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40卷第11期

面神经损伤后患者易出现面部运动功能障碍等症状，严重者可造成面部肌肉瘫痪，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手术是治疗面瘫的重要手段，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对于面瘫治疗效果至关重要。现根据本团队临床经验总结面瘫的临床评估要点及手术策略，旨在规范面瘫的临床治疗，提高面瘫的诊疗水平。

目的 初步探讨复合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术后即刻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及必要时血管内治疗]治疗症状性颈动脉次全闭塞(NOCA)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2年8月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脑血管病科行复合手术治疗症状性NOCA患者的临床资料，共纳入41例患者(41处NOCA病变)，其中15例合并其他头颈部大动脉严重狭窄或闭塞性病变。所有患者均在CEA后经股动脉穿刺行DSA，若存在严重狭窄或闭塞行血管内治疗，观察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术后血管通畅情况；根据术前颈动脉是否伴有完全塌陷分型分为完全塌陷组(12例)和不完全塌陷组(29例)；术后6个月采用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简称彩超)、头颈部CT血管成像(CTA)或磁共振血管成像(MRA)检查评估患者颈动脉通畅情况并比较完全塌陷组与不完全塌陷组血管通畅及远端管径的恢复情况。 结果 41例患者的颈动脉均成功再通。术后即刻DSA显示18例(43.9%)患者存在严重的血管缺陷，其中10例行血管内治疗。7例(17.1%)患者出现围手术期并发症，1例术中出现颈静脉出血，1例术后因高灌注出血后并发肺部感染死亡，1例术后颈部形成急性血肿，1例术后切口愈合不良，1例术后心绞痛发作，2例术后出现明显的高灌注性头痛但无颅内出血；所有患者均未遗留永久性后遗症且无症状性缺血性卒中发生。合并其他头颈部大动脉严重狭窄或闭塞的患者中5例同期行血管内治疗，均未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分型分组比较结果显示，完全塌陷组与不完全塌陷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术前症状等基线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不完全塌陷组比较，完全塌陷组患者术中行补救性血管内治疗的占比高(7/12对比3/29，P＝0.004)。39例(95.1%)患者获得临床随访，随访时间[M(范围)]为15(9~38)个月；末次随访显示，均无缺血性卒中症状。23例(56.1%)患者获得影像学随访，随访时间[M(范围)]为7(5~13)个月；末次随访显示，均无颈动脉再闭塞或再狭窄情况；完全塌陷组6例行CTA检查，颈动脉管径均未恢复至正常或接近正常，不完全塌陷组10例获得CTA或MRA检查，其中9例颈动脉管径恢复至正常。 结论 初步观察发现，复合手术治疗症状性NOCA技术成功率高且安全、有效，伴有血管完全塌陷的患者可能更多的需要行血管内治疗，且远期血管管径的恢复情况较不完全塌陷的患者差。

目的 探讨中间导管远端抽吸技术在重型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CVST)血管内治疗中的可行性、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纳入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介入科接受中间导管远端抽吸技术治疗的重型CVST患者，共37例。回顾性分析技术成功率、静脉窦再通情况、手术相关并发症。随访临床和影像学预后；临床预后评估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0~2分为预后良好，≥3分为预后不良。 结果 37例患者中，中间导管远端抽吸技术的成功率为97.3%(36例)，1例(2.7%)仅行静脉窦置管溶栓。术后即刻，静脉窦完全再通6例(16.2%)，部分再通30例(81.1%)，1例(2.7%)未再通。术后共5例(13.5%)患者发生手术相关并发症，1例(2.7%)为静脉窦穿孔。4例(10.8%)患者发生脑疝，其中1例(2.7%)同时发生右侧股静脉血栓形成；3例(8.1%)死于脑疝。存活的34例患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6(3~8)个月。随访期内，1例CVST复发。随访末期，mRS 0~2分32例、3分2例；37例患者总体预后良好率为86.5%(32/37)。29例患者行影像学随访，其中25例(86.2%)静脉窦再通良好，4例(13.8%)未完全再通。 结论 中间导管远端抽吸技术治疗重型CVST技术可行，相对安全、有效。

