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58卷第10期

小肠影像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小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新技术如磁共振小肠造影、CT小肠造影、超声造影以及基于影像组学的人工智能显著改善了影像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提供了无创、高分辨率的影像，助力于炎症性肠病、肿瘤等疾病的精准诊断和评估。该文总结了这些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和优势，强调了其在提高诊断准确性、优化治疗方案及改善患者预后中的重要作用，对推动小肠影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磁共振小肠造影（MRE）已成为常规小肠成像检查技术，用于评估肠道疾病，如炎症性肠病、小肠肿瘤及某些先天性及系统性疾病等，但是该技术的操作、诊断和报告流程在我国不同地区依然存在差异。为此，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腹部学组组织腹部放射学专家，参阅国际上多个相关指南及国内外大量文献，结合我国的临床实践，经反复讨论，就MRE的检查前准备、技术规范、临床应用和报告内容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以期MRE在临床实践中规范应用。

本专家共识系统地叙述DSA检查前准备、手术基本操作、相关应急预案、常用应用技术、人体各个部位的DSA成像技术参数选用、图像质量控制、注意事项及必要的辐射防护等内容。重点叙述了DSA成像时，人体各个部位正确的造影体位，设备的成像技术参数选用，对比剂的注射参数优选，以及图像质量控制和注意事项。

目的 探讨并行采集技术、联合压缩感知（uCS）技术、智能光梭成像（ACS）技术三维T1WI结构像对于脑区分割的价值。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前瞻性连续收集2023年7至9月在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接受颅脑MRI检查的50例患者。男25例、女25例，年龄13~87岁。对患者进行头颅MRI扫描，采集无加速因子三维T1WI（3D-T1WI组），加速因子为3的并行采集技术三维T1WI（3D-T1WI-PI-3组），加速因子为4.5、6.9的uCS技术三维T1WI（3D-T1WI-uCS-4.5组、3D-T1WI-uCS-6.9组），加速因子为3、5的ACS技术三维T1WI（3D-T1WI-ACS-3组、3D-T1WI-ACS-5组）及T2WI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图像，并采用主观评分（脑灰质、白质清晰度评分，脑白质变性病灶与周围白质的清晰度评分和Gibbs伪影评分）和客观指标［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脑脊液信号均匀度、峰值信噪比（PSNR）、结构相似性指数（SSIM）和自然图像质量评价器（NIQE）］评价图像质量。利用uAI Research Portal图像分析工具对109个脑区进行分割并测量体积。采用Kappa或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价3D-T1WI-PI-3组、3D-T1WI-uCS-4.5组、3D-T1WI-uCS-6.9组、3D-T1WI-ACS-3组、3D-T1WI-ACS-5组与3D-T1WI组主客观评价指标的一致性，Kappa或ICC值>0.70为一致性良好。 结果 3D-T1WI组、3D-T1WI-PI-3组、3D-T1WI-uCS-4.5组、3D-T1WI-uCS-6.9组、3D-T1WI-ACS-3组、3D-T1WI-ACS-5组扫描时间分别为527、204、169、95、133、90 s。主观评价：3D-T1WI-uCS-4.5组、3D-T1WI-ACS-3组、3D-T1WI-ACS-5组脑灰质、白质清晰度评分例数分布分别与3D-T1WI组一致性良好（Kappa值均为1.000）；3D-T1WI-PI-3组、3D-T1WI-uCS-4.5组、3D-T1WI-ACS-3组脑白质病灶与周围白质的清晰程度评分例数分布分别与3D-T1WI组一致性良好（Kappa值分别为0.775、0.701、0.777）；3D-T1WI-uCS-4.5组、3D-T1WI-ACS-3组、3D-T1WI-ACS-5组Gibbs伪影评分的例数分布与3D-T1WI组一致性良好（Kappa值均为1.000）。客观评价：3D-T1WI-PI-3组、3D-T1WI-uCS-4.5组、3D-T1WI-uCS-6.9组图像CNR与3D-T1WI组一致性良好（ICC分别为0.720、0.759、0.752）：图像PSNR、SSIM在3D-T1WI-PI-3组、3D-T1WI-uCS-4.5组、3D-T1WI-uCS-6.9组、3D-T1WI-ACS-3组、3D-T1WI-ACS-5组间一致性良好（PSNR：ICC=0.854；SSIM：ICC=0.851）；3D-T1WI-PI-3组、3D-T1WI-uCS-4.5组、3D-T1WI-ACS-3组图像NIQE与3D-T1WI组一致性良好（ICC分别为0.866、0.727、0.753）。3D-T1WI-PI-3、3D-T1WI-uCS-4.5、3D-T1WI-uCS-6.9、3D-T1WI-ACS-3、3D-T1WI-ACS-5组图像上分割的各脑区体积与3D-T1WI分割结果的ICC值逐渐降低，但ICC均≥0.62。 结论 uCS和ACS技术3D-T1WI在脑分割中与3D-T1WI分割结果有较高的一致性，且可以显著缩短扫描时间、图像质量较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基于扩散加权成像（DWI）的深度学习模型快速识别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TOAST病因分型的价值。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23年3月至2024年2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504例AIS患者的影像和临床资料。根据TOAST病因分型分为大动脉粥样硬化型252例、小动脉闭塞型252例。504例患者按6∶2∶2的比例采用分层随机法分为训练集（302例）、验证集（101例）和测试集（101例）。所有患者均接受DWI，采用DenseNet网络框架，通过优化不同层数的模型配置分别构建不同层数（121层、169层、201层）的DenseNet模型（DenseNet169模型、DenseNet121模型、DenseNet201模型）。通过使用数据增强、Adam优化器及交叉熵损失函数方法提高模型收敛速度、鲁棒性及平衡正负样本不平衡问题。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χ2检验比较大动脉粥样硬化型和小动脉闭塞型AIS患者临床资料。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各模型鉴别大动脉粥样硬化型和小动脉闭塞型AIS患者的效能。 结果 大动脉粥样硬化型与小动脉闭塞型AIS患者中年龄、入院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评分、大血管狭窄/闭塞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种DenseNet模型在训练集、验证集及测试集中均显示出较好的区分大动脉粥样硬化型和小动脉闭塞型的能力。在测试集中，DenseNet201模型鉴别大动脉粥样硬化型与小动脉闭塞型AIS患者的AUC、灵敏度、准确度及F1分数值（分别为0.826、0.902、0.743、0.780）均高于DenseNet121（分别为0.801、0.647、0.723、0.702）、DenseNet169模型（0.778、0.882、0.733、0.769）的AUC、灵敏度、准确度及F1分数值。 结论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能够实现对AIS患者自动化TOAST病因分型，且DenseNet201模型的分类效能最优且性能更稳定。

