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 第104卷第01期

随着生物医学领域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人们对生命本质和发病机制有了更深认识，新型医疗技术与药品器械不断涌现，极大地推动了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以及健康维护。如何瞄准国际前沿和行业自身发展需求，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生物医学界的一项重大任务。本文强调进一步加强我国医学科学交叉融合发展、实现医学研究范式变革、推动革命性医疗技术与新型药品器械研制应用，并展望了生物医药领域需要关注的18个前沿热点和共性问题。

随着脊柱外科医师对三维矫形理念的进一步认识，内固定器械、去旋转工具的进步以及手术技术的提高，Lenke 5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手术策略的科学制定逐渐成为治疗的争议焦点。术前手术策略的制定不仅直接影响畸形矫正和平衡重建，而且与术后脊柱的活动功能及患者生活质量直接相关。因此本文将从手术固定方法、手术入路、固定椎选择三方面论述。笔者认为，应以Risser征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来判断手术固定方法。手术入路的选择必须要参考术者对入路的熟悉程度及经验，在把握好适应证并考虑手术风险和益处的同时，根据不同患者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固定椎的选择，选择上端椎（UEV）为上端固定椎（UIV），较更为激进的上端椎-1（UEV-1）更加安全，而在具体选择下端固定椎（LIV）时需要综合五方面因素。

目的 探索Cobb+1至Cobb融合策略在腰弯低顶椎的Lenke5C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患儿中的适应证及其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18年12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治疗的Lenke 5C型AIS患儿的临床资料，患儿术后至少随访2年，采用选择性Cobb+1至Cobb融合策略治疗。所有患儿被分为腰弯正常顶椎组（主弯顶椎位置在T12和L1之间）和低顶椎组（主弯顶椎位置低于L1/L2椎间盘），比较两组患儿近端失代偿发生情况。此外，根据末次随访时患儿是否出现了近端失代偿，将低顶椎组的患者进一步分为近端失代偿组与无失代偿组。比较两组患儿相关影像学参数及术后生活质量等。 结果 共52例患儿（正常顶椎组19例，低顶椎组33例），年龄（15.3±1.6）岁，术后随访2~5（3.2±1.2）年。在随访期间，正常顶椎组有6例（6/19）和低顶椎组有5例（15.2%）患儿出现近端失代偿，正常顶椎组的发生率更高（P=0.034）。在低顶椎组中，发生近端失代偿患儿（n=5）表现出与未出现近端失代偿患儿（n=28）相似的Risser分级、术前胸弯Cobb角和主弯Cobb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然而，在近端失代偿患者中，术前胸椎/腰椎顶椎偏移（AVT）比值较无失代偿组大（0.6±0.2比0.4±0.2，P=0.042），但术后上固定椎（UIV）的倾斜角相似（4.5°±2.3°比6.2°±3.4°，P=0.312）。 结论 对于顶椎位置在L1~2椎间盘以下，且术前无胸椎代偿弯的Lenke 5C型AIS患者推荐使用Cobb+1至Cobb的融合策略。

目的 总结Klippel-Feil综合征（KFS）合并先天性脊柱侧凸（CS）患者的多系统畸形特征。 方法 在“系统解析脊柱畸形及相关合并症”（DISCO）研究协作组框架下，回顾性分析2005年4月至2022年8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就诊并被诊断为KFS伴CS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影像学检查、病历资料等，总结脊柱及其他系统伴发畸形的情况。 结果 共纳入82例合并CS的KFS患者，其中男42例，女40例，年龄（12.8±8.9）岁。Ⅰ型KFS患者31例，Ⅱ型12例，Ⅲ型39例。脊柱侧凸的主弯最常见于中胸段（42例，51.2%）。半椎体畸形最多发于上胸段（31例，60.8%）。KFS各分型间，年龄、性别、主弯Cobb角、半椎体发生区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除脊柱椎体畸形外，椎管内畸形伴发率最高（33例，40.2%）。按是否存在椎管内畸形分为两组（不存在为G0组，存在为G1组）进行比较，两组间主弯Cobb角［M（Q1，Q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45.0°（27.5°，62.0°）和60.0°（37.5°，83.5°），P=0.044］。另有部分患者合并心血管系统（13例，15.9%）、面-眼-耳部（8例，9.8%）、泌尿生殖系统（7例，8.5%）及胃肠道（2例，2.4%）畸形。 结论 KFS合并CS的患者畸形主弯最常见于中胸段，常合并多系统畸形。当合并椎管内畸形时，主弯度数更大。