目的 探讨缺血型烟雾病(MMD)患者行颞浅动脉(STA)－大脑中动脉(MCA)搭桥术中血流动力学参数及围手术期血压对术后脑过度灌注综合征(CHS)的预测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行单侧STA-MCA搭桥术的123例缺血型MMD患者的临床资料。术中应用微型探头血管超声检测并记录吻合后受血动脉MCA皮质支(M4段)及供血动脉STA顶支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收缩期峰值流速(Vp)、平均流速(Vm)、舒张期末流速(Vd)、脉动指数(PI)。记录围手术期血压变化。根据术后是否出现CHS，分为CHS组(32例)及非CHS组(91例)。将可能影响术后发生CHS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术后CHS的危险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分析各参数预测术后发生CHS的诊断价值。 结果 两组间年龄、性别、高血压、高脂血症、血脂水平等基线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CHS组MCA M4近心段的Vp、Vm、Vd，STA的Vm、Vd以及术中、术后血压均高于非CHS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术中较高的MCA M4近心段的Vm(OR＝1.06，95%CI：1.01~1.12，P＝0.014)、术中收缩压(OR＝1.08，95%CI：1.00~1.16，P＝0.040)及术后收缩压(OR＝1.09，95%CI：1.01~1.17，P＝0.023)均为MMD患者术后发生CHS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术中MCA M4近心段的Vm、术中收缩压、术后收缩压预测MMD患者术后发生CHS的AUC(95%CI)分别为0.83(0.74~0.93)、0.84(0.75~0.94)、0.75(0.64~0.86)(均P<0.01)，最佳截断值分别为52 cm/s、131 mm Hg (1 mm Hg＝0.133 kPa)、148 mm Hg；其灵敏度分别为0.742、0.742、0.839，特异度分别为0.867、0.822、0.644。与单一因素模型相比，三者联合模型(AUC＝0.90，95%CI：0.84~0.97，P<0.01)预测MMD患者术后发生CHS的准确性更高，其灵敏度为0.839，特异度为0.844。 结论 对于缺血型MMD患者，搭桥术中较高的MCA M4近心段Vm、术中及术后收缩压均为其术后发生CHS的独立预测因素，且三者联合预测术后发生CHS的准确性更高。

目的 探讨小脑后下动脉(PICA)远端破裂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和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到2023年12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13例PICA远端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1例行开颅显微手术，2例行单纯弹簧圈栓塞术。分析患者的疾病特点及手术疗效。 结果 13例患者中，入院时Hunt-Hess分级Ⅱ级5例、Ⅲ级4例、Ⅳ级2例、Ⅴ级2例，出血主要分布在小脑延髓池、枕大池、小脑脑桥角池等后颅窝蛛网膜下腔，第四脑室、小脑蚓部及小脑半球。动脉瘤位于PICA延髓前段1例，延髓外侧段4例，延髓扁桃体段5例，膜帆扁桃体段1例，皮质段2例。囊状动脉瘤11例，梭形动脉瘤2例。动脉瘤最大直径为0.3~2.5 cm。13例患者术中动脉瘤均完全闭塞，载瘤动脉瘤通畅。11例行开颅手术的患者中，术后发生后组脑神经一过性损伤1例；小脑半球脑梗死1例，遗留共济失调症状；3例术后因脑积水再次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其中1例死亡。术后6个月随访，格拉斯哥预后评级Ⅰ级1例，Ⅲ级2例，Ⅳ级1例，Ⅴ级9例；8例影像学随访未见动脉瘤复发。 结论 PICA远端动脉瘤多为囊状动脉瘤，延髓外侧段和延髓扁桃体段多见，脑积水发生比例高。血管内弹簧圈栓塞术和开颅显微手术均可取得较好的疗效。