目的 探讨基于平扫CT（NCCT）的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危险因素构建联合模型预测前循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重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静脉溶栓后发生颅内症状性出血转化（sICH）的效能。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18年10月至2022年9月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并接受rt-PA静脉溶栓治疗的前循环AIS患者316例的临床和影像资料。所有患者按照7∶3的比例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分为训练集210例和验证集106例。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预测sICH的临床独立危险因素。在NCCT图像勾画梗死区并提取影像组学特征，使用组间及组内相关系数、最小冗余最大相关以及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对提取的影像组学特征进行降维筛选，计算影像组学评分。最后将临床危险因素及影像组学评分纳入多因素logistic分析，建立临床模型、影像组学模型和影像组学-临床联合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评估各模型的预测效能，利用决策曲线分析量化各预测模型的净收益。 结果 最终选取8个影像组学特征用于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高血压（OR=2.703，95%CI 1.153~6.334，P=0.022）、房颤（OR=3.023，95%CI 1.290~7.085，P=0.011）、入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OR=1.078，95%CI 1.017~1.143，P=0.012）是影响前循环AIS患者rt-PA静脉溶栓sICH的独立危险因素。验证集中，联合模型预测前循环AIS患者rt-PA静脉溶栓sICH的曲线下面积为0.763（95%CI 0.618~0.909），高于临床模型0.710（95%CI 0.552~0.868）和影像组学模型0.708（95%CI 0.568~0.848）。决策曲线分析示联合模型能使患者获得更高的净收益。 结论 基于NCCT的影像组学与临床危险因素构建的联合模型对预测前循环AIS患者rt-PA静脉溶栓sICH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目的 比较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及先天性心脏病CT检查和经胸超声心动图（TTE）诊断静脉窦型房间隔缺损（SVASD）的价值，总结SVASD的CT影像特征并探讨其指导外科术式选择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经手术确诊为SVASD的患者443例，所有患者术前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或先天性心脏病CT检查、TTE，以手术结果为金标准，采用配对卡方检验比较CT和TTE诊断SVASD类型和肺静脉引流准确度的差异；比较上腔静脉窦型与下腔静脉窦型房间隔缺损（ASD）肺静脉引流的差异。总结SVASD的影像特征，并分析其对应的外科术式。 结果 CT和TTE诊断SVASD类型的准确度分布为 63.21%、57.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5）；443例SVASD中159例（35.89%）合并PAPVC，284例（64.11%）无PAPVC，CT和TTE诊断肺静脉引流的准确度分别为98.42%、73.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上腔静脉窦型ASD共有145例，其中101例（69.66%）合并PAPVC；下腔静脉窦型ASD共有298例，其中58例（19.46%）合并PAPVC，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6.79，P<0.001），上腔静脉窦型合并PAPVC者更多。SVASD的CT影像特征可分为4种。第1种，单纯SVASD，不合并PAPVC，共284例（64.11%），外科手术需直接缝合或使用自体心包片、涤纶片修补缺损即可。第2种，合并PAPVC的SVASD，包括部分肺静脉引流至上腔静脉低位的上腔静脉窦型、合并PAPVC的下腔静脉窦型，共151例（34.09%），在修补缺损的同时需要把异位引流的肺静脉隔入左心房。第3种为上腔静脉窦型，部分肺静脉引流至上腔静脉高位，共7例（1.58%），无法将其直接隔入左心房，需要行Warden手术。第4种很少见（1例，0.22%），肺静脉异位引流至冠状静脉窦，需要切开冠状静脉窦顶，使其与左心房交通，重建窦顶将冠状静脉血流引流回右心房，并修补缺损。 结论 CT和TTE均可以判断SVASD的类型，CT比TTE诊断PAPVC准确度更高，SVASD术前CT影像特征可以为外科手术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指导手术方式的选择。

