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48卷第05期

肺血管介入技术凭借微创、精准的优势，已成为当前肺血管疾病治疗的重要突破。球囊肺动脉成形术（BPA）、肺动脉支架植入术、肺动脉去神经术（PADN）等技术显著改善了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肺动脉狭窄、动脉型肺动脉高压（PAH）等疾病的预后。肺血管介入借鉴了冠脉介入（PCI）的导丝操控、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等技术，但需针对肺循环低压、壁薄、分支复杂等特殊性进行改良，以避免穿孔和血栓风险。专用器械的研发及影像融合成像的应用提升了精准性与安全性。未来需构建肺血管介入的独立理论体系，推动其从“辅助手段”向“核心治疗”升级。

慢性肺曲霉病合并咯血是一种高病死率的临床急重症，本文详细介绍了慢性肺曲霉病合并咯血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影像学评估方法、多入路介入治疗策略以及其他治疗方法。慢性肺曲霉病常导致多血管受累，多种入路联合介入治疗栓塞责任血管能够快速有效控制咯血，提高手术成功率，适用于大咯血或反复发作经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非大咯血患者。本文旨在优化慢性肺曲霉病合并咯血的救治策略，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

咯血是严重的呼吸系统症状，严重者可能导致窒息而危及生命，其治疗方法包含内科药物治疗、气管镜下介入治疗、血管介入及外科手术等方法。其中，支气管动脉栓塞术（BAE）是咯血治疗的重要介入方法，具有创伤小、止血效果好等优点，已广泛用于临床咯血治疗，尤其在大咯血紧急抢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BAE操作相对复杂，国内尚缺乏统一的BAE操作规程和技术指导，一定程度上限制了BAE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为了提高我国BAE操作水平，特别是大咯血治疗的规范性，基于广泛的文献回顾及国内专家的经验，经过多次讨论，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组、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工作组共同牵头制订了《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治疗咯血操作规程专家共识》，旨在进一步规范我国BAE的临床应用。 【推荐意见】 1.基于支气管动脉解剖的复杂性，推荐术中可采用多种投照体位，充分显示病变血管形态。 2.咯血的主要责任血管为支气管动脉、异位起源支气管动脉和非支气管性体动脉，但仍需警惕肺动脉及肺静脉源性咯血。 3.推荐成立包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影像科、介入科等在内的咯血救治多学科团队，共同制定咯血的救治方案。 4.当咯血患者出现窒息表现时，推荐尽快评估气管插管指征，保持气道畅通，必要时联合“内镜介入”予以围手术期处理。 5.BAE术前建议完善支气管动脉CT血管成像，充分识别和判断责任血管。 6.栓塞前推荐充分造影各责任血管，并推荐采用同轴微导管技术，选择合适栓塞材料，进行超选择性栓塞，避免异位栓塞。 7.建议对BAE术后患者进行长期管理和随访，提供健康指导，重视原发病的治疗，降低咯血复发率。

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GPA）是一种少见的累及多个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于其临床表现多样且复杂，容易导致误诊和漏诊，进而影响患者的预后。因此，疾病早期诊断、制定规范治疗方案、管理并发症及多学科团队合作至关重要。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诊治多学科专家共识编写组基于近年来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对2018年版的《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诊治规范多学科专家共识》进行了全面更新和修订。本次的修订补充了病因及发病机制，更新了诊断与评估、治疗、预后等方面的内容，并整理出13条推荐意见。此次修订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EGPA的诊疗能力，强调多学科协作在EGPA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促进EGPA诊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为临床实践提供最新的指导性文件，从而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目的 探讨中央型肺动脉假性动脉瘤（PAPA）临床特点及肺动脉CT血管造影（CTA）表现，提高中央型PAPA检出率。 方法 回顾性纳入武威市凉州医院和兰州大学第一医院2019年4月至2024年8月收治的23例临床资料完整的中央型PAPA所致咯血患者，其中男10例，女13例，平均年龄68岁（49~78岁）。分析患者基础疾病、PAPA肺动脉CTA表现、单次最大咯血量及转归。 结果 23例PAPA患者中22例患有肺结核（95.7%，22/23）。其中位于左下肺动脉（PA）主干9例、右下PA主干6例、左肺下叶基底段PA干2例、右肺下叶基底段PA干4例、左肺上叶PA干1例、左肺舌段PA干1例。PAPA数量均为单发。形状为指状9例（39.1%，9/23）、囊袋状6例（26.1%，6/23）、结节状4例（17.4%，4/23）、鸟嘴状2例（8.7%，2/23）、伞状2例（8.7%，2/23）。PAPA临近肺组织均表现为不同程度斑片、结节、絮状及大片实变，个别病例有多发空洞，PAPA在空洞壁13例（56.5%，13/23）。患者单次最大咯血量平均约570 ml（150~2 000 ml）。未行肺动脉血管腔内治疗13例，平均生存时间68.5 d。经肺动脉血管腔内介入治疗10例，平均生存时间709.4 d。有13例患者因大咯血窒息死亡，3例患者非咯血原因死亡。 结论 肺结核是导致中央型PAPA最常见的原因，且好发于肺门附近伴有空洞的患者。中央型PAPA破裂后患者单次咯血量较大，导致患者窒息死亡风险高，尽早行肺动脉血管腔内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延长生存时间。在CT轴位图像中瘤体与载瘤动脉不在同一层面时、瘤体形状为结节状和鸟嘴状时容易被漏诊。