目的 探讨Neuroform Atlas支架(简称Atlas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急性期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菏泽市立医院神经外科应用Atlas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的61例急性期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患者(61个动脉瘤)的临床资料。以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价术后3个月的临床预后，0~2分为预后良好；以Raymond分级评价动脉瘤即刻及随访时的栓塞程度，评价动脉瘤的治愈(完全栓塞)率及支架内狭窄的发生率。 结果 61个动脉瘤共使用64枚支架，均成功释放。即刻栓塞结果：Raymond分级Ⅰ级43例(70.5%)，Ⅱ级12例(19.7%)，Ⅲ级6例(9.8%)。围手术期未发生出血性并发症，5例(8.2%)发生缺血性并发症；死亡2例。失访2例，57例完成术后3个月随访，其中mRS 0分50例，1分5例，2分1例，3分1例；预后良好率为94.9%(56/59)。47例患者完成数字减影血管造影随访，随访时间为术后(7.6±1.5)个月(6~11个月)；其中42例(89.4%)动脉瘤治愈，1例(2.1%)动脉瘤稳定，4例(8.5%)动脉瘤复发；无一例出现新发支架内狭窄。 结论 Atlas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急性期颅内破裂宽颈动脉瘤的治愈率较高，但缺血性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亦较高。

目的 探讨颅内镜像动脉瘤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参数与其破裂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2年6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30例(共60个动脉瘤)颅内镜像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头颅CT血管成像(CTA)的原始数据，导入Mimicus建模，选择3-MATIC光滑模型，使用Fluent软件划分流体域并行血流动力学仿真计算。根据三维CTA数据测量和计算颅内动脉瘤的瘤颈宽度等11个形态学参数。对比镜像动脉瘤破裂侧与非破裂侧的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参数，并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确定动脉瘤破裂的独立风险因素。 结果 与颅内镜像动脉瘤未破裂侧比较，破裂侧的动脉瘤高度[M(Q1，Q3)][4.59(3.80，6.67)mm对比2.73(2.31，3.82)mm]、最大高度[5.94(4.39，7.28)mm对比3.44(2.49，5.06)mm]、最大径[5.50(3.63，7.00)mm对比3.42(2.82，4.32)mm]、瘤颈宽度[(4.78±1.52)mm对比(3.64±1.23)mm]、纵横比[1.16(1.00，1.86)对比0.99(0.70，1.23)]、尺寸比[2.18(1.42，3.23)对比1.24(0.97，1.87)]、高宽比[1.03(0.79，1.50)对比0.85(0.59，1.12)]均较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两侧流入角、不规则形状、载瘤动脉的平均直径、瓶颈因子、壁面压力、壁剪切应力、流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动脉瘤的高度、最大高度、最大径、瘤颈宽度、纵横比、尺寸比和高宽比均非动脉瘤破裂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 结论 颅内动脉瘤的高度、最大高度、最大径、瘤颈宽度、纵横比、尺寸比、高宽比均可能与其破裂有关。

目的 探讨儿童颅内残留或复发性室管膜瘤的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至2023年8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收治的90例行外科手术治疗颅内残留或复发性室管膜瘤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32例为首次手术后肿瘤残留，58例为肿瘤复发；肿瘤位于后颅窝60例，小脑幕上23例，后颅窝肿瘤转移至侧脑室7例。术后通过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末次随访时间为2023年10月，获知患儿生存及后续治疗情况，通过头颅MRI检查评估患儿肿瘤是否再次复发或转移。 结果 90例患儿手术均顺利完成，其中肿瘤扩大全切除10例，全切除71例，近全切除9例。术后78例(86.7%)患儿出现并发症，其中发热70例，皮下积液39例，出现声音嘶哑、吞咽困难等后组脑神经损伤症状16例，面瘫13例；术后13例(14.4%)患儿因继发性脑积水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其中2例分别出现消化道大出血、心力衰竭于术后24 h死亡；1例因术后并发肺炎出院后死亡。术后经病理学证实，69例患儿的肿瘤病理学诊断与首次诊断相同，其中世界卫生组织(WHO)2级5例，3级62例，2~3级2例；21例肿瘤病理学诊断与首次诊断不同，其中7例由WHO 2级转为3级，1例由1级转为2级，9例由2~3级转为3级，4例由3级转为2级。87例患儿均获得临床随访，随访时间[M(范围)]为16个月(3~116个月)。49例患儿术后行首次或二次放疗，3例行单纯化疗，3例行放疗和化疗。末次随访显示，27例患儿死于肿瘤复发或转移；存活的60例患儿中，局部再复发5例，脊髓转移2例。 结论 儿童颅内残留或复发性室管膜瘤的治疗效果欠佳，目前仍以手术切除辅助术后放疗为主要治疗手段。

