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105卷第06期

胎儿有核红细胞存在于孕妇外周血中，具有完整的胎儿遗传信息，是进行胎儿遗传病检测和预警的一类理想细胞，已被证实可用于胎儿性别鉴定和染色体非整倍体检测。单基因遗传病异质性强、变异位点及变异类型多样，应用胎儿有核红细胞检测前需要突破细胞富集分选、来源鉴定、微量模板扩增及测序、生物信息分析等瓶颈问题，以获得高纯度的胎儿细胞，高基因组覆盖度、高保真度、无偏倚的全基因组扩增产物，以及准确的基因变异检测及分析结果。聚焦以上问题，本文重点介绍胎儿有核红细胞在单基因病无创产前检测中的进展及问题。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遗传性出生缺陷防控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基于二代测序（NGS）技术的无创产前检测（NIPT）、低深度全基因组测序（CNV-seq）和外显子测序（ES）等技术在临床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近年来，三代测序（TGS）技术的研发和临床应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凭借其长读长的测序优势，解决了复杂疑难遗传病三级防控中的诸多难题，进一步完善了遗传性出生缺陷防控的技术体系。本文将介绍高通量测序技术在遗传性出生缺陷预防各环节中的应用，并深入探讨各应用领域的技术关键和应用趋势。

肿瘤化疗相关性贫血（CIA）是肿瘤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CIA治疗效果不佳，将影响化疗方案的正常实施，并降低患者生存质量，缩短临床生存期。目前CIA存在治疗率严重不足、治疗效果不理想等问题，临床上常因贫血得不到快速有效的救治，而被迫降低化疗剂量或延迟化疗。究其原因，这些问题主要与疾病病因复杂、临床干预时机晚，现有治疗方案又存在一定局限等因素相关。因此，疾病管理需要进一步强化早诊早治理念，避免因贫血程度严重而增加临床负担。同时，随着对贫血机制的深入理解，临床开始基于低氧诱导因子（HIF）的综合调控机制进行新药研发。2023年欧洲内科肿瘤学会（ESMO）大会上公布了一项罗沙司他治疗非髓系恶性肿瘤患者化疗诱导性贫血的Ⅲ期临床研究，这款HIF脯氨酰羟化酶抑制剂（HIF-PHI）类药物为口服制剂，在研究中表现出了良好的疗效及安全性，并且与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α（rHuEPO-α）相比，依从性更优。本文从对CIA机制的再认识入手，对CIA目前的诊治困境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相关性贫血临床实践指南（2024版）》提出建议，同时就未来新型治疗药物HIF-PHI进行介绍与展望。

遗传因素是导致先天性耳聋的最主要原因，遗传性耳聋的预防是聋病防控的主要突破口。分子诊断技术的进步有效提高了遗传性耳聋的确诊率，基于人群的耳聋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成果为开展携带者筛查、发现生育聋儿的高风险家庭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是开展遗传性耳聋规模化预防的基础。鉴于目前遗传性耳聋的预防在临床实践中仍缺少统一的规范性文件，本共识编写组组织多学科专家，参考国内外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就遗传性耳聋孕前/产前预防的适用人群、策略和技术、预防时期的选择、临床流程等内容达成共识，以期为遗传性耳聋预防工作的临床规范化开展提供参考，为预防技术的研发提供思路。

目的 探讨单基因病扩展性携带者筛查（ECS）在孕期人群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5月至2024年2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接受334种单基因病ECS个体（434名孕妇及其中315名孕妇的配偶）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孕周、个体阳性率、检出致病/可能致病（P/LP）变异在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HGMD）的收录情况、高风险夫妻比例，并比较选择同步筛查模式和序贯筛查模式的高风险夫妇的诊断孕周。 结果 共纳入受检者749名，女434名，男315名，年龄M（Q1，Q3）为31（28，34）岁，其中携带至少1个P/LP变异的个体阳性率为65.6%（491/749）。若仅报告HGMD收录的P/LP变异位点，高风险夫妻的检出率为8.3%（26/315）。实际（即报告HGMD收录和HGMD未收录评级为P/LP烈性变异）高风险夫妻检出率9.5%（30/315）。其中，86个基因与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推荐的T3筛查基因包（简称ACMG-T3）重叠，高风险夫妻检出率为7.0%（22/315）；334种基因筛查包额外覆盖248个基因，非ACMG-T3高风险夫妻检出率为2.5%（8/315）。选择同步筛查模式的高风险夫妻产前诊断孕周早于选择序贯筛查的高风险夫妻［（19.7±3.3）周比（22.2±2.2）周，P=0.049］。 结论 孕期进行多病种的单基因病扩展性携带者同步筛查可将产前诊断时机提前。