目的 初步探索抗生素对小鼠肺等多器官鼠衣原体感染的变化、免疫反应及肠道细菌的影响。 方法 将C57BL/6J小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抗生素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饮用水，抗生素组给予灌胃2次并饮用含万古霉素和庆大霉素水溶液2周。两组小鼠均鼻内感染鼠衣原体，并持续监测其体重变化。在感染后的第10天，对小鼠实施安乐死，随后检测多个器官中的鼠衣原体载量，并对肺组织进行免疫荧光染色及病理损伤评分。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中鼠衣原体特异性IgG及其分型，流式细胞术分析脾脏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TNF）-α、干扰素（IFN）-γ、IL-5、IL-13水平。留取小鼠粪便样本qPCR检测肠道细菌组成。应用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结果 鼻内感染鼠衣原体后两组小鼠体重从第2天开始下降，对照组下降迅速并于第6天开始恢复，抗生素组下降稍慢并于第8天开始恢复。抗生素组小鼠肺、心、肝、脾、肾中鼠衣原体载量高于对照组（均P<0.05），而下消化道（空肠、回肠、盲肠、结肠、直肠）鼠衣原体载量低于对照组（均P<0.01）。肺组织免疫荧光染色抗生素组鼠衣原体数为（8.94±4.13）IFU/低倍镜视野，高于对照组的（3.73±1.49）IFU/低倍镜视野（F=7.06，P<0.05）；炎症细胞浸润且病理损伤评分为（3.12±0.59）分，也高于对照组的（1.80±0.69）分（F=10.47，P<0.05）。抗生素组血清鼠衣原体特异性IgG抗体水平低于对照组（F=5.95，P<0.05），脾脏CD4+和CD8+T细胞的细胞因子TNF-α水平高于对照组（均P<0.05），而IL-13水平低于对照组（均P<0.05）。抗生素处理后小鼠肠道细菌中拟杆菌比例显著降低（F=97.57，P<0.01），而厚壁菌比例升高（F=154.51，P<0.01）。鼠衣原体感染后对照组拟杆菌、α-变形菌和产气荚膜梭菌比例降低（均P<0.05），阿克曼菌比例升高（F=9.58，P<0.01）；抗生素组拟杆菌和厚壁菌比例降低（F=4.85，P<0.05；F=25.35，P<0.01），疣微菌和阿克曼菌比例升高（F=11.44、F=15.46，P<0.01）。 结论 抗生素导致小鼠肺等实质脏器鼠衣原体感染和肺组织病理损伤加重，血清IgG减少、脾脏TNF-α增加和IL-13减少，并引发肠道细菌组成变化。

纤维素性纵隔炎（fibrosing mediastinitis，FM）是一种纵隔内组织增生、钙化压迫纵隔内气管、血管等重要组织结构的疾病。腔内介入治疗是FM致肺血管狭窄的首选治疗策略。然而，当病变累及肺动脉分叉处引起两条血管开口处狭窄时，单支架置入术不能同时保全两条血管。尽管双支架置入术步骤较单支架繁琐，但双支架置入术可以同时保全两条血管。本文报道了2例使用双支架置入术治疗FM致肺动脉分叉处狭窄病变的病例，探讨其治疗效果及安全性。

慢性肺曲霉病是呼吸系统常见疾病，咯血是这类患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本文报道1例慢性肺曲霉病合并大咯血的患者资料，由于患者血管解剖位置异常，我们采用双循环方式，即肺循环、体循环，分别经股静脉、股动脉、桡动脉穿刺，最终顺利完成手术。术前进行肺动静脉、支气管动脉CT血管成像提示体动脉、肺动脉均受累，首先沿股静脉入路行双肺动脉造影，造影提示右肺动脉主干增宽，右肺动脉各肺段远端低灌注未见显影，随后沿股动脉入路造影，造影可见多支支气管动脉、体动脉增粗、扭曲，末梢紊乱，并可见体-肺动脉分流及肺动脉远端瘤样扩张，沿股静脉入路栓塞肺动脉瘤样扩张，沿股动脉入路栓塞正常位置支气管动脉，由于部分非支气管性体动脉（右侧锁骨下动脉分支）严重扭曲，遂沿桡动脉入路使用颗粒栓塞剂逐一栓塞，手术顺利，随访半年，患者咯血未复发。