目的 探讨不同观测视角下胸弯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患儿双肩美学指标的差异及各视角下AIS患儿双肩美学指标与影像学指标的相关性和临床意义，为临床治疗评估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纳入分析2022年7至10月连续于南京鼓楼医院接受治疗的43例胸弯型AIS患儿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其中男9例，女34例；年龄（14.3±1.5）岁。所有患儿均在术前摄立位全脊柱正侧位片与前方、后方的肩部水平及较高水平（与地面垂直距离固定为180 cm）外观照。于外观照测量以下6个美学指标：肩角（α1）、腋窝角（α2）、肩部面积指数1（SAI1）、肩部面积指数2（SAI2）、内肩高度差（SHi）、外肩高度差（SHo）；于X线片测量以下8个影像学指标：影像肩高差（RSHD）、第一肋角（FRA）、锁骨肋骨交点高度差（CRCI）、喙突高度差（CPH）、T1倾斜（T1 tilt）、锁骨角（CA）、锁骨胸廓角度差（CCAD）、Cobb角。分析比较不同视角下各双肩美学指标间是否存在差异及其与双肩影像学指标间的相关性。 结果 在同一水平面上，所研究美学指标在患儿前方及后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同在患儿后方观测时，可观察到SHo、SHi、α1及α2在肩部水平所测结果均高于较高观测点所测结果［SHo：（0.11±1.20）cm比（-0.44±1.39）cm，P=0.005；SHi：（0.64±0.86）cm比（0.32±0.56）cm，P=0.003；α1：-0.47°±2.27°比-0.77°±2.49°，P=0.014；α2：-3.06°±3.23°比-2.21°±3.03°，P=0.034］，且SHi及SHo对此高度差异更为敏感，于前方视角观测时所得结论相同［SHo：（0.12±1.29）cm比（-0.48±1.35）cm，P=0.007；SHi：（0.61±0.88）cm比（0.30±0.59）cm，P=0.006；α1：-0.46°±2.18°比-0.69°±2.35°，P=0.018；α2：-3.26°±3.12°比-2.05°±2.97°，P=0.029］。于肩部水平所测美学指标与影像学指标间相关系数范围为0.374~0.767，较高观测点所测美学指标与影像学指标间的相关系数范围为0.273~0.579（均P<0.05）。 结论 不同观测系间所得胸弯型AIS患儿双肩美学指标存在显著差异，且与影像学指标间的相关性均较低，在对胸弯型AIS患儿进行术前评估时不仅需要结合美学及影像学指标，更需在评估双肩美学平衡时将观测点降至患儿双肩水平。

目的 探讨双侧视盘肿胀（ODS）患者的病因构成及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检索2017年1月至2021年6月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收治的所有初诊为双侧ODS患者的医疗记录，进行病因分类并获得人口统计学和临床信息，比较临床特征的差异。 结果 共纳入双侧ODS 131例，男56例，女75例，年龄15~73（39±14）岁。双侧ODS最常见的病因是颅内压增高（56/131，42.7%），其次是视神经炎（ON）（40/131，30.5%），其他的病因包括血管性视神经病变（13/131，9.9%）、假性视乳头水肿（9/131，6.9%）、葡萄膜炎（6/131，4.6%）、中毒性视神经病（3/131，2.3%），不明原因占4/131（3.1%）。特发性颅高压（IIH）（43/56，76.8%）是视乳头水肿最常见的病因。在ODS两种主要病因颅内压增高和ON临床特征的比较中，发病年龄、性别、眼痛或头痛以及眼底盘周出血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视敏度异常及低视力在ON组较颅内压增高组更常见［36/40（90%）比 33/56（58.9%），P=0.001；35/80（43.8%）比22/112（19.6%），P<0.001］，重度视乳头水肿在颅内压增高组更常见［38/112（33.9%）比9/80（11.3%），P<0.001］。 结论 虽然双侧ODS最常见的病因是颅内压增高，但也可由其他多种病因引发。在对中国患者的研究中，ON是需要重点鉴别的病因。