目的 通过与磁共振增强扫描无强化的低级别脑胶质瘤患者进行对比，探讨磁共振增强扫描无强化的高级别脑胶质瘤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磁共振增强扫描无强化、接受手术治疗且病理学诊断明确的成人(年龄≥18岁)脑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分析对比高级别组[世界卫生组织(WHO)3、4级]与低级别组(WHO 2级)的临床特征，并将其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寻找与高级别相关联的特征。 结果 共纳入126例患者，其中高级别组46例(36.5%)，包括38例WHO 3级和8例WHO 4级患者；低级别组80例(63.5%)。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两组患者的年龄、肿瘤生长速率、相对表观弥散系数、胆碱/肌酸及胆碱/N-乙酰天冬氨酸值、危险程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性别、有无癫痫发作、肿瘤的最大径或部位、有无瘤周水肿、T2-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错配征、肿瘤病理学类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患者的年龄>40岁(OR＝3.55，95%CI：1.30~11.48)、肿瘤生长速率>8 mm/年(OR＝17.30，95%CI：7.89~41.94)、较低的相对表观弥散系数(OR＝0.77，95%CI：0.56~0.97)、较高的胆碱/肌酸比值(OR＝1.14，95%CI：1.08~1.20)和胆碱/N－乙酰天冬氨酸比值(OR＝3.73，95%CI：1.50~9.35)与肿瘤呈高级别有关(均P<0.05)。 结论 对于年龄>40岁和(或)肿瘤生长速率>8 mm/年的磁共振增强无强化的脑胶质瘤患者，术前需高度警惕其病变为高级别的可能；进一步配合功能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和(或)磁共振波谱检查有助于术前对肿瘤级别的判断。

目的 探讨儿童后颅窝肿瘤切除术后因脑积水行永久性脑脊液分流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外科中心2011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后颅窝肿瘤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患儿术后是否行永久性脑脊液分流，分为分流组和未分流组，比较两组患儿临床资料的差异。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确定术后需要永久性脑脊液分流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共纳入患儿165例，术前脑积水110例(66.7%)，术后行永久性脑脊液分流35例(21.2%)。单因素分析显示，与未分流组(130例)比较，分流组(35例)患儿术前脑间质水肿者占比较高[91.4%(32/35)对比73.1%(95/130)]，术后首次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较高[M(Q1，Q3)分别为8.9(5.0，20.3)和5.7(3.4，11.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两组患儿的性别、年龄、病程、术前脑积水、术前肿瘤播散、肿瘤位置、肿瘤病理学类型、肿瘤级别、肿瘤切除程度、术者、术后脑室系统积血、术前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术前外周血NLR和术后首次外周血白细胞计数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脑间质水肿(OR＝5.29，95%CI: 1.40~19.95，P＝0.014)和术后首次外周血NLR高(OR＝1.07，95%CI：1.02~1.11，P＝0.002)均为术后需要行永久性脑脊液分流的重要危险因素。 结论 术前脑间质水肿和术后首次外周血NLR较高的后颅窝肿瘤患儿在肿瘤切除术后需行永久性脑脊液分流的风险较高。