除曲霉外的真菌引起的变应性支气管肺真菌病（ABPM）相对罕见，而由Triodiomyces crassus引起的ABPM尚未见报道。本文详细报道了这首个病例的发现、诊治及随访过程。患者男性，60岁，因“干咳伴咳嗽时胸闷1个月”就诊，外周血嗜酸粒细胞计数及总IgE升高，烟曲霉特异性IgE阴性，胸部CT表现为右上肺实变伴相应支气管内高密度黏液栓，气管镜活检病理见嗜酸粒细胞浸润及真菌菌丝，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组织见嗜酸粒细胞浸润并分离培养出酵母样真菌，该菌经ITS测序鉴定为Triodiomyces crassus。最终该患者确诊为由Triodiomyces crassus引起的ABPM，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期望通过本例报道和文献复习，提醒临床注意由非曲霉引起的ABPM。当临床疑诊ABPA，而烟曲霉特异性抗体阴性时，尤其要想到除曲霉外的少见甚至罕见的真菌引起的ABPM可能。尽早积极的病原学检查有助于该病的诊断及罕见致病真菌的发现。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病）的国内外指南在25年内经过持续更新与修订，在治疗目标、评估体系和治疗策略方面不断聚焦与优化。本文总结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指南的相关内容的变迁，重点探讨其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慢阻肺病的治疗方案以缓解症状和降低未来急性加重风险两大治疗目标为核心，越来越强调个体化治疗，同时融入了升级/降级和初始/后续治疗的闭环管理理念，以确保随访治疗的动态调整。此外，基于不同发病机制的新治疗方案的出现，也为慢阻肺病的管理提供了新的突破。我国慢阻肺病指南也不断更新，针对早期筛查诊断、全程和自我管理、急性加重防治等方面提供更加全面的指导，不断提高慢阻肺病诊治临床实践中的精准决策与科学管理。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是一种常见的睡眠呼吸疾病，增加围手术期风险。围手术期加强OSA的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围手术期是否应用气道正压通气治疗仍有争议。本文综合围手术期OSA诊治的最新的研究进展，明确评估和治疗OSA对提高患者围手术期安全和改善预后的作用。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是一种严重的间质性肺疾病，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阐明。近年来研究表明补体系统激活在IPF病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抑制补体系统激活为IPF治疗策略提供新思路。现就有关补体系统激活参与IPF病变的分子机制与以补体系统为潜在治疗靶点进行IPF药物研发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IPF防治提供新观点。

抗细胞因子自身抗体（AAb）是由浆细胞产生的，可干扰相应细胞因子信号的传导，阻断靶细胞因子的生物学功能，导致患者对病原菌的易感性增加，患者可出现反复复杂感染。目前已被认识的AAb包括抗干扰素、抗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抗IL-6、抗IL-17、抗IL-12/23自身抗体，这些抗体均可引起免疫缺陷相关感染。现对其临床表现和已发现的相关机制进行综述。

肺切除术后引起的气道、消化道和胸壁瘘均是术后严重的并发症，病死率较高。本文报道了1例气道、食管、胸壁瘘患者，采用多模态影像技术明确瘘口及窦道位置后，组建了由呼吸内镜、消化内镜、整形、麻醉和疼痛组成的多学科诊疗团队，制定及实施分步式、个体化诊疗方案：首先在图像增强内镜（IEE）辅助下联合支气管镜和胃镜的“双镜”技术有效封堵气道食管瘘；气道食管瘘愈合后，整形外科微创手术清除胸壁窦道；胸壁瘘愈合后，最后支气管镜下移除体内封堵支架实现临床治愈。IEE等多模态影像技术辅助下以内镜和微创修复为主体，实施多学科联合、分步式、个体化的微创诊疗策略，值得临床进一步探索。

Paget-Schroetter 综合征（Paget-Schroetter，PSS），即原发性锁骨下-腋静脉血栓形成，多数发病者为健康青年人，尤其在肩关节长时间外展或超负荷运动后容易出现，高危人群如网球、棒球、高尔夫球等运动员。本文通过回顾“高强度运动损伤诱发肺血栓栓塞症1例”及文中收集的病例，建议在关注运动相关肺栓塞的同时，还需积极排查PSS，特别是以上肢运动为主的年轻患者。

Paget-Schroetter综合征（PSS）为原发性锁骨下-腋静脉血栓，多因上肢过度活动引发静脉损伤，约26.7%并发肺栓塞。DSA是为诊断PSS的“金标准”，超声因高敏感度和特异度被列为首选筛查手段。典型PSS表现为突发上肢肿胀、疼痛及皮肤青紫，近9成超声可见血栓或血流异常。本案例患者未发现PSS核心症状及相应超声异常，PSS的诊断依据不足。我们建议运动相关肺栓塞患者优先无创超声筛查，只对PSS高危疑似病例行静脉造影，以优化诊疗路径并减少侵入性检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