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16卷第09期

低剂量胸部CT是肺癌筛查的首选方法，而定量CT（QCT）是利用CT数据进行对第1~2腰椎骨密度，肝脏脂肪含量和第2腰椎水平腹部脂肪面积等进行测量的方法，二者结合可以应用于健康管理，可以在筛查肺癌同时，进行骨质疏松，脂肪肝和肥胖的评价。中国健康定量 CT 大数据项目是前瞻性队列研究，已经采集了6万多人的低剂量胸部CT和QCT的数据，以及体检人体参数和血常规检查结果。通过分析这些大数据，他们总结出中国人群男性和女性的骨密度正常值和骨质疏松患病率，同时分析了腹内脂肪含量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以及骨密度与血清蛋白的相关性。中国健康定量 CT 大数据项目的实施表明低剂量胸部CT结合QCT在健康管理的应用前景和科研价值。

目的 了解中国健康定量CT（QCT）大数据项目2018—2019年入组人群的基线特征。 方法 以中国健康定量CT大数据项目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符合标准的入组人群为研究对象，骨密度和腹内脂肪的测量采用Mindways的定量CT Pro Model 4系统。描述性分析入组人群的年龄、性别、地区分布以及身高、体重、腹围、血压、血常规及血生化等健康指标的基线情况，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性别对骨密度和腹内脂肪年龄变化趋势进行趋势检验。 结果 经对主要指标的纳入排除标准及异常值筛选后，最终86 113例纳入本研究，入组率为92.47%，其中女性35 431例（41.1%），男性50 682例（58.9%），男女比值为1.43。总体年龄为（50.3±12.7）岁，男性为（50.2±12.8）岁，女性为（50.4±12.5）岁，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按地区划分，华东地区入组最多，共43 833例（50.90%），其次为华中地区16 434例（19.08%），东北地区最低2 914例（3.38%）。与主要研究结局相关的健康信息指标入组率基本在70%以上，且两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女性骨密度为（139.33±46.76）mg/cm3，男性为（135.90±36.48）mg/cm3，不同性别骨密度整体表现为随年龄递减趋势（均P<0.001）；女性腹内脂肪面积为（116.39±56.23）cm2，男性为（191.67±77.07）cm2，不同性别整体表现为随年龄递增趋势（均P<0.001）。 结论 基于QCT测量的基线骨密度和腹内脂肪均存在性别差异且年龄趋势不同，健康信息指标也有性别差异；此外，由于纳入数据的地区差异，也需考虑地区因素。

目的 探究中国成年男性人群定量CT（QCT）脊柱骨密度正常参考值和中国不同地区骨密度差异。 方法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和西南6个地区接受低剂量胸部CT肺癌筛查的男性人群，采用Mindways 公司的QCT系统测量腰椎椎体的骨密度。以10岁为1个年龄段，计算骨密度均值和下降率，按美国放射学院脊柱QCT骨质疏松诊断标准统计骨质疏松患病率。 结果 纳入男性50 682例，年龄为（50.2±12.8）岁（20~98岁）。中国男性总体脊柱QCT峰值骨密度（173.11±28.56）mg/cm3，出现在20~29岁，然后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在70岁之前，华南地区男性骨密度相对较高，华中和西南地区较低，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居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70~79岁和≥80岁2个年龄段各地区男性骨密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中国男性脊柱QCT骨密度总体下降约46.92%，40~49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加速。≥50岁男性骨质疏松总体患病率约为11.42%，其中西南地区和华中地区患病率较高（分别为14.72%和13.87%），华北和华南地区较低（分别为8.53%和7.71%）。 结论 建立了中国成年男性人群的脊柱QCT骨密度范围，华南地区骨密度值最高，华中地区骨密度值最低。