目的 以MRI作为参照，探讨基于双能量CT的细胞外容积分数（DECT-ECV）定量评估心肌纤维化的最佳延迟时间。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2年1至5月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就诊疑似或确诊有心肌病变的患者30例，所有患者在1周内完成心脏DECT和MRI检查。根据MRI心肌延迟强化（LGE）表现将心肌节段分为以下3种：缺血性LGE（+）心肌节段、非缺血性LGE（+）心肌节段和LGE（-）心肌节段；根据DECT延迟扫描时间将整体心肌及心脏节段分为3组：A组（延迟3 min）、B组（延迟5 min）和C组（延迟7 min）。分别在整体心肌和心肌节段水平比较CT-ECV与MRI-ECV相关性和一致性。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检验或Spearman检验，一致性分析采用Bland-Altman检验。 结果 30例患者共480个心肌节段最终纳入本研究。以整体心肌为研究对象，MRI-ECV为33.12%±4.29%，A、B、C组的CT-ECV分别为35.81%±4.48%、36.02%±4.56%、36.58%±4.69%。A、B、C 3组内DECT-ECV与MRI-ECV相关系数依次为0.878、0.955和0.947（P均<0.001），一致性均较好。以心肌节段为研究对象，缺血性LGE（+）心肌节段MRI-ECV及A、B、C组的CT-ECV分别为34.60%（31.70%，39.40%）、37.50%（34.20%，41.90%）、38.20%（36.20%，40.60%）和39.40%（35.50%，42.40%），A、B、C 3组内DECT-ECV与MRI-ECV相关系数依次为0.559、0.695和0.682（P均<0.001），一致性均较好；非缺血性LGE（+）心肌节段MRI-ECV及A、B、C组的CT-ECV分别为35.10%（32.68%，38.70%）、38.15%（35.13%，41.75%）、39.25%（35.78%，42.20%）和39.60%（35.88%，42.90%），A、B、C 3组内DECT-ECV与MRI-ECV相关系数依次为0.531、0.772和0.744（P均<0.001），一致性均较好；LGE（-）心肌节段MRI-ECV及A、B、C组的CT-ECV分别为28.50%（27.00%，30.10%）、31.10%（28.70%，34.60%）、31.30%（28.40%，33.80%）、31.30%（29.20%，34.80%），A、B、C 3组内DECT-ECV与MRI-ECV相关系数依次为0.273、0.508和0.425（P均<0.001），一致性均较好。 结论 DECT-ECV可用于定量评价心肌组织学特征，且在5和7 min时均有较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为了更好地普及该技术并提高该技术的应用能力，在临床实践中延迟扫描时间推荐为注射对比剂后5 min。