目的 探讨经额侧脑室脉络膜裂入路在丘脑胶质瘤切除手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3年10月十堰市太和医院神经外科采用经额侧脑室脉络膜裂入路切除术治疗的21例丘脑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通过额中回进入侧脑室体部，术中4例通过脉络膜裂内侧进入第三脑室切除肿瘤，17例通过脉络膜裂外侧切除丘脑肿瘤，肿瘤切除过程在黄荧光染色技术辅助下进行。根据术后头颅MRI评估肿瘤切除率。患者出院后，通过电话等追踪其后续治疗方案和预后情况。 结果 21例患者中，肿瘤全切除11例(52.4%)，次全切除4例(19.0%)，大部切除5例(23.8%)，活组织检查1例(4.8%)。术前存在梗阻性脑积水的11例患者中，8例术后脑积水明显缓解，相关的头痛及记忆力障碍明显改善；3例术前一侧肢体轻偏瘫的患者中，2例术后短期内症状较前改善。术后电解质紊乱3例；新发不同程度肢体瘫痪3例。2例患者在术后因脑积水行脑室钻孔＋Ommaya囊置入术，3例患者在术后1~2个月行脑室－腹腔分流术。21例患者术后的随访时间[M(范围)]为11个月(6周至73个月)。至末次随访，患者死亡15例，其生存期[M(范围)]为10个月(6周至24个月)；6例存活。存活患者中，弥漫性星形细胞瘤2例，分别于术后6、10个月复发，均再次行手术后规律放、化疗且肿瘤未复发；胶质母细胞瘤1例，于术后7个月复发，未行进一步治疗；间变少突星形细胞瘤2例，术后规律放、化疗，随访均未见肿瘤复发；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1例，随访73个月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采用经额侧脑室脉络膜裂入路可切除侵犯整个丘脑、第三脑室、以及双侧丘脑的胶质瘤，肿瘤切除率较高、并发症较少，可有效缓解患者部分短期症状。

目的 探讨血管内栓塞技术在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术后难治性鼻出血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2年5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接受血管内栓塞治疗的21例经鼻蝶内镜术后难治性鼻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评价及判定患者出血情况及相关并发症。术后通过电话或门诊随访患者有无复发。 结果 21例患者均行全脑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其中2例患者造影结果阴性，造影阳性率达90.5%(19/21)。根据造影结果，14例双侧鼻黏膜染色异常患者及造影阴性患者均行双侧颌内动脉远端分支血管内栓塞治疗予以止血，4例单侧鼻黏膜染色异常患者行单侧颌内动脉远端分支栓塞治疗，1例颈内动脉假性动脉瘤患者行覆膜支架置入治疗。术后21例患者鼻出血症状均完全好转，治疗效果良好。其中8例(38.1%)出现颌面部疼痛，4例(19.1%)出现牙痛，2例(9.5%)出现面部麻木，7例(33.3%)无明显并发症。21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4.10±2.05)个月(1~10个月)。至末次随访，无一例患者出现鼻出血复发。 结论 血管内栓塞治疗在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术后难治性鼻出血治疗中安全且有效率高。