目的 探讨早发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肠造瘘患儿的临床特征，并分析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23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因NEC行肠造瘘患儿的临床资料（围产期情况、临床特征、临床结局等）。根据发病日龄不同分为早发型肠造瘘组（<14日龄）和晚发型肠造瘘组（≥14日龄）；根据NEC患儿肠造瘘术后是否合并并发症，分为并发症组和无并发症组，分析各组患儿临床资料的差异，总结早发型NEC肠造瘘患儿临床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NEC肠造瘘患儿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纳入68例患儿，其中早发型肠造瘘组43例［男26例，女17例，日龄（6.5±3.0）d］，晚发型肠造瘘组25例［男15例，女10例，日龄（21.0±3.0）d］；NEC患儿肠造瘘术后并发症组有28例（男17例，女11例），日龄［M（Q1，Q3）］为9（5，14）d，无并发症组有33例（男22例，女11例），日龄14（6，21）d。与晚发型肠造瘘组相比，早发型肠造瘘组患儿生后合并脑室内出血［30.2%（13/43）比8.0%（2/25）］、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37.2%（16/43）比12.0%（3/25）］、生后机械通气≥72 h［39.5%（17/43）比16.0%（4/25）］、Ⅲ期NEC［69.8%（30/43）比40.0%（10/25）］及广泛型NEC［27.9%（12/43）比8.0%（2/25）］、短期术后并发症［56.8%（21/37）比29.2%（7/24）］的发生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造瘘近端小肠剩余长度是NEC患儿肠造瘘术后并发症的保护因素（OR=0.764，95%CI：0.648~0.901，P=0.001）；而Ⅲ期NEC是其危险因素（OR=1.042，95%CI：1.004~5.585，P=0.017）。 结论 早发型NEC肠造瘘患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预后差；造瘘近端小肠剩余长度是NEC肠造瘘术后并发症的保护因素，而Ⅲ期NEC是其危险因素。

目的 探究老年人群咽喉反流性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并分析合并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0年6月至2022年7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行24 h咽喉pH值监测的患者，以及2017年3月至2022年7月于该院行24 h食管pH值监测结果阳性的患者。24 h咽喉反流监测结果阳性的为咽喉反流组，阴性者为非咽喉反流组；单纯合并胃食管反流病的肺炎患者为食管反流肺炎组，单纯合并咽喉反流性疾病的肺炎患者为咽喉反流肺炎组。收集患者的基本资料、共患疾病情况、用药情况及相关检查检验结果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群中咽喉反流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并分析其与肺炎发生的关系。 结果 最终纳入80例24 h咽喉pH值监测的患者，咽喉反流组34例均男性，年龄（73±12）岁；非咽喉反流组46例［男44例，女2例，年龄（78±11岁）］。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老年人群咽喉反流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70岁的人群（OR=13.07，95%CI：2.53~67.68）、体质指数（BMI）（OR=1.37，每增加1 kg/m2，95%CI：1.03~1.83）、服用安定类药物（OR=8.00，95%CI：1.40~45.73）、钙通道阻滞剂（OR=5.27，95%CI：1.13~24.53）均P<0.05；服用抑酸剂（OR=0.19，95%CI：0.04~0.90，P=0.035）是老年人群发生咽喉反流性疾病的保护因素。与非咽喉反流组相比，咽喉反流组的肺炎发生率更高［44.1%（15/34）比21.7%（10/46），P=0.033］。食管反流肺炎组共32例［男31例，女1例，年龄（84±12）岁］；咽喉反流肺炎组共15例［男15例，年龄（79±11）岁］；与咽喉反流肺炎组患者相比，食管反流肺炎组使用抗生素疗程更长［（27.7±27.0）比（14.6±13.9）d，P=0.034］，发生频率更高［（4.3±3.0）比（1.8±1.5）次/年，P<0.001］，最高体温更高［（38.2±0.9）比（37.6±1.1）℃，P=0.037］。 结论 老年人群咽喉反流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70岁、较高的BMI、服用安定类药物、钙通道阻滞剂。咽喉反流性疾病肺炎发病率更高，但肺炎病情较轻。