目的 探讨基于18F-FDG PET-CT的瘤内、瘤周影像组学模型预测肺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状态的价值及瘤周影像组学特征的可解释性。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4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接受18F-FDG PET-CT检查的肺腺癌患者，按6∶4的比例随以分层随机抽样分为训练集（309例）和测试集（206例）。分别基于PET及CT图像的瘤内及瘤周感兴趣区域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并筛选出最佳特征集。使用XGBoost算法建立影像组学模型，并计算影像组学标签（CT瘤内标签、CT瘤周标签、PET瘤内标签、PET瘤周标签）。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临床模型及联合模型（结合PET-CT瘤内、瘤周影像组学与临床特征及CT语义特征构建）。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预测效能。使用无监督聚类、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可视化方法增加瘤周影像组学特征的可解释性。 结果 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CT瘤周标签预测肺腺癌EGFR突变型的AUC值大于CT瘤内标签（训练集：Z=3.84，P<0.001；测试集：Z=1.99，P=0.046）；测试集中，PET瘤内标签预测肺腺癌EGFR突变型的AUC值（0.684）略大于PET瘤周标签的AUC值（0.67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模型在训练集及测试集中预测肺腺癌EGFR突变型的AUC值均最大，且显著优于临床模型（训练集：Z=6.52，P<0.001；测试集：Z=2.31，P=0.021）。通过可解释性分析发现，CT瘤周影像组学特征与CT形状特征最具相关性，不同EGFR突变状态的CT瘤周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CT瘤周标签预测肺腺癌EGFR突变型的价值优于CT瘤内标签，作为一种可解释的方法，PET-CT瘤内、瘤周影像组学与临床特征及CT语义特征联合可提升预测效能。

目的 探讨基于CT放射组学特征的分类器模型预测肺囊型包虫病（CE）活性的价值。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0年10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肺CE患者81例，采用Python的函数以2∶8的比例分为内部验证组17例和训练组64例；另收集2020年10月至2024年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确诊为肺CE患者16例纳入外部验证组。所有患者均接受CT检查，使用汇医慧影的Radcloud平台提取放射组学特征，对特征进行一致性检验，然后使用SelectKBest方法、方差阈值法和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进行特征筛选，最后采用支持向量机（SVM）、K邻近（KNN）以及logistic回归（LR）3种分类器来建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来评估模型的效能。 结果 81例肺CE患者中，男58例，女23例，有活性28例，无活性53例。共筛选了11个最优特征，CT放射组学分别建立SVM分类器模型、KNN分类器模型、LR分类器模型。训练组中KNN分类器模型预测肺CE活性的AUC值最高（0.93）、特异度最高（0.98）；内部验证组中SVM分类器模型预测肺CE活性的AUC值最高（0.92）、特异度最高（0.91）；外部验证组中LR分类器模型预测肺CE活性的AUC最高（0.85），3个模型的特异度均为0.92。 结论 基于CT放射组学特征建立的分类器模型预测肺CE活性具有一定价值，指导临床制定关于肺CE诊疗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的 回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2012至2023年儿童磁共振小肠造影（MRE）的应用实践，为儿童复杂临床场景MRE提供可执行的数据。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收集2012年12月至2023年12月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实施MRE且年龄≤18岁患儿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共186例患儿进行MRE检查，未能完成检查12例，最终174例入组，年龄（14±4）岁，范围为1个月~18岁。将患儿分为炎症性肠病（IBD）组（118例）和非IBD组（56例）。根据年龄段对患儿进行分层，分为婴幼儿（0~6岁，8例）、儿童（7~12岁，37例）、青少年（13~18岁，129例）。采用5分法对肠管充盈质量和整体图像质量进行评分。IBD组与非IBD组间年龄分层、肠道重建手术史、MRE成功率差异分析采用χ2检验。2组间图像质量主观评分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3组间（年龄分层）图像质量主观评分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 结果 MRE检查成功率随着年龄增大逐渐提高，婴幼儿组为66.7%（8/12）、儿童组为88.1%（37/42）、青少年组为97.7%（129/1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39，P<0.001）。IBD组与非IBD组间年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4，P<0.001），非IBD组中婴幼儿段患儿占比14.3%（8/56），较IBD组多；IBD组以青少年患儿为主，占比78.8%（93/118）。2组间肠道重建手术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3，P=0.005），非IBD组中肠道重建手术病例占比（21.4%，12/56）高于IBD组（6.8%，8/118）。IBD组、非IBD组和不同年龄分层患儿MRE肠道充盈评分和图像质量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非IBD患儿群体幼龄化且肠道重建手术后可致临床场景复杂，但遵循技术规范可获得良好的肠道充盈质量和图像质量。