目的 建立中国健康成年女性人群定量CT（QCT）腰椎骨密度（BMD）正常参考值，并探究其地区差异。 方法 收集中国健康定量CT大数据项目符合纳入标准的健康女性人群35 431例。采用美国 Mindways 的定量CT系统，测量L1、L2椎体中心层面BMD，取平均值。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年龄段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女性腰椎BMD差异。按10岁年龄间隔，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之间两两比较。 结果 中国健康成年女性人群峰值骨密度出现在20~29岁年龄段［东北（183.01±24.58）mg/cm3、华北（188.93±24.80）mg/cm3、华东（187.54±27.71）mg/cm3、华南（186.22±33.72）mg/cm3、华中（176.33±24.91）mg/cm3、西南（182.25±28.00）mg/cm3］，随后随年龄增加呈下降趋势。各地区BMD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70岁以前，华中和西南地区BMD［（176.23±24.91）至（90.38±28.12）mg/cm3，（182.25±28.00）至（88.55±25.68）mg/cm3］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低于东北［（183.01±24.58）至（99.69±27.85）mg/cm3）、华北（188.93±24.80）至（95.89±26.12）mg/cm3］、华东［（187.54±27.71）至（95.65±27.86）mg/cm3］地区（P<0.01）；≥70岁各地区BMD趋于一致（P>0.05）。华中和西南地区在40~60岁年龄段BMD值接近（P>0.05），≥60岁各地区BMD均低于骨量异常值（均P<0.05）。≥50岁女性西南地区骨质疏松检出率最高（25.65%），华北地区最低（17.30%）。 结论 建立了中国健康女性人群的QCT骨密度参考值数据库，西南地区BMD值最低，华南地区BMD值最高。

目的 采用定量CT技术测量中国健康体检人群脊柱骨密度，探讨其与血红蛋白及人血白蛋白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健康定量CT大数据项目数据（China Biobank），脊柱骨密度测量采用 QCT Pro图像分析系统，所有合作中心均采用欧洲脊柱体模（NO.145）进行质量控制。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50 053例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年龄分为7组，收集研究对象一般资料、脊柱骨密度、人血白蛋白、血红蛋白，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骨密度与血红蛋白、人血白蛋白相关性。 结果 健康体检者骨密度随年龄增长均降低（P<0.05），血红蛋白、人血白蛋白、体质指数（BMI）在不同年龄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线性相关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男性健康体检者骨密度与血红蛋白呈正相关（分别r=0.086、0.101、0.076、0.090、0.072、0.123、0.100；均P<0.01）；而女性健康体检者部分年龄组骨密度与血红蛋白相关（分别40~49岁组：r=-0.027；70~79岁组：r=-0.077；均P<0.05）；部分年龄段健康体检者骨密度与血白蛋白相关（其中男性分别为30~39岁组：r=-0.048；40~49岁组r=-0.027；70~79岁组r=-0.051；女性分别为30~39岁组：r=-0.044；40~49岁组r=-0.042；50~59岁组r=-0.086；70~79岁组r=-0.070；均P<0.05）。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年龄、BMI后血红蛋白水平是男性健康体检者骨密度正常（OR=1.022，95%CI：1.017~1.027）、骨密度减少（OR=1.012，95%CI：1.007~1.016）的保护因素；血白蛋白是女性健康体检者骨密度正常（OR=0.926，95%CI：0.905~0.948）、骨密度减少（OR=1.006，95%CI：0.951~1.011）危险因素。 结论 中国健康体检人群骨密度与血红蛋白、人血白蛋白存在相关性。血红蛋白是男性健康体检者骨密度保护因素，人血白蛋白是女性健康体检者骨密度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长沙地区职业人群腰围和高尿酸血症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纳入2014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连续体检4年及以上的70家单位共1 197例员工。以2014年1月1日—12月31日的体检数据作为基线数据，2015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的数据作为随访数据。按照四分位数间距，将受试者根据腰围分为4组：第1四分位数（Q1），男性<77 cm，女性<68 cm；第2四分位数（Q2），77 cm≤男性<82 cm、68 cm≤女性<73 cm；第3四分位数（Q3）82 cm≤男性<87 cm、73 cm≤女性<78 cm；第4四分位数（Q4）：男性≥87 cm、女性≥78 cm。其中Q1为对照组，Q2、Q3、Q4为暴露组。对总人群、男性人群、女性人群分别建立3个模型，模型Ⅰ不调整混杂因素，模型Ⅱ调整年龄、性别、体质指数的混杂（男性人群和女性人群不调整性别），模型Ⅲ调整年龄、性别、体质指数、高血压、空腹血糖、血肌酐、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混杂。采用Cox回归分析比较不同腰围水平人群4年内发生高尿酸血症的风险比（HR）和调整风险比（aHR）及其95%可信区间（CI）。 结果 1 197例研究对象平均随访（2.05±1.18）年，共随访2 448人年。总人群4年共发生高尿酸血症208例（女45例/男163例），4年累积发病率17.4%（女6.4%/男33.3%），发病密度84.9/1 000人年（女31.8/1 000人年，男157.6/1 000人年）。Q1~Q4组分别随访626、609、629、584人年，4年发生高尿酸血症15、30、59、104例，4年累积发病率分别为5.5%、9.2%、20.8%、32.8%，发病密度分别为24.0/1 000人年、49.3/1 000人年、93.8/1 000人年、178.1/1 000人年。与Q1组相比，Q4组高尿酸血症发生风险增高，HR（95%CI）为2.70（1.81~4.04），P<0.05。总人群调整了混杂因素后，高尿酸血症的aHR（95%CI）为2.12（1.39~3.24），P<0.05。按照性别分层并调整混杂因素后，这种风险仍然存在，与Q1组相比，男性人群和女性人群Q4组高尿酸血症的aHR（95%CI）分别为1.91（1.18~3.09）和2.93（1.14~7.56），均P<0.05。 结论 随着腰围的增加，单位职工高尿酸血症的发病风险增高。