目的 探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成像(OCT)在巴马小型猪颈总动脉(CCA)和颌内动脉(IMA)血流导向装置(FD)置入模型支架贴壁情况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月龄为3~4个月的健康巴马小型猪(以下简称实验猪)12头，其中8头于CCA、4头于IMA内置入Tubridge FD，每头实验猪置入1枚FD。支架置入术后即刻行OCT和高分辨C型臂CT扫描，评估FD贴壁情况。术后12周末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评估支架内血流通畅情况；行OCT检查，观察支架内血管内皮化程度；取FD置入区域的CCA和IMA组织，应用数字病理切片扫描仪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分析FD置入即刻显示的支架贴壁不良(ISA)程度对术后12周支架内皮化进程的影响。 结果 12枚FD均成功置入，其中8枚置入CCA，4枚置入IMA。FD置入即刻OCT显示12枚FD均存在血管远心端或局部不同程度的ISA，共21处；而高分辨C型臂CT扫描显示，置入IMA的2枚FD远心端存在ISA，共2处，其余FD均贴壁良好。术后12周DSA显示，1枚FD发生管腔闭塞；11枚FD管腔血流通畅，未见明显狭窄；OCT显示除外1枚支架内闭塞，11枚FD中，4枚支架内皮化不良(存在8处ISA)，7枚支架内皮化良好；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1枚闭塞的FD管腔内机化血栓形成，4枚FD表现为支架远心端或局部编织丝表面无明显内膜覆盖，7枚FD支架内膜增生良好。FD置入12周，4枚支架内皮化不良组其术后即刻ISA处支架编织丝与血管内壁的距离为(612.80±15.75)μm，7枚支架内皮化良好组的距离为(495.57±64.03)μm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术后即刻OCT检出的18处(未包括发生支架闭塞的3处)ISA中，支架编织丝与血管内壁距离>600 μm组8处，400~600 μm组10处，FD置入12周两组分别有7、1处支架内皮化不良，1、9处支架内皮化良好，两组内皮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 结论 OCT可以精确评估FD血管内贴壁情况和内皮化进程，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吻合度高；FD贴壁程度对支架内皮化进程有影响。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RNA(LncRNA)母系表达基因3(MEG3)在垂体生长激素(GH)细胞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临床病理相关性。 方法 利用ChipBase v3.0数据库分析正常垂体组织中MEG3与谱系分化因子核受体亚家族5 A族成员1(NR5A1)、POU1类同源盒1(POU1F1)、T-box转录因子19(TBX19)、GH、GH受体(GHR)、GH释放激素受体(GHRHR)、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GF1R)、生长抑素受体2/5(SSTR 2/5)基因的相关性。选取来源于唐山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28例垂体GH细胞肿瘤患者的手术切除肿瘤标本，采用实时定量PCR法检测肿瘤组织中MEG3的表达水平，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肿瘤组织中GH、GHRHR和SSTR 5蛋白的表达情况。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肿瘤标本中MEG3基因表达水平与GH、GHRHR和SSTR 5蛋白表达水平的关系。根据MEG3基因表达水平，将患者分为MEG3高表达组(表达水平≥0.14，14例)和低表达组(表达水平<0.14，14例)，分析MEG3基因表达水平与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ChipBase v3.0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31种器官中，垂体的MEG3表达水平与POU1F1、NR5A1和TBX19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分别排名第1(r＝0.60)、9(r＝0.32)和29位(r＝0.28)(均P<0.05)。31种器官的MEG3基因表达水平与GH、GHRHR和SSTR 5基因表达水平的相关性中，垂体均位居第1(r值分别为0.60、0.72和0.57)(均P<0.05)；MEG3表达水平与IGF1R和GHR表达水平的相关性中，垂体分别位居第4(r＝0.74)、18位(r＝0.28)(均P<0.05)；而与SSTR 2表达水平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EG3基因表达水平与肿瘤组织标本中GH、GHRHR和SSTR 5蛋白的免疫组织化学评分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59、0.65和0.47，均P<0.05)。MEG3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患者的肿瘤体积和最大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MEG3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的Ki-67增殖指数[M(Q1，Q3)]分别为2.0%(1.5%，2.6%)和3.0%(2.0%，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1，P＝0.001)；Ki-67增殖指数>3.0%者分别占2/14和6/14，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8)。透射电镜结果显示，MEG高表达组存在细胞内大量致密圆形颗粒者的比例为10/14，MEG低表达组为3/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MEG3可能促进垂体肿瘤向GH细胞肿瘤分化和合成GH，并抑制肿瘤的增殖，其表达量的高低可能影响肿瘤的激素颗粒类型。