目的 探讨基于小肠间质瘤（SIST）患者术前CT特征构建的影像列线图模型预测病理危险度分级的价值。 方法 该研究为队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4年1月至2023年10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经术后病理证实的SIST患者142例。根据2008年改良版美国国立卫生组织分级标准，将患者分为病理中/高危组（86例）和极低/低危组（56例）。分析SIST术前增强CT影像特征，包括形状、边界、坏死、瘤内出血、瘤内钙化、生长方式、强化形式、强化程度、肿瘤供血或引流血管、肿瘤位置。对患者进行随访，确定无复发生存期（RFS）。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在影像学特征中筛选病理中/高危组SIST的独立预测因素，将独立预测因素联合构建影像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使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以log-rank检验比较RFS的差异。 结果 单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形状、坏死、瘤内出血、肿瘤供血或引流血管、肿瘤位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肿瘤形状（OR=3.92，95%CI 1.58~9.71，P=0.003）、坏死（OR=4.60，95%CI 1.91~11.09，P<0.001）、肿瘤供血或引流血管（OR=6.25，95%CI 1.74~22.47，P=0.005）是病理中/高危组的独立预测因素。联合三者的影像预测模型预测SIST中/高危组的曲线下面积为0.835（95%CI 0.769~0.901），灵敏度为0.810，特异度为0.839，准确度为0.789。以截断值（0.810）作为界值，根据预测结果将患者分为影像预测高危组（74例）和影像预测低危组（68例），影像预测高危组的中位RFS低于影像预测低危组的R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20，P=0.023）。 结论 基于术前CT影像特征形状、坏死、肿瘤供血或引流血管的影像列线图模型可在术前有效预测病理中/高危组SIST，并对患者术后复发具有预测价值。

目的 构建多序列MRI影像组学联合KRAS突变列线图模型预测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后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效能。 方法 该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2023年1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新辅助放化疗治疗的126例直肠癌患者，对术后标本的病理反应进行分级，pCR 64例、非pCR 62例。对新辅助放化疗前病理组织进行KRAS基因检测，患者中KRAS突变型34例，KRAS野生型92例。采用随机数法将126例患者按8∶2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例数分别为101、25例。采用χ2检验比较pCR组与非pCR组间KRAS突变状态的差异。对患者基线T2WI、扩散加权成像、表观扩散系数图像提取影像组学特征，筛选出最优影像组学特征建立影像组学模型，采用logistic回归构建影像组学-KRAS联合模型，并绘制列线图。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评价模型的应用效能。 结果 在训练集中pCR组与非pCR组间KRAS突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9，P=0.032）。在MRI图像中筛选出10个影像组学特征建立影像组学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KRAS突变、影像组学模型和影像组学-KRAS列线图模型评估新辅助放化疗后pCR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是0.665（95%CI 0.592~0.757）、0.746（95%CI 0.651~0.895）和0.818（95%CI 0.742~0.934），验证集的AUC分别是0.613（95%CI 0.582~0.755）、0.738（95%CI 0.627~0.839）和0.833（95%CI 0.768~0.961）。DeLong检验结果显示影像组学-KRAS列线图模型的AUC高于KRAS突变、影像组学模型的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训练集：Z=0.58、0.63，P=0.024、0.022；验证集：Z=0.54、0.61，P=0.018、0.035）。校准曲线显示影像组学-KRAS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一致性良好。 结论 多序列MRI影像组学联合KRAS突变的列线图模型预测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后pCR的效能最佳，且实际应用价值良好。