目的 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老年人社区临终关怀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 方法 运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于2020年9—11月对北京市朝阳区4个片区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564例老年人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倾向特征、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3个维度，应用χ2检验、秩和检验分析老年人社区临终关怀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同时基于安德森理论，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及效应大小。 结果 户籍、职业、社区养老服务了解程度、社区就医便捷认同度、社区卫生服务减轻家庭负担认同度、社区卫生服务改善自身健康认同度、社区临终关怀服务了解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收入满足程度、前一年自付医疗费、居住状态、社区就诊费用接受度、社区医护人员数量满意度、健康状况自评、过去2周是否患病以及患慢病种类数均是老年人社区临终关怀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均P<0.05）。在安德森模型3个维度中，使能资源可直接产生影响，也可通过需求因素间接产生影响，总效应值为0.404；需求因素可直接产生影响，效应值为0.193；倾向特征可通过使能资源和需求因素间接产生影响，总效应值为0.176。使能资源维度中社区卫生服务就诊费用接受度影响最大（FL=0.535），需求因素维度中患慢病种类数影响最大（FL=1.018），倾向特征维度中社区卫生服务减轻家庭负担认同度影响最大（FL=0.612）（均P<0.05）。 结论 影响老年人社区临终关怀服务需求的因素和作用路径多样，其中社区卫生服务就诊费用接受度、患慢病种类数、社区卫生服务减轻家庭负担认同度影响较大。

目的 分析学龄前患儿哮喘复发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2019年1月—2020年12月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儿科住院部160例学龄前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进行规范化治疗后停药随访1年，剔除失访与退出6例，最终纳入154例，根据有无复发分为复发组（91例）与未复发组（63例）。收集与记录患儿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患儿哮喘复发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对应的干预策略。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哮喘患儿在监护人文化程度、哮喘家族史、哮喘严重程度、共存过敏性鼻炎、共存鼻窦炎、规范用药疗程、联合用药情况、停药季节、坚持定期复诊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儿监护人文化程度低（初中及以下）（OR=1.960，95%CI：1.714~2.206）、有哮喘家族史（OR=2.277，95%CI：1.850~2.705）、共存过敏性鼻炎（OR=2.034，95%CI：1.520~2.548）、重度哮喘（OR=1.866，95%CI：1.026~2.707）、春冬季节停药（OR=1.861，95%CI：1.704~2.018）是哮喘复发的危险因素，而规范用药疗程>12个月（OR=0.465，95%CI：0.304~0.712）、联合用药（OR=0.458，95%CI：0.297~0.705）、坚持定期复诊（OR=0.559，95%CI：0.389~0.803）是患儿哮喘复发的保护因素（均P<0.05）。 结论 哮喘家族史、是否共存过敏性鼻炎、哮喘严重程度、是否坚持定期复诊以及是否规范、联合用药等为影响学龄前患儿哮喘复发的主要因素，临床可据此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

目的 分析美国医学研究所（IOM）妊娠期体重增长指南对成都市双胎妊娠女性的适用性。 方法 选取2013年1月—2019年12月成都市所有助产机构活产分娩且孕周≥28周的1 862例双胎妊娠女性及其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参考IOM妊娠期体重增长指南有关双胎妊娠的体重增长推荐值分为低于推荐值组（880例）、符合推荐值组（839例）和高于推荐值组（143例），利用成都市妇幼健康信息“一卡通”系统提取基本信息。采用χ2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3组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妊娠期并发症和围产期不良结局，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体重增长与妊娠期并发症和围产期不良结局的关系。 结果 72.8%（611/1 862）的女性孕前体重正常，低于推荐值组、符合推荐值组、高于推荐值组妊娠期体重增长值分别为（11.8±3.4）kg、（18.8±2.6）kg、（26.1±2.9）kg。低于推荐值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最高（71.0%），符合推荐值组次之（61.3%），高于推荐值组最低（51.0%）（P<0.001）；3组在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胎膜早破、极低出生体重、早产、极早产、5 min阿氏评分以及新生儿出生7 d内死亡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符合推荐值组相比，低于推荐值组分娩出低出生体重儿的概率更高（OR=1.62，95%CI：1.32~2.00），高于推荐值组分娩出低出生体重儿的概率更低（OR=0.63，95%CI：0.44~0.91）（均P<0.05）。 结论 IOM妊娠期体重增长指南对改善成都市双胎妊娠的并发症和围产期不良结局有一定适用价值，尤其在改善新生儿出生低体重方面。