目的 探讨CT引导下经第三骶后孔置管阴部神经阻滞治疗阴部神经痛（PN）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4月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治疗的222例PN患者，根据患者治疗方法分为两组：经第三骶后孔置管阴部神经阻滞（观察组，n=101）和超声引导下阴部神经阻滞（对照组，n=121）。主要观察指标为术后90 d疼痛缓解率，次要观察指标为治疗后1、7、14、30、90 d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术后曲马多使用率、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和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治疗后90 d疼痛缓解影响因素。 结果 观察组男34例，女67例，年龄（49.8±16.0）岁；对照组男38例，女83例，年龄（43.7±14.0）岁；观察组患者术后90 d疼痛缓解率为38.6%（39/101），高于对照组患者的24.0%（29/121）（P=0.018）。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VAS评分均呈现时间与组别的交互效应（均P<0.05）。组内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1、7、14、30、90 d的VAS评分均低于治疗前（均P<0.05）；组间比较，观察组患者术后1、7、14、30、90 d的VAS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90 d的SAS评分为（51.5±6.2）分，低于对照组的（53.4±5.8）分（P=0.022）。两组患者术后曲马多使用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第三骶后孔置管阴部神经阻滞是PN患者术后90 d疼痛缓解的保护因素（OR=1.92，95%CI：1.05~3.48，P=0.033）。 结论 经第三骶后孔置管阴部神经阻滞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治疗方式，具有更高的术后90 d疼痛缓解率，不增加术后补救镇痛药物的使用率和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目的 探讨初诊多发性骨髓瘤（NDMM）合并骨髓纤维化（MF）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7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60例NDMM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合并MF分为MF组（n=74）及非MF组（n=86）。MF组进一步分为MF-1级组（n=47）和MF-2/3级组（n=27）。所有患者均采用以硼替佐米和免疫调节剂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方案，4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估，比较两组间的临床特征及预后。随访日期截至2022年12月30日，随访时间［M（Q1，Q3）］为23.5（14.4，40.5）个月。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生存率影响因素分析采用Cox风险回归模型。 结果 160例NDMM患者中，男91例，女69例，年龄［M（Q1，Q3）］为59（54，69）岁。MF组骨髓原/幼浆细胞、总浆细胞比例分别为9.6%（3.2%，28.5%）、36.4%（18.5%，51.1%），均高于非MF组的6.0%（1.2%，17.2%）、24.0%（12.0%，46.0%）（均P<0.05）；MF组血红蛋白（Hb）为 84.0（74.5，100.5）g/L，血小板（PLT）为（151.99±90.68）×109/L，均低于非MF组的96.0（81.0，112.0）g/L及（180.38±85.32）×109/L（均P<0.05），但两组患者国际分期系统（ISS）分期、染色体核型分析、荧光原位杂交（FISH）高危遗传学异常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间治疗客观缓解率（ORR）、总生存期（OS）及无进展生存期（P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MF-2/3级组患者17p-阳性率为25.9%（7/27），高于非MF组的8.1%（7/86）（P=0.049）。MF-2/3级组中位OS为25.0（95%CI：23.6~26.4）个月，短于非MF组的54.0个月（P=0.03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MF-2/3级不是影响NDMM 患者OS的危险因素（HR=1.507，95%CI：0.624~3.993，P=0.425）。 结论 合并MF的NDMM患者骨髓原/幼浆细胞、总浆细胞比例高于未合并MF患者，Hb、PLT低于未合并MF患者。合并2/3级MF的NDMM患者较未合并MF患者生存期短。

目的 探讨心脏骤停（CA）患者复苏后早期血清糖萼标志物水平和患者预后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以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21年9月至2022年10月发生CA后恢复自主循环（ROSC）超过24 h并且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CA后第24小时的血清用以检测血清糖萼标志物水平，包括硫酸乙酰肝素（HS）、透明质酸（HA）和黏结蛋白聚糖-1（Sdc-1）。按照CA后30 d的脑功能分级（CPC）将患者分为功能良好组（CPC=1~2）和功能不良组（CPC=3~5），以logistic回归分析血清糖萼标志物和神经功能预后的关系。以30 d生存结局重新将患者分组，即存活组和死亡组，以Cox回归分析血清糖萼标志物和患者30 d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共纳入71例患者，其中女31例（43.7%），男40例（56.3%）；年龄（59.0±17.0）岁。与功能良好组（n=22）相比，功能不良组（n=49）HS和HA水平均更高［HS：2 461.0（1 623.0，5 492.0）μg/L比1 492.0（914.0，2 550.0）μg/L，P=0.008；HA：124.0（97.0，365.0）μg/L比337.0（135.0，1 421.0）μg/L，P=0.033］；校正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高HS水平是CA患者30 d神经功能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OR=0.389，95%CI：0.182~0.828，P=0.014）。在30 d生存分析中，和生存组（n=39）相比，死亡组（n=32）的HS和HA水平要明显增高［HS：1 880.0（1 011.0，3 554.0）μg/L比2 500.0（1 726.0，6 276.0）μg/L，P=0.027；HA：162.0（99.0，537.0）μg/L比813.0（148.0，1 531.0）μg/L，P=0.025］；校正的Cox回归表明高HS和HA均是30 d死亡的危险因素（HS：HR=1.697，95%CI：1.126~2.557，P=0.011；HA：HR=1.336，95%CI：1.047~1.705，P=0.020）。 结论 CA后24 h血清HS可能用于预测30 d神经功能和死亡率；HA可能仅用于预测30 d死亡率；而Sdc-1对预后无预测作用。