目的 探讨线粒体A1555G异质变异来源及其与听力损失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院聋病分子诊断中心行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的携带线粒体A1555G变异的个体，分析异质和均质变异占比；选取2016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门诊数据库中应用二代测序技术明确突变负荷的线粒体A1555G异质变异个体，分析其遗传来源和表型特征；并分析明确突变负荷和听力表型的线粒体A1555G变异个体的听力损失程度与A1555G突变负荷的相关性。 结果 在65 942例新生儿中携带A1555G变异的个体共157例（男63例，女94例），人群占比2.4‰（157/65 942）；其中携带异质变异48例，人群占比0.7‰（48/65 942）；携带A1555G变异个体中异质变异占比30.6%（48/157）。A1555G异质变异个体中有5例新生变异，14例明确了突变负荷，突变负荷范围1.0%~99.4%，2例表现为双侧极重度听力损失，1例表现为单侧极重度听力损失。分析包括本研究异质变异个体在内的118例明确了A1555G突变负荷和听力表型的病例结果显示，听力损失程度与突变负荷呈正相关（rs=0.489，95%CI：0.350~0.606，P<0.001），且中重度以上听力损失个体的突变负荷均>50%（52/52）。 结论 A1555G异质变异的部分遗传来源为新生变异，携带A1555G异质变异的个体突变负荷区间大，且听力损失程度（尤其中重度以上）与突变负荷呈正相关。

目的 分析新发突变（DNMs）单基因病家系产前诊断结果及复发性DNMs家庭患儿的突变亲本来源。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纳入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行生殖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的DNMs患儿生育史家系41个。收集产前诊断结果及其他临床资料，采集患儿父母外周血、先证者样本（外周血或引产胎儿组织）以及羊水或绒毛样本。对复发性DNMs患儿生育史家系，额外收集患儿父母双方唾液及精液。行靶向高通量测序，评估患儿父母体细胞及男方生殖腺嵌合情况。对于精液中未检出致病变异的家系，利用Sanger测序寻找变异上下游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并结合TA克隆技术明确变异亲本来源。 结果 共纳入41个家系，41例男性年龄（34.1±3.9）岁，41例女性年龄（33.0±3.9）岁，涉及致病基因32个，神经发育障碍类疾病占53.7%（22/41），遗传性肌病占12.2%（5/41），遗传性骨病占7.3%（3/41），遗传性眼病占4.9%（2/41），心血管遗传性疾病占2.4%（1/41），其他多系统疾病占19.5%（8/41）。在37个再次妊娠行产前诊断家系中，1个检出DNMs。对4个有复发性DNMs患儿生育史的家系行DNMs亲本来源分析，其中2个家系在父源精液中检出低比例嵌合，变异等位基因分数（VAF）分别为3.7%和12.8%，2个家系通过Sanger测序结合TA克隆提示为母源变异。 结论 DNMs具有一定复发风险。利用“靶向高通量测序+Sanger测序+TA克隆验证”的分析流程有助于寻找变异亲本来源。