近年来，我国健康体检机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健康体检数据量持续增长，为健康体检大数据发展及进一步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数据挖掘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进一步加速了健康体检大数据的应用模式革新。本文分析了大数据推动健康体检模式发展与变革的有利环境，并对健康体检大数据的应用在提升健康体检机构信息管理水平、体检医生健康诊断效率、体检者健康管理水平、健康体检大数据在应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价值挖掘、健康促进等相关影响因素展开了讨论。

目前肺栓塞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第三大原因。由于肺栓塞发病隐匿，临床症状不具有辨识性，以致早期或急性发作时易被漏诊误诊，从而延误肺栓塞患者的最佳救治时间，病死率居高不下。本例体检时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显示右心扩张，三尖瓣大量反流，肺动脉高压（70 mmHg，1 mmHg=0.133 kPa）；进一步加做下肢深静脉及肌间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显示双侧腘静脉云雾状回声，双下肢股静脉未见明显异常。立即行CT肺动脉造影，结果显示：双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多发充盈缺损影，双肺下叶膨胀不全，诊断为肺动脉栓塞。即住院给予抗凝、溶栓、改善循以及降血压等治疗，治疗14 d后，一般情况良好。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居全球致死性疾病第3位。近年来，为推进对慢阻肺进展的认识及为慢阻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国内外开展了一系列大型的慢阻肺队列研究，包括COPDGene、ECLIPSE、SPIROMICS和COMPASS研究。本文简要介绍以上4个队列的基本情况，并重点阐述肺功能检查在队列研究中的应用状况，主要内容包括：（1）肺功能指标的稳定性及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随时间的变化；（2）支气管舒张剂反应性作为慢阻肺表型特征的探索；（3）小气道功能指标、衍生指标及非肺量计检查指标的应用；（4）特殊类型的肺功能障碍；（5）肺功能与临床预后、影像学、生物标志物等因素的相关性分析。通过学习，加深对慢阻肺异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延伸及拓展肺功能在慢阻肺的应用研究，为今后提高我国慢阻肺临床研究质量提供参考。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在组织中的不断积累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生和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糖尿病所引发的肌肉组织相关并发症也被认为与AGEs高度相关。机体中主要存在骨骼肌、心肌和平滑肌等三种不同的肌肉组织，当AGEs在这三种肌肉组织中累积时，将严重影响其结构和相关功能。然而，AGEs所导致的不同肌肉组织发生功能障碍的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本文对AGEs对骨骼肌、心肌和平滑肌等不同肌肉组织的影响方式及作用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糖尿病肌肉组织相关并发症的诊断、治疗和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超过80%的临床决策会涉及临床实验室化验结果，化验结果的正确解读将直接影响临床诊疗决策，而参考区间（RI）和临床决定值（CDL）是用于支持化验结果解释的重要标准。RI描述了某一化验指标测量值在健康参考人群中的分布，而CDL则涉及特定疾病的诊断，或与不良临床结局的风险相关。由于临床实践中常常会混淆这两个概念，如错误地将高于RI上限值作为临床决策阈值等，因此有必要澄清RI与CDL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RI是基于健康人群参考值分布范围建立的，因此化验结果不在RI范围内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提示异常，而不一定意味着患病，是否患病或需要临床干预，常常需要额外的医学随访和综合评估。相比之下，CDL则与特定不良临床结局的发生风险相关，CDL是基于临床患者和疑似患者，对比金标准诊断结果或临床结局建立的，患者化验结果超过CDL阈值时，可以支持诊断或治疗等临床决策的制定。过去20年，国际临床实验室主要关注RI的建立，发布了RI建立与验证的方法学流程，很多国家在此基础上开展多中心研究针对临床常规化验指标建立了RI。如何建立适用的CDL，尚无达成共识的方法学流程，但基于临床结局的真实世界数据挖掘可以推动CDL的制定。本文一方面描述了RI和CDL这两种重要的实验室医学标准的异同，清楚地解释了其定义及制定过程，一方面希望推动我国临床科研工作者积极开展CDL相关研究。