探索灰区淋巴瘤（GZL）的临床和病理特征以及治疗方法及预后。回顾性收集2016年12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10例GZL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及病理学特征、治疗方法及预后转归情况。随访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随访时间［M（Q1，Q3）］为40.0（28.3，59.8）个月。疗效评估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疾病稳定（SD）、疾病进展（PD）。10例患者中男6例，女4例，年龄［M（Q1，Q3）］为33.5（27.3~39.5）岁。其中8例患者纵隔（胸腺）受累，7例伴结外受累。Ann Arbor分期局限期1例，进展期 9例。4例患者免疫表型为CD20强表达，CD30表达，CD15不表达；6例患者免疫表型CD20表达强弱不等，CD30和CD15强表达。1例患者给予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样免疫化疗后仅获得PR，后给予增强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样免疫化疗，获得CR。5例患者给予增强的DLBCL样免疫化疗，获得CR。4例未获得CR的患者接受二线或三线挽救治疗后均获得CR。全部患者均给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巩固治疗，其中1例患者在随访33个月时复发死亡，其余患者目前均维持持续缓解状态。本研究发现GZL多发生于年轻患者，纵隔受累常见，诊断依赖病理形态和免疫表型。GZL可能对DLBCL样强化免疫方案更敏感，序贯ASCT巩固治疗可降低患者的复发风险。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是一类病因不明的复杂三维脊柱畸形，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而需手术矫形。合适的融合矫形策略不仅能获得良好的矫正效果，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还能保留更多活动节段，维持患者脊柱的活动功能。然而，如何制定AIS的融合手术策略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脊柱侧凸分型系统的建立对于AIS的融合手术策略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而Lenke分型系统目前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AIS标准分型。近些年，大量学者在Lenke分型系统的框架下不断地完善和丰富了AIS的融合手术策略。因此，本文就基于Lenke分型系统的AIS融合手术治疗进展做一综述。

Klippel-Feil综合征（KFS）是以短颈、后发际线低和颈部活动受限为临床特征的先天性颈椎融合畸形，可合并其他多系统畸形。KFS合并心血管系统畸形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为心脏畸形（包括房室及间隔、心肌、心瓣膜、心包发育畸形及心脏传导系统异常），另一类为血管畸形（先天性主、肺动脉疾病、颈内动脉、椎动脉变异等）。因KFS准备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前充分地检查和评估，有助于掌握患者合并心脏及其他器官畸形的严重程度，及早干预，对麻醉及手术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回顾相关研究进展，对报告的病例及基因学检测进行综述，为今后临床更好地认识KFS合并心血管系统畸形提供参考，为进一步做好患者围手术期管理及开展遗传学研究提供思路。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而炎症性肠病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慢性肠道炎性疾病。有研究发现，帕金森病与炎症性肠病在流行病学方面存在相关性，同时也存在相似的病理生理机制，例如遗传因素、肠道炎症、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等。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是肠道内重要的功能组分，在帕金森病与炎症性肠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炎症性肠病的部分治疗药物对帕金森病有保护作用，粪菌移植、益生菌等肠道微生态调节方法在炎症性肠病与帕金森病治疗中均有一定前景。本文就帕金森病与炎症性肠病的发病风险、病理生理机制和治疗等进行综述，着重关注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在两种疾病中的变化，以期为更好研究帕金森病和炎症性肠病之间的关系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