目的 系统评价术中面神经运动诱发电位(FNMEP)对小脑脑桥角区肿瘤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的预测价值。 方法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维普、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发表于2005年1月至2023年11月的关于将术中FNMEP用于小脑脑桥角区肿瘤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预测的诊断研究，不限语种及地区。由2名研究者独立提取数据，采用QUADAS-2量表评价文献质量。使用Stata 17.1软件进行Meta分析，评价术中FNMEP对小脑脑桥角区肿瘤术后早期(术后<1周)及远期(术后≥6个月)面神经功能的预测价值，计算合并灵敏度及合并特异度，绘制综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I2值定量分析异质性，若I2≤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若I2>50%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根据不同预警标准(波幅或阈值法)、不同肿瘤类型(听神经瘤或非听神经瘤患者)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 纳入19项研究共1 494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FNMEP对术后早期及远期面神经功能预测的合并灵敏度分别为0.85(95%CI：0.77~0.90，P<0.001)、0.89(95%CI：0.79~0.95，P<0.001)，合并特异度分别为0.92(95%CI：0.87~0.96，P<0.001)、0.93(95%CI：0.73~0.99，P<0.001)，合并AUC分别为0.94(95%CI：0.92~0.96，P<0.001)、0.93(95%CI：0.90~0.95，P<0.001)。亚组分析显示，波幅法和阈值法的合并灵敏度均为0.85(均P<0.05)，合并特异度分别为0.92、0.94(均P<0.05)；非听神经瘤组和听神经瘤组的合并灵敏度分别为0.97、0.85(均P<0.05)，合并特异度分别为0.93、0.84(均P<0.05)。 结论 术中FNMEP对小脑脑桥角区肿瘤患者术后早期和远期面神经功能均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颈前脊髓脊膜膨出合并Klippel-Feil综合征十分罕见。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于2024年1月诊治1例该病患儿。临床表现为颈部向左侧歪斜，活动良好，无其他神经系统症状。颈胸椎MRI和CT检查提示颈胸椎多发椎体畸形、颈前脊髓脊膜膨出、Klippel-Feil综合征。患儿接受保守治疗，随访3个月无新发神经系统损伤症状。

脑膜中动脉假性动脉瘤在临床上较为罕见，常为颅骨骨折、火器、医源性原因等导致动脉隐蔽性破裂而形成，以硬膜外迟发性出血最常见，如硬脑膜损伤则会导致出血进入颅内。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于2024年2月收治1例外伤性颅内出血患者，予保守治疗10 d后出现突发血肿扩大，行颅内血肿清除术后2 h再次发生颅内出血，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诊断为右侧脑膜中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伴颅内出血。经血管内栓塞2个月后，复查CT提示颅内血肿吸收，患者的左侧肢体肌力为Ⅰ级，右侧为Ⅲ级，肌张力轻度下降，改良Rankin量表评分为4分。

立体脑电图(SEEG)引导射频热凝毁损(RF-TC)是治疗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FCD)所致癫痫的有效方法。2022年2月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全军神经外科中心采用SEEG引导RF-TC治疗1例右侧额盖脑沟沟底FCD所致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术后出现毁损灶内积气、坏死液化并形成包裹，周围出现广泛顽固性脑水肿，导致左上肢远端肌力下降，左手灵活度下降，手指僵硬。RF-TC术后4周开颅切除囊变毁损灶，二次手术后康复治疗5个月，患者脑水肿逐渐消退，左上肢及左手功能恢复。

司美格鲁肽作为新型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类似物，相比其他类似物具有更好的蛋白酶抗性与更高的受体亲和力，该药已经在多个基础及临床研究中证实其具有降糖、减重、减少2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以及治疗非酒精性肝炎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司美格鲁肽在神经系统中的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研究报道司美格鲁肽在癫痫、卒中、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疾病中能够抑制神经炎症反应、提高神经细胞的存活率，从而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和运动障碍。本文针对GLP-1及司美格鲁肽在神经系统和神经系统血管性、变性及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进行总结和阐述。

库欣病患者血清中有多种炎症因子的表达升高，即使术后激素分泌得到有效控制，但其表达仍处于升高状态，长期升高的炎症因子是库欣病患者一系列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近年来，肠道微生物与炎症的关系受到关注，并在多种疾病中报道了菌群与炎症的密切联系。与健康人群相比，库欣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相对丰度改变，如变形菌门和志贺氏菌门细菌的数量增加、厚壁菌门细菌的数量减少。肠道微生物紊乱可能是引起库欣病患者长期低度炎症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针对肠道微生物与库欣病炎症的关系进行综述并探讨其内在机制，以期为库欣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