目的 总结原发性肠道淋巴瘤（PIL）的影像学特征。 方法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3年12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经病理证实的103例PIL患者的影像学资料。94例患者行腹部CT平扫和增强扫描，9例患者行MRI平扫和增强扫描。评价其影像学表现，包括肿瘤部位、肿瘤形态、肠壁和肠腔形态、腹腔淋巴结是否肿大、肿瘤的密度或信号、肿瘤的强化方式以及强化程度。 结果 103例患者中，最常见的发病部位为回肠（43.7%，45/103），其次为升结肠（20.4%，21/103）。累及肠道单节段的患者91例（88.3%），累及多节段的12例（11.7%）。组织病理学以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最为常见（65.0%，67/103），其次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边缘带淋巴瘤（9.7%，10/103）。影像学表现多样，主要包括肠壁节段性增厚84例（81.6%），肠壁肿块29例（28.2%），其中19例出现“动脉瘤样扩张”；19例（18.4%）肿瘤向腔外生长，3例伴有肠穿孔；28例（27.2%）出现肠系膜区及腹膜后多发淋巴结肿大。增强扫描72例（69.9%）表现为均质性强化，75例（72.8%）呈轻中度强化。9例行DWI的肿瘤均表现为明显扩散受限。 结论 PIL好发于回肠，影像学表现以肠壁节段性增厚为主，多呈轻中度均质性强化，DWI呈明显扩散受限。

该文报道了1例青少年巨大胸腺增生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患者男，15岁，活动后胸闷乏力加重1年余。MRI示前纵隔及两侧胸腔巨大肿块，T1WI呈等、高混杂信号，其中高信号部分在T1WI脂肪抑制序列呈低信号，T2WI脂肪抑制序列和DWI示肿块呈条纹状排列的高、低混杂信号，形似虎纹；DWI（b=500 mm2/s）示肿块内实性部分扩散受限显著，增强扫描示肿块内T1WI呈等信号部分可见渐进性明显强化，脂肪抑制序列低信号部分始终不强化。术后病理证实为巨大真性胸腺增生。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而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突变携带者的乳腺癌累计发生率增高。已知BRCA突变与BRCA非突变乳腺癌的临床病理表现及影像学特征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性可能导致BRCA突变乳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及影像学随访有别于BRCA非突变乳腺癌。此外，BRCA突变乳腺癌患者的影像学筛查方法也有所不同。该文将对BRCA突变乳腺癌的影像学特征及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性综述，旨在为下一步的影像学研究及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骨关节炎（OA）是一种以关节软骨逐渐丧失为特征的慢性退行性疾病，发病率高。晚期OA考虑手术治疗，早中期OA多采用各种保守治疗，均存在一定不足。关节滑膜动脉栓塞术（SAE）近年来逐步应用于OA的保守治疗，目前临床研究表明SAE能够显著减轻疼痛，减少止痛药物和关节腔注射药物的使用；且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能够获得更好的功能状态，作为缓解OA疼痛的补充保守治疗方法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本文从SAE治疗OA相关治疗理念机制、临床应用安全性、有效性及局限性、未来研究方向及前景等方面进行综述，为临床实践及科研提供一定参考。

目前，腔内治疗已成为主动脉疾病的首选治疗方法，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于胸腹主动脉瘤、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等疾病的治疗，并取得了良好的中远期疗效，尤其是随着腔内技术和器材的发展，对于累及内脏区及主动脉弓部分支血管的复杂主动脉病变，通过各种先进的腔内技术治疗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对于升主动脉包括主动脉根部病变，尽管国内外诸多研究机构做了许多大胆的尝试，但临床效果甚微，仍然为血管腔内干预的相对禁区。近年来，随着腔内治疗理念的更新及创新器具的不断涌现，主动脉疾病的腔内治疗适应证不断扩大，并发症大大降低及临床预后持续改善，主动脉疾病腔内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得到了显著提升，未来发展前景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