发病机制的各个环节，影响胎盘血管重塑和全身免疫炎症反应，且肠道菌群失调与血压、蛋白尿、转氨酶和肌酐水平升高等密切相关。妊娠早期肠道菌群多样性（包括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降低可作为PE的独立预测指标，具有早期预警价值。粪菌移植或补充特定益生菌可显著缓解PE症状，提示微生态干预的临床应用潜力。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明确肠道菌群与宿主相互作用的具体分子机制，并开发基于菌群标志物或代谢产物的个体化防治策略。

子痫前期（PE）严重危害母儿健康，PE的分子变化可能在妊娠早期就已经开始，存在多元性和异质性，目前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明确。内分泌激素在母胎界面形成的关键时期对滋养细胞分化、胎盘发育、子宫螺旋动脉重塑及氧化应激等方面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从妊娠早期高雄激素对胎盘形成的影响、雌孕激素参与调控PE发展的具体通路以及不同类型PE发病内分泌激素的差异等方面探讨PE的发生机制，综述内分泌激素对PE发病的调控机制，为PE的临床诊治及预防提供启示及参考。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FD）是中老年的常见疾病，以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SUI）、及阴道松弛症（VLS）等为主，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PFD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也给社会造成巨大负担，需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干预并管理。近年来，CO2点阵激光（FCL）作为一种微创能量设备治疗手段，通过热效应刺激盆底组织胶原蛋白再生及重塑，可为PFD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但关于FCL的治疗方案、能量参数、临床疗效及安全性仍备受争议。本文聚焦于SUI和VLS，综述国内外关于FCL治疗的作用机制、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研究进展，旨在为FCL的规范化应用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FCL治疗SUI和VLS在短期随访中显示出一定的疗效，但PFD的发病因素复杂，且FCL在治疗PFD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也尚未明了，这些均仍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而且也需要更多、更全面有关FCL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以提供循证证据，完善指南，指导临床工作。

子宫平滑肌肿瘤是平滑肌细胞来源的间叶源性肿瘤，涵盖生物学行为异质性显著的多种亚型，2020年WHO女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将其分为5种主要类型，包括子宫平滑肌瘤、恶性潜能未定的子宫平滑肌瘤、平滑肌肉瘤、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及转移性平滑肌瘤。子宫平滑肌瘤虽为良性病变，但其高发病率及临床表现异质性对患者的生命质量造成显著影响，而恶性平滑肌肉瘤则因侵袭性强、预后差成为临床诊治难点。传统的病理学分类基于形态学特征，难以全面揭示子宫平滑肌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本质。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表观遗传学及单细胞组学技术的突破，研究者对子宫平滑肌肿瘤的认识已从传统的组织形态学层面逐步深入至分子层面，在基因突变、表观遗传调控、信号通路异常激活等方面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这些分子机制的解析不仅有助于揭示子宫平滑肌肿瘤的发生发展规律，更为疾病的精准诊断、预后评估及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潜在靶点。本文从分子层面系统综述子宫平滑肌肿瘤的分子特征及其临床转化意义，以期为精准医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