目的 探讨基于相对单倍型剂量变化（RHDO）结合贝叶斯因子（BF）算法在孕早期进行隐性单基因遗传病无创产前诊断（NIPD-M）的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22年9月至2023年11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206个隐性遗传病高风险孕妇家系数据，提取孕妇外周血细胞游离DNA（cfDNA）以及家系基因组（gDNA），针对DMD、SMN1、PAH、MMACHC、MMUT、F8、F9、SLC26A4、GJB2、CYP21A2 共10个基因进行NIPD-M。通过靶向测序，筛选信息性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并构建致病单倍型，根据RHDO计算胎儿继承致病单倍型的BF值，应用环状二元切割算法排除重组事件对结果的干扰，通过质控后得到准确NIPD-M结果，经侵入性产前诊断（IPD）或新生儿基因诊断进行验证。 结果 纳入206个单基因病高风险家系，孕妇年龄［M（Q1，Q3）］32（27，38）岁，采血孕周8+2（8，9+2）周，胎儿分数（FF）5.21%（3.56%，7.64%）。190例检测成功，16例检测失败，成功率为92.2%（190/206）。IPD或新生儿基因诊断结果与NIPD-M结果一致，准确率为100%（190/190）。 结论 基于RHDO的NIPD-M为隐性单基因遗传病高风险孕妇提供了一种早期、安全、可靠的产前诊断手段。

为探讨罗伯逊易位（又称罗氏易位）携带者行染色体结构重排的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SR）获得胚胎的染色体状态和辅助生殖临床结局，回顾性分析2017年2月至2023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112例染色体罗氏易位携带者（男51例，女61例）进行的148个PGT-SR治疗周期临床资料。rob（13；14）是最常见的易位形式，占65.2%（73/112）。720枚囊胚中可移植胚胎为303枚（42.1%）。胚胎的易位染色体亲本来源分析结果显示，男方携带者可移植胚胎比例高于女方携带者［50.0%（149/298）比36.5%（154/422），P<0.001］；临床妊娠率高于女方携带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2.9%（39/62）比49.4%（38/77），P=0.154］。共139个囊胚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率55.4%（77/139），流产率14.3%（11/77）。罗氏易位携带者在PGT-SR治疗周期中，男性携带者比女性携带者获得更多的可移植胚胎。

GM2神经节苷脂贮积病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Sandhoff病是该病的一个亚型，本文报道1例成人型Sandhoff病，并进行文献复习，总结发现，该病首发症状多为肢体无力，其他还包括肌肉萎缩、共济失调、痉挛、言语障碍等。肌电图多为慢性神经源性损害肌电改变，患者的预后取决于酶活性，当前该病只能对症治疗，对因治疗也在探索中，如基因增补疗法，底物减少疗法，神经保护疗法。

胚胎着床前遗传学检测（PGT）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辅助生殖领域。在分子遗传学检测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PGT具有越来越广阔的应用前景。非侵入性无创PGT技术可避免活检造成的胚胎损伤，基于着床前囊胚滋养外胚层细胞的DNA甲基化筛查和基于RNA的PGT技术等为胚胎发育潜能预测和遗传筛查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支持。本综述对PGT新技术的应用现状和研究进展进行概述，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免疫抑制性的肿瘤微环境（TME）是限制实体肿瘤免疫治疗疗效的关键因素，可作为肿瘤治疗的靶点。近年来有多项研究提出了免疫调节性疫苗的新概念，通过选择在肿瘤细胞和TME中抑制性免疫细胞及基质细胞表面共同表达的肿瘤微环境抗原（TMA）作为靶点，制备具有免疫原性的肿瘤疫苗，诱导强烈的内源性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免疫调节性疫苗结合了杀伤肿瘤细胞和靶向清除抑制性免疫组分的双重作用，可有效改善免疫抑制性TME，是一种具有前景的新型免疫治疗模式。本文综述了现有TMA的分类及据此开发的免疫调节性疫苗，总结了免疫调节性疫苗相关临床前及临床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分析其与其他免疫治疗策略联用的合理性，最终为解除实体瘤TME免疫限制、提高免疫治疗效果提供新思路。

免疫治疗的快速发展使肿瘤治疗发生了巨大革新，并且在临床肿瘤治疗中成功应用。三维肿瘤模型能够在体外模拟肿瘤微环境（TME）和微脉管系统，更为真实地反映免疫治疗过程。三维肿瘤模型为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在体外重建肿瘤免疫微环境、免疫药物筛选、指导临床个体化用药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将对各三维培养模型及其在免疫治疗中的应用现状作一简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